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进入翰林院的诗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翰林院论文,诗史论文,意义论文,王士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康熙十七年(1678)，王士祯进入翰林院。这年正月二十二日，“（康熙）令学士喇沙里（笔者按：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传谕学士陈廷敬、户部郎中王士祯，各携所作诗稿进呈。上御懋勤殿召见，命各赋诗二首，赐膳而退”①。翌日，又谕内阁吏部：“王士祯诗文兼优，著以翰林官用。”授翰林院侍讲，未任，改侍读（《渔洋山人自撰年谱》）②。自此，王士祯开始了平步青云的仕宦生涯。
其实，早在两年前即康熙十五年(1676)，圣祖就开始向群臣询问诗文兼优之士。十六年(1677)，又就这个问题多次征询大臣的意见。王士祯《召对录》记载：
康熙丙辰（十五年），某再补户部郎中。居京师。一日，杜肇余臻阁学谓予曰：“昨随诸相奏事，上忽问：‘今各衙门官读书博学善诗文者，孰为最？’首揆高阳李公（霨）对曰：‘以臣所知，户部郎中王士祯其人也。’上颔之，曰：‘朕亦知之。’”明年丁巳（十六年）六月，大暑，辍讲一日。召桐城张读学（英）入，上问如前。张公对：“郎中王某诗，为一时共推。臣等亦皆就正之。”上举士祯名至再三，又问：“王某诗可传后世否？”张对曰：“一时之论，以为可传。”上又颔之。七月初一日，上又问高阳李公、临朐冯公（溥），再以士祯及中书舍人陈玉璂对。上颔之。又明年戊午（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遂蒙与翰林掌院学士陈公（廷敬）同召对懋勤殿。次日特旨授翰林院侍读。（《渔洋山人自撰年谱》）
就此来看，康熙提拔王士祯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这个过程中康熙有足够的时间来认真考察王士祯，也一定阅读了他的诗文。大概考察的结果印证了诗“为一时共推”以及“一时之论，以为可传”的评价，于是十七年年初授其翰林官。
康熙初年的文坛，要说诗文兼优的衙门官，尚有候补家居的施闰章、黄州府通判宋荦、户部主事汪琬以及中书舍人陈玉璂等，但是康熙最终选定了王士祯。可以说，无论是诗歌成就还是影响，此时无人能与之匹敌。顺治十四年(1657)八月，王士祯同济南诸名士于大明湖举秋柳社，赋《秋柳》诗四章，一时和者数百家。带着这份诗学资本，当顺治十七年(1660)王士祯出任扬州推官，立即“取得了江东遗逸的承认、接纳以至赞誉、倾倒”③。扬州的人文内涵、优美风景以及众多名士的诗酒唱和，激发了年轻诗人的诗情，王氏自认为他的神韵诗作也在此阶段达到了媲美前人的高度（《香祖笔记》卷二）。前辈诗人如钱谦益、吴梅村也给予他很高的评价，钱氏甚至有“代兴”④之目。返回京城之后，士人率以诗文造谒，而他“必取其警策而扬之”（《香祖笔记》卷八），学诗之士登门求教者不绝，连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张英也“不耻下问”。出于这一声望，当王氏提倡宋诗时，“远近翕然宗之”（俞兆晟《渔洋诗话序》）⑤便成为可能。
反观其他几人，无论诗学成就还是影响均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汪琬长于文而短于诗，陈玉璂虽是饱学之士，但诗文无过人之处。就是其他诗歌创作取得一定成就的诗人，此时还要依靠王士祯的推扬。如“南施北宋”就是经其品题才为诗坛接受。康熙十一年(1672)，五十八岁的宋琬求王氏“定其诗笔”；十八年(1679)，六十一岁的施闰章求他定全集时还要“登堂再拜”（《池北偶谈》卷一一）。至于宋荦，康熙初年还是“旗东亦东，旗西亦西”⑥地跟随诗坛大纛的挥动而摇摆的诗人，也无法同王士祯抗衡。
康熙之所以将王士祯从郎官提拔为翰林院侍读，原因在于：一方面，他注意到文治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企图以利禄之途改变遗民的立场，削弱敌对势力。从文治方面来讲，出于“治道在崇儒雅”⑦的观念，还在十二年(1673)时康熙就曾命翰林官进呈所作诗赋词章，后因三藩之乱而中断。至十六年(1677)三月，再次下诏谕翰林官进呈诗文。与此同时，三番五次询问诗文兼优之人，并于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儒科。这一系列举动，昭示康熙兴文教的决心。从吸纳遗民方面来说，诗文是汉族文士安身立命之所，凭着文学才华就能够像王士祯那样迅速升迁，这对那些仅有一支弱管的士子来说是多么大的诱惑。将王士祯提拔进入翰林院，只是一个姿态，而博学鸿儒科才是此举的真正用意所在。