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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的责任
《福布斯》杂志排行榜实际上并不是新东西。
2000年，本刊曾经有过一次独家策划：《中国首富的六种命运》。当时福布斯也有一个中国富人的排行榜，牟其中等人都曾名列其中。这个排行榜的质量无疑比胡润先生做得要粗糙，但就是那样一个排行榜，在国内也引起了很大影响。2000年我们对一些曾经上榜的富豪进行追踪，发现他们的变化非常大，丝毫也不亚于2000年排行榜上的第二富豪杨斌和第三富豪仰融。
但是所有当时的这些变化，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担忧。比如说牟其中，我们一直认为他被列为首富是因为排行榜的操作者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对牟夸下的海口和他实际的财富状况没有做过调查，所以犯下了错误。比如说史玉柱，他的上榜与下榜完全是因为商业上的变化，而经过这些起伏，中国的这些富豪可能会更成熟、更理性。而从20世纪最后的几年国内人们的心态来看，对财富、有钱人这样一些敏感词汇无疑是越来越宽容。
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了去年，在200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评出之后，一家媒体采访了当时的首富，他谈到了“财富的良心”这个话题，他说：“财富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必要资源。对现在的我来说，它是社会财产，尽管在法律上它现在归在我的名下，但长远看来，它并不属于我一个人。它是我们所有员工创造出来的，它将被用来继续增加社会财富，用来培养更多的人。当然现在我对这笔财富拥有支配权，我也珍视这样的权利，这是因为我认为由财富创造者来支配财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更有效率。如果现在把它分散了，它就无法发挥更大的效能。”
不知道有多少榜上富豪曾经读过这段话。但是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曾向传媒谈到了财富给他们带来的责任。到现在为止，每一个榜上富豪都联系着一个大的企业——正如胡润所说，现在的榜上富豪们都是“白手起家”的，他们的上辈没有留下足够使他们上榜的财富。一个富豪说：“每天早上醒来我想到的都是一张张的嘴，企业里有几千人，他们的背后也许还有上万人，他们要吃饭，要过一天比一天好的生活。如果企业没有发展，我就要面对他们失望的目光，这比任何一种外在压力都要大得多。”
转变的风向
但是到了今年，风向似乎有所不同。
客观上，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决定了这种风向。进入新的世纪以后，改革的水越来越深，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无疑经常会遇到呛水的事。经济学上说的帕累托改进——能使所有人受益的改革措施已经不可能再有，而驶上转道的改革却不能停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利益受损集团已经出现。在中国无论利益受损者是怎样一个比例，其绝对数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天文数字的人口基数。
积累的情绪需要一个出口，这个出口正好在2002年出现了。
富豪的个人所得税问题、民营企业的诚信问题、民企原始积累的来源问题……甚至连原来正常的刘晓庆税案，无一不被人们与富豪们的快速财富积累联系起来。
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很深厚、但是破坏力也极强的情结，那就是均贫富。在漫长的历史中，“劫富济贫”远比以法治国更加深入民心。数十代王朝的兴亡，都直接与均贫富有关。因为贫富差距拉大，而政府不闻不问，于是侠士们振臂一呼而天下群起响应，均贫富、吃大户，然后改朝换代。
当今的社会矛盾当然没有激化到那种程度。但是深厚的积淀却使今天的富豪们对这样的历史了如指掌。他们清晰地看到了这种社会情绪，所以对胡润先生的排行榜避之不及。他们以分拆公司、分散股份等各式各样的方式，几乎像是掩耳盗铃一样地缩小自己名下财富的数量。同时把仰融、杨斌翻船落马的事情看作是一种信号，认为风向真的要变了。一位上榜者对记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看，杨斌出事了，仰融出事了，下一个会是谁呢？”
不会后退
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不会再进入“财富创造——财富集中——破坏性的财富再分配”这样的历史循环。无论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发生归之于富豪，还是把个别的富豪出事归之于社会情绪都是错误的。
无论是谁，只要出于公心，就无法回避中国2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所有这些成就，都应该归功于政府在改革中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的策略。还是中国这块土地，还是这一群中国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20年来创造的财富，比前50年多得何止以倍计量？虽然近年来有利益受损者，其生活可能会较改革后的最高点有所下降，但有一个道理是清楚的，有了社会财富才谈得到分配，如果都像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创造力受到限制，分配当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而榜上的这一群富豪中的大部分人，正是中国财富创造力骤增的最好体现。他们也许粗俗、也许狡猾，但是只要你走近他们，你肯定会感觉到他们身上那种创造力和想像力。因为仅仅是20年前，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想到有今天这样的财富，甚至连概念都不会有。同时，他们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财富。经过20年来市场无情的淘汰，在未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竞争中，强者出现在这些人中的可能性最大。
