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职业化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结构实证研究
吴兆明 郑爱翔 刘轩
［摘要］ 文章在文献分析基础上开展问卷调研，并对调研结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构建了由吸收与探索学习能力、知识与技术积累能力、管理与创新实践能力、沟通与社会适应能力构成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结构体系。基于调查结果，提出搭建分类分层级的教育与培训体系、建立评价系统、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主体的职业能力协同开发机制、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发展保障机制、构建新型职业农民终身职业教育体系等策略和建议。
［关键词］ 职业能力结构 新型职业农民 职业化发展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6年聚焦农业、农村和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与发展，关系着农业、农村的稳定发展，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从国家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可以看出，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已成为乡村振兴发展、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国家发展战略之一。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在这一发展背景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意味着农业的发展需要靠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产业经营管理模式，需要积极提升农业从业者的能力素质。然而，当前农业现代化发展中依然存在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农业供给质量亟待提高；农民整体素质较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难，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随着农业产业和农村生产经营模式的变化发展，农村传统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加剧，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外流城镇，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农业、农村还面临着“谁来种田、如何种田”等实际问题。要破解这一现实问题，最重要的是培育大量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为农业农村的发展提供关键人力资源支撑。
（2）行为疗法。①放松训练。采用口头指导的方法，让患者按指导语进行缓慢的深呼吸、全身肌肉放松，尽量消除焦虑抑郁和紧张心理。②榜样示范法。请做过PCI且治疗效果好的患者讲诉亲身经历，增强患者信心。正强化和消退，当患者出现积极情绪时，及时给予表扬、鼓励、关注，强化其积极行为；而当患者出现消极情绪时，减少对其的关注，使其不良行为消退。③暗示疗法。运用积极的言语、表情、行为等缓解患者对疾病的恐惧，减轻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④音乐疗法。指导患者仰卧于床上，处于放松状态，焦虑患者欣赏旋律舒缓轻柔的乐曲，抑郁患者欣赏节奏明快、旋律流畅的乐曲。
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引导者及重要承载体，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从体量上培育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更需要积极提升其职业能力，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职业化发展需要。在这一背景下，基于职业发展的角度，深化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的内涵研究，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和推进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核心概念界定及理论综述
（一）核心概念及内涵
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国外很早就有学者将农民定义为一种职业。美国人类学家EricRobert Wolf 认为传统农民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农民（peasant），强调等级次序；而新型职业农民（New farmer）是一种职业，包括一切充分融入市场将农业作为产业，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的农业从业人员。在国内，长期以来农民往往被当作是一种身份、一种生存状态。职业农民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农业部2005年发布的《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要求大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2012年中央1 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首次将“农民”视为一种职业。此后，农业部2013年在《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农办科〔2013〕36 号）中对新型职业农民主要类型及内涵特征进行了明确界定，指出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本文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定义按照农业部发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规划的内涵界定进行研究。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职业教育研究。Wallace 等提出需要强化农民与农业院校的联系，加强对农民职业培训的力度；Jurksaitiene 认为职业资格教育能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的能力和环境保护的意识；周艳丽等人以海南省为例，提出为了促进新型职业农民成长，应该加强农业教育与培训，支持与新型职业农民相关的行业发展；马建富、马欣悦提出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应着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着重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完善，着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创新；徐辉、许泱、李红等通过研究，认为“是否经常自学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等18 个因素对新常态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具有显著性影响。
