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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位于泽拉夫善河流域，粟特人是一个以经商著称的民族，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他们的经商活动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他们迁居各地，与其他民族融合，从而成为许多民族的来源之一。
到今天，虽然粟特语几乎已成了死语言，粟特人也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但是他们建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20世纪以来，随着对粟特语文献的解读成功，和亚洲腹地不断进行的考古发掘，国际学术界对于粟特本土社会历史及其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的研究，在几辈学人的不懈努力下，一直在扎扎实实地开展。我国学者对粟特历史的探讨，大体是从30年代开始的，至今已有上百篇论著（包括考古报告）发表，其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专题：
一、粟特人名称辨析与粟特本土研究
在有关粟特人的文献记载中，汉文文献无疑是最丰富的。1930年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在第5册《古代中国与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等章中多处涉及粟特，1978年经朱杰勤校订后再版，改名为《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更为充实。张氏认为《魏书·粟特传》是对古代阿兰人的记述，肖之兴则认为该传记载的是中亚的粟特（《〈魏书〉粟特不是俄粟特》，《文史》第15辑）。余太山进一步指出粟特曾遭
哒统治（《〈魏书·粟特传〉辨考》，《文史》第21辑）。洪涛《关于康居研究的几个问题》（《中亚研究》1991年第3期）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陈寅恪论述了河朔地区中亚胡人的聚居，并提出柘羯、羯胡、杂种胡都是粟特人的异名，他们构成了安史武装力量的主体（《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后来他又著《以杜诗证所谓杂种胡之义》（《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重申以上观点。黄永年《“羯胡”、“柘羯”、“杂种胡”考辨》（《文史》第8辑）完全不同意此论点，认为羯胡是对北方少数民族带有敌忾的泛称，柘羯是勇猛骑士的泛称，杂种胡是若干少数民族的统称。芮传明则认为柘羯是游牧民族组成的骑兵，与曳落河同为军事组织，并与奥斯曼帝国军制有渊源关系（《“曳落河”、“柘羯”考》《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蔡鸿生《〈隋书〉康国传探微》（《文史》第26辑）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推测“胡律”的实行，认为毕国位于今乌兹别克西境，居民多以贩运丝绸为生，实际是商民自治的“自由市”或“商人共和国”。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张广达负责粟特地区历史、地理、民族和语言方面的释文，重视了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吸收。周连宽《窣利考》、《飒秣建国考》（《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巴蜀书社1989年）都对有关章节作了考释。穆德全《西域“粟特”考》（《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研究了昭武九姓诸国的地理位置和沿革，指出回族继承了粟特人的经商传统。马小鹤《七一二年的粟特》（《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讨论了712年阿拉伯与粟特飒秣建之战的重要性，以及双方签定的飒秣建条约。同年，东突厥与驻守飒秣建的阿拉伯人发生冲突，起因是前者为追击突骑施残部而进入粟特。马小鹤《米国钵息德城考》（《中亚学刊》第2辑）考证米国首府钵息德城就是今天的喷赤干，叙述了米国的沿革，以及米国人在东西交通中的作用。熊义民《粟特昭武王室考》（《暨南学报》1993年第1期）认为粟特地区的昭武王室在东汉中期就已确定了，历经数百年，直到唐代还兴盛不衰。
此外，杨宪益《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收入作者40年AI写作的一些考证文章，包括《粟特国考》、《隋代的康国都城》、《昭武九姓国考》、《康昆仑与段善本》、《康昆仑与摩尼教》，亦可以参考。
二、粟特语文献研究
现存的粟特语文献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佛教、摩尼教、基督教和非宗教文书，其写作年代集中于8至11世纪，多数是从穆格山、吐鲁番和敦煌发现的。目前我国学者对粟特语文献的研究，主要是在外国学者释读基础上进行的。龚方震（《粟特文》，收入《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均曾著文介绍粟特文及其文献，前者还附有字母表和图版。伊不拉音·穆提依《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概述了粟特人活动和粟特语的演变。王叔凯《浅论粟特字母的传播与回鹘文的传播》（《敦煌学辑刊》第3辑）也涉及这一专题。
我国学者重视研究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粟特语古信札和中亚出土的穆格山文书。王冀青、陈国灿均发表了二号信札的译文。关于信札的写作时间，王文倾向于东晋初年，以为所述系永嘉之乱西晋怀帝被俘一事（《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文则持313年说《敦煌所出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期）。林梅村从考古地层和信件文义分析，提出此信撰于202年说（《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984年马小鹤在《公元8世纪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书的研究》一文中，诠译了若干粟特语、阿拉伯语文书，阐明了喷赤干领主迪瓦什梯奇的经历和8世纪初年阿拉伯人在中亚的扩张（全文刊载于《中亚学刊》第3辑）。