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适宜度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内涵与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中国论文,适宜论文,要素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7-0055-05
与寻找经济增长之源泉相比，有关发展差距的研究呈现多样式的解释，仍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即，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迅速发展起来，而另一些却始终徘徊在贫穷的边缘上，二者之间的差距问题如何解决？当我们将这种跨国的差距研究置于一国内部的区域层面，则会节省对很多复杂和不可控的变量的考虑：一国内部的区域显然要比跨国区域相对“均质”的多，这包括自然条件、语言文化等诸多较难控制、难以衡量的变量。因此，研究一国内部区域不平衡的原因、源泉和发展路径更有理论的可行性和实践价值。通过对既有理论的剖析和区域不平衡的历史现状的考察，本文延续金相郁[1]的观点：区域不平衡乃是一种必然，更为重要的是找到可接受的不平衡的程度以及区域发展的路径机制[1]。本文对金相郁[1]提出的“要素适宜度”的概念进行扩展深化，总结三层次要素适宜度的内涵，讨论中国区域不平衡方向研究的问题，并重新思考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目标和基准，为转变中国区域发展模式构建一个新的初步框架。
1 中国的区域不平衡与既有理论的不足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儒家文化中浸入人心的收入分配理念，然而，中国的区域差距在感性的知觉中不断扩大的现实与人们渴望区域平衡、福利公平的理想的矛盾日益深化，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区域平衡发展的理想是否曾得到实现？这样的理想目标与经济效率的实现可否并行？我们是否应该调整一下这样无法实现的理想目标，进而区域发展战略？这些问题在现有理论框架下难以得到实际和有效的回答——“实际和有效”指的是能够提供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来解释理想目标与经济效率的并存，进而执行实践相应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国的区域不平衡的现实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一直处在不平衡发展状态的持续过程中，改革开放之后这种不平衡程度更甚。金相郁[1]利用《中国经济通史》和其他年鉴资料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历程做了细致描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区域经济处在绝对不平衡时期，以外资的区域分布为主导力量，形成了东部为主、“北重南轻”的区域格局；1949-1980年期间，由于政治、军事战略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调整在中部地区，缓解了绝对不平衡的状态，出现了相对平衡的特征，然而，这种程度不大的“缓解”成效显然大大伤害了效率；改革开放后的时期里，各地区经济均获得快速发展，但东部地区在区位、政策、开放度的诸多优势使得中西部地区难以匹敌，这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有关中国区域经济的差距是不断加大的还是呈现了收敛的特征，已有不少的研究[2]，但在诸多问题上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2]。但诸多研究基本认同，中国的区域经济始终处在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大致的粗线条为平衡——不平衡——协调发展(本文倾向于使用“平衡”来替代多数文献所称的“均衡”。简言之，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个主体不再有动力来改变目前的状态，当然也包含动态均衡；而平衡则指各个主体的衡量指标大致趋同或趋近。由此看来，区域发展战略的侧重点应是平衡，而非均衡，因为均衡了不一定达到平衡，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一直为学界混读)。正是因为平衡和不平衡战略的两个理论基础——区域平衡和不平衡理论本身均存在较大缺陷，难以有效解释和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区域协调发展才逐渐被提上日程。区域经济平衡理论以罗森斯坦-罗丹(Rosenten-Rodan P N)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Nurkse R)的均衡增长理论为代表。其不仅强调产业部门的均衡同步发展，也包含区域间齐头并进的观点，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达到平衡。这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典经济的框架内构建的理想状态。