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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2016-02-29 DOI：10.11821/dlyj201605002 从自然—生态—人文综合视角，全面解读“胡焕庸线”的地理学内涵，阐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方向，认为不宜也没必要将突破“胡焕庸线”作为目标之一。 1 引言 80年前，胡焕庸先生运用手工制图技术，发现了中国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的分界线，被国际学术界命名为“胡焕庸线”。这条线被视为百年地理大发现的重要成果，也可以视为较早期的运用“大数据”的成果。这条东北—西南走向的直线将中国分为人口密集的东南板块和人口稀疏的西北板块，两大板块的人口比例历经80年基本没有变化。因此，这条线提出以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它不仅是中国人口地理分布格局的重要基线，也深刻影响着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空间的界定和认知。80年后，在学术界隆重纪念胡焕庸先生的同时，出现了许多新的争论，在新的时期，需要更加系统地分析和总结胡焕庸线的科学内涵，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和服务。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出台，新型城镇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重视提升城镇化的质量，主要从“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与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四个层面开展工作。同时，提出了“三个一亿人”的战略任务，即“今后5年，农业人口市民化1亿人；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1亿人；中西部地区就地转移1亿人”，可以预见，在今后的5～10年，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格局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需要客观地分析认识和把握“胡焕庸线”的科学意义及未来变动态势。“胡焕庸线”能否突破？新型城镇化是突破“胡焕庸线”的最佳契机？这些待解的命题需要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为新时期的城镇化建设和人口空间格局提供参考依据和舆论导向。 2 “胡焕庸线”的地理学透视与解读 2.1 胡焕庸线的地理学内涵 2.1.1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分界线 胡焕庸线是地理学家胡焕庸于1934年提出的中国人口分布密度特征曲线，次年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并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等值线人口密度图[1]。沿黑龙江瑷珲向西南至云南腾冲作一条大致为倾斜45°的直线，可把全国分为两部分[2](图1)：线之东南占全国面积的36%，却居住着全国人口的96%；线之西北占全国面积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3]。这条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直观地展示出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现实[4]。 通过全国第三次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最近的30多年，“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比例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东南半壁的人口从1982年的94.23%，到1990年的94.13%，到2000年的93.89%，再到2010年的93.68%。28年仅减少了0.55个百分点，与1935年的96%相比，也仅仅减少了2.3个百分点[5]。从人口的增长速度看，1982-2010年，东南半壁的人口年均增长1%，而西北半壁的人口年均增长1.33%(图2)。也就是说，从胡焕庸线提出来到2010年，经过75年的发展，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密度仅变动了2个百分点，是一条相对稳定的全国人口疏密的分界线。 2.1.2 胡焕庸线是重要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分界线 胡焕庸线不仅是中国人口东西分布的分界线，也是中国自然地理格局重要的分界线[6-10]。从全国高程和温度分布来看，胡焕庸线的西侧主要是高寒低温地区，东侧相对平缓且年均气温较高(东北地区除外)。从多年平均降水的分布来看，胡焕庸线基本与中国年降雨量400mm的等值线重合，是中国半干旱区与半湿润区的分界线，也被视为中国生态环境界线。从三大阶梯和地形分布来看，胡焕庸线东南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线西北地貌主要为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从地形看，胡焕庸线南部位于青藏高原东缘、中间跨越黄土高原、北部跨越大小兴安岭，从南往北基本上跨越了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从农牧交错带的分布看，胡焕庸线也是和农牧交错带的分布基本吻合，线东南部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部传统上为牧业区。从全国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看，胡焕庸线沿线基本上贯穿了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和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线以西大部分都是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地区。从洪水分布看，也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东。总体而言，胡焕庸线也是中国重要的自然—生态分界线，基本上勾画了中国的生态安全格局，胡焕庸线西北侧应该以保持生态本底、减少人类干扰、维护生态安全作为主要的职能，无法承载大规模的人口和产业集聚，不宜进行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