日本学者吉田丰、森安孝夫和新疆博物馆合作发表了《麴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买卖女奴隶文书》（译文刊于《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释读了1969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发现的粟特文买婢契。林梅林《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推测胡女入华始于公元1世纪末，早在东汉年间西域商胡已深入到黄河流域长安洛阳经商，并把胡女卖给东汉权贵和洛阳酒家，此风至唐代更炽。对于粟特文买婢契，林氏考订奴婢买主不是汉族而是定居高昌的石姓粟特人，“秦城”即高昌国都，契约属废弃的档案，被当作随葬品埋入书佐帕图尔的墓中。林梅村《布古特所出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利用汉文史料对碑文记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了新的解释，并推测碑文的作者是在突厥为官的粟特侨民。
三、粟特人的分布与墓志铭考释
对于粟特人在各地分布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唐长孺论述了魏晋时期卢水胡、羯胡中粟特人的成分，以及他们在秦陇、巴蜀等地的分布（《魏晋杂胡考》，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对唐代昭武九姓聚落的分布、迁徙、延续情况做了一些介绍，认为其中对唐代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是分布在灵、夏二州南境的六胡州。隋代昭武九姓在突厥汗国即以部落形式存在。粟特人的东来是沿着恒逻斯河、楚河流域推进的，葱岭以东包括蒲昌海地区、播仙镇、西州、伊吾、长安、蓝田、洛阳、灵、盐、夏州和后来的云朔等州，范阳、营州的柳城等地都有昭武九姓部落。钮仲勋《六胡州初探》（《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一文，对六胡州的建置、沿革与地望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进一步讨论了“康待宾之乱”的性质和影响。王北辰《唐代河曲的“六胡州”》（《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也探讨了这个问题。
姜伯勤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了粟特人在吐鲁番等地的活动《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敦煌·吐鲁番とシルクロ—ド上のソグド人》《季刊东西交涉》1985年第5卷第1、2、3期）。陈国灿《魏晋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袄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文，讨论了河西胡人主要是粟特人的聚居，并提出8世纪中叶敦煌从化乡的粟特居民来自且末河流域（《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宿白指出武威居民中可能至今尚有粟特人之苗裔（《武威行（中）》《文物天地》1992年第7期）。卢兆荫《唐代洛阳西域昭武诸国》（《河洛春秋》1993年第3期）认为，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一直有粟特人移居洛阳，唐代移民的身分包括昭武九姓上层统治者的后裔和胡商，居住地集中在北市和南市附近。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根据本世纪以来各国考察队在新疆各地发现的粟特语、于阗语、据史德语以及汉语、藏语、佉卢文尼雅俗语等材料，大致勾画出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周边各绿洲王国如于阗、楼兰、据史德、龟兹、焉耆的普遍存在，从而加深了对粟特人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
石刻史料尤其是墓志铭是研究粟特人的重要依据，30年代向达就对米萨宝墓志进行考订（《唐故米国大首领米公墓志铭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6卷2号）。近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又有十余篇。其中在宁夏固原出土的史道德墓志引起较大争论，对其族属有三种说法，即认为史氏是粟特人后裔、十六国时期流寓凉州的汉人史淑之后裔、奚族内迁者之后裔（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赵超《对史道德墓志及其族属的一点看法》《文物》1987年第12期；马驰《史道德的族属籍贯及后裔》《文物》1991年第5期；罗丰《也谈史道德族属及相关问题》《文物》1988年第8期；李鸿宾《史道德族属问题再考察》《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魏光《何文哲墓志考略》（《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首先对志文中的史实加以考释，明确何文哲的身份，接着论述了见诸史书的何国人，何国及昭武诸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以及唐朝对昭武诸国将士大臣的信用。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辨》（《考古》1986年第9期）进一步指出仕唐的昭武九姓后裔，虽然在许多方面已经华化，但在婚姻问题上仍然保留相互联姻的习俗。
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报告了墓葬结构，墓内壁画，墓壁石刻和随葬品，收录了墓志全文。陈志谦《安元寿及夫人翟氏墓志考述》（《文博》1989年第2期）研究了安元寿的族系、履历及葬式，指出由于受到卜筮之风的影响，翟氏在去世30年之后，才得与夫合葬。阎文儒《唐米继芬墓志考释》（《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考释了米继芬墓志。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叙述了墓葬形制，结构与随葬器物。赵俪生、温玉成《一通与唐史、中亚史有关的新出土墓志》（《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以及上引张广达文都对安菩墓志进行了考订。邯郸市文管所《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考古》1984年第8期）收录了何氏墓志拓本。宁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公布了盛唐前后何氏家族墓的发掘资料。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隋史勿射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介绍了墓葬形制、壁画内容与出土遗物。
