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阴魂缘何久驻不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阴魂论文,军国主义论文,日本论文,不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其滔天罪恶罄竹难书。然而战后50年来，日本朝野一些势力，对这段历史从不进行认真反省和道歉。七、八十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后，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处心积虑甚至明目张胆地为侵略战争翻案。这种种行径虽屡遭中国和世界舆论的批判，却又一再重演，公然向亚洲人民挑衅。日本为何连年出现否定侵略战争的逆流恶浪？我们有必要弄清这其中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一）
战后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否定侵略的主要表现有：
1.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
由日本文部省审定的历史教科书，尽量淡化其侵略行径，甚至将“侵略”一词全部改为“进入”。对许多侵略行径，其教科书都只字不提或有意回避。如日本在中国各地残害中国煤矿工人和其他群众而留下的“万人坑”问题；1932年9月日本关东军抚顺守备队和宪兵队制造的平顶山屠杀事件；日本细菌部队用活人做试验及使用生物、化学武器残害中国军民的罪行；日本强制上千万中国人服苦役、劳役的行径；日本在台湾和中国东北地区大面积强行种植鸦片并在当地制成大量毒品向中国沿海及内地贩卖的毒品侵略；1938年以后日本在中国滥发纸币以掠夺沦陷区人民的罪行（这些纸币如“军用票”、“蒙疆卷”、“联银币”等，都是准备不足或毫无准备的纱票。其中的“储备卷”在1941年6月的发行额为六千五百万元，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已达二万六千九百七十亿的天文数字）。日本教科书这种掩盖历史真相的做法，对日本青年一代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1991的9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10集连续剧《荒原城堡731》，引起国际影视界的关注。该剧的一些录像带在日本非正式上映时，引起当代日本青年的极大震惊，因为在这以前，许多日本人从未听过杀人不眨眼的731细菌部队。然而日本政府下令，绝对禁止该片以任何形式播出，凡已播出的影视场所或文化沙龙，均限期销毁其录像带，否则后果自负。同时，凡播映过该片的影视场所，也都相继收到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恐吓信和威胁物品。前些年中港合拍的影片《黑太阳731》，除了日本拒绝引进之外，几乎世界各国都上映了。
2.否认“南京大屠杀”
1937年底至1938年初，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了35万中国军民。国际法庭对此事件早有判决，日本政府也接受了判决。80年代日本成为经济大国，随之泛起了一股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浊流。1984年6月，日本拓植大学讲师田中正明著书声称“大屠杀是虚构的”，要“弄清事件的真相”。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于1986年7月25日说道：“南京屠杀事件真相尚不明了就说日本侵略的坏话，成何体统？”1990年9月，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公然宣称：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出来的谎言，一直要污损日本的形象”。1994年5月3日，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在接受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也说：“我认为所谓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1996年的“八·一五”纪念时，一些日本政界高层人士再次重申了上述谬论。
3.否定东京审判，颂扬侵略战争
战后，由对日作战的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了两年零七个月的审判，最后判定25名战犯有罪，其中的七人被判绞刑。战后的德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国际法中首次确立了“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发展了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的新概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法律意义。法庭审判的正义性、合法性和权威性是举世公认的。日本右翼势力对东京审判一直怀有敌意。1986年8月22日，文相藤尾宣称：“我不认为裁判甲级战犯的东京审判是正当的”。1988年5月11日，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也说：“东京审判是胜者加以败者的惩罚”。
