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形势论文,国有企业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发展的预测
从8、9月份的情况来看，今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能达到到或接近达到。我们社科院课题组的估计是在7.7%-8.1%之间，这是按传统的方法计算的，把存货也算进去了。到7、8月份，存货已增加2千多个亿，整个库存达到3万亿元，按去年全国GDP7.8万亿算，已占到GDP的40%。
这是总的看法，也有不同意见。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心，他们按国际规范的方法计算，估计能达到6.5%。而海外一些机构的估算更低一些，美国《时代周刊》预测只能达到3%，这是最低的，世界银行则估计能达到4%多一点到5%多一点。
有一点认识是统一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不在于数量，更重要的在于结构和效益。经济学家们就此提出两点意见：第一，不希望第四季度上得太快。前三个季度增长达到7.2%，如果全年要达到8%的话，第四季度就要达到10%多一点，比第三季度高2.5%个百分点。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季度比前一个季度高2.5个百分点，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大跃进时候，一次是在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所以，我所听到的经济学家的意见，好像都不赞成为了保8%第四季度一下上升到比第三季度再增长2.5个百分点上，qd以免大上以后出现大落。十五大报告中提到，要注意调控力度，防止大起大落。原来起草时我们写尽可能采用微调，后来征求意见时有些同志认为“微调”一词老百姓不一定看得懂，因此改为“注意调控力度”。也就是说，上，是逐步地上；下，也是逐步地下。这是93年以来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教训。据我所知，刘国光等同志也同意这个看法。国务院研究室的有关报告送上去后，朱镕基同志也赞成这个看法。第二，要注意防止结构恶化。特别是要防止为了达标，就乱上项目，造成结构恶化，效益下降。这次新发行的1000亿元国债和与之配套的1000亿元信贷资金，明确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一个如何适应最终消费需求问题，实际上也是考虑效益的问题。如北京到拉萨可以搞一条高速公路，这也是基础设施建设，但我们现在的国力承受得起吗？基础建设也要有选择，既要考虑长远利益，也要考虑眼前效益。最近世行的有位副行长，很出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写信给朱镕基总理，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讲了四条意见，总的是赞赏的，但也提出了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完全为生产而生产，搞基础设施建设不考虑最终消费需求，这样是难以为继的。大家都非常希望这次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内需，千万不要恶化结构，不要过一、二年再来一次大调整。大家在讨论时主要表达了两个担虑，一是为了达标而一下子大上，二是大上带来乱上，没有很好的可行性论证。
今年的发展速度，有两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开。我们跟国家统计局提出过，也没有得到完全有说服力的回答。第一个是工业增加值与GDP增长的比例不协调。今年1到9月份工业增长8%，GDP增长7.2%，两者只相差0.8个百分点，而多年来的这个比例是相差2-3个百分点。今年人代会期间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还说，要保GDP增长8%，工业增加值要达到10%。目前这种状况唯一可以解释的，一个是第三产业的发展非常快，一个是第一产业超速发展。但现在看来，第一产业的超速发展已不可能，第三产业也没有出现超常规的发展。不管怎么说，工业增加值和GDP增长的比例太小，是不正常的。第二个是能源、电力消耗的增长与GDP增长的比例不协调。过去这个比例最小是05:1，今年只有0.2:1，能源，电力消耗这么小就推动GDP增长到这个速度，也不协调，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但比较简单。这就是上半的全国有三分之二的省（而且是主要的经济省份），都自报GDP的增长达到了8%，但是全国只有7%，这是国家统计局认为地方有水份，把它压掉了，这个问题还是好理解的。
关于统计问题。现在有个可喜现象，就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独立地按照比较规范的国际通行的方法计算，认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5%。我认为这倒是个好现象，不一定只有统计局一家统计，同时也允许采用不同的方法。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运用的是比较规范的国际统计法，比如存货（库存）的增加是不能算到GDP增长数量里去的。我们国家那么大，研究机构那么多，应该允许有不同的统计方式，当然你应该把算法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国家统计局的算法也是有相的根据，把存货算进去是有体系决定的，也不是中央哪位领导同志要求算多少就算多少，它是独立地按照自己的程序计算的。我记得孙冶方同志去世前，当时赵紫阳总理去看他时，他直言统计局不能隶属于国务院，应该隶属于人大常委会，独立地开展工作，不要受行政的、长官意志的影响。据我所知，1996年我国的粮食产量，中央领导决定公布9600到9800亿斤，统计局坚持自己的意见10400多亿斤，当时的统计局长张塞说，你命令我公布可以服从，但在我这里统计的就是这个数字，按照我们的统计方法是准确的。在1997年的统计年鉴上，用的还是10400亿斤的数字。
关于明年经济发展的预测。最近北京的几个主要有关单位，如国务院研究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都连续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对明年的经济作了预测。现在有三个方案，一个方案的明年增长8%-9%，一个方案是增长9%-10%，一个方案是增长7%。我们社科院形势预测组预测明年的增长是8.6%。估计马上要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会定在7%-8%，也就是8%左右。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明年的经济增长会比今年高一些还是低一些。国家计委的同志在座谈时说他们也有两种意见，比较多的人认为明年将比今年略高一些，也有人认为会低一点。在我看来，明年比今年要高一点的可能性比较大，主要是今年我们采取了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货币政策以后，对内需的启动已经开始，起码明年还要继续下去。如果结构上有恶化，要到后年才看得出来。主张明年将比今年低一点如7%的方案的经济学家，主要是考虑世界经济形势的前景比较严峻，世界性不景气的苗头今年已经出现，估计明年还要严重，这就会影响到东亚和中国。现在看来多数经济学家分析世界经济尚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不会出现象30年代那样严重的局势。但如果日本的经济没有多大转机，美国的经济再受到影响，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和引进外资。
