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发展动力结构调整的思考——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中国论文,城乡论文,视角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城市化与工业化以加快的步伐向前推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中国已经步入刘易斯二元经济的转折期。然而，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来自投资和净出口的推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不仅没有上升，反而降低。消费率的下降固然有其发展阶段的客观原因，但毕竟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问题如投资增长过快、国际双顺差巨大、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等的深层原因之一。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即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结构均衡化，是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一项战略任务。本文试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做一初步探讨。
一、中国的消费率偏低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史，首先是一部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史。从1978年到2006年GDP年均增长9.7％，由3645亿增加到20万亿以上；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3.5％，由1132亿增加到3.9万亿；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17.2％，由206亿增加到17607亿；外汇储备年均增长36.7％，由1.67亿美元增加到1万亿美元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3587元。
国民经济的这种巨大发展是靠投资、消费和货物、服务净出口的三大需求拉动的（见表1）。
注：1.由于计算误差，GDP总额不等于支出法GDP总额。2.贡献率指三大需求增量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3.拉动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三大需求贡献率的乘积。4.总额、投资率、消费率为当年价格，指数、贡献率、拉动为可比价格。
（一）按可比价格计算，从1978－2005年28年中，我国的GDP增长了11倍，这种经济腾飞并不只是依靠投资的推动，而是靠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三大需求共同拉动的。除去改革开放初期和“六五”时期（1978－1985），由于当时国民经济实力不强，货物和服务多数年份尚为净进口，从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与消费两大需求的拉动之外，其余的20年中，只有4年（1992年、1993年、1999年、2001年）是净进口（其中3年发展速度超过13％，经济运行过热，通胀率较高），其余多年均为三大需求共同拉动。
（二）三大需求贡献率与拉动的结构变动大体符合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与发展趋势。从1978年到2005年，其中1978年的年末中国才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从而不计外，1979年到2005年的27年中，资本形成总额从1478.9亿元增加到79559.8亿元，增加了近53倍，它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从15.4％上升到38.1％，拉动从1.2个百分点上升到3.9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从2633.7亿元增加到96918.1亿元，增加了35.7倍，它对GDP增长的贡献从87.3％降到36.1％，拉动从6.6个百分点降到3.7个百分点，这反映了一个发展中国家为摆脱贫困必须要大力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加大投资力度，先把经济做大，实现经济连续快速发展的愿望。净出口方面从－20亿元发展到10223.0亿元，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2.7％到25.8％，拉动从－0.2个百分点增加到2.6个百分点，这反映了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在其振兴历程中，必然要实行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对外贸易的客观要求。
然而，这种结构也有不够协调的一面：投资拉动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消费拉动所占比重则越来越小，这种失衡状况源于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率的上升和消费率的下降，即表1说明的资本形成率（投资率）从1978年的38.2％上升到2005年的42.6％，而最终消费率（消费率）则从1978年的62.1％降为2005年的51.9％。如前所述，这固然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经济振兴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必然要实行投资拉动这一发展路径，不如此则不足以实现国力之迅速提升和加快脱贫。然而，在经历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今天，国民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的代价，在承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业结构转移所产生的正负双面效应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已经迫不及待地提到议事日程。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要求下，对这样的投资与消费比率需要有一个新的判断。
如果做一个国际比较，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消费率是偏低的，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这一点固不必说），同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既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国民收入相近的发展中国家和几个发展中大国的水平（见表2）。