图1 早期的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1] Fig.1 The map of Chinese population density boundary in 1935 drawn by Hu Huanyong 注：台湾省数据缺失。 2.1.3 胡焕庸线以西地区在主体功能区规划中主要是禁止开发地区和限制开发地区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颁布实施，基本确定了未来一个时期内国家的总体发展格局。胡焕庸线以西的部分多为国家重点的生态功能区，沿线分布了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区、科尔沁草原生态功能区、浑善达克沙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以及若尔盖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的东缘。这条线以西的部分多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或者是高寒地区和荒漠地区，不适合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同时，胡焕庸线以西也分布着大片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禁止开发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不适合开展大规模的开发建设。 2.1.4 胡焕庸线以东不仅是东部地区，也包括大部分中部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 胡焕庸线从黑龙江瑷珲起，经大兴安岭、张家口、榆林、兰州、昌都到云南腾冲，将中国分为两个部分。从图3可以看出，胡焕庸线以东不仅包括了中国东部地区，也包括了大部分的中部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如山西省、陕西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等西部省份基本上都处于胡焕庸线以东。也就是说，胡焕庸线跨越了中西部地区。完全处于胡焕庸线以西的只有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西藏五省区。因此，在推进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过程中，不仅包括胡焕庸线以西的地区，也包括了胡焕庸线以东的部分地区，而且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来看，胡焕庸线以东的中西部地区应该成为城镇化的主要载体。
图2 1982年和2010年的人口密度分布图对比 Fig.2 The contrast map of Chinese population density distribution between 1982 and 2010 2.2 胡焕庸线的形成机理 自胡焕庸线被提出的80年以来，几次全国人口普查都表明，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依然没有被打破。那么这条重要的直线是怎么形成的？这个现象主要是由于地理环境和农业基础的地区差异造成[11]。胡焕庸先生曾提出三个原因：自然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12]。很明显，在这三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的作用最大，经济发展水平也要受制于自然环境，是中国自然环境条件东优西劣的地域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而社会历史条件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就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基础。吴静等的研究表明，胡焕庸线是气候变化的产物，所折射的中国人口分布特征出现于13世纪以后。大约在1230年到1260年间气候发生突变，气温逐步下降，降水明显减少。这次气候突变导致胡焕庸线两侧的农业生产潜力发生变化，使得东西部表现出显著的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环境差异。而这种差异的长期影响也使得胡焕庸线锁定着中国的经济地理结构。另外，除了气候因素外，胡焕庸线的形成与历史的人为因素也有一定关系。历史上的战乱如安史之乱、靖康之变等使得古代的人口从北向南迁移，这在客观上对中国东西部人口密度的分布产生一定影响[13]。但总的来看，气候、降水等自然因素是影响中国人口分布的决定性因素。农业技术进步使得高纬度高寒地区水稻的广泛种植和林业资源的多方面利用，这就造成了东部长城的地理分界线被打破，由此著名的人口分界线——黑河—腾冲线(胡焕庸线)凸显出来。根据夏海斌等研究[14]，胡焕庸线的形成主要是由第一地理本性(地貌、土壤、水文和气候特征等“第一自然”)决定的，但第二地理本性(由交通和基础设施等决定的“第二自然”)引导的发展有路径依赖。这种人口密度分布模式反映了中国不同的自然环境，长期居住的历史和最近社会经济的相应发展情况。 由此可见，胡焕庸线的形成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15]，并且早在千年以前就已形成，稳定至今都没有被打破，这不是人为干预就可以改变的。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不仅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家政策、开发重点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国家公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新型城镇化已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要求必须客观分析新型城镇化对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进而分析新型城镇化是不是“突破”胡焕庸线的最佳契机。
图3 胡焕庸线与省级政区空间关系示意图 Fig.3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Hu Huanyong Line 3 新型城镇化对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 3.1 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就近城镇化，不是人口的大规模转移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至2013年底城镇化率已达到了53.7%。但据统计，中国有2.3亿左右的农民工，他们由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而被挡在了享受城镇化成果之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明确了“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规划目标。可以想象，短期内如此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全部集中到大中城市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而不是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农民就近城镇化可以以中小城镇为依托，缓解大城市的巨大人口压力，多渠道化解农业转移落户城镇困难的问题，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是当前社会代价最小、市民幸福感最好的城镇化方式，也是符合中国国情和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3.2 新型城镇化将加速中西部地区的人口集聚过程 截至2013年底，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2%，而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8.5%、44.8%。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一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并提出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提高产业发展和集聚人口能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从业”。