从多数遗民半推半就地参加此次考试可以看出，王士祯以郎官身份进入翰林院一事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士祯能够进入翰林院，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早在《渔洋诗集》编成的康熙十年(1671)，就已经有人作了这样的预测。时任刑部尚书的李敬在为《渔洋诗集》作序时说道：“他日庙堂之上，以文章扬一代之盛者，必先生也。”⑧王士祯进入翰林院，主要依靠其诗的才华，康熙看重的正在于此，李敬所以能作出如此准确的预测也在于此。至于诗风则属次要，因为当时尚未关注这一方面。而进入翰林院后，特别是在博学鸿儒科诸公进入词垣的康熙十八年后，帝王和台阁重臣开始整顿诗风，崇尚唐诗，排斥宋诗。在这种情况下，被推为宗宋诗风的倡导者，王士祯该如何应付这一严峻的形势呢？
二
王士祯自述其一生“论诗凡屡变”，而最主要的是三变：
少年初筮仕时，惟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然而空存昔梦，何堪设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浸以佶屈，顾瞻世道，怒焉心忧。于是以大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俞兆晟《渔洋诗话序》）
据此可知，王士祯诗风的“三变”大概是早年崇唐，中年宗宋，此后又返回唐音。早年主要以扬州任上为代表，《渔洋诗集》是这一阶段诗歌创作的成果。至于中岁提倡宋诗的时间，学界尚有争议，张健将其定在顺治末年⑨，而蒋寅则认为是在康熙十五、十六年间⑩。王士祯在顺治末年提倡宋诗似乎过早，但认为在康熙十五六年似乎又太迟。王士祯在扬州期间有褒扬宋诗的言论，当他流连于宋代文人欧阳修、苏轼、秦观等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时，当他将自己和长兄士禄的手足之情与二苏相联系时(11)，其对宋诗的兴趣自然而生，于是就有“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之论。但正如蒋寅所说，个人兴趣与提倡于诗坛毕竟是两回事。不过据考察，至迟在康熙十一年王氏就已经提倡宗宋诗风了。据宋荦回忆，原本守“三唐之成法”的他，“（自）康熙壬子（十一年）、癸丑（十二年）间屡入长安，与海内名宿尊酒细论，又阑入宋人畛域”（《漫堂说诗》十三）。考《漫堂年谱》康熙十一年(1672)条：“五月，如都候补，寓柳湖寺，龚尚书鼎孳、王吏部士禄、民部士禛、玉叔兄琬，时过寺觞咏。”可以看出，宋荦诗风的转变与王士祯等人的“尊酒细论”有关。六月，王士祯为四川乡试主考官赴蜀，也正好与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的说法相符。其后康熙十三年九月，王氏弟子曹禾在为陈廷敬《午亭集》作序时就公然提倡宋诗，说：“今人动诋诃宋诗，不知承唐人之宗者，宋人也；而承杜、韩之大宗者，眉山也。”(12)王士祯赴蜀主持乡试后归里丁忧守制，直到康熙十四年六月返回京城，由此看来，十一年六月之前曹禾就可能已经聆听了其师宗宋的言论。
那么，王士祯是在什么时候又开始一变而返回唐音呢？若据夫子自道，则应该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唐贤三昧集》成书之际，不过该书的编撰是一个过程，在此之前他应该酝酿了一段时间。王小舒认为王士祯回归平淡诗风的时间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13)，蒋寅则将其定在编《五七言古诗选》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14)。那么在此之前王士祯的诗歌创作以及言论中有没有复归唐风的迹象呢？
黄河推定王士祯再次宗唐的时间是康熙十六七年(15)，他的根据可能是程哲《渔洋续集序》，序中说：“戊午（十七年）后改官翰读，旋陟司成，由是膺侍从之清华，备休明之礼乐，赓歌飏拜，而先生之诗又一变。”实际上直到康熙十八年初，当宋诗热成为“全国性潮流”(16)的时候，王士祯依然被当作是提倡这种诗风的主将。毛奇龄于年初至京师，“时值长安词客高谈宋诗之际”（《唐七律选序》）(17)。所谓的“长安词客”，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恐怕就是王士祯。安致远《白云村文集序》中也说：“其时（康熙十八年）之主坛”坫者方且倡为诡异可喜之论，以窜易天下之耳目，曰：‘诗何必唐，苏、陆、范、虞而已；文何必八家，震泽、毗陵而已。’”（李澄中《白云村文集》卷首）王士祯《鬲津草堂诗集序》云：“唐有诗，不必建安、黄初也；元和以后有诗，不必神龙、开元也；北宋有诗，不必李、杜、高、岑也。”（《蚕尾文集》卷一）安致远所言与此相近，且“主坛坫者”亦非王氏莫属。故而由此可以推见，直至进入翰林院的第二年年初，王士祯还在提倡宋诗。