表2说明，高收入国家即发达国家中除新加坡以外，消费率最低为65％（韩国），最高为美国：85％。发展中国家人均GNl（国民总收入）水平与中国相近的摩洛哥、格鲁吉亚、洪都拉斯、印尼、巴拉圭、菲律宾、斯里兰卡、叙利亚、乌克兰等国消费率为73％－86％。与中国大体相近的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四国的消费率也分别为72％、73％、79％、80％，都高于中国10个百分点以上。虽然各国国情千差万别，不能机械类比，但从表2中也可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投资率之比，分别都有共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一结构大体都维持在80∶20之间。这一共性，难道不值得中国参考吗？
中国的三大需求结构是综合了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市与乡村三大需求数据而形成的，其中城市，作为地区和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心，是三大需求的主体，更能集中地反映这种结构特征。然而，由于城市的定位不同，单个城市、多数的中小城市并不能反映全国的总体特征。就以四大直辖市而言，情况也并不一致（见表3）。
四大直辖市中，北京为全国的首都，重庆改直辖市历史不长，且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大，均属特例，只有上海、天津为特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开放度大的城市，具有代表性，但其消费率甚至低于全国水平。
既然中国的消费率偏低，那么为什么经济又实现了连年高速而健康的增长呢？这就涉及消费率反映的是什么？如何判断中国消费率的高低等问题。对此理论界看法并不一致。
众所周知，消费率（最终消费率）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家一地区的消费总额，其中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它是用支出法计算的。消费率、投资率（资本形成率）和净出口率，说明的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贡献和拉动状况。笔者认为消费率等三个“率”反映的是从长期考察的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阶段，并不是短期内如一年或几年一个国家宏观和微观的经济运行状况。后者并不是由多年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决定的，而是由产品和服务的供求状况决定的。从1978年到2005年的28年当中，尽管消费率降了10.2个百分点，但除了1988年和1994年通胀比较严重（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增长18.5和21.7）之外，每年经济运行均是健康而平稳的，在高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出现高通胀，相反地却由于有效的宏观调控，连续实现了高速增长下的软着陆。所以，经济增长中三大需求结构比与经济运行是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两回事。学术界中有的认为消费率的高低应由宏观、微观运行的状况来判定，宏观方面的价格指数稳定和微观方面的产品销售率良好说明我国消费率是适合的①。这样的见解，笔者认为值得商榷。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良好是由于中央、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管理所致，微观方面的销售率良好是由于投放在国内市场的商品与有限的收入分配大体相适应，这些与消费率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足以判断消费率的高低。
笔者认为消费率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标志，不同发展阶段上应有不同的水平，判断消费率之高低应看这样消费率与该国经济发展方式与路径是否相适应，如果它成为经济继续发展与增长的瓶颈之一，就要被视为应调整的水平。表1说明，至2005年中国改革开放28年，投资率与消费率之比已从38.2∶62.1变为42.6∶51.9，投资率上升了4.4个百分点，消费率下降了10.2个百分点。如前所述，这虽然反映了通过投资需求逐年提高拉动经济持续增长，从而取得了国民经济总量的巨大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以下问题：
（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总量增长来实现，是以外延型增长为主的，这种经济增长是通过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牺牲环境质量来实现的，使国家不堪重负难以为继。因此，2003年中共中央提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要加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过高的投资率与过低的消费率是不利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因为这种投资率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抑制经济过热发展，这种消费率也不利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增长和整体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二）消费率过低，导致产能严重过剩，不能不转向国际市场，从而造成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出现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不利于汇率稳定。生产能力过剩就是因为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下生产能力飞速增长的同时国内需求没有实现同步增长。而生产能力持续超过需求水平，就是因为劳动的工资成本并没有随劳动生产率即人力资源的生产能力提高而提高②，从全国来说就是因劳动收入提高滞后而导致的消费率下降。
劳动力工资成本提高滞后，导致消费力提高滞后，再导致国内市场需求发展缓慢，再导致外贸、外汇储备的双顺差，又导致人民币的被迫升值等一系列的机制链作用，一方面不利于劳动力素质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使中国外汇储备只能靠大量的“血汗钱”来积累，既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不利于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和汇率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由于严重地抑制了国内市场的需求，从而使经济增长失去了长远的根本性动力。
（三）消费率过低，更重要的是会淡化、模糊社会生产目的，即人民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只能加速而不能延缓，尽管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城乡居民收入有了不小的提高，但其增速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的速度，28年来GDP增长了11倍，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分别增长了5倍（均按可比价格计算），而且农村居民纯收入又只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这种状况，即消费水平增长的滞后，淡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其原因仍然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
