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阳丰[1]1995年在《超重在我国中年人群的流行趋势及与其它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关系》文中认为本研究作为国家“八五”攻关课题“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区、低发区的危险因素及其流行趋势的对比研究”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 1．了解超重或肥胖这一心血管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在当前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代表性中年人群中的流行现状。 2．与80年代的可比资料对照，定量估计我国上述人群中平均BMI水平和超重率10年来的变化趋势，据此，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大环境，预测超重在我国人群中今后10年-20年的发展趋势。 3．对BMI和超重在平均BMI相对较低的我国人群中与心血管病(其它)危险因素，特别是多因素个体聚集性的关系进行横断面研究，丰富国际心血管流行病学对上述问题在低体重人群中的认识。 4．试图分析非超重高血压与超重高血压在高血压危险因素(或成因的)的种类和作用强度上是否有所不同，从而对在我国人群中如何有效开展高血压一级预防做出初步探讨。 研究对象来自分布于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14个城乡人群(包括：北京首钢工人，北京石景山区农民，北京西城区居民，河北迁安首钢矿山工人，山西盂县农民，江苏金坛农民，浙江舟山渔民，广西武鸣农民，黑龙江哈尔滨市居民，陕西汉中农民，四川德阳居民，上海市居民，广东省造船厂工人，广东省番禹县农民)，调查采
曹小琴[2]2016年在《模型导向的缺血性心血管病预防策略》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与目的缺血性心血管病(Ischem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CVD)包括缺血性心脏病(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中这两类最主要的心血管事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近年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年龄有年轻化趋势,对ICVD的流行病学防控迫在眉睫。高血压作为缺血性心血管病风险因素的主要风险因素又作为重要的心血管病在ICVD的预防工作中尤其重要。及时了解有关危险因素的现状,以及心血管病发病的变化趋势,探讨针对主要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模式,将有助于有效地开展心血管病防治。本研究旨在明确河南省15岁以上人群缺血性心血管病及其主要风险因素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疾病风险评估模型的方法,发现与缺血性心血管病相关的主要风险因素,为开展缺血性心血管病预防控制工作提供循证依据。方法本课题以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横断面调查为基础,在充分进行各项质量控制的基础上,采用综合固定效应Logistic回归、多因子降维方法(Multifactor dimensionalityreduction, MDR)和两水平Logistic回归的方法逐步优化缺血性心血管病风险预测模型,主要方法包括如下：(1)现场取样调查设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于2012年抽取河南省10个县(市、区)19000名15岁以上城乡居民进行面对面问卷访谈和现场身体测量及实验室检查,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信息、近一年生活行为方式、心血管病患病情况和主要心血管病家族史；现场检测主要针对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和超重、肥胖与中心性肥胖等心血管病或危险因素进行检查确认,所有调查项目实施质量控制。(2)一般资料统计分析方法对数值变量采用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描述；不符合正态分布变量,对其进行数据转换,转换后仍不符合正态分布,用中位数(全距)进行统计描述,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所有分类变量用频数(构成比)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统计学检验标准取。(3)电子血压计的质量控制血压计的信度检验(Reliability)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检验,两种血压计的差异性检验(Accuracy)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进行,线性回归模型用来校准收缩压的偏差。重复测量方差分析、ANOVA用来评估时间、人群特征等对血压差异的影响。对偏差校正检验结果的评价应用人群验证、国际常用电子血压计美国医疗仪器促进协会(AAMI)标准和英国高血压学会(BHS)建议进行综合性评价。(4)缺血性心血管病风险预测缺血性心血管病的相关风险因素分析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卡方检验的基础上,应用Logistic回归的Forward:LR方法实现,入选标准为0.05,排除标准为0.10,分析各个因素与缺血性心血管病或高血压病的关联,并以地区和高血压进行调整前后缺血性心血管病风险因素的对比。另外,应用MDR 3.0.2软件消除多因素间的交互作用,降低因子数,发现缺血性心血管病主要风险因素。在MDR方法基础上应用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构建包括区／县(市)在内的两水平缺血性心血管病风险模型。结果(1)本次调查最终纳入18943名有效研究对象,其中男性7966人(42.08%),女性10977人(57.92%)。男女性别比例为0.73：1。平均年龄52.18±16.78(岁),最小年龄15岁,最大年龄95岁。其中男性为51.37±17.10(岁),女性为52.77±16.53(岁),最小年龄15岁,最大年龄98岁。高血压患者4391人,心肌梗死及脑卒中患病人数分别为302例和1014例,缺血性心血管病患者1251人。(2)单因素分析结果示薯类、畜肉、禽肉等及干果类在非高血压人群的进食量均高于高血压人群,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在高血压和非高血压人群中植物油和食用盐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动物油的食用量在两组人群中无差异(P>0.05)；非高血压人群与身体活动和锻炼水平均呈正性相关(P<0.05)；非高血压人群其余各项身体指标(体重、腰围、基础代谢率、身体脂肪率、内脏脂肪数)也较高血压人群偏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高血压患病相关的一级亲属家族史包括高血压家族史、高血脂家族史和脑卒中家族史；与缺血性心血管病相关的有高血压、脑卒中家族史(P<0.05)；糖尿病和冠心病家族史未发现与高血压或缺血性心血管病相关。(3)高血压显著增大了罹患缺血性心血管病的风险。本次调查采用电子血压计统一测量,同时应用汞柱血压计进行质量控制。与汞柱血压计相比,电子血压计(Omron HBP-1300)在舒张压测量方面结果可靠,在收缩压测量方面呈现一定的偏差,可以通过公式(MSBPB=0.803 xMSBPA+19.592)进行校正。