此外，日本右翼势力还泡制了一系列粉饰和颂扬侵略战争的奇谈怪论。1988年4月22日，奥野诚亮迭发谬论：“只有日本被打上侵略国家的烙印实在太遗憾了”，“侵略战争包含着入侵掠得土地，抢夺财产的意思，我认为当时的日本没有这种意图”。“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是侵略者。当时，白种人已经使亚洲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进行了那场战争”。一些日本政界高官不断散布战前日本就曾出现过的“亚细亚主义”，即鼓吹其侵略是从欧美殖民者手中解放亚洲各国的“自卫”战争。1994年5月3日，法相永野说：“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日本为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思考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的”。1994年8月12日，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更为具体地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与其说是侵略战争，勿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地的支配下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较诸长期受欧洲支配的非洲识字率还高。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他们的民族强盛起来”。日本的一些人一直不承认战败“投降”，而只认为是“终战”。1995年，右翼势力的核心，自民党的“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其“成立意向书”中写道：“日本今日之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200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之上。这些殉难者为了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而贡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将太平洋战争说成是日本被迫进行的“自卫战争”，其理论根据就是因日本受英、美、中国与荷兰的包围，日本生存所必需的石油、铁矿石、橡胶等战略资源被切断，因而威胁了日本的生存。为此必须向这些国家开战以突破包围。
4.参拜“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与遍及日本的一般祭拜神明的庙宇不同，它不是民间许愿祈祷的祭祀场所，而是以天皇和国家神道的名义，把历次内外战争中阵亡的军人奉为“军神”而进行祭拜的地方。神社与祭祀天皇列祖的衣食神工并列为国家神道的两大宗教核心，其社志言明：建社的目的是“安慰忠魂，永远供奉，使忠节益彰”。作为国家设施和军事设施，它在实际上曾起着宣扬军国主义，鼓吹“武士道”精神的恶劣作用，以诱骗日本国民为穷兵黩武的扩张侵略卖命。神社现供奉着“军神”牌位246万多个。1978年，罪大恶极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14名二次大战中的甲级战犯的“灵位”作为“昭和年代的殉难者”，被“请”进了神社。神社正门的大牌坊，是1974年重建的，高25米，椽木长34米，以铁铸成，高大巍峨。大门外两侧的塔壁上，保留着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英勇作战”的青铜浮雕。如占领台湾、炮轰沈阳、攻占长城、轰炸苏州等。神社内建有规模宏伟的祭祀堂和游就馆。游就馆取名于荀子的“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之句，意为崇尚高洁之人。战前，神社一直由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管辖，管理经费由陆军省单列，所有祭祀活动也由陆海军的武官来主持。战后，在战时盟国的要求下，日本被迫废除国家神道，实行政教分离。靖国神社才不得不与国家脱离关系，成为普通的宗教法人。游就馆也随之被废止和更名。70年代以后，祭祀和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再度复活，而且愈演愈烈。一些右翼团体一直试图恢复神社的国家设施地位并由国家代表进行官方的参拜。1975年8月，三木武夫首相以“私人身份”参拜神社。1978年8月，福田首相也以“私人名义”去参拜。铃木首相从1980年起连续三年去神社参拜。从此，每年都有大量日本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成群结伙地去参拜。这种参拜本来是违反了日本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但在1980年底，日本政府发表了“统一见解”，认为正式参拜没有违宪，从此开了公开参拜的绿灯。1983年4月，中曾根在战后第一次以首相的名义参拜了神社，1985年8月15日，再次以首相身份参拜。这一年共有18名内阁成员和172名国会议员前往参拜。神社的游就馆也在这一时期被重新复名和开馆。