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甚至世界大战后战败国的经济恢复过程中，一定时段内消费率低于投资率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当国力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之后，消费率就必然转而超过投资率，从而呈现出消费率发展的U字型曲线。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也不能超脱这一规律。从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的发展趋势看，可以说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消费率将由下降转向上升的历史阶段，通过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将迈向全面小康社会。
二、调整收入分配，提升消费率的四项机理运作工程
在中国，调整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即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实现消费投资与出口的相协调可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段，原因是：1.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外环境要求在相当长时期必须保持快速而平稳健康的经济增长。投资还将是首要推动力，其中，不仅需要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而且各项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的结构升级同样需要大量的投资；2.劳动力资源丰富仍然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制造业仍是中国第二产业的主体，中国需要自己的制造业，世界各国也离不开“中国制造”，扭转这种结构，需要中国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高和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这当然也要假以时日；3.更重要的是，中国居民消费力的提高有赖于收入的提高，这当然要以经济发展为前提，而这又决定了国民经济发展中消费率的提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但是，这一切并不否定中国的发展即将进入消费率转降为升的新阶段，正因此，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的同时，我国更加注重改善民生，注意全国消费水平的提高，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实现居民收入和全国城乡公共消费的增长。
提高消费率，增长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是以提高城乡居民的转化为现实需求的可支配收入为基础，而不是笼统地由可支配收入为基础的，因为在社会保障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中国居民储备率高达40％③，消费倾向仅为60％，只有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倾向，才能提高现实的消费需求。全面地讲，提高消费率应依据中国现实状况，探索以经济学原理为指导的收入分配机理，通过制度创新，即推行四项机理运行工程改进国民收入分配。
第一，突破初次分配的理论禁区，建立工资收入国家干预的宏观机制，即劳动收入的国家干预工程。国民总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各种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管理等所获得的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要素收入一般地说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所决定。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已基本上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因而，这些要素的收入从总的方面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最大利润追求的经济实体，总是要尽量压低生产经营成本，其中包括劳动力价格的工资。中国又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还会延续一个时期，这都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缓慢。统计资料表明，从1994年到2005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11％～12％，而职工货币工资每年只提高10％左右，有的地方大量的民工工资20年基本不变，广东地区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低于10年前价格。相对其他生产要素来说，劳动力价格是相对最低的一种，这是导致中国国内消费需求提高缓慢的主要原因。
面对这一情况，理论界中有一种误区，认为劳动力既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生产要素，它的价格只能由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政府不能干预，也不应加以干预”④。笔者同意理论界对此的评论，即这种建立在市场价格论基础上的观点是“国家干预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最大理论障碍”⑤。
中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制度，但不是唯一的制度，它同时要求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干预即宏观调控。劳动力价格即工资不仅要受最大限度利润规律和劳动力供求规律的制约，同时还要受劳动力价值规律和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的制约。国家政府部门完全可以依据这两个规律对工资水平实行干预。
劳动力价值是指现有生产技术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价格水平条件下，恢复提升劳动力水平及其赡养人口的物质、文化生活费用支出额，即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这是工资最低水准的客观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工资，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资不应单由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责任政府应根据劳动力价值决定原理确定和公布本地当期的最低工资线，从而有利于抑制收入水平差距的拉大，实现社会水平。近两年中国各地政府均制定了这一水平线并正在日臻完善。