高血压显著增加了脑卒中的患病风险(OR=7.54,95%CI=6.59-8.64)；高血压患者诱发心梗的风险是非高血压人群的2.38(95%CI=1.89-3.00)倍,罹患脑梗合并心梗的风险是非高血压人群的3.90(95%CI=1.89-8.04)倍。以高血压加权前后的缺血性心血管病风险因素有改变,除了估计值变化外,调整前的风险因素包括：年龄、教育程度、抽烟、既往抽烟史、中度体力劳动、重度体力劳动、中等体育锻炼、职业、高血压遗传史和脑卒中遗传史；用HTN调整后的结果如下：调整后包括13个贡献因子,其中减少了BMI,增加了民族和婚姻状况(4)多因子降维法(Multifactor dimensionalityreduction, MDR)构建的最佳模型纳入了高血压,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既往吸烟史和总饮食量等变量。训练集平均精度为0.79,一致性检验(CV consistency)为10/10。高血压的十一阶模型优于对缺血性心血管病的模型,其预测特异度达到0.88,灵敏度达到0.98,训练集与测试集的一致性较强(Kappa=0.74).多水平模型拟合效果优于传统的Logistic回归模型。结论两水平模型提示高层级的宏观因素(如地区、地形、海拔等地理环境以及人均年收入、医生数量／万人等指标)对高血压发病的影响,同时也验证了个体水平的因素(如吸烟、中等强度体育锻炼、食盐纳入量、高血压家族史、身体质量指数、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饮酒等)在高血压发病中的作用。多水平模型在评估和预测缺血性心血管病风险方面相对于传统的风险预测模型具有一定的优势,基于多水平模型的高危人群筛查策略结合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措施在缺血性心血管病一级预防方面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何佳[3]2014年在《新疆哈、维两民族农村居民肥胖流行特征及与相关疾病关系的调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通过现况调查比较新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农村居民不同诊断标准肥胖患病情况和分布特征，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探讨其与相关疾病分布特征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肥胖的干预措施和防治手段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在新疆哈萨克族聚居区伊犁新源县那拉提镇和维吾尔族聚居区喀什伽师县江巴孜乡以村为单位随机抽取6和12个自然村，通过一对一入户调查村中18岁及以上常住居民8036人(哈萨克族3920人，维吾尔族4116人)，收集问卷信息和资料，体检并采集血标本。统计分析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x±s描述，组间均数用t检验比较；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组间率采用χ2及χ2趋势检验进行比较；单因素、多因素及与疾病的关系使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并计算OR值及其95%可信区间。结果1.中国BMI诊断标准下哈萨克族与维吾尔族农村居民超重率分别为27.6%和22.9%，男性超重率分别为28.7%和24.1%，各年龄组两民族男性超重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女性超重率分别为26.8%和21.7%，其中25～、55～、65～岁组哈萨克族超重率高于维吾尔族(P均＜0.05)，35～岁组相反；两民族肥胖率分别为18.3%和7.6%，男性分别为18.4%和6.9%，女性为18.2%和8.3%，除18～、25～岁组外其余各年龄组哈萨克族男女性肥胖率均明显高于维吾尔族(P均＜0.05)；中国WC诊断标准下两民族腹型肥胖率分别为60.0%和64.5%，男性分别为58.5%和45.4%，25岁以上各年龄组腹型肥胖率哈萨克族高于维吾尔族(P均＜0.01)，女性腹型肥胖率分别为61.0%和63.5%，18～、35～岁组维吾尔族高于哈萨克族，65～岁组反之(P均＜0.001)。2.两民族超重率男性高于女性，肥胖（维吾尔族）和腹型肥胖率均为女性高于男性(P均＜0.05)。3.两民族人群超重、肥胖和腹型肥胖患病率均有随年龄增长而升高的趋势(P均＜0.01)。4.用BMI和WC标准判断两民族人群肥胖，无论男女WC标准患病率均高于BMI标准患病率(P均＜0.001)。5.哈萨克族人群年龄增加和每年吃20千克以上腌肉会增加超重肥胖发生的危险性，每周吃1-3份蛋类则相反；维吾尔族人群有初中和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及每周食用4盘以上蔬菜可降低超重肥胖发生的风险，年龄增加和每日喝10碗以上奶茶则相反。6.哈萨克族农村居民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总患病率分别为5.9%、36.7%、31.9%，维吾尔族居民相应率分别为2.5%、26.5%、43.5%，两民族三种慢性病患病率均随BMI和WC的增加而升高(P均＜0.001)，与正常体重状态相比，肥胖者患三种慢性病的风险均会增高(哈萨克族体重过低组三种疾病、超重组和腹型肥胖组血脂异常及维吾尔族糖尿病除外)。结论1.新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农村居民超重率均低于全国水平，肥胖患病率哈萨克族高于全国而维吾尔族相反，腹型肥胖患病率均高于全国水平。2.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农村居民超重率男性高于女性，肥胖和腹型肥胖率相反；哈萨克族男女性肥胖率均高于维吾尔族，两民族超重、肥胖和腹型肥胖患病率均有随年龄增长而升高的趋势。3.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农村居民腹型肥胖患病率均高于其同年龄段全身型肥胖患病率。4.哈萨克族人群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有年龄增加和腌肉摄入量高；维吾尔族人群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有年龄增加和奶茶摄入量高，保护因素有高文化程度及蔬菜摄入频率高。5.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农村居民糖尿病、高血压和血脂异常患病率有随BMI和WC增加而升高的趋势；肥胖可增加两民族患该三种慢性病的风险。
刘莉莉[4]2006年在《成都市武侯区中年人群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评估》文中提出研究背景 根据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目前全世界每年约有167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占总死亡数的1/3；同时CVD也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第一位死因。近年来，CVD发病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1998年的统计资料，我国约有55％的CVD发生于中年人群(45～64岁)。CVD往往因其发病突然难以及时有效地救治，即使能够治疗疗效也颇为有限。因此，通过控制CVD的危险因素来预防其发生已成为医学界的重要课题。 在CVD主要危险因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生活方式有关的，并且是能够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改善的。所以生活方式对CVD的发生起着重要作用。我国现有的关于CVD危险因素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身体测量和生化检验的指标，而对生活方式的关注较少。本研究较全面地对包括生活方式在内的CVD危险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以期为这方面的研究进行探索，同时为确定成都市CVD一级预防的实施重点提供依据，有助于今后有针对性地制定健康教育的具体内容。研究目的 1．确认影响成都市武侯区中年人群CVD患病危险性的重要危险因素： 2．为成都市武侯区CVD一级预防的实施及健康教育具体内容的制定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2005年8月至2005年12月间，在武侯区所辖的九个街道办事处所对应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方便抽样，抽取了其中六个，再从其服务对象中按纳入、