新型职业农民就业本身就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创新化与产业化特征，特别是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变革和应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势必会带来农业产业发展新的变化，如农业发展环境、生产经营模式等都会出现革新。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传统的以体力劳作为主，低效率、低产出的生产模式将会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来说，面临着从一般职业到更高职业发展的需求和职业转换等新情况，需要适应农业发展的变化趋势，寻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基于此，文章试图通过研究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发展的职业能力结构，识别职业能力发展需求，以期为提升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提供策略。
（二）理论综述
职业发展，是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能力随着时间而强化的职业生活历程，是不断完成阶段性职业目标、选择和转换工作角色的过程。因此，对于新型职业农民而言，职业化发展是指农民由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化，职业化水平由低向高转变的动态发展过程；职业化发展能力是指具备适应农村现代化发展需要，能够把握职业发展机会，向更高职业发展目标发展的职业能力，并且通过职业能力的积累和提升，能够为其职业发展的前进态势提供保障。
2.农业企业、农业园区、农民合作社主要负责人及部分新型职业农民访谈。在完成上述访谈后，为进一步厘清基于职业化发展的职业能力需求，对新型职业农民就业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进行进一步访谈。通过联系苏州、无锡、徐州等地农业主管部门，对当地农业企业、农业园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以及部分新型职业农民进行深度访谈。同样采取一对一访谈方式，每次访谈时间约为40 分钟，累计访谈12人。主要围绕新型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对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需求、职业未来发展以及自身发展趋势进行。通过访谈，对新型职业农民基于职业化发展的职业能力获得了更为客观和全面的信息。
对探索性因素样本的数据进行因素分析的可行性检查，量表的KMO=0.944，Bartlett 球形检验X2=7281.138（P＜0.001），可以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romax 斜交旋转，第一次旋转后有5 个因素的特征根大于1，这5 个因素方差解释量为62.7%，但结构矩阵中的第5个维度只有1 个题项，说明该维度测量的特质不稳定，并且也不符合量表维度的题项数≥3 的标准。因此，进行第二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将因子固定抽取为4 个，然后对满足下列任何一个条件的题项进行删除：一是项目共同度≤0.50，二是题项在两个因子的跨负载荷的绝对值之差≤0.05，三是结构矩阵中的项目载荷≤0.50。每删除一个题项，重复做一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经过多次的EFA，共删除4 个题项，剩余18 个题项归属为4 个维度，解释总体方差为63.5%。
综观已有研究，对与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方面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专业能力的角度展开，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经营管理能力、知识学习能力等非农业专业技能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欠缺，特别是从职业化发展的角度来对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方面的研究还相对匮乏。而职业能力不仅仅是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还应该具备适应社会职业环境变化的职业适应能力和职业成长能力，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来说，更是需要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职业发展能力。因此，本文尝试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调研分析，从职业发展的视角来研究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结构，并提出提升其职业能力的相关策略，以期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和职业化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三、量表设计与样本调研
（一）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初始量表设计
聚敛效度采用量表的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抽取量来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知识与技术积累能力的组合信度是0.82，平均方差抽取量是0.50；管理与创新实践能力的组合信度是0.85，平均方差抽取量是0.49；吸收与探索学习能力的组合信度是0.86，平均方差抽取量是0.60；沟通与社会适应能力的组合信度是0.61，平均方差抽取量是0.37。这表明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问卷的聚敛效度尚可。
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地负责人、农村职业教育专家访谈。根据首批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名单，课题组先后赴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8 地进行了走访调研，与基地主要负责人进行一对一访谈，每次访谈时间大约30 分钟，累计访谈28 人。访谈过程主要结合文献分析构建的职业能力量表，从新型职业农民工作实际需要、工作经验、职业能力需求及培训需求等方面进行；然后对基地负责培训的主管和专家进行了访谈，主要从培训需求、培训内容和培训成效等方面进行。
二是养老金标准较低，使得一部分高收入农民没有意愿参保。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的发展水平也得到了快速提高。很多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使家庭收入取得了很大改善。目前，新农保每月最低档一般能领取到80元左右，对于这些较为富裕的家庭来说，新农保的养老金标准太低，根本保障不了60岁后的基本养老标准，因此为了在60岁后有更好的养老保障，他们更愿意参保缴费数额较高的城镇保险。我国保险法规定：“无雇佣的个人、未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2]。
3.形成初始量表。在前述文献分析和各类访谈的基础上，对量表进行了多次的修订与完善，最终确定基于职业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为量表标题，从“知识与技术积累能力、吸收与探索学习能力、沟通与社会适应能力、管理与创新实践能力”四个维度出发的职业能力结构初始量表。初始量表共包含25 道无歧义的题目，采用李克特5 点计分法，即“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无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说明其职业能力越强。
(2)实用性原则。坚持实用性原则，注重解决电网企业的实际问题，做精、做细系统核心功能，实现快捷、方便地部署和使用，降低风险。在实用的基础上考虑先进性和前瞻性，切实满足电网企业运营监测业务实际工作需求。