工资水平是动态的，这一点又是由劳动生产率不断变动规律所决定的。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已成为近代经济发展的普遍事实，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引导国民收入增长率和企业利润增长率的提高，这也被中国经济的发展所证实。无论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方面看，还是从它所创造的价值方面看，都必然要求工资要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因此，政府在确定最低工资线之同时，还应“确定工资增长指导线，实行工资增长指数化（以国民收入增长率和企业利润增长率为指数确定工资增长率）”⑥。应当说，这种国家干预也是弥补工资水平市场决定缺陷所不可缺少的。
第二，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适应收入形式多元化的发展，发挥经济杠杆的综合效益，加速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即要素收入的二次分配工程。如前所述，近三十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有了很大增长，但是，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资料说明，1978年到2000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16上升到0.32，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21上升到0.35，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4上升到2000年的0.42，2000年后，这一系数上升势头仍在继续，2002年上述三个数据为0.36、0.32和0.457。国内学者研究指出，如果把城镇各种隐性补贴（公有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引入，2002年重新估计的城镇、农村和全国的基尼系数则分别为0.323、0.351和0.507⑦，已经明显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比重已接近50％，而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所占比重只有1％。基尼系数的上升更延缓了全国消费水平的提高，制约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因为构成国内消费市场需求主体的仍是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
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客观基础是经济转型过程中收入形式单一性向多元化的转变。除了按劳分配之外，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管理也参与了分配，即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由于各种要素成本水平和供求关系不同，引导收入水平差异很大。收入分配形式多元化说明居民收入中除劳动收入之外，还有非劳动收入的财产收入，占有资源越多，收入也就越多，从而必然拉开和加大了居民收入的差距。多种分配形式的形成和收入差距的产生，是中国经济发展之必然，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本文讨论的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制约消费需求的增长。这是因为在收入与消费关系上，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递减的定律，收入越高，每一单位收入增量中用于增加消费的份额越小，而收入越低则相反。所以，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越大，社会财富越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其整体消费率就越低。这就造成了低收入群体有消费需要而无消费能力，而高收入群体，有消费能力则无消费欲求，也就是“想花的没钱，有钱的不花”，我国多年来消费率偏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居民收入分配关系失衡，导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
面对这种收入分配失衡引致的消费率下降，政府应运用各种经济杠杆的效应对初次分配进行二次分配。这里所说的经济杠杆主要是财政税收、金融利率和市场价格三大杠杆。应当说多年来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利用经济杠杆对居民收入进行二次分配，中国政府取得了不少经验。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为了既要经济高速增长，又要防止经济过热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同时还要防止因过度通货紧缩而导致的市场萎缩和失业增加，国家灵活而审慎地运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特别是近年来为了使城乡居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过程中，国家始终注重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诸如：
在财政税收方面，上调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利息所得税税率、全面取消农业税等都直接增加了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对个人收入所得实行累进税率的目的也是在于抑制收入差距之扩大，至于企业所得税开始实行内外两税合一，内资企业从33％降为25％，以及正在酝酿的增值税转型，即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扩大了产品价值中的抵扣额度，实际上是减免了增值税，这两项改革都降低了企业成本，间接增加了企业从业人员的个人所得。
在利率方面，从1993年5月至2007年9月央行连续9次上调了存款利率，虽然目的在于抑制投资过快的增长，但确实增加了居民的储蓄收入。
在价格方面，尽管至2006年的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经济正增长、物价负增长⑧，但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中的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意味着居民实际收入的降低，为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即合理通胀率（全国规定为3％）下的稳定，国家始终注意不断调整居民的物价补贴，保证实际收入的增长。当然，稳定物价不仅要求进行需求管理，还要进行供给管理，引导增加价格上升过快产品的市场供给，如廉价商品房、猪肉、食品的供给等等，这已不属本文研究范围，不再细论。
运用经济杠杆进行二次分配重要的在于发挥这些机制的综合效应，实施其中任何一项政策都要研究对其他管理政策的影响，以求得整体效应的最大化，收入分配的宏观管理政策也要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总目标下去实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管理空间。