姜勇[5]2013年在《我国成人超重肥胖流行现状、变化趋势及健康危害研究》文中指出研究目的掌握我国2010年成人超重、肥胖流行现状及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2004-2010年我国18-64岁成人超重、肥胖率变化趋势和变化速率；以心血管及代谢疾病及其危险因素指标分析超重肥胖所造成的健康危害；以腰围及腰围身高比为指标探讨我国成人中心型肥胖的流行现状、变化趋势及健康影响；为我国肥胖预防控制的政策制订、措施实施及效果评价提供科学证据和技术依据。研究内容与方法本研究利用对我国人群及地区有代表性的全国疾病监测点上收集的2004、2007、2010年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数据,对我国成人肥胖流行现况、变化趋势、健康危害、中心型肥胖的特点等进行系统研究。利用2010年监测数据分析我国2010年成人超重、肥胖、中心型肥胖的流行现状及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不同体重、不同腰围切点的人群中心血管代谢性疾病及其危险因素的流行和聚集情况；利用2004、2007、2010年监测数据分析2004-2010年我国18-64成人超重、肥胖及中心型肥胖的变化趋势和变化速率；通过比较分析腰围、腰围身高比与心血管代谢性疾病及其危险因素的关联强度,探讨评价中心型肥胖的指标。数据分析采用复杂抽样加权的方法,三年监测数据分别按照各年的抽样权重进行抽样权重的加权,并统一使用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事后分层调整。全部统计分析使用SAS9.3软件完成。研究结果1、2010年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超重率为30.6%,肥胖率为12.0%,男性超重率为31.8%,肥胖率为12.1%,女性超重率为29.4%、肥胖率为12.0%。随着年龄的升高,超重、肥胖率均呈现在自18-24岁年龄组开始先升高而在45-49岁后呈下降的趋势。城市人群超重率、肥胖率分别为32.6%和13.7%,农村人群为29.5%和11.0%。城市超重、肥胖率均高于农村地区。不同教育水平人群超重和肥胖率在男女之间显著不同,男性受教育水平越高超重和肥胖率越高,女性则相反；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男性超重和肥胖率越高,女性则相反。2、2004、2007、2010年我国18-64岁成人的超重率分别为23.8%、26.6%和30.6%(男性23.0%、27.4%和32.1%,女性24.7%、25.7%和29.1%),2004-2010年我国成人超重率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4.3%。肥胖率分别为7.2%、7.7%和12.1%(男性6.3%、6.7%和12.5%,女性8.1%、8.7%和11.7%),2004-2010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9%。男性超重、肥胖增长速度分别为5.7%和12%,均明显高于女性。农村地区的超重和肥胖率上升速度均快于城市地区。2010年,中国成人超重肥胖比已经从2004年的3.6：1发展为2.6：1。3、超重、肥胖人群中心血管代谢性疾病及其危险因素聚集流行普遍显著高于体重正常人群。超重和肥胖人群中分别有11.6%、18.3%的人患有糖尿病,高于正常体重组(6.2%)。超重人群中31.1%的人有心血管代谢性疾病的聚集,其中男性为33.8%,女性为28.2%,男性显著高于女性。肥胖的人群中47.6%的人有心血管代谢性疾病聚集。男性为52.1%,女性为43.0%,男性显著高于女性。不论男女,超重、肥胖组心脑血管代谢性疾病聚集的比例高于均显著高于正常体重组。超重人群中61.0%的人有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的聚集,男性为64.5%,女性为56.1%。肥胖的人群中76.5%的人有危险因素的聚集。男性为80.5%,女性为72.4%。不论男女,超重、肥胖组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聚集的比例高于均显著高于正常体重组。在调整了年龄、现在每日吸烟、现在饮酒及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疾病的家族史,男性超重人群心血管代谢性疾病聚集的比例是非超重肥胖者的3.8倍,肥胖者是非肥胖人群的4.3倍,女性分别为3.4和3.5倍。男性超重人群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聚集的比例是非超重肥胖者的3.4倍,肥胖者是非肥胖人群的4.4倍,女性分别为3.3和3.9倍。4、以中国成人肥胖预防控制指南中腰围切点为判断标准,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中心型肥胖的流行率为40.7%,男性为39.6%,女性为41.8%。总体上呈现随着年龄的升高而升高的趋势,男性在50岁以后,女性在65岁以后呈现下降的趋势；45岁以前,男性高于女性,45岁以后,女性高于男性。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中心型肥胖率分别为44.4%、40.8%和34.6%,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城市、农村地区的中心型肥胖率分别为46.4%和35.6%,城市显著高于农村。2004-2007年我国18-64岁居民的中心型肥胖率分别为31.8%、34.6%和39.8%(男性分别为29.4%、33.7%和39.7%；女性分别为34.3%、35.5%和39.9%),呈逐年上升趋势,全国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3.8%。农村地区上升速度较城市地区快；东中西部比较以西部地区上升速度最快,平均每年上升7.5%。我国正常体重成年人群中,中心型肥胖的比例为14.8%；其中男性为12.5%,女性为17.2%,女性均显著高于男性。结论1我国2010年有1.2亿成人肥胖,3.2亿成人超重,4.4亿成人超重或肥胖。不同教育水平人群超重和肥胖率在男女之间显著不同,男性受教育水平越高超重和肥胖率越高,女性则相反；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男性超重和肥胖率越高,女性则相反。22004-2010年,我国18-64岁成人超重、肥胖分别以每年4.3%和9.0%的速度上升。城乡、东中西部地区、不同人群均呈上升的趋势。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地区,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男性人群上升速度较快。肥胖增长速度高于目前世界平均水平。3我国超重和肥胖成年人群中,心血管代谢性疾病及其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的流行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体重人群,特别是60岁及以上超重和肥胖者,危险因素聚集情况十分严重。在体重正常人群中,也有一定比例的危险因素流行和聚集,特别是腰围过高而体重正常的人群。4应针对我国成年人肥胖流行的特点及健康危害制定肥胖预防控制措施和策略。本研究结果提示应继续加大肥胖预防控制措施的实施力度；应大力倡导人人维持健康体重的策略；应重视超重肥胖人群的心血管代谢病危害；应关注农村和西部地区；应积极发展适宜技术；应加强对肥胖及相关慢病预防控制策略和措施实施效果的评价。