王氏此时的诗作中也能看出宗宋的痕迹。首先是七言古诗的创作依旧保持着一定的数量，而这种体裁是王氏学习苏轼的代表性诗体。徐乾学就说《渔洋续集》中“七言古颇类韩、苏”（《十种唐诗选书后》），杨际昌也认为王士祯歌行“得力于苏为多”(18)，叶矫然同样看出其“歌行长篇偏注意坡公”(19)。王士祯本人也推崇苏轼的七言长篇为杜甫之后“一人而已”（《七言诗凡例》）。如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的《午食得鲈》、《和田纶霞郎中（雯）移居》，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的《盆鱼》、《东丹王射鹿图》、《李渭清检讨以龙须二茎见赠来书云有风鬟雾鬓之态非火鬣朱鳞比也戏报长句》、《瞿山画松歌寄梅渊公》等篇，风格颇类苏诗。这说明王士祯并没有一进入翰林院就立即抛弃宗宋诗风。
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自从进入翰林院，特别是康熙十八年以后，王士祯诗作中风格“在初盛唐之间”（王时翔《书精华录后》）(20)的五言律诗数量增加了。本年的《己未稿》中五律多达六十五首，占年作总量的50%，这一比重仅次于康熙十年(1671)，而超过了此前五律最多的《蜀道集》。此后直到康熙二十二年，五律数量一直高居不下。而且，康熙十七八年“清微隽妙，是渔洋胜场”(21)一类的五言古诗也保持着较多的数量，而在评论家看来，他的这类诗“短篇则韦、孟也”（王时翔《书精华录后》）。十八年之后“皆盛唐”（王时翔《书精华录后》）的五绝较此前几年也有所增加。这些现象表明，王士祯诗风在宗宋的同时，已经逐渐转向宗唐。为方便说明问题，兹将康熙十年至二十二年《渔洋续集》中各体诗歌数量统计列成下表：
诗集 五绝(%)
五律(%)
五古(%) 七绝(%) 七律(%) 七古(%)
合计
辛亥稿3 5 35 57 5
8 15 25 2 3 1 2 61
蜀道集
28 7158 4130 7.8110 2853 14 8 2387
甲寅稿0 0 5 28 8 44 1 5.6 4 22 0 0 18
乙卯稿33.740 49 5 6.2 16 2011 14 67.481
丙辰稿33.924 3118
23 28 36 22.6 22.677
丁巳稿0 0 8
9 89 56 63 8 9 9 1089
戊午稿11.325 3322
29 23 31 22.7 22.775
己未稿64.665 5014
11 28 2214 11 32.3
130
庚申稿75.450 39 54 43 3414 11 9 7128
辛酉稿33.838 48 8
10 18 23 8 10 45.179
壬戌稿44.730 35 5
5.835 41 89.3 44.786
癸亥稿34.730 47 3
4.721 33 7 11 0 0 64
小计 61
4.8
508 40
131
10394 31
133 10483.6 1275
王氏创作转向的同时，其言论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争相提倡”宋诗转而为自己宗宋进行辩护，这在他和施闰章的争论中得到体现。陆嘉淑记录了他们之间讨论的情况：
窃尝见先生与宣城施先生论诗矣，宣城持守甚严，操绳尺以衡量千载，不欲少有假借。先生则推而广之，以为姬姜不必同貌，芝兰不必同臭，尺寸之瑕，不足以疵颣白璧。两先生疑若矛盾，乃其批襟扣击，简牒往复，商略评次，往往各当于意乃止。此倡彼和，丹铅错互，欣然并解，若水乳合，何也？先生曰：吾别裁不敢过隘，然吾自运未尝恣于无范。（陆嘉淑《渔洋续诗集序》）
陆嘉淑在此段文后有一些说明：“今操觚之家，好言少陵者，以先生为原本拾遗；言二谢、王、韦者，又以为康乐、宣城、右丞、左司；其欲为昌黎、长庆及有宋诸家者，则又以为退之、乐天、坡、谷复出。而先生之诗，其为先生者自在也。……若夫宣城力砥其泛滥，新城弘奖其品流。”据此可知，施、王二人乃是就诗风进行争论。施闰章主张严别诗体，拒绝接纳宋诗。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一八记载了他和施闰章之间的一件趣事：“宋梅圣俞初变西昆之体，予每与施愚山侍读言及《宛陵集》，施辄不应。盖意不满梅诗也。一日，予曰：‘“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此谁语？’愚山曰：‘韦苏州、刘文房耶？’予曰：‘乃公乡人梅圣俞也。’愚山为爽然久之。”施闰章不喜宋诗，甚至连自己同乡梅尧臣的诗也不愿多读。而王士祯则推而广之，有“博综该洽，以求兼长”（俞兆晟《渔洋诗话序》）之意。但王士祯解释，自己虽取裁广泛，却“未尝恣于无范”，即学唐为主，学宋元只为充实学唐而已，并不是完全抛弃唐诗。争论的结果，二人意见达成一致。可见在王士祯的辩护下，施闰章也相信他并未离唐而学宋，所以后来为《渔洋续集》作序时也极力为王氏分辨，谓其《蜀道集》并非宋调。