长期以来，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在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三个一亿人”问题的提出势必加速中西部地区的人口集聚，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缩短东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城镇化水平均衡发展。 3.3 新型城镇化对不同等级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结构产生较大影响，但对空间格局的影响不大 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新型城镇化将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主要以各级城市和小城镇就近吸纳当地农村人口为主，这将对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结构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导致城镇人口规模扩大，年龄、收入、职业等人口结构也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影响城镇化的发展。但从全国尺度来看，新型城镇化对于总体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考虑到人口转移成本、户籍制度、“大城市病”等因素的影响，将会以就近城镇化为主，而这种转移方式是局部的内部转移，不会对整体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产生较大影响。 4 人定胜天还是顺应自然？——新型城镇化不必要也不应该突破胡焕庸线 4.1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导向 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逐渐形成的，而新型城镇化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国家方略。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集中于5个方面：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城市生活和谐宜人和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由此可见，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优化区域发展格局，提升人居环境，增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和尺度上会影响全国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而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方向是推进就地城镇化：一是本地农业人口向县城和中心城市转移；二是长期在外地务工人员有条件地实现在打工地有序转移，融入当地社会，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三是进行城中村和旧城改造，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生活质量和品质。从区域均衡发展与社会公平角度讲，在今后一个时期应该更多地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东中西部的发展不平衡使得中西部地区需要通过城镇化来缩短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群众的普遍愿望。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一直相对滞后，因此，要着重研究如何统筹推进中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 4.2 全新认识如何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要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一方面要加快培育成渝、中原、长江中游等区位优势明显、有较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城市群地区，引领区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增强其产业集聚能力和人口吸纳能力，形成一批具有特色资源和区位优势的小城镇，“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产业支撑是关键。中西部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培育发展各具特色的城镇产业体系，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产业链，为当地群众营造就近就业和创业的良好环境，更好地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另外，中西部地区要把握好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机遇，承接好东部沿海地区有市场、有效益的劳动密集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的转移，吸纳东部返乡和就近转移的农民工，加快产业集聚发展和人口集聚。 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尤为重要。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往往由于基础设施的落后和欠缺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尤其是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这将增强中西部地区城镇发展的后劲，发挥对城镇化的支撑作用。 当然，还有一点必须认识到：中部地区是重要粮食主产区，西部地区是水资源保护区和生态涵养区。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必须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严格保护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严格控制城市边界无序扩张，确保流域生态安全和粮食生产安全，走绿色、低碳、环保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4.3 顺应自然的城镇化才是健康的城镇化 胡焕庸线反映了气候、环境等自然规律，被一些学者称为基本国情线(basic national condition line)[16]。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不能打破也不应该打破胡焕庸线。城镇化不是“地”的城镇化，也不是“人定胜天”的过程，而是“人”的城镇化，是一个顺应自然的历史过程。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的开发强度，必须尊重自然，强化生态红线的刚性约束[17]。过去在快速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过度等问题已给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使人们共享城镇化成果，应该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具体来说，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应该坚持生态文明理念，遵循客观规律，因地制宜，根据每个地方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来科学合理开发建设城镇，“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而这样的城镇化才是健康的城镇化。