夏鼐早年对康阿达墓志的考订也已发表（《陇右金石录补正》，收入《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此外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集刊》第2集，收入《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7年）、温玉成《龙门所见中外交通史料初探》（《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均考订了一些与粟特人有关的石刻史料。李健超《汉唐时期长安、洛阳的西域人》（《西北历史研究》1988年号）就搜集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认为在太原、获鹿、建康、固原等地有粟特人定居。他们的后裔散居各地，最终与汉族同化，可以从通婚、葬俗、宗教信仰看到同化的过程与表现。可以肯定，安史之乱以后，入华粟特人与本土的联系越来越少，加上离土经商以及迁徙定居多是男人的事业，同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到了宋代，粟特人已与汉族完全融合。
四、粟特人的社会活动
商业活动构成了粟特人的经济基础。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中国古代史研究》）认为，东汉的洛阳、河西有大量西域商人，到了魏晋时期，西域胡人除了在北方活动，还随汉族向长江流域迁徙。北朝的平城、洛阳、邺下，南朝的益都、建康等地都曾是商胡活动的中心，他们华化的情形也越来越显著。这里作者所谓的“贾胡”之中，粟特人占了多数。程越《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与政治活动》（《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认为，唐代中期粟特人的商业活动达到极盛，他们的经商路线不仅沿用丝绸之路的主干道，而且经由突厥、吐蕃、回鹘等民族政权控制的地区，促进了欧亚内陆的多边贸易。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粟特商人从行商转变成坐商，在长期留居中国后，逐渐成为中国国内贸易的活跃成员。随着商业活动的拓展，大批粟特移民的迁入，入华粟特人参与中原政治的倾向也越来越显著。这些人和他们的后裔在8世纪已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朱雷《佉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期）一文分析了《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收录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确定其属于佉氏高昌王国时期，修订了原书的断句与释文，由文书记录的买卖双方主要是昭武九姓胡人，推断“称价钱”主要是向在高昌进行贸易活动的商胡征收的某种商税，并计算了大致的税率。从奏文看，买卖是大宗的批发交易，征税以银钱结算。钱伯泉《从〈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看佉氏王朝时期丝绸之路的商人和商品》（《西北史地》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在高昌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主要是以康国为主的粟特九姓胡商，所经营商品多是东西方的名贵土特产，波斯银币是当时使用的硬通货。程喜霖《〈唐垂拱元年（685年）唐尾义施罗等请过所案卷〉考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文，揭示了以昭武九姓为主的兴生胡结成商队，来往于安西、西州、长安间，以兴贩为业，从事牲畜贩运、突厥奴婢买卖和丝绸珠宝经营。钱伯泉《从祀部出土文书看高昌佉氏王朝时期的袄教及粟特九姓胡人》（《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证实许多粟特人长期居住在高昌国，被编入户籍，甚至当上了官吏，成为正式的国民，并逐渐融合于汉族和其它民族之中。
李志敏《“纳职”名称考述——兼谈粟特人在伊吾活动的有关问题》（《西北史地》1993年第3期），考证“纳职”源于粟特语“新的城”，粟特人曾在突厥保护下施政于伊吾。芮传明《唐代酒家胡述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2期）对胡姬的指称范围，酒家胡的族属、经营特色、盛行时代及分布地域，在东西方文化、经济交往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李方《唐西州的译语人》（《文物》1994年第2期）文，论述西州的译语人多数为少数族，少数族中主要是昭武九姓胡和突厥人，他们都是西州本地人，工作范围很广，包括军事行动、商品交易和案件的审理。王尚达《唐代粟特人与中原商业贸易兴盛的原因》（《历史教学与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文，归纳了商品交换兴盛的三条原因。有关这个论题的论文，还有高子华《唐代前期粟特人的经济活动》（《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芮传明《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史林》1992年3期）认为，五代时期的粟特人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中原的政治活动，其参加人数之多，渗透面之广，以及成功的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五代时期的粟特人绝大部分为世传的骁勇武将，其品性迥异于隋朝和唐初以经商、歌舞见长的粟特人。原因在于唐初以来他们得以在中原内地建立高度独立的政体，具备了优良的军事技能，多次参与重大政治斗争。纪宗安《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暨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文，综合研究了粟特人沿丝绸之路向东、向中亚北部地区的移民和各项社会活动。胡平生《楼兰出土文书释丛》（《文物》1991年第8期）释读了一支有关“粟特胡”在楼兰活动的木简。