有些经济学家建议，政府不一定每年都要设一个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第一步是否可搞个幅度目标，比如明年定个7%-8%。当然最好是搞个预测目标，现在台湾就是这样，它不搞政府目标甚至政治性目标。今年我们的8%定死了，强调一定要达到，这样对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有太大的好处，因为情况是会变的。今年起码有两个情况事先未预料到，一个是特大水灾，还有一个是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记得去年起草十五大报告时，泰国的金融危机才开始，对这个危机报告里反映不反映？因为一开始确实还看不清，所以没敢写。但还是改动了一个地方，原来对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有个“健康快速发展”之类的形容词，7月2日泰国危机发生后把这句话去掉了，现在看来这个话删得正确。然而对这个危机迅速扩展到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的确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些新的情况发生后，本来增长幅度也可以修正，但是后来这个目标逐步变成了政治上的目标。所以经济学家有了制定幅度目标的建议，当然这个建议是否被采纳还不知道，经济学家只能提建议。
还要研究一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国家计委规划司的司长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今后不能追求以前那样的高速度，只能追求一种次高速度，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次高速增长阶段。许多经济学家赞同这个观点。我们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提出了要进行大高速，这和经济进入次高速发展是相联系的。为什么说已进入了次高速发展时期，为什么说需要大调整呢？从国内来说，是为了适应买方市场的格局，全面的买方市场。商业部门对600余种商品作调查，有四分之一以上供求于求，四分之三是供求平衡，没有一个产品供不应求。我们要适应这种全面买方市场的格局，就需要作出调整。从国际来说，是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特别是由于世界经济出了问题，我们原来靠出口调整增长来支撑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97年我国GDP增长8.8%，估计这里面投资、消费和出口各起三分之一的拉动作用，今后出口再起三分之一的拉动作用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象今年，第一季度出口增长10%多，开人代会时，外经贸部石广生部长说今年出口增长10%没问题。当时朱镕基同志说，你这个10%没问题，我就非常放心了。但现在1-9月份才增长了3%点多。出口下降后，我们的重大调整就主要体现在内需上，启动内需的潜力很大。同时，还要适应改革的需要来调整。
最近关于行业的自律价格，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议。经贸委比较倾向于搞行业自律价格，价格部门和一些经济学家不大赞成，因为《价格法》是规定行业内部不能搞串通和垄断价格的，他们倾向于更多地让市场发挥作用。自律价格搞不好容易变成保护价，不利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开展竞争。从发展角度来看，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竞争的规范，还是要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来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的发展。所有这些，特别是在全面转向买方市场、主要依靠内需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恐怕只能追求一种次高速度，比如7%-8%的速度。这种速度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现实的。有几次开座谈会，有的经济学家慷慨激昂地说，中国没有两位数的发展速度，一切问题都很难解决。如果按照这种指导思想，现在就有点问题了。速度到两位数，通货膨胀也不怕，这种看法是否不太适合我们现在国情。我们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定的速度是7.2%，我想这可能是比较符合我们的实际的。
二、关于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跨越，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也进入了新阶段。实现这个跨越最重要的步伐是在十四大以后。92年十四大以后，我们国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进入了崭新的加速时期。这里我把十四大和十四大以来包括自己参与研讨和文件起草的学习心得给大家作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同志92年年初南方讲话的精神，确定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实现了对改革目标认识的重大飞跃。这是十四大对中国体制改革的最重大的贡献。确认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就意味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最主要的目的是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国家的经济宏观调控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基础上进行，以纠正市场缺陷和保证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另外，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途径，使市场经济的发展同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联系起来，这也是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再一个是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加入全球化竞争。