陈绮文[6]2006年在《北京市城区成年超重/肥胖人群肥胖相关行为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按照2005年北京市国民体质监测抽样方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北京市城7区26个监测点抽取2374名成年人(男1098人,女1272人)作为调查样本,从中筛选出1062名超重/肥胖者作为实验组,1220名体重正常者作为对照组;通过查阅文献、专家访谈和调查、问卷调查、体质测量等方法,提出并定义肥胖相关行为的概念,对相关因素背景下的人群超重肥胖状况和超重与肥胖人群的肥胖相关行为因素进行调查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社会人口学因素和肥胖家族史等对超重/肥胖状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作用尤为重要,其对超重/肥胖状况的影响以肥胖相关行为因素为中介变量。男子、40岁后、高中以下学历、中间以下收入水平人群,肥胖相关行为因素的危险性较高,具有较高的超重/肥胖的风险。2肥胖相关行为因素分为遏制肥胖行为因素和促进肥胖行为因素。遏制肥胖行为因素包括:合理饮食结构、良好饮食习惯、无或少高危饮食喜好、有指导下的经常锻炼、适当的控制体重行为、步行为主的交通方式、不吸烟、少饮酒等;促进肥胖行为因素包括:不合理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高危饮食喜好、食欲好、无锻炼或锻炼水平低、私家车为主的交通方式、睡眠质量好、每天看电视2小时及以上、中重度吸烟、常饮酒等。肥胖相关行为因素间呈中低度相关关系。3超重/肥胖人群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较体重正常人群差,对高危食品喜好和食欲则相反。饮食喜好和饮食习惯对肥胖状况的影响作用可能大于饮食结构。4促进健康、减肥和健美是超重/肥胖人群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他们多选择在免费场所,采用锻炼强度较低的项目进行锻炼,锻炼中缺乏指导。这一人群具有较高的体育锻炼参与率和锻炼水平,但是锻炼的减肥效益不理想。5大部分超重/肥胖者具有较适当的控制体重行为,体育锻炼和控制饮食是采用人次最多的控制体重措施,控制体重措施的不同组合与控制体重效果自评存在关联。控制体重行为各因素间相互影响,且存在性别差异。6超重/肥胖人群在交通方式、睡眠质量、坐姿活动时间、每天看电视累计时间等日常和闲暇生活行为因素和吸烟、饮酒等不良嗜好上具有较高的危险性。7依据肥胖相关行为因素划分的8种行为类型中,健康促进型人群超重/肥胖风险最低,积极锻炼、吸烟、危害健康和享乐型等人群超重/肥胖风险较高,行为类型存在性别差异。8建立了成年人肥胖相关行为因素危险性综合评价标准。回代检验结果表明,本评价标准能较好反映不同BMI等级人群间行为因素的差异。肥胖相关行为因素危险性的增高是超重/肥胖形成的重要原因。
甘勇[7]2017年在《深圳市社区居民脑卒中影响因素分析及风险评估模型研究》文中提出目的:1、分析深圳市40岁及以上居民脑卒中的患病情况及影响因素,为脑卒中的病因学研究及脑卒中发病风险评估模型的建立提供线索。2、构建适合我国中老年人群的脑卒中发病风险评估模型,为我国脑卒中的防控工作提供评价工具。3、探索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方法在脑卒中发病风险评估模型构建中的应用,为脑卒中发病风险的定量预测研究提供依据,也为慢性病的风险评估提供新的思路。方法:以2012～2014年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十二五”医改专项“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为依托。根据国家筛查项目点选择要求,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深圳市抽取3个社区筛查点,以选定社区40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为筛查对象,筛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行为生活方式、主要慢性病史、慢性病家族史、生理生化指标等,共筛查12908人。采用频数、构成比对居民脑卒中分布特征及危险因素暴露水平进行描述性分析,运用χ2检验和Fisher's确切概率法比较脑卒中患病情况在不同组间的分布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反向传播(Back Propagation,BP)神经网络模型和决策树(DecisionTree,DT)模型分别探讨脑卒中患病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循证医学证据、专家咨询和相关研究资料,利用哈佛癌症风险指数法构建脑卒中风险评估模型;基于文献研究、专家咨询和系统分析,运用流率基本入树建模法探索构建脑卒中发病风险评估SD流图结构模型。本研究主要采用SAS9.2和STATA1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具体包括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使用Venple5.1软件进行系统动态反馈复杂分析,运用SPSS20.0 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结果:1、研究人群的基本情况。共筛查12908名40岁及以上居民,平均年龄为57.11±10.71岁,其中男性为57.28±11.27岁,汉族为主(99.91%),职业类型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占42.40%),学历以高中及以下为主(占78.28%),大部分人群享有至少一种医疗保险(占80.91%)。2、深圳市社区居民脑卒中患病情况分析。深圳市40岁及以上居民脑卒中患病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社区居民脑卒中粗患病率为4.06%,其中男性为5.46%,女性为2.89%。脑卒中的标化患病率为3.70%,其中男性脑卒中的标化患病率显著高于女性(4.79%vs.2.76%,P<0.0001)。此次调查结果显示,脑卒中患者中40～64岁的中年人超过一半(50.57%)。3、深圳市社区居民脑卒中影响因素研究。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口味偏咸、医疗保险状况、饮酒频率、吸烟、水果摄入不足、婚姻状况、奶类及奶制品摄入不足、脑卒中家族史、缺乏体力活动、高血压及高同型半氨酸(High Homocysteine,HCY)血症与中老年人脑卒中患病密切相关。BP神经网络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脑卒中患病的影响因素按照影响重要性由大到小依次为年龄、吸烟情况、文化程度、缺乏体力活动、婚姻状况、口味偏咸、高HCY血症、房颤、奶制品摄入不足、高血压。DT模型结果显示,年龄与脑卒中患病风险关联性最强,其次为口味偏咸与脑卒中家族史,最后为高血压、房颤、高HCY血症、吸烟情况、医疗保险状况、婚姻状况和体力活动缺乏。此外,BP神经网络模型分析发现文化程度这一重要的社会经济状况指标是中老年人群脑卒中患病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其他两种模型未能将其筛选出来。4、基于哈佛癌症指数的社区居民脑卒中发病风险评估研究。