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科论文,史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8-0095-06
中国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对史学进行反思的“史学史”之因素很早就产生了， 但作为一门学科，在20世纪以前，中国史学史却没有产生，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个问 题才被提出来。本文论述的是这门学科的产生经过。
一 中国史学史学科产生的学术背景
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是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并逐步为人们所接受的。它的产生 ，既为中国史学近代化所必需，又是史学近代化的必然结果之一，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 。
(一)“史界革命”与文化史的兴起
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参加变法的志士仁人已感觉到从思想 上来改造国民的必要性，认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1](p277 )。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这是他试图重新撰著中国通史所阐发的基 本理论。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更是他创建新史的宣言书，是对《中国史叙论》的 进一步补充。《新史学》开宗明义即云：“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 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2]梁启超的这两篇文章，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具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它们吹响了史学革命的号角，把中国史学从此引入一个新时代。
“新史学”那时即将形成一种思潮，并非梁氏一人的史学思想。1900年，章太炎写作 《中国通史略例》，就提出要编修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目的是为了“大端 令知古今进化之轨”，“振厉士气，令人观感”。[3](p329)这反映了他当时作为资产 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时，也说明他接受了进化史观的影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 学》之后不久，汪容宝又发表《史学概论》，虽然篇幅不大，但涉及面很宽，是参考日 本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讲义编撰的。1903年，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先后 有六种译本。[4](p47-56)1907年，吴渊民编译了《史学通义》，张玉涛译述了坪井九 马三的《史学研究法》部分章节，吕瑞庭、赵遽璧编了《新体中国历史·叙论》。1909 年，曹佐熙著有《史学通论》。这些史学理论著作的出版，都对新史学思潮的发展产生 了影响。
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尽管在不同著作中有一定的差别，并且资产阶级革命派和 改良派还以史学为工具，进行了多年的论战，但毕竟表现出共同的特点：1、认为历史 是不断进化的，不是循环的、退落的。2、史学的意义是研究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 。3、坚决摈弃旧史学以王朝更替和一姓兴衰为核心的做法，而主张以“叙述人群进化 之现象”为主旨，写民史、社会制度史、文化史等等。4、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认为历史研究要借助于他种学科。这四个特点，第一项指历史观点，第二项指史学功 用，第四项指研究手段。第三项则是史学研究的内容。也就是说，新史学已把民史、社 会制度史、文化史等作为其研究的基本内容了。夏曾佑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 培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都反映出研究内容的这种转变。
1916年后，随着一些留学生的归国，史学界再度活跃起来。特别是五四运动，迅速掀 起新文化运动，把新史学推向第二个高峰，史学革命继续深化。胡适带来了杜威的实验 主义，并将实验主义运用于史学研究，提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史方法。 他于1919年2月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书，为用实验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作 了示范，在当时影响很大。李大钊是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1919年，他在《新青年》发 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以后又发表一系 列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指出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自有 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 新纪元。”[5](p133)“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此种思想，久已广布于世间 ，这实是史学界的新曙光。”[5](p208)1924年，他出版《史学要论》，奠定了中国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何炳松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以介绍美国鲁宾逊的《新史 学》而知名，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法方面用力颇勤，做出了贡献。梁启超1920年从欧 洲游历归来，潜心著述，在史学理论方面又有发展，出版著作多种，影响较大。其他如 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都受到进化史观的影响，通过治史实践，提出了有价值的历 史研究法。要而言之，至20年代，新史学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封建旧史学已奄奄一息 了。这一时期，文化史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视。