另外，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考虑到转移的可能区域，农业转移人口还是以本地城镇化为主，是区域内部的转移，不会影响大的人口分布格局，因此胡焕庸线这条符合自然规律的界线也不会被打破。 尽管胡焕庸线不会打破，但由于各种政策因素、技术因素、气候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势必导致胡焕庸线产生一定偏移。常住人口超千万的研究单元更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人口有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集聚的趋势[18]。省际迁入和迁出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分散化态势，其中省际迁出人口分散化趋势更明显。迁入迁出重心均向北向东偏移[19]。最新的研究表明(图4)，如果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保持1935年3.87%的人口比例不变的话，80年来人口密度分界线总体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推移的动态演变过程。也就是说，如果胡焕庸线保持不变的话，那么胡焕庸线东南部的人口呈现缓慢增加的态势。以上论述了新型城镇化对胡焕庸线产生的影响，纵观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全面放开二孩的人口政策、“一带一路”建设、气候变化导致的降水变化等其他因素也会对胡焕庸线的稳定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5 未来影响胡焕庸线稳定性的其他因素分析 5.1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将使胡焕庸线中东部地区人口增长更快 近35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具有较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如少数民族地区和在云南、青海、海南、新疆和宁夏的农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2013年，同步放开了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孩。2015年10月底，国家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由此可见，中国逐步从差异性到区域生育政策转向均等性的政策，由于原来的人口政策具有区域差异性，变为均等性政策后势必对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 对于西部地区，由于大部分地区已经实行了二孩政策，这次全面放开只对西部的城市地区产生一定影响，但对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则是城市、乡村全方位的影响。按人口加权的政策生育率看，在实施一孩计划生育时期，全国的生育率为1.465，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生育率分别为1.385、1.472和1.560[20]。在普遍实行二孩政策后，西部地区可能有小幅上升，但中东部地区上升到1.8～2.0，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上升到1.8是很可能的[21]。加上东部地区人口总量大，育龄妇女多，生育潜力得到集中释放，由此将造成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口的快速增加。从而对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比例产生直接影响，总的态势应该是胡焕庸线以东地区比例相对增加，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人口比例会适度减少。 5.2 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降雨量变化对人口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影响有限 21世纪的气候变化将主要受人为的温室气体增加的辐射强迫效应和自然振荡的双重影响，预期到2030年左右，温度上升1℃以内，降水增减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但增加的可能性大些。具体表征为：季节性积雪将趋于减少，冰川变化将继续后退萎缩，流域内因温度升高使蒸发量增加而减少径流量的趋势是肯定的[22]。由此来看，受全球变化的影响，未来西北干旱区有可能增加，但地表可利用水资源的量不一定增加。气候上升同步导致蒸发量和降水量的增加，因此可利用的地表水资源不一定增加，而且季节性和年际变化可能会更大。因此，对于西北部干旱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会有明显的提升和改善作用，进而对西北部的农业生产和人口增加不会产生十分明显的影响。 5.3 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口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影响较小
图4 人口密度分界线80年间变动情况[2] Fig.4 Varia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boundary in recent 80 years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中国能够通过技术的交流和升级较微弱地提高资源环境绩效，但这一影响主要在东部地区，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则没有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技术的西移存在较大障碍，主要原因在于西部长期以来作为能源供给基地及中国能源行业的特殊性，较少受到外资和外贸的影响。同时，产业结构因素对于资源环境整体绩效的影响不显著。部分地区的产业发展能够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资源节约以及环境改善，而部分地区则限于客观或主观原因，停留在规模取胜、低端扩张的阶段。则整体而言，其综合环境绩效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比较模糊[23]。从西部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看，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资源环境承载力面临较大的压力，而薄弱的生态基础和有限的环境保护能力阻碍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提升[24]。由此可见，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不可能大幅度提升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也不可能吸纳大量的人口。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不会使西部地区人口发生明显改变。 