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183;拼命三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早就定下来的约会。晚上七点半，在北京一家高级西餐厅的包间里，5男5女根据性别错落地坐在大桌子的两侧。坐在靠门位置的吴东林是组织者，人一到齐，他便敦促大家分别自我介绍，想让气氛变得活跃起来。 在传递餐具和酒杯的过程中，交谈终于开始了。吴东林殷勤地把生蚝分给坐在两边的女士，顺带聊了聊各自的职业。一个小时后，他在餐桌上把话题自然地引到促成这次聚会的社交App——INVITE上，从它的logo设计灵感开始介绍，再跟大家征询这个App的功能需要怎么迭代。这是吴东林重复了很多次的程序，作为这个App的创始人，对他来说，这顿晚餐既是一次约会，也是一次工作——8小时之外的连续工作。 在滴滴出行工作的李博也很久没有正常上下班过，他说自己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态，周末偶尔才能休息是常态，订好的旅行计划在上飞机前因为工作取消是常态，为如何更好地处理问题而焦虑也是常态。 在这种工作节奏下，李博甚至抱怨每天回家时超市都关门了——他本来周末还有空去趟家附近的家乐福，但最近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连排队都被他认为是没效率的事。当他走进一个理发店，如果不但没被推销办卡，还可以在15分钟内安静地剪完头发顺带眯一会儿，他就会觉得非常高兴。 跟朝九晚五的公司人相比，吴东林和李博算得上是“拼命三郎”，他们的上下班时间并不固定。待在办公室的时候，他们随时要处理多线程任务，就算离开办公室，做到物理空间意义上的下班，他们的脑子里也永远有一部分在想着工作。 对这群人来说，在工作跟生活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限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无孔不入的技术还会模糊这种界限。甚至都不用打电话，工作总是会通过微信和钉钉这样的通讯软件随时冒出来。这些App右上角冒出的小红点就像无形但声音尖锐的闹铃，催促着握着手机的人赶快看到它们。 点开App，回复消息，处理工作，联络其他同事，尽管那可能是一个周六的早晨或者是工作日晚上10点钟。忙碌就这样通过电波在一个又一个人之间传递，形成一张越来越密的网。换句话说，忙碌正成为在都市职场弥散开来的一种状态。 滴滴出行2015年关于国内重点城市的出行报告数据显示，在北京中关村的软件园，下班高峰竟然晚至每天的夜里10点左右，在这里工作的公司人每天能在7点前下班的不到36%。网易邮箱大师发布的《2015年度互联网邮箱使用报告》观察到的则是，在工作日加班的公司人比例为59.4%，周末加班的为40.4%。有超过74%的人曾在机场收发邮件，以及2015年国庆期间有35.5%的人在外出旅行时仍要处理和工作相关的邮件。 忙，可能是你周围几乎所有人的感受。问题是，吴东林和李博并不觉得自己是因为忙碌而疲于奔命的一群人，或者说他们并没有为此沮丧。与此相反，在忙碌中，他们充满希望地觉得自己抓住了看得到的选择生活的机会。 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几百年后，当我们回看历史洪流中的当下这个时代，史学家们可能会发现，最重要的不是技术，不是互联网，也不是电子商务，而是人类的境况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拥有选择的人的数量有了极大的增长，我们的社会却还未准备好应对这一切。”这句话套到当下正在发生变革的中国职场同样适用，重点不是忙碌，而是忙碌意味着什么。 谈婧真正意识到自己想要什么生活，是在离开投资银行之后。 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然后进入投资银行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谈婧以应届生身份求职的2007年前后，投资银行或者4A广告公司还是非常热门的选择。尽管父母辈强调着公职工作的稳定性，但在年轻人当中，这些压力很大但回报非常高的工作才是同学聚会时值得略带骄傲提起的话题。 谈婧的确也是这么选择的。在投行工作时，谈婧过着“每天早上九点半到晚上一两点，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晚上九十点可以下班”的生活。从小到大作为“别人家的孩子”，谈婧的想法是“社会要我努力工作，所以我努力工作。” 直到她感觉自己每天都很困。一开始她以为自己生病了，但是去医院检查并没发现异常，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多。