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仕隐与陶诗的艺术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陶渊明论文,艺术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是作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所编《陶渊明选集》“前言”的节录，凝聚着作者十几年来研究陶渊明的心得和成果。文章紧密结合晋宋易代前后的政治背景来考察陶渊明的仕与隐，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审视陶诗风格，论证从《古诗》到阮籍诗到陶诗的诗歌风貌的一脉相承同时又一步步变化的轨迹，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所作结论，使人信服。本文的注释，有些是作者对自己所作结论的考证，有独到之见。
【关键词】 刘裕篡晋 寻阳三隐 为贫而仕 志在匡济 心存戒惧 出处大节 垂范将来 忧生之嗟 建功立业 感叹不遇 荡气迴肠 语近旨远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的历史时期。晋朝政权是一个由士族集团垄断的政权，政权性质决定它必然迅速走向腐败。所以立朝仅三十多年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导致少数民族的入侵，随后是中原沦陷，晋朝政权不得不迁到江南。于是这些北方的逃亡士族又与江南的土著士族相联合，维持着晋朝的偏安局面。虽然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东晋政权内部各派势力有时还能保持着表面的妥协与联合，使这个政权维持了一百年之久，但由于腐败之势已成，经过几次内部大斗争，这个政权终于公元420年被刘裕所取代。
东晋政权虽一度出现过“中兴”的局面，其实内部是极不稳固的。早在渊明生前，就有野心家王敦、苏峻的相继叛乱。在渊明幼年，则有桓温的专权，他想篡位，但未能如愿。渊明二十几岁时，又有当政的司马道子父子与孝武帝之间的暗斗。由于司马道子专权乱政，树立党羽，重用亲信王国宝、王绪，委以要职，于是孝武帝任命中书令王恭为青兖二州刺史、黄门郎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作为外援，以箝制道子。孝武帝死，安帝即位，这一争斗终于演化为公开的战争。
就在这年（隆安元年，397）四月， 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举兵，以讨王国宝、王绪为名，矛头指向司马道子。司马道子被迫杀王国宝、王绪，表示谢罪。但隆安二年（398）， 司马道子继续树植党羽，任命亲信王愉为江州刺史，还把庾楷所领豫州四郡也割给王愉。于是庾楷、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南蛮校尉杨佺期等谋反，推王恭为盟主。但王恭怀疑庾楷、殷仲堪无联合诚意， 便率先独自起兵，结果被司马元显击败。然而，元显无力抵御桓玄，只得与他妥协，朝廷被迫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兼督荆州四郡；又任命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殷仲堪仍为荆州刺史。战争至此告一段落，这一年渊明三十四岁。
因为讨平了王恭，司马元显得到了杨州刺史这个要职。他本性苛刻，虐待百姓，强使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移置京师以充兵役，因而激起反抗，导致孙恩起义。隆安三年（399），桓玄乘南燕与后秦相继南侵、孙恩攻陷会稽、朝廷无暇他顾之机，又袭取江陵，杀害殷仲堪、杨佺期，朝廷被迫承认桓玄为荆州刺史。至此， 桓玄已把长江中游的江州、荆州两个重镇都据为己有。他还想以协助朝廷讨伐孙恩为借口率兵东下，被元显制止。