其馆内设有十几个展厅，展示历次战争所留下的遗物。这是一座宣扬军国主义，推崇“圣战”，颠倒历史的陈列馆。各种血腥的刺刀、枪炮、坦克、军旗、鱼雷、炸弹、飞机、军舰模型，包括山本五十六等人的遗象、军服、信件、战刀等遗物，充斥于各展厅内。还有不同年代各级日本军人的塑像和大量的战争油画。这些东西其实正是几十年间日本在亚洲土地上恣意蹂躏，屠杀无辜的罪证。此外还有当时情况的详细介绍，其各展厅的解说词颠倒黑白，对侵略和战犯妄加辩护和推崇。如1894—1895年的日清（甲午）战争被解释为因朝鲜内乱，日军受朝鲜的邀请并保护日侨而出兵中国。1928年的“济南惨案”被说成是“为保护日本侨民的利益”而出兵，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因为东北人民的“反日情绪”超出了日本军人的“忍耐度”，为防止中国的内乱波及东北三省而在1932年促成了“满洲国”的独立。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是由于上海地区抗日团体陆续增加，因而派日军实施了镇压等等。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贬毁贯穿于整个解说词之中，而对侵略罪责没有一点愧疚之意，还处处给人一个错乱的印象：似乎日本发动的所有侵略战争都是迫不得已，被别国逼使的。日本也是受害者。1996年，以桥本首相为首的一大批政界高层人士，以公职身份再次参拜了靖国神社。此外，70年代以后，日本在全国各地还大肆修建“大东亚圣战战死者”忠魂碑。在古都奈良鉴真和尚纪念碑旁就有一座奈良市的战死者“忠魂碑”。1987年7月16日，大阪高等法院宣布以公费举行慰灵活动和以公职身份参谒忠魂碑“符合宪法”，认定此为“社会礼仪，不违背‘政教分离’原则。”与此同时，1987年6月，京都的周总理纪念诗碑被破坏；7月，名古屋市象征日中友好的铭板也遭破坏；11月和12月，“日中不再战”碑及和平少女雕象分别被右翼分子涂上了红漆。
5.美化负有最高战争责任的裕仁天皇
战前的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治权”，“统帅陆海军”，“有宣战，媾和的权力”，“有颁布法律，任命大臣之权”。大战中的裕仁天皇在御前会议中掌有实权，对每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均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权，绝非虚位元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以至发动太平洋战争，裕仁都起了重要作用。在对战争罪犯历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快要结束时，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的供词几乎使裕仁受到起诉。东条在法庭上讲道：“日本任何一位臣民都不会违背天皇陛下的意愿而行事”。这就意味着袭击珍珠港是天皇的命令，并证明他应对这场战争负全部责任。天皇的高级助手们闻讯后立即在宫里开会，并与美国首席检察官磋商，商讨如何使天皇不被起诉的办法。他们派皇官特使去巢鸭监狱要东条收回供词。东条起先不同意，在以天皇的名义向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之后，他才改变了主意。天皇裕仁在大战中有几次下令停战的机会，但他并未发令，导致2000万中国人民、200万日本人民和诸多亚太各国人民葬身于战火，最后的所谓“圣断终战”，也是在盟军的强大压力之下，为了保留自己的皇室地位，而被迫签订了城下之盟。从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更迭了13名首相。陆相、海相、参谋总长更换了几十人，而裕仁始终是日军最高统帅。因此联合国将其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同列为战争的最高责任者。战后，由于美国当局的保护，使天皇免受审判和惩处。战后的日本实行了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天皇才成了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战后的裕仁本人和一些政界人士都极力宣扬战时的天皇没有实权，对战争不仅无责任，而且有功。1986年，为纪念裕仁在位60周年，日本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极力美化裕仁天皇是和平主义者。1989年1月7日，裕仁病逝后日本政府发表的《总理大臣谨述》中说：“大行天皇一心祈望世界和平与国民幸福，并时刻为此身体力行。对那场并非出自本愿而发动的战争，他由于不忍看到国民再受战争之苦，遂不顾个人，毅然作出了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裕仁死后，日本对他的美化宣传达到了高潮。然而，裕仁一直到死也没有对中国人民说过一句道歉的话。
6.反对国会通过反省战争的道歉的决议
进入80年代以来，一些日本政界高官接连不断地为侵略战争辩解，翻案。在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下，一些日本政府部长被免职或被迫辞职后仍然不思悔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村山首相提出由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对过去的战争表示反省和道歉的决议，遭到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迫使决议在通过时删除了道歉和谢罪的词句。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文件。