后来她才明白，困乏的原因并不是工作强度大，而是自己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没有挑战。谈婧自认为思维活跃、爱好广泛，可是投行每天高强度的工作不过是在办公室里反反复复地改文件。有一次，同样爱好天文的朋友都去看日全食了，而谈婧还在办公室加班，“当时那个对比太强烈了。世界这么大这么壮丽，日全食这种百年一遇的事情我没时间看，在办公室里加班到凌晨5点竟然是为了和别人争怎么分钱。” 她在拥挤不堪的工作和生活中度过了毕业后心情最为低落的两年，不断在加班中确信自己的兴趣与能力和岗位并不匹配，尽管别人都认为那工作“高大上”。 辞掉投行的工作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症结倒不在于钱，而在于跟上一代人的沟通甚至是对抗。对上一代人来说，不确定性无疑是需要在生活中尽量排除的因素，而跳槽意味着未来的不确定性。 年轻人显然不这么想。2016年春季——每年农历春节过后的三四月通常被认为是跳槽旺季——公司人通过智联招聘在线平台投递的简历数量为人均13.24份。其中北京、深圳、上海位列前三，人均简历投递量分别为31.07份、19.59份和18.65份，如果从年龄层的维度考察，80后和90后的跳槽意愿分别高达45.4%和43.5%，也即是说，这两个群体中都有将近一半的人打算通过换工作来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他们并没有那么看重所谓的稳定感，不确定可能反而意味着重新选择的机会。 谈婧最终还是辞了职。为了重新考虑自己的方向，她参加了一个workshop，甚至和朋友去非洲航海。现在回忆起航海的经历她还觉得心有余悸，在海上遇到暴风雨，吐了好几天，行李也丢了，“是一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感觉，后来就觉得以前别人期待你的光环其实都没那么重要了，我怎么活下去才重要。”谈婧说。 但她还是选择了忙碌，打算去麻省理工学院读个MBA，在那之前她先找了份Uber的实习工作。谈婧加入的时候，这家公司在中国的员工还不超过10个，她的工作既包括找司机、做培训这种最基本的事情，也包括在业务量增长后“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把下个月的运营体系重新设计一遍”。由于业务增长的速度很快，她常常需要在安排现在的事情的同时考虑3个月之后会怎么样。 经过几个月的实习，谈婧决定推迟读MBA的计划全职加入Uber。Uber的工作并不比投行轻松，加班的时间甚至更多。但谈婧觉得自己参与了这家公司在中国成长的过程，而不是作为一颗螺丝钉在运转。有两三个月，谈婧完全从社交圈里消失了，以至于她的发小发微信给她说，“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希望你一切都好，看到了回复一两个字就好。” 吴东林则是从纽约的社交圈消失，回到了北京。与那天在高级西餐厅精心打扮的他不同，吴东林的日常是穿着衬衫，窝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汗流浃背地敲着键盘。他的公司设在北京三环边一栋不算新的居民楼里，两层的室内空间由于摆放着紧挨着的办公桌而略显拥挤，脚下的木地板因为年头太久已经看不清本来的颜色。一群男女在几个房间里盯着显示屏工作着，其中不乏履历漂亮的海归和拥有大公司背景的年轻人。 在两三次不算成功的创业之后，INVITE是吴东林再次押上希望的产品。 没人能保证这次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起码到目前为止，INVITE还算不上热门App。创业是成功率不到1%的事情，但是在跟别人描述自己梦想的时候，吴东林还是带着超过100分的澎湃激情。跟前几次一样，他仍然坚定地认为自己在做一件极有意义且方向正确的事情。做社交软件的出发点是他自己的需求——辞掉华尔街的工作回国之后，他发现自己在国内找不到可以消遣玩乐的地方，于是干脆自己做了个立足于公司人社交的移动应用。 管林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开始创业的，梦想这种宏大的词汇她倒不常提起。她自称是个喜欢打工的人，创业原本不在她的时间表里。但作为一位喜欢逛街买衣服的女性，28岁的管林经常发现自己买不到多少合意的衣服。这促使在国外读过设计专业的她从一家大公司辞职，创立了自己的时装品牌Short Sentence，她想从头开始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品牌。 今年上海时装周开幕前的两个月，管林几乎从早到晚泡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因为对快递员潦草的包装方式不满意，她的工作还包括了教快递员怎样才能把要寄出去的服装包得尽可能地平整。 她的合伙人，在设计咨询公司上班的项赢莹也保持着同样的加班节奏。