隆安五年（401），官军击溃孙恩，元显即准备起兵，声讨桓玄。 于是桓玄乘机以讨元显为名，于元兴元年（402）顺流而下， 直抵建康，击败王师，杀元显、鸩道子，并于次年（元兴二年，403）废晋自立。这又引起了元兴三年（404）刘裕、刘毅、何无忌、 诸葛长民等人讨伐桓玄的战争。历时一年，桓玄势力基本消灭。朝廷封刘裕为豫章公，刘裕从此掌握朝政。义熙六年（410）， 孙恩妹夫卢循乘刘裕北伐南燕的空隙，欲直捣建康，在豫章、寻阳一带与官军展开激烈争夺，最后失败被杀。此后刘裕逐步扩大势力，削除异己，于义熙八年灭荆州刺史刘毅，杀南蛮校尉郗僧施，以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义熙九年，杀前将军诸葛长民及其弟辅国将军黎民、从弟宁朔将军诸葛秀之；义熙十一年，刘裕怀疑司马休之有异志，乃收其子文宝、其兄子文祖入狱赐死，又率众西讨司马休之，致使司马休之与雍州刺史鲁宗之逃往后秦。以后他又北伐，假道于魏，灭了后秦，还没来得及巩固战争的胜利，他便匆忙还朝，擅权废立，先派人缢死安帝，立琅邪王司马德文为帝（即晋恭帝），改元元熙，随后又于元熙二年（420）派中书令傅亮讽劝恭帝让位。 这年六月，刘裕即皇帝位，改元永初，国号宋。永初二年（421）， 刘裕遣恭帝故吏张祎携毒酒鸩恭帝，张祎不肯从命，自饮而卒。裕复使兵士踰墙入室，进毒药给恭帝，恭帝不肯饮， 兵士便用大被把他闷死。这些，就是刘裕自发迹直到篡位的全部经过。
陶渊明出身于仕宦家庭，曾祖陶侃为晋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外祖孟嘉尝为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他的父亲曾几度出仕，是个不以仕途进退萦怀的人物。其从父陶夔官太常，后迁尚书〔1〕。渊明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但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2〕。 安帝隆安二年（398）冬，他入江州刺史桓玄幕。隆安四年（400），渊明随幕府移到江陵〔3〕。隆安五年（401）冬，渊明丧母，乃去职还乡〔4〕。元兴二年（403），渊明开荒南亩〔5〕。 次年在本州就辟为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往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赴职〔6〕。返归， 又为江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义熙元年（405）三月， 刘上表请解江州任，渊明为之使都〔7〕。同年八月，渊明任彭泽县令； 十一月，以奔程氏妹之丧为由，自免去职。义熙二年（406）春， 继续开荒南亩。义熙四年（408），因园庐失火， 乃耕于西田（距庐山西林不远）〔8〕。义熙十一年（415），又迁居寻阳城郊，与殷晋安、颜延之为邻〔9〕。诏徵著作佐郎，不就，与刘遗民、 周续之并称“寻阳三隐”〔10〕。义熙十二年秋后，渊明获疾，迁延至次年冬，仍未全愈〔11〕。义熙十四年，渊明田亩屡遭虫旱灾害和风雨的袭击， 以致衣食难继〔12〕。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渊明又连续两年遭旱蝗之灾，不得不向邻里乞食〔13〕。时檀道济为江州刺史，曾馈渊明粱肉，且以出仕相强，渊明挥去之〔14〕。元嘉四年（427）九月，渊明自知不久人世， 作《挽歌》及《自祭文》。十一月，渊明去世。
渊明自幼受儒家传统教育，有积极用世之心。他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15〕可见他胸襟抱负确是不凡！他又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16〕“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17〕看来他颇以“无成”为憾。他在《读史述》里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明白道出他以王佐自期的怀抱。他在《命子》诗里还盛讚其曾祖陶侃的功业。但是，到渊明的青壮年时期，东晋政治完全陷入混乱，所以渊明空有一腔壮志，却无由施展。二十九岁以前，他躬耕陇亩，养志待时，却不得其时；廿九岁以后，他或为贫而仕，或迫于形势不得不仕，也是不得其时。故其虽身在仕途，却“与物多忤”〔18〕，自知不为当世所容，未能逞鸿鹄之志。
儒家并不反对为贫而仕。孟子就说过：“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19〕渊明廿九岁为江州祭酒，四十一岁“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20〕而任彭泽令，都可说是为贫而仕。但官场的黑暗、世俗的狡诈，使他虽为贫而仕，亦不可得。渊明还曾仕桓玄、仕刘裕、仕刘敬宣，似乎不是为贫而仕。因为在他就辟桓玄幕府以前，桓玄的野心家面目已经充分暴露，他却入桓玄幕府，而且自隆安二年至隆安五年，前后历时四年之久。若说他此时仍是为贫而仕，为了口腹竟不惜冒那样大的政治风险，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只要看他这期间诗里所反映的矛盾痛苦心情〔21〕，就可知道他是被迫从仕，因为他不能有其他选择，否则会立即招致杀身之祸。他何尝不想摆脱桓玄？只是没有机会。直到他母亲去世，他才得逃出虎口。随后就是桓玄篡位。讨玄战争开始后，渊明在本州就辟刘裕参军，虽志在匡济，但心存戒惧。一者他是桓玄故吏，很容易被诬为桓玄一党；再者鉴于出仕桓玄的教训，他深感仕途的险恶，所以加倍小心，提防着刘裕是否也属桓玄一类的人物。这种情绪清楚地反映在《始为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和《饮酒》的第十首诗中〔22〕。他以这样心情出仕刘裕，说他被迫从仕，至为显然。因此仕裕以后不久，他便改仕刘敬宣，又作彭泽令，看来他是有意地在逐步摆脱刘裕的控制，从“仕”逐步过渡到“隐”。