王士祯于施闰章面前为自己辩护大概在什么时候呢？据陆氏谓“窃尝见先生与宣城先生论诗”，则当时三人应同在一处。考《居易录》卷三二载：“海宁陆冰修嘉淑，浙西名宿也。康熙己未（十八年）、庚申（十九年）间，客京师，每与宣城施愚山侍讲、梅耦长庚、毗陵邵子湘长蘅夜过予邸舍，剧谈至三鼓，始各散去。”十九年九月陆嘉淑归海宁(22)，至二十二年六月施闰章卒，三人再无聚首之时。据此，则在康熙十八九年间，王士祯就开始为自己宗宋进行辩护了。这次论辩也影响到参与其中的邵长蘅，后来他不遗余力地为渔洋宗宋辩护，大概就是此时亲聆其言的结果。
也就是说，康熙十八年至二十年之间，即王士祯进入翰林院的第二年以后，其诗逐渐由宗宋趋于崇唐。这一转变，除了文学演变的内在规律外，又与他的翰林经历密切相关。
三
王士祯对翰林院的态度无疑是玉堂环境能否对其诗风产生作用的关键。我们发现，王氏于位望清华的词垣和词臣非常羡慕。康熙十二年(1673)，叶方蔼献《八箴》，又应命撰《太极图说》，俱称旨，擢侍讲学士。王士祯对此极为向往，作诗曰：“翰林官自达，匹马独行吟。”（《秋日过子吉读书斋有怀苕文》）十四年(1675)，李天馥为侍讲学士，陈廷敬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士祯在同他们道别时写道：“君辈还簪笔，吾生自转蓬。”所谓“簪笔”，即“近臣负囊簪笔，从备顾问，或有所记’，惠栋按曰：“李、陈、叶三公，时皆内直，故云。”(23)两首诗中，腾达与落魄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当他被提携进入翰林院时，除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决不会另有选择。因此，王士祯定然以翰林院的准则要求自己。
于是，以下几种翰林院的因素在王士祯诗风转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翰林院职能的需要是其诗风转变的要因。“翰林之官，执笔札以事上，咏歌颂述，乃其职也。”(24)王士祯进入翰林院后，最主要的任务便是施展才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写应制诗便是其一，集中保存下来的就有《颁赐新贡天花》、《颁赐御书》、《赐贡茶》、《赐桃花》、《孝昭皇后挽词》等篇章，实际数量远不止《渔洋续集》中这几篇(25)。钱谦益说：“应制之诗……极于唐之景龙、开元。”（《历朝应制诗序》）清初诸臣应制之作就是以唐诗为榜样，如由博学鸿儒科进入翰林院的邵远平“五载内所作，多典礼纪颂之章，酷摹唐音，颇见宏赡”(26)；董讷“在馆阁应制诸作，出雅入颂，全乎盛唐”(27)。在清人眼中，宋诗由于其格调的“鄙俗”以及声情的“噍杀”而不适合这种体制。翰林院的性质需要王士祯重新审视自己的诗风，作出相应的调整。
其次，上层对词臣诗歌创作的干涉进一步加快了王士祯诗风转变的步伐。毛奇龄《西河诗话》卷七中记录了翰林院中一次考试的情况：
初盛唐多殿阁诗，在中晚亦未尝无有，此正高文典册也。近学宋诗者，率以为板重而却之。予入馆后，上特御试保和殿，严加甄别。时同馆钱编修以宋诗体十二韵抑置乙卷，则已显有成效矣。唐人最重二应体，一应试，一应制也。人纵不屑作官样文字，然亦何可不一晓其体而漫然应之。
查康熙朝翰林院考试，这是二十四年进行的一次大考(28)，试题为《懋勤殿早春应制》五言排律诗、《扈从祈谷坛》七言律诗，名次在前的徐乾学等人均有升迁，而钱编修却因用宋诗体作应制诗被置于乙等。这位钱编修就是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中试的钱中谐。此次试后，这位钱编修被改任他官。与钱中谐同时外调的还有崔如岳、周之麟、颜光猷、李元振等九人，他们都是因应制诗作“未娴体式”而“对品调用”(29)，离开了翰林院。从毛奇龄的记载中可看出他们外调的原因在于诗风弃唐学宋。这次考试不只是针对应制诗体，还在于力图肃清词垣中盛行的宗宋风气，因为此时其中有“争先为宋诗者”（毛奇龄《唐七律选序》）。这些诗人反感唐代“板重”的应制诗风，因而阑入新奇的宋调，以宋体作应制诗正是宗宋诗风盛行的结果。这次大考，对宗宋诗风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除帝王外，大学士冯溥也组织翰林官极力声讨宋诗：
益都师相（冯溥）尝率同馆官集万柳堂，大言宋诗之弊。谓开国全盛，自有气象顿骛，此佻凉鄙弇之习，无论诗格有升降，即国运盛杀于此系之，不可不饬也。因庄诵皇上《元旦》并《远望西山积雪》二诗以示法。……时侍讲施闰章、春坊徐乾学、检讨陈维崧辈皆俯首听命，且曰：“近来风气日正，渐鲜时弊。”（《西河诗话》卷五）