第三，增加政府消费，提高消费率，即扩大公共消费工程。支出法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支出是由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两部分组成的。作为公共消费的政府消费，实际上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是对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最终也要转化为居民的收益。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消费支出总额有了很大的增长，它在最终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也有所增长（见表4）。
表4说明，从1978年到2005年的28年中政府消费支出从480.0亿元增加到26012.1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了53倍，居民消费支出从1759.1亿元增加到70906.0亿元，按现价计增长了39倍，政府消费支出增长速度超过了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速度。从构成上看，政府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从1978年到1990年没有什么变化，13年只增加了0.2个百分点，只是到了1991年即进入“七五”之列，才逐渐提高，到2005年已达到26.8％，这说明在最近的15年之中，公共消费得到了重视并且实现了加速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和2004年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显现。最近两年，即2006年和2007年，中央提出着力改善民生之后，公共消费支出更是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增长。
政府消费支出，统计上的定义是：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前者等于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减去政府单位所获得的经费收入的价值，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等于它的经常性业务支出加上固定资产折旧；后者等于政府部门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住户收取的价值⑨。它在政府财政上表现为两大部分支出，即政府采购和转移支出。前者包括：（1）政府管理机构运转（通常就是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运转）；（2）军事武警支出；（3）科技文卫支出；（4）外交支出；（5）支农支出。后者包括：（1）各种补贴；（2）政府抚恤；（3）政府负责的各种社会保险支出（低收入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政府消费是国家主要通过各项税收取得的财政收入中，除去用于资本形成支出（主要是基础设施的基本建设开支）以外的政府支出，是政府支出中的最主要部分。政府消费支出内部的构成反映一个国家或地方政府财政的功能。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突破4万亿元，在财政支出中消费支出已占85％以上，投资支出只占15％以下，这说明中国财政从功能上已基本实现了从供给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型。进入2007年，全国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三农、教育、社保、医疗卫生等各项支出均得到较好保障，其中支农支出同比增长28.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29.7％，教育支出同比增长30.6％，医疗卫生支出同比增长36.6％，都大大超过了全国经济增长11.5％的水平。全国已经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覆盖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3年内在全国推开。最近又建立了全国高校学生就学资助体系，全国已有512个城市（占全国城市数的83％）建立了廉租房制度。这都体现了公共消费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在提高公共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率增长方面仍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要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加大投入，进一步优化政府消费支出结构，把更多的财政支出用到改善民生方面。目前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当中政府采购部分，尤其是其中的政府机构运转开支所占比重仍然很大，其根源在于政府职能转型相对滞后，相当大的一部分开支用于政府管理机构的“人吃马喂”，缩减这部分支出的空间仍很大。要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机构精简，把公共消费支出更多地转移到各项社会公共支出方面，切实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二是要通过建立预算财政制度，努力实现国家所规定的各项政府消费支出的目标值。尽管国家财政预算中既有收入预算也有支出预算，但在实行过程中其编制的科学性、透明性和执行过程中的保证性方面，财政收入均高于财政支出，即所谓的“重收入轻支出”。严格地说中国财政与科学的预算财政仍有一段距离，这是目前有些政府消费支出未实现政府所规定目标值的原因，像公共教育开支，2005年全国为3951.59亿元，占当年GDP 182321亿元的2.16％，未达到3％－4％的目标值，也低于世行公布的2004年低等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4.1％的水平。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2002年我国为1.9％，而中等收入国家则为3％。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2002年我国为7.15％，而发达国家大都在10％－30％之间。再如去年国家规定的支农支出要与财政支出同比增长的目标也未达到，均属此例。
三是要加强政府消费支出的绩效管理。由于政府支出的垄断性，与企业支出相比政府支出天生具有低效率特点，针对这一问题发达国家都在研究和推行绩效预算制度。由于处于发展中阶段，中国的法制、技术和管理环境尚不具备立即实行这一制度的条件，但加强政府财政收支的绩效管理，仍是必然的。政府消费支出在这方面的做法如管理者的灵活性、问责制度和激励制度、财政的监督制度和严格而公开的审计制度都是应当建立的，这样有利于政府各项必要的消费支出落在实处，提高支出效率。
以上几点都是就政府消费支出本身而言的，增加政府消费支出最根本的还在于“开源”，即提高国民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水平。我国财政收入尽管有了飞速的增长，但目前也只占GDP的19％，与发达国家40％－50％的水平相去甚远。为此，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一个较长时期的持续快速发展。