当上班和创业同时进入攻坚阶段时，除了要到其他城市频繁出差，她还要在咨询工作以外的时间到工作室来，与管林一起筹备时装周。 项赢莹与管林一起创立品牌，更多是希望“将自己在商业设计领域的技能投入到真实的市场中去”，上班和创业对她而言是一个互相启发的过程。 “我们会把工作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管林解释道，“比如我不想在格子间里工作，更喜欢这种影棚里的工作室的感觉，那我就为自己创造这个氛围。“她的工作室设在上海一家创意园区里，隔壁就是一家摄影棚。 为满足自己的喜好创造点什么，以及想要行使自己的选择权的愿望让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传统大公司和常规的职场生活，积极拥抱忙碌和不确定性。 “创业者本身都有很强的进取心，他们需要在每个急迫的时间段里分出轻重缓急，有些事情就注定要排在后面。”徐传陞说。他是经纬中国的创始管理合伙人，而经纬中国是目前国内最活跃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根据他的观察，为了工作而把家人送回老家、自己留在一线城市里奋斗的创业者很多。这种竞争氛围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一些风投眼里，过于追求生活和工作平衡的创业者甚至会被判断为成功概率比较低。 这是被紧迫感牢牢锁定的一群人，创业者要面临的是快速变化的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竞争者。从2000年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开始，徐传陞经历过4次中国创业潮的轮回。我们正身处的这一次，就算不是程度最为狂热的一次，也是大众影响力最广的一次。在全民创业的口号下，每个人都被未知的可能性所激励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创业是自己在原来乏味的职场生活之外多一次选择的机会。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陷入忙碌，而忙碌最终的目的又是为了能够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一天14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在创业者的圈子里极其正常。仅仅从行为方式上，我们也能从这个圈子里总结出一些共通的标签，比如不是拥有两部手机就是包里永远装着充电宝，手机里的未读信息数时常超过3位数，临时改约对他们来说是件抱歉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总有新的事情临时出现。“忙碌一方面是大家对工作的认知在进化，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市场上看到了更多的机会，担心如果不赶上这一波就会错过。”管林说。 眼前的场景就像30年前的硅谷。在《硅谷热》里，作者埃弗雷特·M·罗杰斯和朱迪思·K·拉森描述了在风险资本、创业激情和财务自由梦想的多重刺激下，席卷硅谷的拼命工作的热潮。在1980年代，苹果公司被翻译成阿普尔公司，仙童半导体的名称还是费尔柴尔德半导体，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描述硅谷新富的生活方式，比如为了避免落伍而卖命工作，喜爱积极的，体育式的休假——比如潜水和滑雪——同时也十分关心体形和身体健康，开始长跑锻炼，避免食用肉类、土豆和肉汁，喜爱鱼、东方食品或半块三明治。 对当时刚改革开放没多久，民营企业都算是稀有之物的中国职场来说，这些生活方式是难以想象的。30年后，这些生活方式终于成为我们身边的主流。2015年，中国健身房最多的前10个城市中，有8个的健身房数量增长率超过50%。咕咚运动和新一线城市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最爱跑步城市”排名中，前10个城市在2015年有记录的跑步历程达到了6.36亿公里。这10个城市中，除了北上广深，有4个是省会级新一线城市，且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以及西部的区域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竞争和压力让更多人选择投身运动来平衡。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在2015年10月发布了一份关于跑步生活方式的在线调研报告，在跑步动机这一问题下，缓解工作压力被52%的受访者提及，另有38%的受访者表示希望通过跑步来磨炼心智。 如果说有的人是被迫忙碌，那么有的人则是故意让自己忙碌。