他有不少回忆自己经历的诗，但对仕玄一事，却一再迥避；颜延之为他作《诔》、萧统为他立传，也对此一字不提。只有《宋书》，说他“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大概即指仕玄而言，认为是个污点。不过，我们只要了解其间的形势和渊明当时的处境，也就不会苛求他，而是对他充满同情和谅解。至于渊明谈到自己仕裕的动机，有时说是因缘巧合〔23〕，有时又说是为贫而仕〔24〕，极力表现一种超脱的态度，这反映出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特有的心态，还是相当真实的。后来形势的发展，刘裕阴谋篡晋的面目日益清晰，渊明眼睁睁看着他悲观的预见都一件件成为现实，他的痛苦和愤怒实在是难以言喻的。于是他就更加坚定了长期隐居下去的决心，再也不肯出仕。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5〕在出处大节方面，渊明恪守儒家的原则，毫不含糊。终渊明之世，对他的生活道路和心理影响最为严峻的，莫过于桓玄的叛乱和刘裕的篡晋。他处在那样混乱污浊的时代，进不能“兼济天下”，退而“安贫乐道”求其次，这是他当时唯一的出路。他年轻时就“不慕荣利”、“忘怀得失”，所以后来或仕或隐，其动机里一点没有个人的私心。也正因此，虽然他隐居中生活困苦，可能闪过再出仕的念头，但最终还是用儒家“固穷”、“守节”的思想坚定了自己的态度，即所谓：“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26〕他也颇以自己一生“有志不获骋”〔27〕为恨，但在当时环境下，能做到隐居全节，他也就足以为慰了。
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28〕。我看渊明最值得钦佩的地方，还在于他的品格和作风，所以颜延之《诔》称其清节〔29〕，萧统作《序》，尚想其德〔30〕。萧统还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31〕他所以这样推崇渊明作品，就因为它是渊明思想、品格、作风的形象底记录。所谓“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32〕，可以垂范将来，“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33〕尽管我们今天对渊明诗文可以有这样那样的评价，但就这一基本点来说，我们的看法与古人还是相通的。
陶渊明诗文流传下来的不多，有诗一百多首，文十几篇。他的诗绝大部分为咏怀之作，或直抒己怀，或托古言志，或慨叹时事。而这些感怀，往往通过自叙对日常生活的点滴感受表现出来。旅途的风波、闲居的适意、田园的风光、岁功的可望、节候的变化、稼穑的艰难、生活的拮据、朋友的周旋、饮酒读书的乐趣、游历山泽的见闻，都可以引发出他对社会人生、对历史时事、对个人出处的感慨。也正因此，诗中虽有不少议论，总是与作者的情绪一起流动，我们只觉它淳厚真挚、自然亲切，而毫无枯涩生硬之感。特别是他的田园诗，与其说是写田园，毋宁说是写诗人自己，他是借田园生活的适意来表现自己隐居不仕的高致，所以这些田园诗也可视为咏怀诗。这些诗还记录了他对劳动生活的切身感受，他对劳动、对劳动成果、对劳动人民都有深厚的感情。他笔下的田园充满生气，惹人喜爱。他所描绘的“桃花源”这一理想图画，虽然是一种空想，虽然有复古色彩，却具有非常强烈的艺术魅力，令读者感觉这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地方。这种真实感的产生，当然离不开诗人对长期躬耕生活的深切体验。此外，渊明还有一些“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这些诗，大抵是为晋宋易代而发。随着刘裕代晋日程的步步逼近，他诗里对篡弑、杀夺的憎恶、愤激之情也愈来愈强烈，这在《读山海经》、《咏荆轲》等诗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把渊明的“慷慨内蕴”的感情比较直接地宣泄出来了。我们只有把这些感情和渊明其他诗里潜在的情绪贯通起来，才能认识渊明“全人”，才能看出陶诗内容和外在表现之间的关系。