这几条大家可能是普遍认可的，是深得人心的认识。但是回忆一下，在92年的时候，这些认识得来是很不容易的。当时对是不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有很大的争论。包括我们中央的最高负责同志对这个问题也十分慎重，就此作广泛的调查研究，深入进行思考。92年3、4月份，为十四大怎么样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总书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12次会议，邀请在北京的经济学家讨论了几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还不算很低，但实际上，在经济、技术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二是为什么会产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三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过去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现在是“垂而不死”。资料表明，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效率高于战前的一倍多。当时，与会人员认识比较一致，都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在前几十年的竞赛中是失败的。应该承认失败的原因，不在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好，而在它的体制不好，这个体制主要是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标志。为什么“二战”以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垂而不死，而且发展速度比以前还高，一个原因是它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另一个原因是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的好的方面，加强了宏观经济调控。所以，主张采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讨论，对于中央最后拿定主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看来，92年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在理论界要不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包括在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内部，也有争议。但是中央还是拿定主意，还是确认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这也为十四大以后我国经济改革加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认识上的飞跃，促进各项改革迈出了新的更大的步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92、93年我国在运行机制方面的改革，特别是生产资料商品价格的并轨，这就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加速了市场化进程。第二个表现，就是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取得大的发展。根据统计资料表明，中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进入快车道是在92年以后。第三个表现，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对外开放迅猛扩大，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局面。这几个方面说明，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功劳是非常大的。因为整个目标定下来，改革的方向就非常明确了。
第二，关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93年11月）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按我的看法，它主要有两个突出的贡献：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但当时的背景还是在讨论、研究、争论要不要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改革的目标，还来不及对这个崭新的体制的构架作出具体描述。因为这一方面需要积累更加丰富的经验，需要对改革以来大量实践经验进行概括和分析，同时也需要充分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和做法。92年是笼统地确定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于这个体制怎么样，还来不及做具体的描绘。所以，在十四大以后不久，据我记忆在93年5月底6月初，中央成立了关于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把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目标具体化。起草小组经过半年的努力，其中包括对94年报告做了政策的研究和规定，但最主要的工作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做了研究。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所作的归纳，大体有五个方面：第一个是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所有制基础方面。第二个是建立全国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同市场和国外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这是市场方面。第三个是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这是宏观调控方面。第四个是分配方面的，即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五个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的发展。后来体改委的同志说，这就是构筑市场经济大厦的四梁八柱。把这5条定下来，我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码有一个初步的规定。我们文件起草小组也觉得，这是在当时情况下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比较周到、比较深刻的认识。