胡润先生的一段话也许能为这些人对社会的重要性作出解释，他说：“以现在榜上富人的财富数量，他们肯定是抓住了不止一次的市场机会。因为抓住一次市场机会可能会给你带来几千万的社会财富，但现在榜中财富的平均值是15亿。”
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即使有一些富豪翻船落马，虽然有贫富差距的问题，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方向已经无可改变。因为减小贫富差距的最根本手段还是社会财富，而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市场经济更有中国的开放作为基础。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不可能出现后退的，因为它时时刻刻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
透明化难题
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当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信任感在下降。在相关的调查中，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富豪就是暴发户，有很多是靠吸收流失的国有资产发的家。而富豪们也普遍地对社会情绪感到紧张。
本来，透明化是信任感的基础，了解是消除歧视的最好方法。而排行榜正好是透明化的一个最佳工具。但现在这个进程无疑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这也正是《南风窗》关注本年度福布斯排行榜的原因。
自从1994年20个中国大陆人的名字出现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8年间，已经有5个首富排行榜影响了中国。上百个中国人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这个张扬着金钱和成功至上的排行榜。在一个积聚多重变革的时代，民企20多年的成长史，一个中国富豪可以在10年之内甚至更短时间里完成从白手起家到10亿身家的财富积累。这导致了一个群体、一个阶层、一种组织形式在大陆的迅速崛起。
尽管这样，他们仍然是一群缺乏清晰历史记录、面目模糊的“隐身人”。
正如，在《福布斯》2002年的排行榜上，有34位企业家新上榜。其中，广东南海的两位企业家，五元集团的戴庆元、志高空调的李兴浩榜上有名。但在《南风窗》策划《发现南海》的专题前，他们与联邦家私的杜泽铧、兴发铝材罗苏这些颇具个性的民间精英人物，共同栖身于南海民营企业庞大的群落而不被外界所知。这样的企业家群落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相当不少。
而在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由50人扩大到100人时，前10名里竟然有4位相当陌生的新面孔。比如，前华晨老总仰融，当时不但胡润不了解，业界和公众也只能在“华晨迷宫”式的叙事中，领略仰融积累财富的传奇。
在隐身的状态下，积累财富，在拥有亿万财富时，又习惯于隐身生涯。这几乎是企业家对曾长期敌视财富的社会意识的本能反应。与那些在体制内曾大胆推动基层变革的新官僚“只干不说”的“护身法则”如出一辙。低调和隐身，是在游戏规则不确定时，寻求安全的必要法则，政经皆然。
但当胡润们运用现代财务的方法，对大陆的首富进行体系性的挖掘时，神秘的面纱被揭开，陌生的面庞变得熟悉，财富黑马变白，透明化的进程不可遏止。他们的出身、财产、企业一一被披露在公众的面前，在大众传媒制造的一个个新闻漩涡中被推向极致。
这样，对于财富结果的赞叹最终演变为对财富积累过程的追问，并在贫富分化严重和日渐不平衡的大众心态压力下，演变成对其合法性的怀疑。
但正如有识之士指出，问题是有多少企业家能说清楚他们的财产来路呢？在中国，什么是合法，什么不合法，每年都在变。许多人就是在说不大清楚的混沌状态下把企业做大了的。因为，民企及其创业者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上路，其间政治的波折，变通出多少民企生存的方式。从“挂靠”、“红帽子”、“假外资”到“腐化”、“搞掂”管制者，可以说民企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不能或免与管制体制的某种交换。“大家的不规范造成了所有人的不规范”，一位上榜的南方企业家如此诉说。富豪排行榜让榜上的企业家透明，但谁来规范历史，谁来让财富产生的环境也透明化呢？
透明化是信任感的基础，了解是消除歧视的最好方法。而排行榜正好是透明化的一个最佳工具。
应该消失的……
将2002年的首富排行榜对比2000年的排行榜，前50位的还有29位留在今年的排行榜上；对比1999年的排行榜，50位首富中只有9位还在今年的排行榜上；而对比1994年的排行榜时，只有4位企业家还在2002年的榜上。这几乎象征了中国民企命运的多舛。
许多人的名字从富豪排行榜上消失，却在另一个榜——企业大败局的榜上赫然出现。消失的富翁，沉浮的企业命运，从首富到首骗，昨天还是奇迹和黑马，被寄予厚望，今天就是泡沫的破裂；崛起之快，崩溃之快，完全可以象征民营企业大起大落的历史。
仰融、杨斌、宋朝弟、卢俊雄、牟其中、吴炳新、姜伟、年广久……很多的名字可以这样戏剧性地排列在一起。
如果说，刘氏家族（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和中国现代史上跨世纪的商业王朝——荣氏家族，争相在首富排行榜上领跑，可以象征财富在中国的历史衔接；
如果说，前乐百氏老总何伯权后来的落榜，是因为达能的进入，民企经营困境，与市场竞争的结果；
那么，前健力宝老总李经纬的问题则几乎依旧是一个旧时代的问题。他有着褚时健的疑问，也承接着海尔张瑞敏、长虹倪润峰、春兰陶建幸、海信周厚健等等一批知名企业家的现实问题。产权改革的徘徊，让他们不能成为财富榜上的明星。但这丝毫没有减轻他们行走在刀锋边缘的事实，这始终是一个隐含在时代中的“地雷”。
一度被称为中国制造模式颠覆者的仰融被颠覆，或许他缺乏的只是一个成功的MBO（经营者持股）的问题。但谁能设想，仰融以单纯的民企身份怎么能有最早在纽约上市的中国股票，怎么能进入壁垒森严的汽车行业？
政治企业家在财富排行榜上的消失应该是与民企的发展趋势吻合的。但消失的不应只是某个富豪，应该消失的是以特权的、掠夺的、欺骗的方式积累财富的企业方法，及其价值观；以及提供基础的历史体制和传统。
只有当裸露在阳光下的财富及其拥有者，感觉是安全的，在心灵上是坦然的，我们这个民族才算真正进入一个创富民族的行列。只有当财富的数量与有关财富安排的制度是一起可以迎接阳光的，一切才可以有个良性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