关于陶诗的艺术特色，历来评论很多。颜延之、萧统而外，最早给它评价的是梁代的钟嵘。他说陶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34〕这个说法是否有一定道理？首先，他说陶诗源出于应璩。那么，我们就看看他对应璩是怎样评论的：“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两相比照，确乎可以见出应、陶彼此相近之处。如应璩“善为古语”，陶亦如之，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36〕一类的句子；应璩“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而陶“笃意真古”，且亦多讥切时事之辞；应璩有“济济今日所”诗，今虽不传，然知其“华靡可讽味”，而陶有“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诗，亦“风华清靡”之作。钟氏还说，世叹陶诗“质直”，“为田家语”，我们再看应璩的《百一诗》，也应属于“质直”一类，而且其中也有不少“田家语”。这样看来，钟嵘还是经过了比较才说“其源出于应璩”这句话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作家受前代诗人的影响，决不限于前代一个诗人的影响，而是要“转益多师”的。譬如“质直”这一点，不仅是应璩有此特点，陶的前辈诗人魏文（曹丕）、刘桢、左思也有。钟嵘称应璩“其源出于魏文”，他评魏文说：“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按，疑“偶”为“俚”之误字）语。”称左思“其源出于公干”，而他评刘桢（公干）说：“气过其文，彫润恨少。”他还说左思“野于陆机”， 这个“野”，乃“质直”的同义语。我们从这些比较中，不难看出某个诗人创作特色的前后师承关系，但不能限定他只是出于某一个人。因此，钟嵘说陶“其源出于应璩”，至少是不全面的，可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次，钟嵘说陶“其源出于应璩”，似乎也是为把陶列入中品提供根据。按照《诗品》所示诗人前后师承关系的原则，源出中品诗人的，本人不可能属于上品。这个问题，钱钟书先生、李文初先生、袁行霈先生都有辩证〔37〕。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钟嵘对陶的评语。在紧接“其源出于应璩”之后，他说：“又协左思风力。”左思“其源出于公干”，公干之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所以左思诗也是有风力的。左思、公干都属上品。钟嵘又说陶“文体省净，殆无长语”，而他评张协说：“文体华净，少病累。”两个评语，从总体上说，并无大别，而张协亦属上品。又谓陶“笃意真古，辞兴婉惬”，这个评语相当高，刘勰论古诗曰：“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这话亦与“辞兴婉惬”意近，而刘勰推古诗为“五言之冠冕”〔38〕，钟嵘列在上品第一。既然如此，钟为何却说陶诗“出于应璩”，且把陶列在中品？显然与陶诗的“质直”、“为田家语”有关。这只能说明在钟嵘的美学观念里，仍难摆脱时代风尚的影响。
我认为，陶诗风貌与古人差近者，惟《古诗十九首》与阮籍诗。《古诗十九首》内容颇为总杂，但大抵以游子思妇为主题，多生命难常的叹息，即所谓“忧生之嗟”。建安诗也是如此，但与建功立业的胸襟融合在一起，所以形成慷慨悲凉的风格。黄初以后，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感叹不遇的主题〔39〕。此后，这三个主题便延续下来，各在不同的时代，或强或弱地反复咏唱着。而在魏晋易代、晋宋易代之际，这种人生无常、命运不能自主的慨叹，几乎成了时代的最强音。陶诗正是以其更深更广的内涵，重复着自《古诗十九首》以来的这个使人荡气迥肠的主旋律，所以风貌上彼此相似。此外，钟嵘评《古诗》，说它“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我们看它写的多是眼前切近的事情，反映的却是汉末整个动乱时代的心态和声音，所以说它“意悲而远”。到了阮籍，诗里也常写身边事，因为忧愤的深广，他更把“意悲而远”发展到极致，发展到放浪恣肆无涯涘，使人难以捉摸，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40〕。到了渊明，也多写日常平凡生活，但他志趣高远，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所以有语近旨远、言浅意深的特色。