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 我们的‘国故’”[6](p6)，“‘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它)又包含‘国渣’”[6] (p6)。他说，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 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他认为要对国学 进行系统的整理，很重要的一点是进行专史式的整理，他说：“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 ，至少有这样的系统，中国文化史：(一)民族史 (二)语言文字史 (三)经济史 (四) 政治史 (五)国际交通史 (六)思想学术史 (七)宗教史 (八)文艺史 (九)风俗史
(十)制度史。”[6](p6)胡适认为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这种子目的研究是学 问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显然，提出用专史的形式完成中国文化史，受到近代西方学 术分科思想的影响。
李大钊在史学理论上对“历史”、“历史学”作了新的解释，说：“历史是不断的变 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5](p204)历史学“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 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5](p206)。这就从理论上肯定了“文化史”在历史学中的 地位。李大钊把历史学分为普通历史学(广义的历史学)和特殊历史学。所谓特殊历史学 ，就是研究人类生活的产物的文化，包括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宗教、文学、哲学 、美术、教育等。特殊历史学也有两个层次，即这些文化的记述部分和理论部分。记述 部分分别叫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理论部分分别叫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 。李大钊还说：“对于综合这些特殊社会现象，看作一个整个的人文以为考究与记述的 人文史，或文化史(亦称文明史)，尚有人文学或文化学成立的必要。”[5](p217)以后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授的中国文化史就是这种文化史。由此可见，在史学近代化过程 中，“史学工作的主要内容变了”，“注意力转移到所谓‘文化史’方面”。[7](p103 )“史学史”作为文化史的分支，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提出的。
文化史是史学革命、史学近代化的产物。而史学革命本身就包含着除旧布新，对史学 遗产进行批判总结的因素。胡适在谈整理国故的步骤时，提出“结帐式的整理”，说： “一种学术到了一个时期，也有总结帐的必要。……结帐是(1)结束从前的成绩，(2)预 备将来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预备普及的，后者是预备继长增高的。”[6](p8)梁启超 在《新史学》中倡言“史界革命”，其第一节就是“中国之旧史”，虽着眼于批判，但 写这节本身却包含“史学史”的思想。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能否从文化史中凸现出来， 取决于史学革命的程度。
(二)关于专史与通史之关系的认识
编写新的中国通史，是史学革命的重要表现，因为通史代表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20 世纪初，章太炎、梁启超都有撰著中国通史的计划，并切实做了一些工作，但都没有完 成。夏曾佑以章节体撰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为《中国古代史》)，也仅写到隋 朝。这不能不说是早期新史学的缺憾。
对梁启超来说，通史一直是他的最高的治史追求。继《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之 后，梁氏注重地理、民族、年代之研究，许多著作的写作都在向通史方面努力，如1902 年发表论地理的一组文章：《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 势论》、《地理与文明的关系》，是他通史理论中关于“地势”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 1906年写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及1922年写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其 通史理论中关于“人种”内容的深化。以后他又著有《地理与年代》，是关于历史基本 要素的理论阐发。在《三十年自述》中，他说：“欲草—中国通史以助爱国心之发达。 ”并拟有《中国通史目录》。在他的残稿存目中，有“国史稿”、“中国通史稿”等。 晚年著作《太古及三代载记》、《记夏殷王业》、《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及其中 的大量附录，都是他著述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中国学术通史，也是他的史学研究之大宗 ，然相比之下，他更看重中国通史。他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也很突出，然那不过是他的“ 治史之器”。