值得肯定该理论对要素累积和流动的重要认识，但其现实指导性的缺乏是重大缺陷[1]。首先，持续不断的要素投入如何获得，尤其对于发展初期的国家，各区域同步大规模的要素投入是很不现实的；其次，忽略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的因素；最为根本地，该理论的古典理想框架显然忽略了空间非均质问题，各区域自然禀赋不同，就很难从理想的“均质”空间中的要素流动引出差异最终将消除的结论。相比而言，区域不平衡理论更适合一些发展初期的国家，指导其采取“非均衡”重点发展战略，带动整体推进。不平衡理论充分认识到了各区域发展条件环境的不同会导致不平衡的结果，但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的意义[3]。实际上，区域不平衡理论认为其最终目标仍是实现平衡发展，不平衡只是实现更高级发展阶段平衡的手段和过渡[4]。
综上，区域平衡与不平衡理论没有能够有效解释区域经济不平衡的问题。中国现阶段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对之前战略的提升，其包含了“资源环境的和谐，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和各区域经济良性互动”等涵义，但在理论上还有待进一步挖掘，进而丰富协调发展的内涵，实施科学合理的区域发展战略。
2 要素适宜度：内涵及解析
空间非均质和要素禀赋在区域不平衡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日益为研究者所重视。郝寿义[5]和金相郁[1]所著的区域经济学系列教材，始终围绕着“空间非均质”假设，认为要素禀赋的非均质分布乃是区域经济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提出了“要素适宜度”的概念，以求从要素禀赋角度重新衡量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区域协调的内涵。郝大江[6]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包含区域要素禀赋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强化了区域的要素禀赋在稳态增长率中有着重要作用的观点。有关要素适宜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部分拟对要素适宜度概念进行总结，并作出扩展。
2.1 要素划分
要素适宜度的概念主要建立在构成非均质空间的区域要素和非区域要素的划分上，表1对金相郁[1]中对区域要素和非区域要素的划分进行了明晰对比：
区域要素与非区域要素的界限主要取决于可移动性的大小。区域要素本身具有累积的特征，常由于自我累积而不断加强，且往往为非区域要素的移动提供条件(阻碍)，非区域要素也可以使某些区域要素得到固化。这样的界定就明显区别于以往对要素禀赋的研究[1]，这种按照移动特性的要素划分凸显了非均质空间假设的重要，也为要素适宜度的第一层次的内涵提供了重要的测量操作性，是要素适宜度概念的重要基石。
2.2 要素适宜度的三层次内涵
基于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在非均质空间的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对要素的划分，金相郁[1]提出了“要素适宜度”的概念：要素适宜度(Factor Appropriate Degree)[1]是指在某一个区域的一定发展阶段，它所利用的要素间的连接程度以及它所利用的要素条件和发展成果间的连接程度。本文将此内涵清晰化并进行扩展，作出分层次的解释界定。
(1)要素适宜度界定的背景：一个区域。要素适宜度所关注的并非是多区域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而是一个区域自身。一个区域本身的发展是否充分利用了其要素禀赋条件才是要素适宜度要判断的内容。因此，在认识要素适宜度概念时应与多区域间的协调程度概念区分开来，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多区域间达到协调程度乃是要素适宜度最优化之后的理想目标，虽然这种理想并不容易实现，也并不取决于人们的直接努力。后文对机制和目标重新思考时会有详细阐述。
(2)要素适宜度的三个层次。要素适宜度的内涵实质包括三个层次的判断：区域内部要素间的“和谐”程度，如非区域要素与当地自然环境条件的契合程度，非区域要素与区域要素的适宜程度等。此为第一层次的要素适宜度(FFAD：First Factor Appropriate Degree)，这实际上代表了区域内部各要素的配置效率；区域整体的要素禀赋类型与其发展路径模式的匹配度，我们称此为第二层次的要素适宜度(SFAD：Second Factor Appropriate Degree)，禀赋类型对应的区域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客观规律，二者的匹配程度对区域长远发展有深远影响；区域要素禀赋条件与其发展成果的适宜度是第三层次的要素适宜度(TFAD：Third Factor Appropriate Degree)，这衡量了要素禀赋是否恰当和充分利用的问题，简单讲来，我们采取一种直线思维，假设要素禀赋条件呈可比的排名形式，那么要素禀赋条件排名第一的理应达到最优的发展成果。
引入要素适宜度概念后，我们既可衡量区域内部要素间的适宜程度、要素禀赋条件与发展路径模式的匹配程度，也表示了区域禀赋条件与其发展成果间的“绩效问题”，这就为我们判断一个区域发展水平的判断给定了参照。当然，三个层次的适宜度会相互影响，甚至多数时候具有较为一致的性质，FFAD和SFAD较高，则TFAD通常亦不会低，这也正是后文中对区域发展追求目标转变所做思考的出发点。