利用哈佛癌症指数法初步构建的脑卒中发病风险评估模型纳入的因素包括年龄、吸烟、性别、文化程度、脑卒中家族史、超重或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结果显示,各因素的危险因素得分除高血压为25分外,其余均为10分,人群脑卒中发病风险的平均得分为34分。以深圳市筛查样本人群为评估对象,采用本研究设计的脑卒中风险评估模型进行脑卒中风险等级评估显示,1713人被评估为脑卒中“较低”风险、3870人被评估为脑卒中“低”风险、443人被评估为脑卒中“一般”风险、5787人为脑卒中“高”风险、636人具有“较高”脑卒中风险;不同风险等级中的脑卒中发病人数构成不同(χ2=85.4190,P<0.0001)。模型的预测效能评价结果显示,ROC曲线下面积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为 0.660(0.636-0.684)。比值 X(X=个体脑卒中风险分数/人群平均风险分数)为1.40可定为模型预测个体未来脑卒中发病与否的最佳阳性临界点,该截点Youden指数最大,此时灵敏度为53.00%,特异度为70.00%。5、基于SD的社区居民脑卒中风险评估方法探讨研究。利用SD中的规范建模方法——流率入树基本建模法,探索建立了以脑卒中发病率为主导的十对流位流率系,系统分析各流位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画出十对流位流率系的相互作用关系图,在相互作用关系图的基础上构建十棵SD流率入树模型,结合嵌运算生成脑卒中发病风险评估SD结构流图模型。结论:1、深圳市中老年人群脑卒中的患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存在明显的人口学特征差异,与我国脑卒中流行病学的基本特征吻合。2、年龄、性别、饮酒频率、口味偏咸、吸烟情况、水果摄入不足、婚姻状况、奶类及奶制品摄入不足、脑卒中家族史、缺乏体力活动、医疗保险状况、高血压及高HCY血症是影响中老年人脑卒中患病的重要因素。3、采用哈佛癌症指数建立的脑卒中风险评估模型能有效实现疾病的风险分层与量化。该模型预测效能尚可,精确度有待提高,可作为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的评价工具。不过,模型的外推和应用有待进一步验证和完善。4、用于脑卒中发病风险评估的SD流图结构模型可以深刻揭示各影响因素间的运行机理和作用机制,能够清晰刻画模型的复杂性、反馈性和动态性。
张付良[8]2018年在《吉林省德惠市脑卒中及相关危险因素流行现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第一部分吉林省德惠市脑卒中患病及发病情况的现状研究背景与目的:来自全球疾病负担、伤害和危险因素研究(Global Burden ofDiseases,Injuries,and Risk Factors Study 2016,GBD 2016)的数据显示,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CVDs)是造成全球人口死亡的首位病因,同时也是造成全球寿命损失年(years of life lost,YLLs)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DALYs)损失最主要的原因。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处于全球卒中地图的高发带,而东北地区又是我国的卒中高发区。目前吉林省脑卒中的流行病学调查大多开展于1970s~1990s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我们推测,该地区脑卒中的流行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获得该地区最新的科学可靠的脑卒中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迫在眉睫。本调查研究第一部分以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2015~2016年度以及2016~2017年度“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为依托,达到以下研究目的:获得最新的具有该地区人群代表性的脑卒中患病率、发病率的流行现状数据,掌握高危人群的特点,为该地区有针对性的脑卒中防治提供科学可靠的数据支持。对象与方法:该调查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从吉林省德惠市抽取4100例年龄满40周岁及以上的、年居住时间超过6个月的常住居民。调查总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6年1月1日~2016年3月31日,该时期为基线数据收集阶段,获取调查对象的人口学基本信息、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等基线数据信息,并给予调查人群相应的一级预防或二级预防指导与建议;该阶段采用集中调查和入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第二阶段:2017年1月1日~2017年3月31日,该时期为随访阶段,获取基线人群在2016~2017年期间的新发及复发脑卒中的临床事件资料信息;该阶段采用面对面及电话随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结果:2015年吉林省德惠市40岁及以上人群脑卒中复杂加权患病率为7.2%(95%CI:6.3–8.2%),其中缺血性卒中的患病率为6.7%(95%CI:5.9–7.7%),二者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随受教育水平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2016年吉林省德惠市40岁及以上人群脑卒中复杂加权发病率为1.1%(95%CI:0.8–1.6%)。另外,该地区脑卒中高危人群的比例为57.3%(95%CI:55.4–59.1),同样地,该构成比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随受教育水平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在常见的脑卒中危险因素中,患病率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血脂异常、吸烟及高血压,其患病率依次为62.1%(95%CI:60.3–63.9%)、61.8%(95%CI:60.0–63.5%)、57.3%(95%CI:55.5–59.2%);另外,本调查也首次揭示了该地区40岁及以上自然人群中心房颤动的患病率为0.7%(95%CI:0.5–1.1%)。进一步的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高血压既是缺血性卒中(OR=2.582,95%CI:1.720–3.877),也是出血性卒中(OR=4.064,95%CI:1.358–12.160)患病最重要的代谢性危险因素。结论:吉林省德惠市目前的脑卒中流行现状非常严峻,患病率以及发病率均较高,疾病负担较重;同时高危人群的比重较大,该部分人群是接下来随访与管理的重点人群。高血压既是缺血性卒中,也是出血性卒中患病最重要的代谢性危险因素,因而高血压的有效控制与管理是降低本地区卒中负担的重要手段。第二部分吉林省德惠市高血压患病、知晓、治疗、控制情况的现状研究背景与目的:来自GBD 2013的数据显示,全球90.5%的卒中负担归因于可控的危险因素,其中代谢性因素占卒中造成DALYs损失的72.4%,在代谢性因素中,高血压是脑卒中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在我国,高达94%的卒中负担归因于可控的危险因素,没有控制的高血压可以解释大约1/3的35–79岁人群的CVDs造成的死亡(解释大约一半的35–59岁人群CVDs造成的死亡)。虽然近些年有一些关于我国东北地区高血压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但这些调查研究并没有报道关于高血压知晓、治疗、控制状况影响因素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的获取对于本地区高血压有针对性的防控是至关重要的。