何炳松在20年代介绍欧美史学理论、历史研究法也很努力，影响颇大。但其用意是为 编撰通史作准备。他编著的《历史研究法》、《通史新义》，都非常重视对通史编撰的 探讨。他说：“新史学的最后目的自然在要求产生一部‘尽善尽美’的全国国民都应该 也都能够阅读的通史。”[8](p704)然而，通史编纂，决非易事，靠一人之力难以完成 。何炳松、梁启超都认识到通史的编纂需要专史作基础，需要专门史家的通力合作。何 炳松说：“专史家和通史家应该合作。所谓专史家就是专究人类活动中某一部分的人。 他们当然有自成一家独立存在的理由，因为他们研究所得的结果可以供给通史家作综合 功夫的参考。但是专史家要研究某一类人类活动演化情形的时候，也不能不求助于通史 家，因为通史家能够说明一个人类社会中各类活动的共通性怎样，他们相互间的因果关 系怎样，这都是专史家应该具备的知识。这样看来，专史家必须与通史家合作起来，我 们才可希望做出一部理想的人类社会进化史。”[9](p201)他认为，要想做一部理想的 中国通史，应该从研究小规模的问题着手，先产出许多专篇著作来做基础才行。因为中 国通史规模太大，非常困难。他批评研究历史的人所抱的野心太大，以为要想整理中国 史总要从全部做起，好像不如此，就不配称为历史家，因此人人都想编一部中国通史， 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成功。[9](p165)何氏以后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拟了一个中国通史的 计划，预定请国内若干历史学者们通力合作。全书分作二百多章，每章自成一书，可惜 只出版了三四十本即遇到“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毁，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重在论述通史的做法。但梁氏在论述中已清醒地认识 到了通史与专史的关系。他说：“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 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10](史之改造)“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 ，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10](史之改造)如果说梁氏此时因为倾心于通 史而无暇考虑专史的话，那么几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1926—1927年，梁氏再次 讲历史研究法，自谓这次所讲，与几年前讲的不同。他把这次讲的，称为“补中国历史 研究法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前次是说明一部通史如何做法而已，此次讲演较为详 细，偏重专史如何下手”。[11](绪论)这里再次说明了通史与专史的关系：“因为作通 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 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11](绪论)从以上何炳松、梁启超的论述和认 识，可以看出，为着通史的建设，人们已把研究的重点转移至专史上来了。通史的内容 自然是以文化史为主，专史则是文化史的各个分支。因此，专史的发达，与通史的建设 、文化史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学作为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理当成为研究的重要 内容。可见，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至20年代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
二 梁启超的功绩
最早明确地把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提出来的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 ，他首次提出“史学史的做法”，说：“中国的史书既然那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 有专史去叙述它，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 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他还提 出了具体的构想，说：“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 家，三、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11](五种专史概论)梁氏的这个 提议，打破了长期以来史学史自发存在的局面，开始将它纳入学科建设的轨道。
梁启超将“史学史”视为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与它并列的还有道 术史(即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他说：“中国学术不能靠一部书包办，最 少要分四部”；“四部合起来，未尝不可；然性质既各不同，发展途径又异，盛衰时代 又相参差，所以与其合并，不如分开”。[11](五种专史概论)史学本是社会科学的一种 ，为什么将它独立出来呢?在讲“史学史的做法”时，梁氏一开始即作了说明：“史学 ，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厉害， 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11](五种专史概论)他在具体讲“文化专 史及其做法”时，对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都讲得很少，就是他向来重视研究的宗 教史和道术史，也讲得不多，而惟独“史学史的做法”部分，讲得很详细，占的篇幅也 最大。可见，他对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看得特别重要。
中国史学史的萌芽在传统史学的母体中早已孕育，随着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它日益 发育为一门专史，至20世纪20年代，其发育已臻成熟。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中明确地把中国史学史作为专史提出来，也就是宣布了这门专史的诞生。梁氏在这里 担当了“中国史学史”诞生的助产婆的角色，或者说是“中国史学史”奠基的揭幕人。