4.预调研。在进行正式调研之前，邀请了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农牧职业技术学院等江苏涉农高职院校相关领域的专家以及部分新型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对初始量表的题项、结构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等方面进行讨论，并根据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为有效分析职业发展不同阶段的职业能力特点，选取无锡、苏州两地具有1年、3年、5年经验的新型职业农民（三类新型职业农民各12 人）共36 人进行了问卷填答，通过预调研优化了题项的理解，最终形成了正式的问卷调查表。
（二）调查对象的选取及正式调研
调查问卷由新型职业农民个人、家庭基本情况、农业从业情况、职业能力等方面构成，其中以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为调查重点。课题组于 2017年12月—2018年8月间，选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省份江苏、浙江、四川、海南、广东、安徽、湖北、河北、上海及新疆等地共1185 名新型职业农民进行问卷调研。其中，江苏省有473 人参与调研，占全部参与调研人数的39.9%；浙江省参与调研233 人，占19.7%；海南省和四川省分别有132 人和120 人参与调研，占比11.1%、10.1%；其余省份共有227人参与调研，占比19.2%。主要通过地方农委、农广校及相关培训机构了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联系当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在培训班上进行问卷调研。对于能够熟练使用微信的新型职业农民采用问卷进行，不能通过微信完成调研的发放纸质问卷，并现场讲解填写方式。累计回收1185份问卷，有效问卷878份，有效回收率74.09%。
四、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结构定量分析
本文采用 SPSS22.0 和AMOS21.0 软件，对回收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和验证性因素分析，从而构建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结构。
（一）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回收的问卷中随机抽取439 份进行探索性验证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来看，其总体信度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1，然后按照题总相关系数＜0.30 或删除该题项后总体α 系数提高的标准，删除第 14 题，剩余题目的 Cronbach’s α 系数提高到0.932，各个题项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在0.443～0.738 之间。
在基于职业化发展的职业能力研究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职业能力包含的主要内涵及其维度进行。国外学者Larrie Gale 和Gaston Pol提出了整合能力观，认为能力是与职位和工作角色联系在一起的，是胜任一定工作角色所需的知识、技能、判断力、态度以及价值观的整合能力；RR Nelson 提出动态能力属于高阶惯例，与属于零阶惯例的通用能力截然不同；德国职业教育学家劳耐尔指出职业能力发展的五个阶段是“新手”“高级入门者”“胜任者”“精通者”和“专家”，并阐述了每个阶段的职业能力特征。国内部分学者从新型职业农民需要具备的职业能力进行了相关研究：米松华、黄祖辉、朱奇彪等研究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具有适度的经营规模和一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具有一定的产业化组织能力和社会化服务能力等现状特征；李容容等人提出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能力内涵不仅包含专业技能，也包含综合素能方面的能力。
根据题项相关内容，将4 个维度分别命名为吸收与探索学习能力、知识与技术积累能力、管理与创新实践能力、沟通与社会适应能力。其中，吸收与探索学习能力包括4 个题项，分别为善于学习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并能应用于生产实际中，经常通过微信、网络视频学习农业生产和管理方法，主动收集与学习农业相关知识和资讯、能用新方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主动利用农闲时间学习等。其内涵可以解释为包含具备学习新知识并能应用到实际需要中的能力，其因子负载荷的范围为0.734～0.892，方差的解释率为43.1%。知识与技术积累能力共5 个题项，分别是能看懂有关农业生产和经营的技术资料，能够使用多种农业设备、具备现代农业生产的能力，善于利用现代农业知识解决实际困难，善于整合和利用各种信息资源等。其内涵可以解释为包含具备农业技能所需的知识、具有农业生产管理技术应用能力，其因子负载荷范围为0.69～0.809，方差的解释率为7.6%。管理与创新实践能力共6 个题项，包括希望扩大现有规模、具备应变及解决现场问题的能力，会通过微信、QQ、淘宝等网络渠道销售产品，有很强的创业欲望，喜欢尝试通过多渠道获得收益，经常尝试用新的方法提高效率等。其内涵可以解释为具备一定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其因子负载荷的范围为0.679～0.767，方差的解释率为6.5%。沟通与社会适应能力共3 个题项，分别为能够通过有效沟通共同开展农业生产任务，很适应农村生活，跟农民朋友能够相处得很好。其内涵可以解释为包含具备合作沟通、有良好的农村社会适应能力，其因子负载荷的范围为0.708～0.844，方差的解释率为6.4%。项目负载荷和共同度如表1所示。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水资源需求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增长，加之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将更为严峻。解决我国日益复杂的水资源问题，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根本上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改革。根据水利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在系统总结我国水资源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从制度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表1 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探索性因素分析项目载荷与共同度
（二）验证性因素分析