当然大家也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中，这个框架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到93年为止，我们的认识就达到这个程度。后来看，十五大一系列理论的论述就超过了以前的框架。这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头一个贡献。第二个贡献是明确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逐步抛弃从1987年以来沿续多年的企业承包制形式。就我个人的体会，我们在起草文件时就有这个想法，这个文件一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二要在党的文件第一次把企业改革的方向确定为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这样就取代了原来的承包制。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总的来看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的，一个是所有制的改革，一个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在1987年的时候，有8个单位为中国经济改革设计方案，当时争论也非常大，有三种意见：一种主张先搞所有制改革，然后搞价格改革；一种主张先搞价格改革，然后再搞所有制改革；第三种主张两条线同时推进。从1987年开始，按照我的看法，实际上后来的实践是按第二种意见进行，即先搞价格改革，然后搞所有制改革，而国企改革相对走得慢了点。到90年代初，价格改革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市场经济在运行机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在这同时，所有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展相对缓慢。为什么相对缓慢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有企业一直维持着承包形式。当时对国有企业的体制，一种意见主张公司制是现代企业的主要形式。现在看来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现代公司制度。到十五大认识又有了发展，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实际上，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在三中全会决议指引下，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两大突出进展，一是大步推进宏观经济的财税、金融、外汇体制改革，开始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93年在起草三中全会文件的过程中，同时起草关于94年财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规定。那是8月份的时候，起草小组一部分起草宏观经济管理问题的同志，跟随镕基同志到广东等实行税收包干的经济发达的省份去过。为了实施分税制，基同志与这些省份进行了艰苦的“谈判”。首先是我们老家广东省，镕基同志带几十个人去“谈判”，最后协调好了，省里同意按分税制办，但不管怎么样让步，还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个改革的成功有利于我国经济从93年以来的过热状态逐步调整到平衡状态，并在96年实现了软着陆。另外一个进展，就是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其中由国务院直接抓的有100家，为国有企业改革积累了经验，为以后推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创造了条件。按照我个人的体会，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了基本框架，再一个就是明确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三，97年党的十五大是在世纪之交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大会。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思路有重大的贡献。我自己在去年《经济研究》第10期上写过一篇文章，讲了八点，这里主要讲两条，第一是十五大报告从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入手，阐述国有企业改革。这是一个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部署。在我们起草十五大报告的时候，大家清楚当前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最迫切、最难、最突出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那么，怎么样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呢？到了97年的时候，已经看得很清楚。国有企业的改革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一是对一个个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革，主要是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这两个问题相比较，主线是改组问题，而不是一个个企业的改革问题。在论述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时，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它的作用，是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究意起什么作用，它的位置在那里？这个问题比十四届三中全会解决得好，有重大的进展。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就是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不是一般地起主导作用。当时讨论提到粮食问题。粮食当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最重要的产品，但是我们的粮食却是农民生产的，并不需要作为国有经济来控制，国有经济要控制的是商品粮的流通。所以，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国有经济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其他的非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可以逐步退出，也就是要收缩国有经济的战线。