5.4 “一带一路”建设对人口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影响明显 建设“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长期的国家战略，必将对中国国土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借助“一带一路”平台，扩大向西开放，将促进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促进边境地区和西部地区形成新的增长极。加快西部和边境地区的人口集聚，促进西部地区和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特别是具有广泛对外联系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边境口岸中心城市的发展[25]。也有学者建议，以“一带一路”突破“胡焕庸线”，通过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激活西部地区的资源红利、区位红利，打造向西开展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由此，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空间被迅速打开，从而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不断进入[26]。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建设将对西部地区的人口集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开放度较高的交通枢纽城市和边境城市将有较明显的影响。同样，“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也会对东部沿海城市的发展和人口集聚产生新的动力。相对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所形成的人口集聚具有对冲作用，不会大幅度影响胡焕庸两侧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1)胡焕庸线是中国地理学的一大发现，首先揭示了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80年来，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基本上是沿着腾冲—黑河一线，东南半壁占据了全国94%左右的人口，西北半壁占据了6%左右的人口。从1982年的“三普”到2010年的“六普”，西北半壁的人口缓慢增加了0.5个百分点，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2)胡焕庸线不仅是一条人口分布的分界线，也是自然地理格局重要的分界线，特别是和中国农牧交错带的分布基本吻合。从地形看，胡焕庸线以西的地区主要是高寒地区，也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因此，胡焕庸线应该看作是一条自然—人文复合的分界线，它的出现与形成和复杂多样的地势地形有关，人口的自然分布也是千百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不宜过度干预。 (3)新型城镇化战略将引起人口和产业的空间重组，空间集聚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但总体上应该仍然呈现“小集中，大分散”的空间格局。也就是说，从县域或市域尺度看，人口的空间集聚和向中心城市转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从全国的分布格局看，人口的分布大势不会发生大的改变，更不会出现大量东南部的人口向西北部转移的现象。因此，新型城镇化应该顺其自然，以人为本，尊重自然规律，不必刻意地去改变原有的自然地理和人口分布格局，也很难去改变。新型城镇化，应着力优化各级城市发展环境，完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让东中西部各个城市享有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推进当地居民就地城镇化，有序引导人口流动与空间转移，不断优化城镇化的空间布局形态。 (4)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除了新型城镇化这个主要因素外，人口政策、气候变化、区域发展政策、技术进步与产业转移升级等因素也会对各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人口集聚产生一定影响。随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人口政策趋于均等化。由此必然使原来一孩政策实施较彻底的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人口增长出现明显反弹增加，而原来已部分实施二孩政策的西部地区增长相对缓慢，由此导致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增长速率出现较为明显的差异，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将会有较明显的人口增加。全球气候变化所引起的降水和地表径流变化对西部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提升作用微弱，尽管1949年以来土地资源承载力总体呈现增强态势，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在降低[27]，但不会对人口分布格局产生明显影响。而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对西部地区人口增长的影响同样不明显。“一带一路”建设将明显加快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加快区域开放度较高城市和边境城市的发展壮大。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同样可以吸纳东部沿海地区人口的集聚。由于“一带”和“一路”对人口增长的对冲效应和协同效应，导致胡焕庸线两侧人口都有相应增长，而影响强度有待进一步研究，总体来看，不会改变全国人口的总体空间格局。 6.2 讨论 胡焕庸线的提出，凸显了地理学在分析和总结空间分布规律方面的优势，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的总体规律，是人口地理学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胡焕庸线不仅是一条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基准线，还具有多重地理学的内涵，在进行研究分析时，既不能故步自封，亦不能妄自菲薄，应该运用科学辩证的眼光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胡焕庸线作为地理学界提出的一个科学名词，近来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是，学术研究应该秉承客观独立的思维，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毫无思考地随声附和。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能够加深对胡焕庸线的认识，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一个均衡有序、和谐公平、分工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提升各级城市对人口和产业的支撑能力，推进我国城镇化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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