基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对剩余439 份问卷运用AMOS21.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四因子模型拟合良好（X2/df=4.48，TLI=0.91，NFI=0.90，CFI=0.92，IFI=0.92，GFI=0.92，RMSEA=0.07），且各指标均在临界值以内。这表明农民职业能力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如65 页图所示。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更应该重视培养适合“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国际型复合人才，不断提高各专业人才的跨文化交际素质。 人才培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复杂工程，各高校要结合自身的需求和特点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 优化课程设置，将文化学习与语言学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断提升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最终达到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持续发展。 本研究只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调查，受调查样本数量和种类局限性的影响，本研究没有提供更多具体的实际操作指导，希望日后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从微观角度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三）各维度间及与总分的相关
积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各个维度之间呈中等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412～0.651 之间（均 P＜0.01）；各个维度与总分呈强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764～0.829 之间（均 P＜0.01），如65 页表2 所示。
（四）聚敛效度的检验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农民将面临各种变化发展的产业发展环境和技术应用环境，其职业能力需求也必将迎来各种新的变化。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关于职业能力结构的文献分析，结合现代化农业产业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环境变化，从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发展的角度出发，既考虑从业通用职业能力，也考虑随着农业产业发展变化所需要具备的职业发展能力。课题组首先通过对农民培育基地负责人、农业职教专家、新型职业农民等进行大量的访谈调研，形成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的初始量表。
位于阿姆斯特丹的 De Kas餐厅，曾经是一个蔬菜花卉大棚，后被改造成了透明度玻璃房，视野宽广，气氛浪漫。现在已经成为非常有名气的米其林餐厅。还有许多餐厅会采用半透明的玻璃厨房，用来增加顾客对食材的信任，加强餐厅与顾客的交流。
UEF组采用外固定支架固定，按常规方式进行治疗，对合并皮肤撕脱的患者同样采取打薄戳孔原位回植，创面以VSD材料封闭，给予-0.04～-0.06 MPa的持续负压吸引，同样于术后3～5 d左右拆除VSD，根据情况行换药、植皮或Ⅱ期皮瓣修复。
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验证性因子分析图
表2 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各维度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矩阵（n=878）
（五）信度检验
信度指标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分半信度。研究结果表明，自编农民职业能力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在0.701～0.876 之间，分半信度在0.734～0.885 之间，表明自编农民职业能力问卷信度较好。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大量访谈和文献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职业化发展理论，构建了包括“知识与技术积累能力、吸收与探索学习能力、管理与创新能力、沟通与社会适应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结构体系。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在职业化发展中对职业能力的需要，在江苏、浙江等10 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省份进行问卷调研，通过探索性因素进一步优化了能力结构体系，之后的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了基于职业化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结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本文构建的基于职业化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结构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能够较好地反映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能力。
（二）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提升策略
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未来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还是一支新生力量。具备较强的职业能力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吸引潜在职业农民从业的关键，也是其职业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其职业能力的提升，既要考虑当前的农业技术技能，更要考虑管理能力、学习能力及农业社会适应等非技术能力，从而帮助其提升职业发展的能力，推进农民职业化发展。
1.搭建分类分层级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从宏观层面来看，基于职业化发展的职业能力提升对于解决农业生产效率、吸引更多群体加入新型职业农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职业能力提升了，具备了良好的职业化发展，才有希望让职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涉及人数众多，且人员素质层次参差不齐，同时还存在农业产业结构特点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各不相同等现实情况。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分类分层级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不能停留在开展几次讲座、完成几次培训班等普及性培训和较低层级的职业技能培训上，而是需要结合地方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分类分层级设定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目标、内容、培训模式及考核要求等，结合不同类型、不同职业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施行不同层级的教育与培训内容和模式。随着职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今后在面临职业转换、创新创业中需要有与之匹配的能力，还需要在农业技术积累能力的基础上，对于管理与创新实践能力、探索学习能力方面给予更多关注。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新型职业农民沟通适应能力的提升对于其坚定从业意愿、扎根农村长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2.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主体的职业能力协同开发机制。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和职业化发展，不仅仅是培训其掌握一定的农业技能，更需要具备一定的学习和持续发展能力。而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如经营管理能力、创新发展能力的培养，这类综合职业素质的提高相比农业技能的提升，在时间上需要更长，在培训内容的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相对复杂。同时，教育与培训还涉及政府、教育机构、农业企业、农民自身等多主体，因此，还需要整合协调多元主体的协同开发机制。