从《古诗》到阮籍到渊明，我们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诗歌风貌的一脉相承及其一步步变化的轨迹。与古诗比较，陶诗内涵、境界、格调要比《古诗》丰富超诣多了。与阮诗比较，它又不象阮诗的放诞诡恢，而是恳切实在。正因为陶诗语近旨远、言浅意深，所以苏轼给它“质而实绮，癯而实腴”〔41〕的论断。后来朱熹评陶，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觉耳。”〔42〕苏轼、朱熹的评语，不但概括了陶诗的特色，还翻了钟嵘批评陶诗“质直”的旧案。宋以后，诗话迭出，评论陶诗的话更多，但很少再有贬低陶诗的了，而在论陶诗风格方面，基本上也没有超出苏轼、朱熹的藩篱。
注释：
〔1〕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云：“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刘）耽”，据此，知陶夔曾官太常。又，清陶澍《靖节先生集》注云：“《魏书·司马氏传》，陶夔，寻阳人，德宗复立于江陵，改年义熙，尚书陶夔迎德宗达于板桥。”知陶夔又官尚书。
〔2〕萧统《陶渊明传》。
〔3〕隆安三年（399）冬十二月，桓玄袭取江陵，诏命桓玄为荆州刺史，故桓玄幕府自江州迁至江陵必在隆安四年（400）。 渊明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诗，知此前渊明在江陵幕府。渊明不可能在桓玄任荆州刺史后主动去参加桓玄幕府，必然是早在隆安二年（398）桓玄为江州刺史时迫渊明出仕，故隆安四年（400）渊明只身随幕府至江陵。
〔4〕注〔1〕所引《孟府君传》作于晋安帝元兴元年（402）以后，其时渊明之母已去世，知其母去世必在元兴元年以前。而隆安四年（400）渊明为桓玄使都，归途曾还乡省亲，隆安五年（401）七月，渊明离家赴江陵，其母尚在。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罚……黯黯高云，萧萧冬月”，则渊明丧母在隆安五年（401）冬。
〔5〕渊明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诗云：“在昔闻南亩， 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知南亩为渊明家的一处田地。
〔6〕渊明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 其《饮酒二十首》之十云：“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东海”指南东海郡。《宋书·州郡志》：“南东海太守，晋元帝初，割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为东海郡，立郯、朐、利城三县，而祝其、襄贲等县寄治曲阿。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剡等三县亦寄治于京。”《晋书·地理下》：“郗鉴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加领徐州刺史，镇广陵。苏峻平后，自广陵还镇京口。”据此，知南东海郡治京口，而元兴三年二月刘裕起兵讨桓玄；三月，以刘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镇京口。四月，何无忌、刘道规大破桓玄大将郭铨，进据寻阳。加刘裕都督江州诸军事。闰五月，桓玄故将桓振攻陷江陵，何无忌等退守寻阳，安帝困于江陵。疑渊明此时在寻阳就辟镇军将军刘裕参军，其赴职必往京口，曲阿为所经之地。
〔7〕渊明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 当即为刘敬宣辞江州刺史事。
〔8〕渊明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庚戌岁”， 是义熙六年（410）；又有《和刘柴桑》诗云：“挈杖还西庐。”西庐， 西田之草庐。刘柴桑隐于庐山西林，而渊明自西林挈杖即还西庐，知两地相距不远。
〔9〕渊明有《移居》诗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又《与殷晋安别》诗云：“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南里即南村。邓安生《陶渊明年谱》称，殷晋安义熙十一年以前为江州刺史孟怀玉军府长史。义熙十一年，孟卒于江州任所，殷晋安于十二年春就辟太尉参军，挈家东下。渊明云“去岁家南里”，知移居南里在十一年。又南村其地，必距城稍近，于行旅往来甚便者，疑地在寻阳城郊。又刘柳于义熙十一年继孟怀玉为江州刺史，颜延之为其后军功曹，亦与渊明为邻。故其为陶渊明作诔文追忆旧事云：“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阎邻舍。”