文件里还专门讲到，在什么前提情况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并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局。的确，接逻辑来说，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既然国有经济能控制国民经济重要命脉和关键领域，那么在非重要行业和非关键领域当然应该收缩。这样，国有经济的比重自然会减少。但要写到文件里，那真是很不容易，上去后改下来，改一下又上去，真是反反复复，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明确：写上为好。这样就使得国有经济战略改组问题突出了。这部分，中央常委也特别重视。总书记在我们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就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这个问题专门作了讲话。这样我们起草这部分内容显得特别容易了，差不多是他的原话，只做了些文字上的处理，主要是篇幅有一定限制。所以说，关于国企改革的问题，首先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改组问题，是个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问题。国有经济要在一些非重要行业和非关键领域收缩。所谓收缩，就是改为非国有企业。要改为非国有企业，这不是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改善问题吗？后来更进一步明确要继续实行“抓大放小”，而且是相当高层次的同志认识到，抓大放小，如果全国把1000家现在是512家最大的企业抓住，由国有经济来控制，那么也就控制了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在96年、97年的时候，我们国有工商企业有20多万家。也就是说除了1000家以外，其他20多万家都可放开搞转制，或者非国有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规定和调整。我在今年五月份随全国政协组织的活动到辽宁考察。辽宁就提出来，他们学习十五大精神后认为，对辽宁这样的老国有工业基地来说，“抓大放小”的任务十分紧迫。这个问题里还有一点就是国有经济究意怎样控制重要领域的问题，现在也清楚了。比较多的人赞成，这个控制不是都要国家独资，而且多数要进行公与制规范化运作。需要国家和国有经济控制的也是采用控股的方式，而且控股不一定都要51%以上，有的股权分散，有百分之二、三十就可以控股。1995年党和政府已经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针，但是，因为当时各方面对这一方针认识不一致，执行得不是很好。十五大报告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角度，从明确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角度入手，进一步明确抓大放小的方针，使大家清楚了哪些领域国有经济需要保留，哪些需要由国有经济控股、参股，哪些国有部分可以退出来。
在提出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同时，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步骤，而且易于在实践中操作。十五大以后，各地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加快了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步伐。这说明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角度来加快和推进国企业改革是很高明的一步棋。贯彻得快的地方，就收到了比较大的效果。但是也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问题。大家知道，7月份经贸委发了一个文件，强调国有小企业“岂能一卖了之”。这个问题引起了思想认识上的很大不一致。最近，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就这个问题，开了三次会议。一次是找地方体改委、经贸委同志座谈，一次是找经济学家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一次找老同志议这个问题，结果形成两种完全不一致的意见。前两个座谈会都是一致赞成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赞成经贸委有关“一卖了之”的说法。一位专家同志说，“一卖”能“了之”就很不错了，现在首先是卖不掉，就是卖了，也不能了之，哪个地方能一卖了之，要大大地表扬。地方的同志也有这个看法。从文件有关内容来看，经贸委的同志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说只有“扭亏无望”的企业才能卖，这样的企业卖给谁呢？另外一个座谈会，老同志都赞成经贸委的意见，好象卖了一个小企业，就挖了社会主义的脊梁。有的认为，如果一个县里，主要成份不是国有企业的话，这个县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了。由于存在这种认识上的差距，十五大后起初一个时期放开中小型企业步子迈得比较大，后来上面说不能一卖了之，束缚了一些地方的手脚。原来认为十五大以后思想认识问题能够解决了，现在看来还没有解决。十五大后国企改革的进展总体上看没有原来想象的那样快，主要是思想上有阻力。当然，有的地方不管，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原则。我们到辽宁去考察，这个省的营口市除个别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如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电力公司以外，其他都转制了，也不全是卖给私人，也有转为股份合作制的，反正是放开转制。营口市转制和广东顺德的转制大不一样，顺德转制的时候，卖了三十亿，营口市转制不但没得到钱，反而财政贴了5千万，贴的原因是用来买断职工的工龄，放掉相当大的包袱。营口市96、97年就开始干了，现在已看到效果。转制以后，企业有了活力，生产经营搞好了，经济上有10.29%的增长率，虽然赔了5千万，但税收增加了，职工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个结果完全符合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标准。我们这次到辽宁，研究了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琢磨了可以走的几步棋。第一步棋，就是把大量的中小企业放开转制。象辽宁1000多个大中企业，除保115家，剩下1000多家放开转制。他们省里的负责同志带队到全国各地甚至到国外去招商，实际上想卖。但是在5月份1000多家只卖出去183家，占想卖的16%。到前几天我在国务院开会的时候，碰到经贸委的同志，说一直到最近只卖出200多家，占20%，还剩80%没有卖出。当然，卖不了就不见得不能转制，不卖给个人、外商，可以转作股份合作制，还可以采用别的方式来转制。