《远望西山积雪》作于十九年冬(30)，据此则此次冯氏号召翰林官批判宋诗之举是在十九年至二十一年致仕前。在冯溥看来，宗尚宋诗不仅是诗歌创作中一个取法对象的问题，还是关系到“国运盛杀”的政治问题。因此诗坛的导向，不能只靠诗歌自身的发展逻辑，政治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组织翰林官对宋诗进行口诛笔伐。
冯溥组织的万柳堂雅聚次数颇多，据王嗣槐《万柳堂修禊诗序》记载，康熙二十一年暮春三日参加万柳堂修禊事者共有三十二人（只有三十一人名单(31)），其中翰林官有徐乾学、施闰章、徐秉义、陆葇、沈珩、黄与坚、方象瑛、曹禾、袁佑、汪霦、赵执信、尤侗、毛奇龄、陈维崧、高咏、吴任臣、严绳孙、倪灿、徐嘉炎、汪楫、潘耒、李澄中、周清原、徐
、龙燮等二十五人(32)，除徐乾学、徐秉义、赵执信三人外，都是博学鸿儒科出身的翰林官。与上引《西河诗话》中记载比照来看，可见在冯溥万柳堂的同馆官中，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诸翰林是主体部分。此外，曾经参加过万柳堂雅聚的博学鸿儒还有彭孙遹、朱彝尊等人(33)。文人雅集对某种诗风的形成会产生重要作用，尤其是冯溥将其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展开时，其效果不言而喻。
清代初年，宗尚宋诗让人联想到敏感的民族问题。满族入主中原，与四百年前蒙元灭宋何其相似？编纂《宋诗钞》的黄宗羲、吕留良等人都是遗民，他们对宋诗的重新发现，实际上是对被异族征服的王朝所留下的文化遗产的保护(34)，这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清初是个敏感的问题。由此出发，扫除笼罩在康熙诗坛明遗民亡国之音的繄障，从诗风上斩断遗民的民族情感是新政权极为迫切的工作要点。而当时的词臣却争先为宋诗，如徐嘉炎“入都后间涉昌黎、苏、陆”（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四一），徐“新诗学放翁”(35)，汪琬“专以宋为师”(36)。他们大都是博学鸿儒科取中者，康熙诏开制科的目的在于“试图通过它来阻止旧明遗臣投奔吴三桂”(37)，这些遗民改变立场进入新朝的翰林院，却依旧带着具有敏感的民族色彩的诗风，这是统治者不能容忍的。翰林院是润色鸿业的机构，而不是感怀故国的场所。改变这一现状便是当务之急，这就是康熙十八年之后上层干涉诗风的主要原因。
王士祯虽十九年八月至二十三年十月任国子监祭酒，不一定参加了冯溥组织的声讨宋诗的聚会，但他的好友施闰章和徐乾学都亲临了现场，也一定会以此奉劝被认为是宗宋诗风主将的王士祯。施、徐二人在为《渔洋续集》作序时不约而同地为他的诗风辩护，其中甚有深意：
客或有谓其祧唐而祖宋者，予曰不然。阮亭盖疾夫肤附唐人者了无生气，故间有取于子瞻，而其所为蜀道诸诗，非宋调也。（施闰章《渔洋续诗集序》）
（先生）虽持论广大，兼取南北宋元明诸家之诗，而选练矜慎，仍墨守唐人之声格。或乃因先生持论，遂疑先生续集降心下师宋人，此犹未知先生之诗者也。《记》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张子曰：“诗之情性温厚平易。”……读先生之诗，有温厚平易之乐，而无崎岖艰难之苦，非治世之音能尔乎？(38)
施闰章否认诗坛流行的关于王士祯“祧唐而祖宋”的观点，并认为类似于“韩、苏海外诸篇”(39)的《蜀道集》并非宋调。徐乾学则将王士祯的言论与诗作区分开来对待，他并不否认王士祯曾持有宗宋的言论，但他认为，王氏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与此并不一致，仅凭其言论不能断定他宗宋，实则其诗歌“仍墨守唐人之声格”。这些辩护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冯溥组织翰林官对宋诗风的批判。另外，王士祯进入翰林院也有冯溥的推荐之力，自然不会无视其言论。正如其诗中所言，这是一个“朝廷正需雅颂手”（《送洪昉思由大梁之武康》）的时代，既然如此，作为文学侍从的他是否还要将宗宋诗风坚持下去呢？
康熙二十四年王士祯因赴南海祭告神祇没有参加正月举行的翰詹大考，但作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他对康熙帝抑制宋诗风的举措一定是清楚的，友人徐乾学在这次大考中名列第一，这些都足以让他进行深刻的反思。所以利用家居的机会编撰《唐贤三昧集》，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诗风宗尚，以此告白天下。可以说上层的干涉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王士祯诗风的转变。