李博就是有意给自己调整了速度，在银行工作过5年之后，因为想走出舒适圈，他选择跳槽去互联网公司。他先后在人人网、百度工作，工作节奏都不算太快，一直到加入Uber中国，他用了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才适应了生活的变化。 “以前在银行做计划是按年来的，互联网公司是按月来的，到Uber之后是按周算的。”李博说，他也同样从最基本的找司机、培训司机开始。他对工作强度的描述是，“业务增长比人手的增长快，正常9天做完的事情，一周就要做完，不吃饭不睡觉疯狂地工作，等你舒一口气，一个月后业务量又增长了3倍。” 对于这样的人，你会忍不住问，这么拼，为什么？ 李博的回答很简单，他想实现财务自由，但他强调财务自由并非全部目的。“更多的是你怎么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在一个地方能学习到什么东西，对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更有帮助。”李博告诉记者，他每年都会给自己做一次评估，特别是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之后，成长的曲线就会相对平稳，到那个时候，他就又会考虑自己的下一站。离开Uber之后，他现在的身份是滴滴出行快车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谈婧的轨迹跟李博相似，在Uber工作了一年半之后，她又加入一家创业公司回家吃饭担任COO。谈及职业目标的时候，这些人都不会给出关于年限或者数字等太确切的答案。“我其实没什么具体的人生目标，就是觉得应该去发现更多新的事情。”谈婧保持着与李博类似的工作节奏，但是会尽量每周都去健一次身，保证空出一些读书的时间，利用周末的时间去参加一些行业活动。 快节奏的职场生活意味着这些年轻人可能没有办法像上一代人那样，花太多时间在家庭生活上，好在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发展替这些年轻人解决了很多问题，京东、淘宝等电商解决了日用品的需求，至于生鲜采购也有固定的去处。甚至大多数电商的快递员还会提供送货时顺便扔垃圾的服务，帮助这些忙碌的年轻人解决了以前需要耗费时间的生活琐事。 挤出来的时间更多被花在学习和进化上，在排得满满的工作之外，他们通常都想通过各种渠道来提升自己。旅行是为了开阔眼界，逛街是为了收集最新的市场趋势，很多时候，刷手机也是害怕落伍，担心错过朋友圈和微博上流传的行业信息。 这种害怕被落下的焦虑感让时间变得越来越宝贵，越来越多的产品试图抓住这些职场拼命三郎的需求。如何自我激励、如何提升效率是公司人最希望解决的问题。亚马逊图书发布的2015年上半年图书销售数据显示，心理励志类图书在图书总体销售中的占比呈逐年递增趋势，且一直是近几年的畅销类别。一份针对亚马逊图书消费者的调查表明，80%以上的读者阅读是为了扩充知识，而碎片时间阅读和浅阅读（每天浏览社交媒体超过一小时）的比例也在持续上升。 罗辑思维旗下的“得到”也因为抓住了这个潮流而被市场追捧。根据罗辑思维联合创始人脱不花的说法，“得到”平台上的内容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助用户杀时间，另一类是节省时间。前者是段子式的，后者的立意则是给用户提供快节奏、速食式的知识。像电商的代扔垃圾服务一样，这类服务也是为了弥补职场人群因为忙碌而紧缺的时间。 心理咨询变成了刚性需求。这是每个社会转型期必然出现的状况，我们现在的状态更类似于发达国家前三四十年的阶段。一个佐证是，企业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员工帮助计划，旨在以公司为主体，为员工提供系统的、长期的援助与福利项目，帮助员工及家庭成员解决心理和行为问题）服务也是近5年才在中国初步呈规模化。 “跟上一代的集体主义相比，现在选择多了，年轻人就更想要个体化。但在从集体到个体化过渡的过程中，安全感、归属感会缺失，所以心理咨询会成为刚需。”慧心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朱慧解释道。 从业8年以来，朱慧最大的感受是随着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快，高收、人群在心理咨询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她的来访者的年龄段主要分布在近30岁到45岁之间，正是职场上处于中坚层的群体。 就算是没有选择投身忙碌的人群，同样也会因为对梦想、现状的攀比和眼见别人的加速度而不断重新打量自己的位置。忙碌让这一代人自我感觉拥有了比之前更多的选择，也导致焦虑互相传染，成为这个时代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