〔10〕《宋书·周续之传》：“江州刺史刘柳荐之高祖。……俄而辟为太尉掾，不就。”又《宋书·陶潜传》：“义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桉，萧统《陶渊明传》云：“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徵命，谓之寻阳三隐。”据此，则“寻阳三隐”之号必起于义熙十一年，盖刘柳荐周，周不应命在本年，明年则应檀韶之请而出山矣；又刘遗民卒于十一年，“寻阳三隐”之号必产生在刘卒以前。
〔11〕义熙十二年八月以前，渊明与殷晋安别，又与颜延之交往，写《饮酒二十首》，其序云：“偶有名酒，无夕不饮。”是尚未患病时。八月，又往下潠田秋收。故其获疾在八月以后。按，本年八月，檀韶为江州刺史。檀请周续之等在城北讲礼，渊明有《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诗云：“负疴颓簷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閒，念我意中人。”又有《与子俨等疏》云：“吾年过五十， 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知此时渊明始获疾。又，义熙十三年，渊明有《赠羊长史》诗云：“闻君当先迈，负疴不获俱”，是此时渊明病尚未癒也。而颜延之《陶徵士诔》云：“年在中身，疢维痁疾。”以下则叙其死云：“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所叙与前引渊明诗文自叙迥异，则颜《诔》所叙当指渊明死前再次获病，病甚重，而身体、家境又大不如前。故所谓“年在中身”者，指六十岁，然是举其成数，实则六十二、三矣。
〔12〕渊明有《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云：“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13〕渊明有《乞食》、《有会而作》诸诗。
〔14〕参见萧统《陶渊明传》。
〔15〕渊明《杂诗》。
〔16〕渊明《饮酒二十首》。
〔17〕渊明《祭从弟敬远文》。
〔18〕渊明《与子俨等疏》。
〔19〕《孟子·万章下》。
〔20〕同〔14〕。
〔21〕《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云：“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辛丑岁七月赴假江陵》诗云：“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22〕《始作镇军参军》诗云：“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饮酒》之十云：“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涂……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
〔23〕《始作镇军参军》诗云：“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
〔24〕《饮酒》之十云：“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
〔25〕《论语·泰伯》。
〔26〕渊明《咏贫士》。
〔27〕《杂诗》。
〔28〕《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29〕颜《诔》称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又称其“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是说其清节。
〔30〕〔31〕〔32〕〔33〕萧统《陶渊明集序》。
〔34〕《诗品》。
〔35〕《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36〕《咏贫士》。
〔37〕分别见《谈艺录》、《陶渊明论略》、《国学研究》第二卷。
〔38〕《文心雕龙·明诗》。
〔39〕如曹植的大量诗篇。
〔40〕同〔34〕
〔41〕《与苏辙书》。
〔42〕《朱子语类》卷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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