再次，面对当时已经暴露的宗宋诗风的弊端以及如潮的批评，作为“学者宗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的翰林官，王士祯有责任重整诗风。康熙二十年以前，宗宋诗风已经弊端丛生，诗坛对此批评也蜂拥而起(40)。在批评宋诗风的同时，对王士祯的指责也激烈起来，时人大多认为诗坛的宗宋诗风是由他的提倡而泛滥的。王氏弟子的辩护中透露出当时的舆论非常严厉，曹禾《渔洋诗续集序》中写道：
《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贵其常新也。俗学不知拟议，安知变化？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如越人之髢，瞽者之镜，非唯无用，从而仇之，纷纷藉藉，诋曰“学宋”。不知先生之学，非一代之学，先生之诗，非一代之诗。
可见，在《渔洋续集》编成之前，诗界已经认定王士祯是宗宋诗风充斥诗坛的罪魁祸首，并群起而攻之。面对此种情况，这位被皇帝“拔之馆阁，为天下师”（汪懋麟《渔洋续诗集序》）的翰林院侍读，天下文风的引领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坐视不管了。王士祯有责任而且必须要改变诗坛的现状，将其导向一条上至帝王，下至文士都能接受的道路，复归唐音势在必行。
当然，由宋返唐主要是出于翰林院的特殊环境，其实王士祯并没有立即放弃对宋诗的兴趣，因此即使在复归唐风以后，他仍然和一些至交好友作宋体诗，并对其中一些人产生影响。如陈维崧，“晚而与当代大家诸先生上下议论，纵横奔放，多学少陵、昌黎、东坡、放翁”(41)。考康熙十八年至十九年，陈维崧和王士祯同在翰林院纂修《明史》，经常诗酒唱和。看来陈维崧在俯首帖耳聆听冯相国声讨宋诗时也是出于压力。又如梁佩兰，“晚年与新城（王士祯）、商丘（宋荦）诸先生游，则时时瓣香韩、苏，示能兼长”(42)。考康熙二十一年二月，梁佩兰上京应会试，六月，王士祯召他与蒋景祁、冯廷櫆、白子常等宴集(43)，瓣香韩苏大概就始于此。可见直到这时，王士祯还念念不忘宋诗。不过王士祯是聪明之人，在翰林院崇唐黜宋的局面下，他只能将兴趣和表现分离，由宋返唐乃大势所趋。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翰林院的职能、上层对词垣诗歌领域的干涉、诗界的现状以及王士祯所处的地位，都需要他在理论和创作上抛弃宗宋诗风，复归唐音。
四
张舜徽先生谈到王士祯遭际时说：“士祯享名之盛，身后尤彰于生前，亦半由于后学表章之力。”(44)其实，在王士祯进入翰林院不久，朋友和学生就给他戴上了诗坛“正宗”的桂冠。徐乾学在《〈十种唐诗选〉书后》一文中写道：
往岁郃阳王黄湄、江都汪季
，邀泽州陈说岩、新城王阮亭及余五人，集于城南祝氏之园亭，为文酒之会。余与诸公共称新城之诗为国朝正宗，度越有唐。
据文中介绍，这次聚会是在康熙二十二年，也就是说，至迟在这一年，诗坛上开始尊王士祯诗为“正宗”了。此后的发展，只是对其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所谓“正宗”者，“宗之言主也，尊也。言其人能主持风雅，而学者尊事之也”。登上正宗的宝座需要哪些条件？继以上定义之后，邵长蘅接着说：“夫其所以为一代之宗者，其才足以包孕余子，其学足以贯穿古今，其识足以别裁伪体，而又有其地有其时。夫才与学与识，人也；地与时则有天焉。五者兼焉故难也。”（《二家诗钞序》）(45)在邵长蘅的观念中，王士祯成为一代正宗的条件为才、学、识、地、时内外五个因素。毫无疑问，王氏成为诗坛正宗的内部因素，经过扬州烟月和燕市逢人的生活历练，在康熙十七年前已基本具备；而成为正宗的外在机缘，又在这一年到来。
在诸多的因素中，进入翰林院是其登上“正宗”宝座的重要环节，而其诗温柔敦厚的特质又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文章传否似乎与诗人的政治地位无太大关系，历史上许多一流的作家甚至终身沉沦下僚。但是要成为公认的一代正宗，则名位的高低至关重要，王士祯的际遇就说明了这一点，时人在为其诗集作序时就特别强调这一点：
文章传否，不关名位。……然此特就一人言也。旷观宇宙千古，斯文之运，未有不因名位而昌，非文章之必借乎名位也。一代之兴，天将聚才俊以鸣其盛，则必笃生一二人焉，以为之领袖，而此一二人者，苟非有瑰玮绝特之姿，渊综奥博之学，固不足以胜其任。即有其姿，且有其学矣，而名未知于天子，则不足以致一时之信从；位不列于公卿，则不足以树后生之模表。故天既畀之以斯文之任者，必使之负大名，居高位，而后推挽后学，成就人材，风流弘长，足以衣被一世而沾溉来兹。(46)
官方的肯定极容易树立“正宗”的地位。可以说，若不是康熙帝出于塑造典型的目的，尽管王士祯在诗界有无比巨大的号召力，也很难和正宗相联系。