本来，放开搞活中小企业有好几种形式不光是卖给私人一种形式。当然，7种形式中，比较重要的是两种：出售和转为股份合作制。第二步棋，就是把剩下的，如辽宁115家、全国1000家（各地方主要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要另外统计），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当务之急还要切实解除这些大中型企业的负担，让它们轻装上阵。这第二步棋难就难在政企不分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越是大企业，政府的控制越紧。第三步棋，就是要对少量的各地方占10%到10%几的那些长期亏损、产品没出销路、扭亏无望、技术上也落后的企业实施破产，或者兼并。第三步棋也有问题，破产不容易。象沈阳第二毛纺厂，一个2000人左右的企业，这个企业实施破产，用掉了银行的呆账准备金，1.8亿元，还剩下还不了的债务3亿元（其中40%是欠各个公司的）。要淘汰一批企业确实不容易啊！因此大家认为头一步棋走好，走活，可以把中小企业放开搞活。第二棋涉及1000家国有企业，但现在转的还很慢，没有取得明显的实质性的进展。第三步棋，要看国家呆账准备金，明年准备500亿，如果一家就花掉1.8亿，500亿也就几百家。如果我们第一步棋能走好的话，也许以整个中国的经济和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大量的数以万计，甚至几十万计的企业，如果放开搞活增强实力的话，对中国整个经济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以上是关于十五大报告的第一个贡献。因为十五大报告的一个重点是研究国企改革，这是一个攻坚战，现在看来方针已比较明确，关键是怎么样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的问题。
十五大报告第二个比较突出的贡献，就是提出公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这个论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解决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接轨的问题。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努力提倡寻找公有制多样化的实现形式，明确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股份制包括股份合作制等等，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特别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搞经济学研究的人知道，也许我们十年、八年前已在报刊看到不少文章提出过这个观点，但经济学家提出这个观点，只能说是一种理论见解，而写进了十五大报告，就成了政策，那个意义就不一样了。按照我个人的体会，十五大报告在经济方面的论述，如果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话，那么它最突出性的标志就是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大家还记得，当时中宣部理论局的一位副局长，写了篇文章，叫十五大报告和第三次思想解放。他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是79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第二次思想解放，是92年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们国家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三次思想解放，是十五大报告，打破了公与私的界限。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大。关于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家里头也有不完全相同的认识。十五大报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更加充分的肯定，但没有完全把公和私的界限打破，不是还讲以公有制为主体吗？还讲非公有制经济吗？我们起草小组当时没有打破公与私界限这个体会。我们觉得更加有突出意义的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国有经济要和市场经济结合，它的实现形式就要多样化。比如说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将来职工各种保险基金，包括我们现在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这些也许是新的能够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公有制的多样化的形式。我们现在努力寻找这些公有制的形式。我们到智利去看过，他们的养老金已占基金的40%多，在投资、储蓄中都有很重的份量。如果我们的养老基金及全国的职工保险基金，不要说40%，只要占到GDP的20%就不得了了。如果我们这些基金的管理象智利一样，由管理公司来管理，而且是政企分开的、独立的管理公司，也是投资公司和资本经营公司，那么这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不可以支撑我们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而且又能很快地和市场接轨。到目前为止，国外的经济学家对我们能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有怀疑的。我们前年跟日本一个大学的六位经济学家座谈，他们都怀疑公有制能不能跟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他们说，你们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不能真正建立起来，关键就是你们这个公有制，能不能同市场结合。现在我们就是在寻找能够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如果我们这个工作做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能真正确立下来，建立起来。这一条对全世界来说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作为一个大国，能否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看我们的了。如果在这一点上做到了，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成功了。
（本文是由张卓元10月27日在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举办的高层研讨会上所作报告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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