五、粟特人与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
粟特人在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巴托尔德将其与腓尼基人相提并论。20年代桑原骘藏撰《关于隋唐时代来往中国之西域人》，被《燕京学报》誉为“为隋唐史研究上辟一新叶”。在其影响下，冯承钧著《唐代华化蕃胡考》（《东方杂志》27卷17期，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冯氏关于粟特研究的另两篇文章，《中亚新发现之五种语言与支白安康尉迟五姓之关系》和《何满子》也收入本书），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华书局1957年）。后者尤为中西交通史上的名著，向氏以唐代长安为中心，从流寓长安之西域人、西市胡店与胡姬、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西域传来之乐派与乐舞、西亚新宗教之传入等方面论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其中粟特人占重要地位。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国为氏的粟特人姓氏。
80年代以来，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文史》第35辑）文分析了粟特人的社会和精神文化，包括婚姻、家庭、丧葬、居室、服饰、饮食、岁时、节庆、兴贩、胡名等。他另一文《唐代九姓胡供品试析》（《文史》第31辑），指出九姓胡入贡的路线，大体上始于中亚两河流域，经碎叶川、热海道、大碛路，入河西走廊，终抵长安。自624年至772年，共入贡94次，尤以玄宗朝为频繁，主要缘于阿拉伯人对中亚两河流域的步步进逼。九姓胡的贡品可以分为动物、植物、矿物、织物、器物和食物六类。其中不乏粟特本地土产，而转贩之物更多。可以看出九姓胡诸城邦地处中国、印度、波斯和拜占庭四大文明汇聚之区，占有重要的国际地位。林悟殊《回鹘奉摩尼教的社会历史根源》（《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提出粟特人中有信仰摩尼教者，并对回鹘奉摩尼教产生决定性影响。姜伯勤《敦煌壁画与粟特壁画的比较研究（摘要）》（《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比较了敦煌壁画与粟特壁画。薄小莹《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联珠纹织物》（《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指出吐鲁番地区第二类联珠纹锦可能产自粟特地区。
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认为，从内蒙古李家营子辽墓中出土的带柄壶、带柄环、椭圆形杯、盘、勺，是一组密不可分的用具，而且是输入品。它们的原产地应在粟特或萨珊王朝的东北部，而以粟特地区的可能性为大。其年代为7世纪后半到8世纪中叶。此地以及北方其它的一些发现，充分证实在中国北部存在着一条约从河西经包头、呼和浩特、大同，通过河北北部进入内蒙赤峰，到达辽宁朝阳的中西交通路线。在这条草原丝绸之路上，粟特地区和粟特人的桥梁及媒介作用最为突出。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一文，论述唐代金银器皿中的“西方风格”，可以归为粟特、罗马—拜占庭、萨珊等系统，其中与粟特有关的器皿中，一部分是输入的粟特银器，另一部分是唐代仿粟特器物制造的器皿。王素《昭武九姓及其文化东渐》（《文史知识》1991年第3期）分析公元5世纪粟特分裂，形成15个小国家，“昭武九姓”之“九”形容其多，并非确指。粟特人善于经商，先以姑臧，后又以长安为经商基地，同时开始向中国移民，高昌、敦煌及河西是早期移民的热点。随着经商与移民，九姓的文化也开始东渐，其中乐舞和火袄教的影响较大。韩志刚《宁夏盐池唐墓石刻所反映的胡旋舞》（《文博》1994年第3期）文，分析了胡旋舞在唐代风行的原因与主要技法。
程越《粟特人在突厥与中原交往中的作用》（《新疆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文，指出6世纪末到7世纪中期，突厥汗国曾长期控制粟特诸国，此后直到8世纪前期突厥部族还和那里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粟特人与突厥通婚、杂居，在突厥汗国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粟特文化和突厥文化之间互相交流，进而相互渗透。粟特人在中原与突厥之间的经济与政治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大量粟特人经突厥由北向南进入内地并定居下来。粟特人的经商和移民促进了中原与突厥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芮传明《突厥第一王国时期粟特人对东西交通的贡献》（《中亚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粟特人在东西交通中的作用》（《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期）二文，指出粟特人在政治上参与突厥汗国和其它大国之间的外交，在汗国内组成胡部。在经济上向游牧地区移民，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开发。在文化上促进了突厥文的创造和袄教的传播。
回顾六十余年来的粟特研究，可以发现一个加速发展的良好势头，这主要得力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繁荣和学术振兴。现在看来，为把我国粟特研究推向更高一层的新水准，亟需要作的事情有：第一，必须加强直接释读粟特语材料的能力，充分利用国外学者已经研究的文献和国内新出土的文书，争取更深入地把握粟特本土和入华粟特人的历史文化变迁。第二，进一步发掘汉文史料，正史以外，类书、小说、墓志以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都还蕴藏着大量被忽视的材料。同时应注意考古发掘报告以及其他语言文字的记载。第三，从考察粟特人与其周边各族历史关系的视点出发，粟特人及其后裔在隋唐以前、中晚唐以至五代宋初的活动，他们与突厥、吐蕃、回鹘的关系，将其与后来的回回人等商业民族的比较，作更细致的专题研究，以深化我们对中西文化交流和汉民族形成等重大课题的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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