“中国史学史”为什么是由梁启超最早提出?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具体而微地揭示中国 史学史的产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有以下几个因素：
1.文化史的发展使中国史学史作为近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成为可能。梁启超重视文化 史的研究，对文化史的分科研究也很赞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论述“专史的做法 ”，包括五种专史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文 物的专史包括政治专史、经济专史、文化专史。文化专史下又分为语言史、文字史、神 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否合理且不说，重要 的是他对自己的划分提出了理由，作出了解释，表明他有自觉的分科研究思想。他明确 地说，分科研究，“比泛泛然作通典通考要切实得多，有价值得多”[11](五种专史概 论)。
2.通史建设的宿愿使他晚年更加重视专史的研究。这点上文已述，不再赘论。
3.通史建设的要求使他更加重视对传统史学的总结。《新史学》中有“中国之旧史” 一节；《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在第一章简略论述了“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之后，第 二章即为《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然后才是“史之改造”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样的写 法本身说明，梁启超认为要改造旧的史学，建立“新”的史学，必须首先对过去史学发 展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他还说：“凡治各专门学之人”，“当思人类无论何种文 明，皆须求根底于历史。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 种系统，终未由明了”。[10](史之改造)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对中 国史学史叙述得已相当完整，尽管不过一万四千字，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的雏形。到《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梁启超对总结传统史学的意义的认识更为明确，说：“无论 何种学问，要想对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作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 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 问发达到何种程度。”[11](文物专史做法总说)
4.深厚的学术史修养为他打下了提出“史学史”的知识基础。梁启超在学术史方面造 诣很深，1902年发表学术史通论性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中国学术思 想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胚胎时期、全盛时期、儒学统一时代、老学时代、佛学时代、 近世学术。撰著学术通史，也是梁氏高悬之目标：“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 未成。”[12](第二序言)在《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序言》中，他把中国学术史，以时代 和内容为根据，分为五期。他在学术史方面的著述确实很丰。学术史中包含很多史学史 的内容，而且在其20年代的学术史著作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里，史学史的内容得到了加强。深厚的学术史修养，是他能够提出“史学史”之专史的 必要的知识基础。
关于“学术思想史”的做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认识与此前有所不同。此前 按阶段划分，如先秦学术、两汉六朝及魏晋玄学等，此时则按内容性质分类。所以尽管 梁氏很早就重视学术史的研究，却没有把“史学史”自觉地提出来。而一旦当他的研究 重点集中到专史上，他立即认识到历史典籍在中国文化遗产中的分量，意识到中国史学 史之成为专门学问的必要性。
上述梁启超所具备的四个因素，决定了他成为最早提出“中国史学史”的人。从梁启 超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这件事本身可以看出，中国史学史的产生，涉及多方面的因素。 社会革命、学术发展、史学家个体都在其中起到了各自的作用，并且三者相互影响。梁 启超还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基本内容作了论述，提出了关于编写中国史学史的某 些困难、原则，并就分期问题表述了初步看法，为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其他人的贡献
在推进中国史学史学科产生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著名史学家也做出了贡献，突出的有 朱希祖、李大钊、何炳松、柳诒徵等人。