3 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和协调发展的目标、基准
引入要素适宜度概念后，区域经济发展机制和协调发展的基准目标发生了变化，对原有的“赶超战略”是一个冲击。
3.1 区域经济发展新机制
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机制紧紧围绕特定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展开，这根源于空间非均质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假设。我们用图1直观表示包含要素适宜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机制：
图1 包含要素适宜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机制
Fig.1 Regional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the view of FAD(Factor Appropriate Degree)
如图1所示，包含了要素适宜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机制主要是依靠要素禀赋的更新不断前进，形成区域发展的成果的。过程描述如下：
(1)原始的要素禀赋决定发展模式和路径阶段。这涉及到第二层次的要素适宜度(SFAD)。SFAD越高，意味着该区域选择(市场自然演化或政府干预引导)的发展模式越适合本区域的要素条件要求。当然，从要素禀赋到发展模式的过程常常是一个动态优化轨迹，是基于克鲁格曼所描述的“历史的偶然”和“累积因果”，各种力量相互权衡，不断调整以使SFAD提高(长期来看)的过程；
(2)提升第一层次要素适宜度(FFAD)阶段。在既定的或演化过程中的发展模式下，区域发展的动力就在于第一层次要素适宜度(FFAD)的提升，亦可称之为区域内部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FFAD的提升意味着在该种发展模式下，区域内各要素的契合程度不断加大，于是能够产生更佳的经济效率和社会发展效果；
(3)原有要素禀赋结构优化阶段。当FFAD提升至最高时，在原有的要素结构禀赋下，该区域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瓶颈(bottleneck)状态，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优化)便是新的“增长点”。这些主观努力和客观变动因素通常包括：自然资源调动(西电东输，南水北调等)，优惠政策引导资本和劳力的迁移，新的文化进入导致观念和习惯转变等；
(4)新的要素禀赋结构重新进入循环系统阶段。区域的要素禀赋达至新的状态，这种新的状态对应于新的发展模式，新的SFAD和FFAD，从而继续循环下去。
(5)水到渠成的第三层次要素适宜度阶段。图示中，要素禀赋条件与发展成果之间的适宜程度即为第三层次的要素适宜度(TFAD)，其值的大小本质上取决于之前运行过程的效果如何，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以上是在引入了要素适宜度概念后的区域发展机制的理论构想，需要注意的是，现实中，要素适宜度的优化过程与区域要素禀赋结构改变的过程往往是相互融合的，此处描述的分割阶段只是为了理论逻辑本身的分析之便。由此，一旦将要素适宜度概念纳入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决策者和建设者关注的问题便不仅仅是如何实施赶超战略缩小与更发达区域的差距并超过之，而更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自身的要素禀赋调整上，怎样提升FFAD和SFAD以达到TFAD的最优。于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和判断基准也有了新的内涵。
3.2 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和基准的新思考
从要素适宜度的角度来看，区域的不平衡发展是必然的，这源于要素禀赋条件的不同。而根据本文描述的包含三层次要素适宜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机制，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目标并不在于与其他区域间发展差距或收入差距的大小，而更应该集中精力在区域经济本身的要素适宜度的提高上，至于能否缩小与更发达区域的差距，会受到禀赋结构的提升或某种外在偶然性冲击的影响，并非区域本身应努力追求的。退一步讲，追求差距的缩小是在要素适宜度最大化之后的间接目标。
综上，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应有三个：①实现各区域的要素适宜度的最大化；②改善区域的要素禀赋结构，实现级别式提升；③缩小与外部区域的差距，变差距为差异。这里有必要对区域差距与区域差异进行说明。区域差距常指在我们用于评价区域发展的各种指标上，发达区域往往在大多数指标上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区域间经济发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事业发展程度等在区域间差别较大；而区域差异则指各区域间基本的经济发展程度，公共服务水平等差距不大，且各有特色，互有长短。区域间的差异化结果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区域最终达到同质化的均匀发展。