具体而言，可以建立以各级政府为主导，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相关企业、中高职院校、农村夜校、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等职业教育主体全面纳入此类人力的开发机制，充分发挥不同主体在职业能力提升方面的优势。从具体分工来看，政府层面做好主导和引导作用，通过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涉农企业、教育机构积极参与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提升；中高职院校、农村夜校、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等职业教育主体可以利用教育培训方面的优势重点开发农业农村知识学习、管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社会沟通与适应能力的提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相关企业则可以利用实际农业生产业务的发展优势，重点开发其农业技术技能积累和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
3.建立用于指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职业能力评价系统。职业能力开发需求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前提，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成效还需要科学的职业能力评价做依据，通过职业能力评价也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指导培育的重点和方向。评价方式既可以由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机构等自主进行，形成自身职业能力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的事实调研，综合分析提出更明确的职业能力开发需求，为职业教育与培训整体设计提供更科学的参考；也可以由第三方机构组织进行相关评价，可以作为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成效的依据，从而用于政府主导部门对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考核和评价等，也可以作为职业教育相关机构自身更有针对性地为提升职业化发展需要的职业能力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目前，公开发表的干旱定义一共有150多个，每个定义都与某一种活动或某一科学分支相关联。对于农民来说，干旱就是持续一段时间、使农作物产量减少的干燥天气。而气象学家则认为干旱是因长期少雨而空气干燥、土壤缺水的气候现象。对于水利学家来说，干旱就是一段时间内，江河湖库流量和水位有所降低，淡水总量少，不足以满足人的生存和经济发展的现象。因此，目前尚缺乏统一的干旱定义。
4.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职业化发展保障机制。为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国家和地方相继出台了多个政策文件和相关实施方案。如国家层面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等，以及地方层面的《贵州省2016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新疆2016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实施方案》等。当前政策制度及方案主要聚焦于新型职业农民专业技术领域的培育等现实情况，对于职业能力持续提升方面，尤其是对于职业化发展方面还需要加强保障制度建设。有必要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对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发展能力提升的开发主体、开发方向及内容、开发路径进行制度化规定，同时建立相应的开发保障措施，这是未来系统化提升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的必要举措。
5.构建新型职业农民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农业的稳定发展需要大量的新型职业农民，而新型职业农民既要具备农业就业能力，还要拥有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职业发展能力和成长能力。因此，可以根据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发展的需要，构建基于持续职业能力提升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针对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等不同类型的新型职业农民，开发不同的职业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等，并根据每个类型的职业农民开发不同层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内容，以满足其不断向更高层级的职业化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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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兆明（1979- ），男，湖北石首人，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郑爱翔（1979- ），男，江苏盐城人，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江苏 无锡 214000）刘轩（1981- ），男，江苏盐城人，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1816）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研究”（项目编号：17YJC880109）、2018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江苏省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发展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8SJA0860）和2019年度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项目（项目编号：苏教师〔2019〕3 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85（2019）13-0060-08
标签：职业能力结构论文; 新型职业农民论文; 职业化发展论文;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论文;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论文; 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