能被官方承认也需要其诗具有与正统诗风相近的特质，温柔敦厚就是正统诗风的标准。衡量诗人正宗的标准就在于是，如“先生之诗温柔敦厚，为风雅正宗”(47)，就是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不过这里评论的是康熙诗坛的另一位翰林官方象瑛的诗。在康熙十二年之前，王士祯的诗无疑是以温柔敦厚见长，对此陈维崧评价道：
新城王阮亭先生性情柔淡，被服典茂。其为诗歌也，温而能丽，娴雅而多则，览其义者，冲融懿美，如在成周极盛之时焉。……今值国家改玉之日，郊祀燕饗次第举行，饮食男女，各言其欲，识者以为风俗醇厚，旦夕可致，而一二士女尚忧家室之未靖，闵衣食之不给焉。阮亭先生既振兴诗教于上，而变风变雅之音渐以不作，读是集也，为我告采风者曰：“劳苦诸父老，天下且太平，诗其先告我矣。”(48)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王士祯的这种诗风不无作用。这部分因素，在他进入翰林院时相信起了一定的作用。清人认为，唐人是雅颂传统的继承者，其作“中正而和平”(49)。宗尚唐诗就是继承温柔敦厚的传统。王士祯由宋返唐，重倡神韵之旨，向诗教传统复归，这进一步奠定了其正宗的地位。邵长蘅并推宋荦与王士祯二者为正宗，并为他们曾经有过的宗宋之举辩护，从中能够看出正宗地位与唐音之间的联系何等密切：
自祧唐祢宋之说盛，后生靡然，且谓两先生亦尝云尔，顾两先生诗具在，其所为溯源风骚，斟酌汉魏三唐，以自成其家者，各有根柢，虽间亦取于宋人，第以资泛澜耳。（邵长蘅《二家诗钞序》）
其实前文已经论及，王、宋二人曾经并不讳言他们宗宋，而邵氏为了明确他们诗风的正统性，却极力辩白其事。可见，在清人观念中，正宗诗风无疑都是宗唐。
康熙十七年王士祯进入翰林院，以及随之而来的诗风的转变，奠定了他在清代诗坛的正宗地位。此后，乾隆曾与沈德潜“谈及近日诗道中衰，无复曩日之盛之语”，沈德潜乘间曰：“因不读王某之诗，盖以其卒无谥法，无所羡慕故也。”乾隆命补谥，于是追谥“文简”。经过此次再造典型，其正宗地位进一步巩固。
注释：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7-348页。
②王士祯著，李毓芙、牟通、李茂肃整理《渔洋精华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1页。
③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5页。
④《王贻上诗序》，《牧斋有学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66页。
⑤《渔洋诗话》卷首，《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3页。
⑥宋荦《漫堂说诗》，《清诗话》，第420页。
⑦《康熙起居注》，第297页。
⑧《渔洋诗集原序》，《渔洋诗集》卷首，《带经堂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⑨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366页。
⑩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11)李孝悌《士大夫的逸乐——王士祯在扬州(1660-166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第96-100页。
(12)曹禾《午亭集序》，《午亭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本。
(13)王小舒《神韵诗学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14)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第36页。
(15)黄河《王士祯与清初诗歌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16)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372页。
(17)毛奇龄《西河合集·文集》卷三○，清嘉庆元年(1796)萧山陆凝瑞堂补刊印本。
(18)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0页。
(19)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清诗话续编》，第993页。
(20)王时翔《小山文稿》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1)邓汉仪《诗观三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22)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第261页。