本研究第二部分基于吉林省德惠市“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中收集的关于高血压的相关数据信息,结合本地区的人口社会学信息,达到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目的:(1)估计2015年吉林省德惠市高血压患病、知晓、治疗、控制总体情况和基于不同社会人口学信息的水平差异;(2)探索该地区高血压患病率、知晓率、知晓治疗率和治疗控制率的影响因素,为该地区有针对性的高血压防治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对象:具备以下条件的人群:参与并完成吉林省德惠市“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具备完善的高血压既往史、用药史信息,同时完成现场要求的两次血压测量。结果:2015年吉林省德惠市40岁及以上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57.3%(95%CI:55.5–59.2%),尤其是乡村地区人群高血压的负担更重。在可控的危险因素中,明显超重或肥胖(OR=2.320,95%CI:1.980–2.719)是罹患高血压最大的危险因素。另外,存在血脂异常(OR=1.704,95%CI:1.476–1.968)以及糖尿病(OR=1.755,95%CI:1.367–2.253)的人群更容易罹患高血压。代谢性疾病共患病的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在所有的高血压人群中,只有47.4%(95%CI:44.9–49.8%)的患者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相比于女性,男性更容易忽视自己的高血压情况(OR=0.699,95%CI:0.584–0.836)。在所有的高血压患者中,应用药物治疗的患者为37.3%(95%CI:35.0–39.7%);在知晓自己患有高血压的人群中,有78.8%(95%CI:75.8–81.5%)进行了降压药物治疗。相比于女性,男性更容易忽视用降压药控制自己的高血压(OR=0.579,95%CI:0.436–0.769)。另外,与乡村人群相比,城镇人群更积极地去治疗自己的高血压(OR=1.758,95%CI:1.317–2.348)。在接受降压药物治疗的患者中,只有9.2%(95%CI:7.2–11.8%)的人群选择联合药物治疗,并且只有10.2%(95%CI:8.1–12.7%)的患者把血压控制在了正常范围内。存在血脂异常(OR=0.600,95%CI:0.375–0.960)的人群血压也不容易达标。除此之外,在降压药应用方式上,选择联合用药治疗的高血压患者更容易使血压得到控制,优势比高达2.924。结论:吉林省德惠市40岁及以上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较高,知晓率较低,知晓治疗率相对较高,但控制率和治疗控制率较低的现状令人担忧。未来我们致力于降低该地区高血压的负担,除了在于进一步提高该地区高血压的知晓率之外,应该将更大的精力放在对高血压人群用药依从性、规律性、科学性的引导与教育中。第三部分吉林省德惠市糖尿病患病、知晓、治疗、控制情况的现状研究背景与目的:糖尿病是导致冠心病及脑卒中发病及死亡的一个重要的可控的代谢性危险因素。相关研究提示,与非糖尿病人群相比,糖尿病使任何原因导致死亡的风险增加80%,血管性疾病导致死亡的风险增加1.32倍。来自GBD2016的数据显示,从2006至2016年的十年间,由糖尿病导致的绝对死亡人数和YLLs分别增长了31.1%(95%UI 28.9–33.4%)和25.3%(95%UI 23.2–27.7%)。来自瑞典的一项以社区和个人为基础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通过筛查可以使糖尿病的诊断平均提前4.6年。并且总体而言,临床检测的糖尿病患者比通过筛查诊断的糖尿病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增加近1倍(HR=2.07,95%CI:1.63–2.62)。同时,与筛查检测的个体相比,之前未参与筛查的通过临床检测确诊糖尿病的个体全因死亡率(HR=2.31,95%CI:1.82–2.94)高于之前参与过筛查但在临床检测确诊的患者(HR=1.70,95%CI:1.32–2.18),并且对CVD、肾脏疾病以及视网膜疾病的患病风险呈现同样的趋势。因而通过筛查及早发现并积极干预是降低糖尿病相关疾病发病风险及负担的重要手段。本研究第三部分基于吉林省德惠市“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中收集的关于血糖的相关数据信息,结合本地区的人口社会学信息,达到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目的:(1)估计2015年吉林省德惠市糖尿病及空腹血糖受损的患病、知晓、治疗、控制总体情况和基于不同社会人口学信息的水平差异;(2)探索该地区糖尿病患病率、知晓率、知晓治疗率和治疗控制率以及空腹血糖受损患病率的影响因素,为该地区有针对性的糖尿病及空腹血糖受损的预防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对象:具备以下条件的人群:参与并完成吉林省德惠市“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具备完善的糖尿病既往史信息,同时完成现场要求的血糖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2015年吉林省德惠市40岁及以上人群总的糖尿病患病率为11.2%(95%CI:10.1–12.4%),其中男性为9.8%(95%CI:8.3–11.6%),女性为12.6%(95%CI:11.0–14.3%);空腹血糖受损的患病率为6.9%(95%CI:6.0–8.0%)。在可控的危险因素中,血脂异常(OR=2.387,95%CI:1.826–3.122)是罹患糖尿病最大的危险因素。另外,明显超重或肥胖(OR=1.544,95%CI:1.211–1.969)、中心性肥胖(OR=1.623,95%CI:1.240–2.124)、高血压(OR=1.793,95%CI:1.400–2.297)的人群更容易罹患糖尿病。另外,存在明显超重或肥胖(OR=1.542,95%CI:1.165–2.039)或血脂异常(OR=2.005,95%CI:1.464–2.747)的人群更容易罹患空腹血糖受损。糖尿病总的知晓率为52.9%(95%CI:47.3–58.4%):其中城镇地区为68.1%(95%CI:60.7–74.7%),乡村为48.8%(95%CI:42.2–55.5%)。具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更容易意识到自己的血糖状况,其优势比为2.350。除此之外,与从不饮酒的人群相比,轻中度饮酒(OR=0.449,95%CI:0.207–0.974)或重度饮酒(OR=0.385,95%CI:0.182–0.814)的人群更容易忽视自己的血糖状况。在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中,接受降糖药物治疗的患者占47.7%(95%CI:42.3–53.3%);在知晓自己患有糖尿病的人群中,接受降糖药物治疗的人群比例为90.2%(95%CI:85.1–93.8%)。同样地,与从不饮酒的人群相比,轻中度饮酒(OR=0.396,95%CI:0.184–0.850)或重度饮酒(OR=0.419,95%CI:0.203–0.865)的人群更容易忽视糖尿病的治疗。在接受降糖药物治疗的人群中,将HbA_(1C)水平控制在7.0%以下的比例为75.9%(95%CI:68.2–82.3%):城镇地区为81.4%(95%CI:72.5–87.9%),乡村地区为73.9%(95%CI:63.7–82.0%)。存在血脂异常(OR=0.209,95%CI:0.059–0.747)或运动缺乏(OR=0.360,95%CI:0.170–0.764)的人群血糖不容易达标。