区域协调的基准问题是协调发展理论的难题之一，因为其归根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我们的区域经济协调到什么程度才可达到“接受”的目标？对此，学术界尚未有定论，只以“效率和公平兼顾”来应付。要素适宜度概念引入之后，我们可初步对这样的协调基准进行思考。本文认为，在第一层目标和第二层目标多次融合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状态的结果时，便可称为区域间达到了协调发展。这意味着在协调的状态下，各区域的要素适宜度达到最优，并且改变要素禀赋结构变得极为困难。此时，理想的结果是目标③亦相应达到，区域间差距不再明显，而呈现差异化特色发展；而现实中最可能的结果是目标③尚未达成，各区域间仍有相当大差距的可能，但我们亦称此时为可接受的协调状态。这就是本文在引入要素适宜度概念后所提出的区域协调的基准。显然，对此基准的测量依赖于要素适宜度的测量，并且也会涉及对发展阶段和改善要素禀赋结构难度的综合考量，现实的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探索。
4 新视角下的策略建议
区域战略大致可归结为区域合作、区域竞争和发展赶超三部分，即一个区域通过与外界区域比较，发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从而采取合作和竞争的多种博弈手段，实施差距拉小逐步赶超的战略。这多源于地方政府追求“GDP政绩”而形成的单一目标思维观念和现有的晋升激励体制。而实际上，理论和现实都难以证实这种“赶超战略”的有效性。现阶段，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追求为：资源环境的和谐；居民能够享有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趋向缩小；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和东、中、西部经济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依照这样的追求目标和新的协调发展目标和协调基准，本文提出以下几条协调发展策略：
(1)营造区域协调追求目标的转变氛围。应深化对要素适宜度的认识，切实体会到区域协调发展所应努力的方向。中央和地方政府应不断在理论和实践中加强学习、营造氛围，逐步转变区域发展的追求目标。这当然也包括了学者们对此概念和机制的不断深入探索的努力。
(2)区域政绩评价体制的改进。区域政绩评价体系如不转变，各区域协调发展便不愿按照新目标的思路去做试验——因为短期内的GDP与长期的战略思路常常负相关或关系不大。转变区域政绩评价体制，需要采取新的衡量基准。依照本文的初步探索，这种衡量基准涉及到要素适宜度的测量，用权威的要素适宜度相关指数来作为区域政绩评价的重要参考。
(3)区域转移支付应用于改变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国家在扶持落后地区的开发和发展时，“输血”与“造血”论从长远发展视角来看已不再有争议，但“造血”也应有所侧重。区域转移支付的援助式要素则主要应放在改变，提升，优化区域的要素禀赋结构之上，这才是给区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造血细胞”，影响到区域的长远自生能力，进而影响中国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5 结语
要素适宜度概念的提出和认知可说是一种回归：从理想主义回归现实主义，从区域直接赶超的目标回归认真经营自身要素禀赋。该概念将各种对区域发展的目标认知统归在要素禀赋中来，是对之前具体目标的一种提升和总括。加入要素适宜度概念的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的认知给我们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考注入了新的视角，关注自身要素适宜度和要素禀赋结构上来，才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期战略，才可逐步达到本文提出的区域协调的“可接受”基准。
要素适宜度的提出从根本上是对各区域“非均质空间”的理论思考，目前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要素适宜度的理论模型构建尚缺乏足够的探索，而要素适宜度三层次的测量很大程度上是对区域发展的一个系统性衡量，应包含各种较综合的评价体系，而基于测量系统的进一步精确的经验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两个过程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数据的经验研究可不断修正完善要素适宜度的测量体系，更精准的测量体系也可提供更有力的工具来为我们的政绩评价体制和其他相关研究服务。要素适宜度的研究刚刚起步，理论和测量的不断完善并不足够，还需区域发展的案例式研究来提供更多的理论提炼支持，并不断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