（二）
军国主义阴魂为何在日本久驻不散？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1.由于美国的控制与干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存在缺陷，对战犯及其罪行的清查不彻底，从而留下了极大的后患。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有11国法官组成，但首席检察官是美国人，而且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上将被授予“对法庭判决有核准、减轻和改变但不予加重之全权”。法庭审判始终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审判进行的两年半中，美苏对抗的“冷战”已经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美国的对日政策因而发生重大变化，由最初的制裁日本变为竭力要扶植日本，使之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基地。东京审判之不彻底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首先，最高战争责任者裕仁没有被列为战犯。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多数法官包括韦伯庭长都认为天皇有罪，无论从裕仁本人在日本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来看，还是从他在战争期间的具体表现来看，都无法逃避战争责任。然而麦克阿瑟却决定对裕仁不予起诉，而这实际上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决定，并得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元帅的同意。裕仁为此曾亲笔修书致杜鲁门总统，对美国的“宽大”表示感谢。
其次，凡是熟悉日本发动战争、破坏和平阴谋方案产生、发展和实现这一历史情况的人，只要扫视一下被告席就会发现：有人故意缩小了被告范围。在被告席上只有政治家、军人和思想家。而那些操纵他们行为的幕后“导演”却逍遥法外，这些人首先是当时日本一些垄断组织——三井、三菱、住友、安田、鲇川的首领。在审判准备阶段，苏联公诉人曾理所当然地建议把航空工业大王二河岛，满州最大的军工企业主鲇川、日本最大的垄断组织“三菱”总裁岩崎、大工业主兼东条内阁军需大臣藤原还有中岛、池田等大财阀与东条英机及同伙同时交付审判。上述一批大资本家都已作为主要战犯被捕入狱。但是担任首席检察官的美国律师基南在其他西方法官的支持下，否决了苏联代表的建议。这样做显然是出于为“冷战”服务的政治原因。在此之前的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中，曾将德国最大的垄断资本家克虏伯和第三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推上了被告席。克虏伯因医学鉴定其大脑组织硬化，不能回答法庭提问而免于受审，沙赫特也得到西方法官的帮助，被宣布为未犯破坏和平罪。为了保护德国的垄断资本家，纽伦堡法庭决定将诉讼程序从国际审判断转向国家审判的轨道，由美国军事法庭来单独审判德国大资本家。由麦克阿瑟领导的驻日美军当局决心不再重犯“纽伦堡的错误”，因而使得支持和推动侵略的日本财阀们未受到起诉。1947年8月30日，麦克阿瑟下令释放了日本主要战犯中的垄断巨人，让他们重操旧业，继续把持日本的经济命脉。
再次，被确定为甲级战犯的70人中只有28人受审，其余皆由麦克阿瑟释放，从而导致了远东军事法庭的无案可审和无疾而终。这些被释放的甲级战犯中包括直接参与侵华战争的亚尾寿造、多田骏等人。担任过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岗村宁次大将也消遥法外，还当了蒋介石的顾问。曾任伪满州国产业部次长及东条内阁国务大臣和工商部长的甲级战犯岸信介在关押三年后释放出狱，并于1957—1962年出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战时任铁道总务局长官，释放出狱后曾任首相达七年之久。战犯当总理在战后的各国鲜有所闻，这也正是日本社会特有的现象。为了获取日本731细菌部队从人体实验中得到的资料，美军当局将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及其部下一律豁免，不予起诉，如此累累罪行，却没有一个人受到清算和惩罚。1950年3月，驻日美军当局决定：在刑期终了以前，释放所有日本国内的在押战犯，从而破坏了国际法庭审判所应达到的效果。在数以千计的曾被起诉和从未被起诉的日本战犯中，有很多人进入了战后日本政界、军界、财界的领导层，继续呼风唤雨，培养并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这对战后以至今天的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种军国主义没有受到彻底清算的社会基础和背景下，要求日本的某些人对侵略战争进行真正的忏悔和道歉，无异于缘木求鱼。
2.日本右翼势力大肆鼓吹种族主义