结论:吉林省德惠市40岁及以上人群糖尿病的患病率基本与国家平均水平持平,同时知晓率、治疗率、知晓治疗率以及治疗控制率较以前均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知晓率和治疗率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未来吉林省德惠市糖尿病知晓率和治疗率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第四部分吉林省德惠市血脂异常患病、知晓、治疗、控制情况的现状研究背景与目的:来自GBD 2010中国部分的数据分析显示,从1990到2010年的20年间,在我国无论是缺血性心脏病还是缺血性卒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由高胆固醇血症造成的死亡和寿命损失,包括YLLs、因伤残引起的寿命损失(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s)和DALYs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同样地,受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血脂异常的分布亦存在地区差异。最近的一项来自吉林省2012年的调查显示,该地区18–79岁人群血脂异常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分别为11.6%、8.4%、34.8%,但该研究并没有报道血脂异常以及不同种类血脂异常的患病率。因而本研究第四部分将进一步揭示血脂异常以及不同种类血脂异常的患病率,并进一步分析影响血脂异常患病率、知晓率、知晓治疗率和治疗控制率的影响因素,为该地区有针对性的血脂异常防治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对象:具备以下条件的人群:参与并完成吉林省德惠市“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具备完善的血脂异常既往史,同时完成本次调查的血脂四项测量。结果:2015年吉林省德惠市40岁及以上人群总的血脂异常复杂加权患病率为62.1%(95%CI:60.3–63.9%),排在前两位的血脂异常类型为高甘油三酯血症和高胆固醇血症。在可控的危险因素中,运动缺乏(OR=1.212,95%CI:1.021–1.439)、明显超重或肥胖(OR=2.156,95%CI:1.836–2.533)、高血压(OR=1.643,95%CI:1.425–1.893)、糖尿病(OR=2.173,95%CI:1.661–2.844)均增加罹患血脂异常的风险。该地区血脂异常的知晓率仅有14.4%(95%CI:12.9–16.0%)。与小学及以下学历人群相比,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对血脂异常知晓的优势比分别为1.963、2.325。在代谢性危险因素中,存在高血压(OR=1.751,95%CI:1.339–2.289)、糖尿病(OR=1.727,95%CI:1.305–2.286)的人群更容易意识到自己罹患血脂异常。在所有的血脂异常患者(自我报告和现场诊断)中,应用药物治疗的患者为4.9%(95%CI:4.0–6.0%);在知晓自己患有血脂异常的病人中,有33.9%(95%CI:28.5–39.8%)进行了治疗。具有脑卒中或冠心病既往史的人更愿意用药干预自己的血脂异常情况。在所有的血脂异常患者(自我报告和现场诊断)中,血脂控制达标的患者比例仅为2.9%(95%CI:2.2–3.7%);在接受降脂治疗的患者中,只有19.9%(95%CI:15.5–25.2%)把血脂控制在了正常范围内。明显超重或肥胖(OR=0.404,95%CI:0.235–0.695)以及运动缺乏(OR=0.423,95%CI:0.215–0.830)的人群血脂控制不易达标。结论:吉林省德惠市40岁及以上人群血脂异常的患病率较高,与之相比,更让人感到担忧的是远远达不到理想水平的血脂异常的知晓率、治疗率与控制率。明显超重或肥胖以及运动缺乏增加血脂异常的患病风险,并且与血脂异常控制不达标密切相关,减重与增加体育锻炼有可能是很好地降低血脂异常患病率以及提高控制率低成本的方式。第五部分吉林省德惠市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患病率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背景与目的: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是世界范围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和缺血性卒中发生以及复发的重要病因以及独立预测因子,并且在我国缺血性卒中病因分型中,大动脉粥样硬化型为主要的病因类型。了解人群中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患病情况,可以为筛选出的脑卒中高危人群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线索及依据。关于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分布的调查研究大多数是基于医院就诊的缺血性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患者的分析结果,目前吉林省并没有基于自然人群的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患病率的报道,本研究最后一部分应用吉林省德惠市“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获得的40岁及以上人群的经颅多普勒超声和颈部血管彩超的资料,填补吉林省德惠市自然人群中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患病情况资料的空白,并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筛选出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相关影响因素。研究对象:具备以下条件的人群:参与并完成吉林省德惠市“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具备完善的经颅多普勒超声和颈部血管彩超结果。结果:2015年吉林省德惠市40岁及以上人群总的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sis stenosis,ICAS)的患病率为16.3%(95%CI:14.9–17.9%):其中既往有脑卒中个人史的人群中的患病率为29.9%%(95%CI:23.6–37.0%),无脑卒中个人史的人群为15.2%(95%CI:13.7–16.8%)。单纯ICAS的患病率为14.5%(95%CI:13.1–16.1%),其中既往有脑卒中个人史的人群中的患病率为23.2%(95%CI:17.5–30.1%),无脑卒中个人史的人群为13.8%(95%CI:12.3–15.4%)。高血压是罹患单纯ICAS的重要危险因素,与没有高血压的人群相比,高血压人群罹患单纯ICAS的风险增加60%(OR=1.603,95%CI:1.279–2.008)。总的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extracranial atherosclerosis stenosis,ECAS)的患病率为4.9%(95%CI:4.2–5.9%):其中既往有脑卒中个人史的人群中的患病率为13.8%(95%CI:9.7–19.2%),无脑卒中个人史的人群为4.2%(95%CI:3.4–5.1%)。单纯ECAS的患病率为3.1%(95%CI:2.5–3.9%):其中既往有脑卒中个人史的人群中的患病率为7.1%(95%CI:4.3–11.3%),无脑卒中个人史的人群为2.8%(95%CI:2.2–3.5%)。存在血脂异常的人群,罹患单纯ECAS的风险更高,其优势比为1.923。ICAS+ECAS的患病率为1.8%(95%CI:1.4–2.4%):其中既往有脑卒中个人史的人群中的患病率为6.7%(95%CI:3.9–11.2%),无脑卒中个人史的人群为1.4%(95%CI:1.0–2.0%)。我们的研究也发现,高血压亦是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复合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我们的研究首次揭示了该地区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患病情况。并且发现,高血压是罹患单纯ICAS的重要危险因素,而与之相对应的,存在血脂异常的人群,罹患单纯ECAS的风险更高,其优势比为1.923。同时,我们的研究也发现,高血压亦是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复合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