在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前六七年，即1919—1920年间，朱希祖在北京大学史 学系开设了“中国史学概论”一课，并编写了讲义。(注：该讲义由重庆独立出版社194 3年出版，改名为《中国史学通论》，附录论文两篇：《太史公解》和《汉十二世著纪 考》。)内容包括《中国史学之起源》、《中国史学之派别》、《历史哲学》三篇。以 后在其他大学讲授此讲义时，删除了《历史哲学》部分。从其内容看，该讲义带有中国 史学史的性质。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他认为历史之法，必为治历明时者所创。关于史 的本义，许慎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以后江永、吴大澂、章太炎等又各有解释。朱氏认为所谓“记事者”，就是后世之书记官，而不 是历史官。著作历史，在东汉以前，没有历史官专职，至曹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隶 中书。晋元康初，改隶秘书，专掌史任。南朝梁、陈时，又设置史学士，自此，才出现 专职的历史官。他以德国人郎伯雷希脱(Lamprecht今译为兰普勒希特)的理论为指导， 说中国史学的发展是“诗最先，纪传次之，谱系又次之，年代记最后”[13](p21)。关 于中国史学的派别，他认为有记述主义和推理主义。记述主义史学在中国有长足发展， 而推理主义自汉以后，渐次衰微。也就是说，中国史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发达，而在 历史哲学方面发展不足。他把中国史书体裁分为六类，说六类之史，皆由简单而趋于复 杂，又由混合而趋于分析。他还提出要重视现当代史的写作。要之，朱氏的《中国史学 通论》，从史官、史书体裁的变化两个方面阐述了史学的成立和发展，勾勒出了中国史 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貌，虽然还很简略，却有筚路蓝缕之功。
朱希祖是北京大学1918年成立史学系后的首届系主任，在任期间，自觉推进史学的“ 科学化”，注重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引入史学研究。罗香林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 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 、社会诸学；而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14]朱希祖的《中国史学 通论》是为推进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而开设的，对认识中国史学的过去，建设新史学 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运用德国史学家兰普勒希特的理论，开启了以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 中国史学的先河，对后人产生了影响。
1926年，柳诒徵也撰写一本《史学概论》，内分七章，分别是《史学之范围》、《古 史》、《正史》、《近世史》、《编年纪事分类之史》、《地理》、《史学书》，共约 一万二千五百字。虽是商务印书馆函授社国文科讲义，其内容大都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 论述。他在这年还发表《中国史学之双轨》，对中国史书的渊源流变进行了分析和归类 ，说：“吾观近制，冥符古谊，剖析本末，标曰双轨。一则类举件系，原于《世本》； 一则以时属事，本之《春秋》。视刘氏所陈，六家二体，尤为简要，贯通古今焉。夫史 域虽广，类例无多，较其大凡，不越二辙。”[15]柳氏在20年代的史坛上具有一定的影 响，如后人所评论的：“盖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大学之主史学讲座者，若北大之朱希 祖、钱玄同，清华之梁任公、王静安、陈寅恪，皆一时之选；而先生(指柳诒徵)讲学南 雍，隐然与之鼎足而三。”[16](p27)所以，他此时关于史学史的有关论述，也是不应 忽视的，也是史学变革时期总结传统史学的组成部分，尽管观点有些守旧。
继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后，李大钊又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 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这是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初步成果， 显示出唯物史观对科学地解释历史的巨大作用。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 了“史学思想史”(注：这门课属于北京大学史学系规定的必修课“欧美史学原理”的 内容。据傅振伦回忆说，李大钊之后，陈翰笙又接替讲类似的课程。(傅振伦：《学习 的回忆》，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7月))。该课程 讲义有以下内容：一、史观。二、“今”与“古”。三、鲍丹的历史思想。四、鲁雷的 历史思想。五、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六、韦克及其历史思想。七、孔道西的历史思想 。八、桑西门的历史思想。九、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十、唯物史观 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十一、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 李大钊论述的主要是近世欧洲的史学思想史，其核心的问题就是唯物史观是如何产生和 发展起来的，进而论述它对于历史研究、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历史观本身也 有它的历史，而且其历史有一定的方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 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 ，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 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 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5](p70)李大钊以七个专题，论述 了八个西方学者的历史思想，涉及到三十多位西方史家。八位学者对唯物史观和科学历 史学的形成皆有贡献，李大钊努力挖掘他们的进步思想，肯定他们的功绩，给予他们一 定的地位。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虽非中国史学史，但它研究的是史学的灵魂——历 史观、历史思想的历史，所以，在“中国史学史”的早期开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以 后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讲义和演说的基础上，李大钊于1924年5月 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出版了《史学要论》。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在20世纪中国史 学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讨历史学基本理论的光辉 之作。