第四，加速财政转移支付中政府消费支出的增长，推动全国消费率的提高，即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工程。这里说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指中央政府为均衡各地方政府的财力状况，实现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将中央掌握的一部分财力转移给地方使用的一种宏观调节制度。它体现了国家财力的一种再分配，由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地区困难补助等形式所构成，其中绝大部分都会转化为地区的消费支出。
中国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比较大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尤为重要。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中，东、西部经济差距最大，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的近3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东部地区的40％，农民纯收入只有东部地区的50％左右。全国农村60％以上的贫困人口在西部，约两千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中央于1999年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定之后，一方面，在国家建设资金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至2005年建设资金累计投入4600亿元，加强了西部重点工程建设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批投资规模更为巨大的基础建设项目陆续开工，其中青藏铁路工程已经完成。2004年底这些重点项目达60个，规划投资总规模为8500亿元；另一方面，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事业的财政支持。2006年国家公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一次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全国的发展，将全国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第四类区域大部分坐落在西部地区。为实施对资源的保护，改善资源环境、中央加大了这方面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仅至2005年初，西部大开发的五年中国家就安排了5000亿元。这些专项补贴不仅显著地改善了生态环境，而且增加了城乡居民的收入。例如退耕还林工程至今已经实施八年，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1300多亿元，平均每个退耕农户获得补助3500元，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总体上约占退耕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西部地区四百多个县高于20％，宁夏、云南一些县达到45％。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一种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是通过财政收入再分配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国民收入再分配，这种转移的支付最终也要形成地方政府的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最终也要转化为消费支出）。作为分税制的一种重要补充制度，它缓解了因地方经济发展不均衡而带来的地区间财政供给水平的差异（从1993－1996年，它在地方财政收入总额中的比重就从12％提高到32％，即提高了20个百分点）。由于财政收入的逐年增长，这种转移支付的绝对额也在迅速增长。但从发展上看，这种转移支出所形成的消费需求仍有加大的空间：一是由于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重还不高，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各项补助总额；二是因目前转移支付的结构还不合理，在三项主要内容即体制定额补助、税收返还和专项补助的结构比上，税收返还仍占主要部分，即以保障既得利益为出发点的项目占主体，而通过过渡期转移支付为办法的补助项目只占很少部分⑩。这样，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所得到的转移收入并不多，特别是其中直接形成居民消费收入的各种专项补助所占比重还较低，这都会制约消费需求的增长；三是目前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尚不健全，特别是中央因改革增加的收入用于增加对地方特别是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不够完善，要切实保障使用方向，充分发挥使用效益；四是建立和规范全国财政转移支付的预算制度，根据全国规划发展目标制订出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值、内部结构的变动率和各项支出的增长率，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并付诸实施，这都会有效地推动地区和全国消费率的逐步提升。
注释：
① 郭兴方：《我国消费率高、低的判定——基于宏、微观层面的数据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② 盛宇明：《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当前经济基本矛盾的制度根源和对策》，《参阅文稿》2007年第9期。
③ 樊纲：《解决国际收支失衡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中国金融》2007年第9期。
④ 樊纲：《解决国际收支失衡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中国金融》2007年第9期。
⑤ 盛宇明：《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当前经济基本矛盾的制度根源和对策》，《参阅文稿》2007年第9期。
⑥ 易培刚：《关于消费需求制约因素的分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⑦ 李实、罗楚亮：《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⑧ 刘伟：《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为何不显著？》，《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6月11日。
⑨ 《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第三部分（国民经济核算）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⑩ 巫建国：《经济转型期公共财政》，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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