(23)《再别李容斋陈说岩叶讱庵三子》，《渔洋精华录集释》卷六，第1064页。
(24)彭孙遹《圣德诗序》，《松桂堂全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召对录》记录道：“每有御制，必命和进。”（王士祯《渔洋山人自撰年谱》，《渔洋精华录集释》，第2032页）
(2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三《戒庵诗存》提要，中华书局1981年版。
(27)张希良《柳村诗集序》，董讷《柳村诗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8)《词林典故》卷四，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29)《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九，日本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承印。
(30)该诗收录在结集于二十二年的《御制文初集》卷三四，根据其排列顺序可推知作于康熙十九年冬，而收录在卷三一的《元旦》写作时间应在此之前。
(31)毛奇龄《西河诗话》卷四亦云：“壬戌（康熙二十一年）上巳，陪侍者三十二人。”但未举全部，可知此次实有三十二人参加。此次修禊与前引“大言宋诗之弊”的并非一次，在《西河诗话》中，这两条分别记载。
(32)王嗣槐《桂山堂文选》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本。
(33)分别见彭孙遹《松桂堂全集》卷二一《奉和冯益都夫子秋日燕集万柳堂即席留别之作》、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一一《上巳万柳堂燕集同诸君和相国冯夫子韵二首》。
(34)参见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潘承玉在《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一书中概括明遗民弘扬的诸种价值中有“存宋—存明说”一项，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3-314页。
(35)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卷二《南州草堂诗钞小传》，光绪丙戌(1886)孟夏万山草堂藏版。
(36)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卷二《尧峰诗钞小传》。
(37)（美）魏斐德著，陈苏镇、薄小莹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3页注③。
(38)徐乾学《渔洋山人续集序》，《憺园文集》卷二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39)《渔洋精华录集释》附录八引盛珍示语，第2029页。
(40)参见顾景星《青门簏稿诗序》（邵长蘅《邵子湘全集》卷首）；庞垲《盛鹤田诗序》（《丛碧山房文集》卷一）等。
(41)陈维岳《湖海楼诗集跋》，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末，《四部丛刊》本。
(42)张尚瑷《六莹堂集序》，梁佩兰《六莹堂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3)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第271、274页。
(44)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45)邵长蘅《二家诗钞》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本。
(46)郑梁《新城王公诗集序》，《寒村诗文选》之《寒村安庸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7)李必果《展台诗钞序》，方象瑛《健松斋集》卷一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8)陈维崧《王阮亭诗集序》，《陈迦陵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49)朱彝尊《刘介于诗集序》，《曝书亭集》卷三九，《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