李大钊的这些史学活动和理论建树，表明在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已加入了改 造中国旧史学的行列，将世纪之初的史学革命继续向更高层次推进。“史学思想史”则 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史学学科建设上的重要反映。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李大 钊也是揭开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序幕的人之一。
以西洋史学史为借鉴，从事中国史学史之建设，这是何炳松研治中国史学史的特色。 何氏曾留学美国数年(1913—1916)，对西方史学有深入的研究。1924年，他翻译的《新 史学》的出版，标志着20世纪初通过日本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终结。1925年，他与郭斌 佳开始合作翻译美国绍特韦尔(James Thomso Shotwell)著的《西洋史学史》(An Intro 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何炳松在《译者序》中这样写道：“译者窃不 自量，尝思致力于中国史学史之编辑，以期于吾国之新史学界少有贡献。唯觉兹事体大 ，断非独力所能奏功，且此种研究为吾国学术上之创举，尤非先事介绍西洋新史学之名 著不足以资借镜。译者近来有编译《西洋史学丛书》之计划，其故盖即于此。译者抱此 宏愿大业以数载于兹，终以谋生未遑无从下手。”[14]这段话反映了何氏的心愿，那就 是想编辑一部中国史学史，并把这一工作视为对新史学的贡献。翻译《西洋史学史》， 是为做这一工作提供资鉴。在他计划编译的《西洋史学丛书》里，还有一部书是英国史 学家古奇(Gooch)著的《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 neteenth Century)。该书也是由郭斌佳协助翻译，并完成过半，自谓“不期年当可脱 稿”。对这两本书，何氏寄予深意，说：“吾人得此二书，则译者计划中之西洋史学丛 书可谓规模粗具矣。岂非平生一大快事哉?”[1]上述两部西方史学史著作，一部详于西 方上古及中古史学史，另一部则是近世的西方史学史，二者合起来具有贯通的价值。可 见，何氏编译这套丛书，意在“中国史学史”的建立。何氏本意虽是为撰写中国史学史 提供参照，但客观上却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打下了基础。以后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 ，它的意义越来越明显。
何炳松1925年就有撰著中国史学史的志愿，说明他的中国史学史的专史意识是比较早 的。1926年下半年，他在上海大厦大学讲授“史学通论”课程。1928年冬，他应上海中 国公学史学会的邀请，就中国史学的演化作了讲演，并开始研究宋、元学术思想，为写 一部中国史学史作准备。他在《浙东学派溯源·自序》中写到：“著者所以要研究这一 段中国学术史，本有他的动机。当民国十七年时，他很想立志去述一部《中国史学史》 ，当时他想研究中国史学史北宋以前的一段是比较简单而容易，南宋以来的一段却就茫 然无头绪了，因此他就先去研究南宋末年浙东诸家的学说，同时并亦研究程朱陆三家的 学说。”[18](p8)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出版计划中，列有何炳 松著《中国史学史》，并刊出出版预告，但始终未见此书出版。这些事实说明，何炳松 对“中国史学史”的建设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并付诸了行动。他对刘知几《史通》和章学 诚的《文史通义》都有研究，先后撰有《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史通>评论》 、《章学诚史学管窥》、《增补章实斋年谱序》等论文。刘知几、章学诚是我国传统史 学前后两个时期史学理论总结的代表。“吾国先哲精研史学者，以刘知几、章学诚二氏 为最著。”[19](p2)何氏对二氏史学著作的研究，是他从事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表现。何 炳松对中国史学史的重视，反映出西洋史学对中国史学史产生的影响。
综上所论，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末经过一些著名史学家的倡导和 努力，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基本树立起来。30年代，中国史学史专著虽未出现，但有 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大量的史学通论著作的出版，而这些著作，大都包含史学史的内 容。另外，在一些学术史类的著作中，史学史的内容也占有一定的篇幅。这一时期还发 表了一定数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在教学上，一些著名教授在大学里开设此课并印 发了讲义。40年代，发表有关论文更多，达220多篇，从先秦史学到民国时期的史学， 均有研究文章问世。4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魏应麒、王玉璋、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 。此外，还有几部著作，如傅振伦的《中国史学概要》、蒋祖怡的《史学纂要》、方壮 猷的《中国史学概要》、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周谷城的《中国史学之进化》等 ，虽未标明“中国史学史”，但从其内容看，也属于中国史学史的范畴。中国史学史的 教学在这一时期有了更大范围的开展。教育部把金毓黻著的《中国史学史》定为大学用 书。至此，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的产生，是历史学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自觉性达到新的高度的表现。
收稿日期：2000-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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