顾伟玲[9]2006年在《嘉兴市农村人群高血压危险因素研究及综合干预效果评价》文中研究表明背景与目的 心脑血管病是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的疾病,自八十年代起,心脑血管病在我国居民全死因中所处位置己上升至第一位,而高血压是脑卒中、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近年来农村高血压的发病率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城市,我国是一个有9亿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国,要真正达到控制高血压的患病水平,减少心脑血管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危害,在农村社区开展原发性高血压的预防和控制是必须面对和攻克的一道难关。因此通过流行病学研究,探索我市农村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以社区为基础,采取一般人群、高危人群、患病人群相结合的策略,实施健康教育和促进为主导,以高血压防治为重点的综合性干预措施,藉以降低人群危险因素水平,降低高血压的发病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与死亡。并对干预措施进行效果评价,寻找适合我市农村人群高血压防治所需要的干预措施和模式。 材料与方法 选择基层防保组织健全并合作医疗基础相对比较好的塘汇乡和南湖乡作为心脑血管疾病监测区。随机抽取塘汇乡张字圩村为干预社区和南湖乡梁林桥村为对照社区。研究对象为当地年龄在25～74周岁常住居民。1998年对社区居民进行基线调查,2003年对上述居民(30～79周岁)进行复查。在预调查基础上,采取集中调查和调查员分组入户相结合的方法,对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包括一般情况、生活方式和行为、家族史、计划生育、病史等)、体格检查(血压测量、身高体重测量)和实验室检查(血糖、血脂检测)。 为了保证研究项目的顺利实施,建立以市心脑防办为主体的人群管理领导机构。开展心血管急性事件和脑卒中发病和死亡监测。对干预区高血压病人和高危人群实施行为干预、药物干预和健康教育,对健康人群实施血压监测和健康教育。由嘉兴市心脑防办、市第二医院、塘汇乡卫生院的业务骨干组成实施干预队伍,负责生活行为干预和药物干预。由塘汇乡卫生院5个分院的业务人员组成检测组,负责血压、体重测量、控盐示范,
卜雨华[10]2009年在《湖南某高校教职工高血压危险因素及健康教育效果评价》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讨湖南某高校教职工高血压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评价其健康教育的效果,为制定高血压的一级预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湖南某高校教职工为研究对象,采取健康体检和问卷调查相结合,对研究对象进行以高血压防治内容为重点的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综合干预措施,对体检结果和问卷调查结果进行高血压病相关影响因素、患病率、健康教育前、后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率、生活行为方式改变率比较分析。率和单因素采用四格表χ~2检验、多因素用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比值比((?)值)及OR值的95%可信区间(95%CI)。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性别(χ~2=15.87 OR=1.693 P=0.000)、年龄(χ~2=19.59 P=0.000)、家族史(χ~2=64.68 OR=3.84 P=0.000)、血脂异常(χ~2=32.67 OR=2.209 P=0.000)、嗜酒(χ~2=27.47 OR=2.377 P=0.000)、高盐饮食(χ~2=53.60 OR=2.693 P=0.000)、肥胖(χ~2=50.09 OR=3.122P=0.000)、糖尿病(χ~2=12.30 OR=9.554 P=0.000)、负性情绪(χ~2=46.78OR=4.139 P=0.000)和体育锻炼(χ~2=61.61 OR=0.322 P=0.000)与湖南某高校教职工高血压的发病存在相关关系;吸烟则与湖南某高校教职工高血压的发病无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OR=1.86295%CI 1.343～2.575)、高年龄(OR=1.052 95%CI 1.043～1.065)、家族史(OR=1.864 95%CI 1.400～2.487)、肥胖(OR=1.211 95%CI1.151～1.271)、血脂异常(OR=1.271 95%CI 1.090～1.494)、糖尿病(OR=1.615 95%CI 1.490～1.750)与湖南某高校教职工高血压的发病有关;健康教育前后效果分析表明:高血压相关知识的知晓率由健康教育前的21.02%提高到健康教育后的75.07%,明显提高;但改变不良生活方式不明显(除了体育锻炼以外),效果不显著。结论:男性、高年龄、高血压家族史、血脂异常、肥胖、糖尿病是湖南某高校教职工高血压发病的危险因素。健康教育可以提高高血压知识的知晓率。
参考文献：
[1]. 超重在我国中年人群的流行趋势及与其它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关系[D]. 武阳丰.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1995
[2]. 模型导向的缺血性心血管病预防策略[D]. 曹小琴. 郑州大学. 2016
[3]. 新疆哈、维两民族农村居民肥胖流行特征及与相关疾病关系的调查研究[D]. 何佳. 石河子大学. 2014
[4]. 成都市武侯区中年人群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评估[D]. 刘莉莉. 四川大学. 2006
[5]. 我国成人超重肥胖流行现状、变化趋势及健康危害研究[D]. 姜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3
[6]. 北京市城区成年超重/肥胖人群肥胖相关行为因素分析[D]. 陈绮文. 北京体育大学. 2006
[7]. 深圳市社区居民脑卒中影响因素分析及风险评估模型研究[D]. 甘勇. 华中科技大学. 2017
[8]. 吉林省德惠市脑卒中及相关危险因素流行现状研究[D]. 张付良. 吉林大学. 2018
[9]. 嘉兴市农村人群高血压危险因素研究及综合干预效果评价[D]. 顾伟玲. 浙江大学. 2006
[10]. 湖南某高校教职工高血压危险因素及健康教育效果评价[D]. 卜雨华. 中南大学. 2009
标签：心血管系统疾病论文; 高血压论文; 心血管病论文; 脑卒中论文; 糖尿病和高血压论文; 高血压诊断标准论文; 肥胖的成因论文; 高血压病因论文; 高血压治疗论文; 高血压分类论文;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