在“排除西方影响，恢复日本民族特征”的口号下，一些日本人宣扬公元五世纪统一日本的大和部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些人认为日本人的风俗习惯、气质、语言甚至头脑的构造都优越于别的民族。这与德国法西斯纳粹曾鼓吹的种族主义如出一辙。日本现行的强行同化朝鲜族居民以及严格限制外国移民的政策，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强烈排外情绪，实际上都与此相关。
3.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日本四面临海，狭窄的生存空间，匮乏的自然资源和封闭的岛国环境对日本文化不无影响。日本学者山田敬三教授在《文学与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从19世纪末起，日本在亚洲的军事行动，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国民压倒多数的支持下推行的。在国内，蒙受侵略战争之害的自然是被驱赶出来的一般国民。尽管如此，从日清、日俄战争起，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日本国民对其评价一贯是肯定的。”“人们对战争给各个家庭带来的悲剧拒绝作出反应。社会上从整体上谴责侵略行动的呼声，更是罕见。至于部分公开发表的反战言论，却迅即被当权派镇压下去。靠政权镇压就能解决问题的舆论极易形成，因为社会上存着这种基础。”如果将日本与德国做一比较，就更加清楚而显见。
在整个二次大战中，德国内部一直存在着反纳粹、反希特勒的抵抗斗争和上层的密谋。其组织和活动从民间到政府和军队中都广泛存在。许多高级官员包括希特勒的亲信将领都参与了密谋，试图与西方谈判，推翻纳粹统治。而日本国内在战时就很少有这种组织和活动。战后，战犯长期担任政府首脑的事情在德国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德国在战后对纳粹思想作了比较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前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战时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1971年出访波兰时，他特地到奥斯维辛纳粹死亡集中营去凭吊死难者，并且在纪念碑前身不由己的自然下跪。勃兰特是在履行身为一国总理而应承担的历史责任。现任德国总理科尔，也曾在德国境内的纳粹达豪集中营的遗址下跪。1995年5月科尔出访波兰时，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下跪。德国法律明确规定：凡有公开否定希特勒灭绝犹太人之罪行者，均属刑事犯罪，而且确已有人为此而被判刑。德日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异还表现在：战后，许多德国人和西欧各国人民一起，自动地组织起来，冒着危险，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经年不舍地搜捕和追查隐藏的纳粹战犯。大战结束以后，作为德国知识界进行自我批判的一部分，德国知识分子推出了一批专著、电影戏剧，运用各种形式对纳粹的罪恶本质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在日本，不但没有清算军国主义，而且还出现了一批歪曲历史、美化战犯、颂扬侵略的影视作品。如《东京审判》，《大日本帝国》、《山本五十六》、《啊，海军》等等。近年来日本还出现了一批所谓战争模拟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当年战败的日军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这些只有在日本才出版的书籍设想假如日本在二次大战中走另一条道路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其中最畅销的是《深蓝舰队》丛书。这套丛书描写了日本海军总司令山本五十六重新发动战争，拥有比真实战争中更强大的武器，占领了夏威夷使其独立，并且破坏了巴拿马运河。书中还描写了日本将亚洲从西方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在中国的东北举行自由选举。由桧山所著的《美国本土决战》，则描写了日军在美国强行登陆，解放了被关在加州的美籍日本人。与这类小说类似的游戏软件也被公开制作销售。其中《提督的决断》在中国上海和北京发行受阻后，1996年5月又在天津被查处。德国人在战后就开始反思：希特勒为什么迷惑了一代德国青年及广大的居民阶层？德意志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什么会被一个疯狂的小丑拖进了历史的深渊？经历过不幸和磨难的许多德国人在经过痛苦的思考以后，作出了带有强烈感性认识和深刻理性色彩的忏悔。而同样经历了苦难的某些日本人却从不认错和反思。历史是一面镜子，如何对待历史反映了一个民族政治境界的高下。今天，许多日本青年都不了解那一段历史，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多年来极力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使不少日本人认为，现今日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应归功于日本人自己，而用不着感谢美国的扶持和中国的宽容。（如放弃了巨额战争赔偿）。
4.企图成为政治、军事大国，争夺国际支配权
70年代以后，日本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一些人开始鼓吹亚洲应以日本为表率，在日本的领导下形成亚洲经济共同体。然而，亚洲人民对二战时“大东亚共荣圈”的痛苦经历，仍记忆犹新。极力美化和否认侵略战争的石原慎太郎明确说道：“恢复‘大东亚共圈’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次无需军事行动，因为如果日本的亚洲邻国抵制日本，很简单，东京停止对他们的经济技术援助，那就使他们体验到抵制的后果。”
1983年，日本政府开始构划“政治大国”蓝图，并在其全球战略计划中，把充当国际政治经济主角即进入联合国安理会作为主要目标。1990年，日本较有影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在其《新的世界秩序和日本》一书中提出：中国对日本来说不仅是邻国，而且是亚洲最大的“军事大国”、“有核国”。正因为这样，日本的防卫必须尽早地由面向北转为面向西，必须正确认识对日本的军事威胁正在由苏联转向中国这个事实。他还认为：英、法、苏、中四国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应由美、德、日三国取而代之，靠这个三极体制建立世界新秩序。
近年来，日本国内要求修改1947年反战和平宪法的呼声愈来愈高。不少日本政界人士认为：日本多年来对国际社会仅有经济援助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人”的贡献，包括带武器的军人。因此，和平宪法阻碍了日本的国际贡献，已经不合时宜。1995年11月，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起草了一份“新宪法”，从而再次将“修改”宪法的言论推向高潮。这份“新宪法”草案，虽然还算节制，但却显而易见地强调了“人的贡献”。1994年12月，日本防卫厅设立“情报总部”，以扩大全球范围的情报活动，为日益扩大在海外活动的陆、海、空三军服务。1995年，日本的军费开支已达500亿美元，早已大大突破了日本宪法所规定的军费开支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费开支国。日本“自卫队”的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周期已接近美国，有些技术甚至超过美国。日本不仅拥有美国的核保伞，而且储备了大量核材料铀和钚，具备了制造核武器、核潜艇的能力。此外，日本在制造先进的导弹、坦克和战斗机方面也十分引人注目。日本还重新加强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把日美安全条约的目标和范围扩展到针对整个亚太地区。1996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将中国列为最大“假想敌”。
日本是想成为政治、军事大国，对国际事务施以影响，以争夺世界支配权，这就是日本一些人否定侵略战争的现实原因和目的。
日本右翼势力无视历史否认侵略的行径，已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世界正义力量的严厉谴责与批判。我们相信，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相处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少数人不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当一个强盛的中国和亚洲各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之际，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必将被驱除。
*以军事、政治、经济力量而言，美国是抉择战后日本政体的主宰者。在大战胜利的前夜，中、英等许多国家都要求将日本天皇列入甲级战犯。美国却不表态。美国新总统杜鲁门上台之际，就注意到对天皇的处置问题。据美国小克莱·布莱尔所著的《麦克阿瑟》一书中说：“经过与政府高级领导人多次磋商后，杜鲁门决定将此事交给邱吉尔、斯大林和蒋介石去决定。而蒋未赴波茨坦会议，邱吉尔也在会议期间因落选去职。对于日本君主制的去留问题主要由杜鲁门和斯大林商量。斯大林因当时苏联尚未对日宣战，尚无重大决定权，最后还是杜鲁门说了算。在波茨坦会议之后，杜鲁门主要听取了麦克阿瑟的意见。”麦氏认为：“日本国民把天皇奉若神明，重建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日本，就要利用天皇在日本国民中的这种影响；把天皇做为战犯交付审判，就会出现动乱。为了对付日本举国上下有组织的抵抗，美国必须投入远比目前进驻日本更大的兵力”。
参加了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之女梅小璈根据其父留下的一些珍贵资料在1995年8月13日的《中国青年报》撰文，文中谈及当时国际检察处检察长基南的解释：“日皇之所以未被列入起诉之战犯名单，完全系由联合国各国政治之观点所决定。此项决定苏联斯大林委员长亦已同意，因为此项决定是政治决定，故本检察长即不考虑将日皇列入战犯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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