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意图和实质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项论文,意图论文,指示论文,实质论文,为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5年，邓小平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它的实质是通过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其核心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它的提出是对中共八大路线的恢复和坚持，具有承前启后的伟大意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作了重要的酝酿。
一、“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
（一）国民经济的再度恶化促进人民群众重新审视“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逐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回归。
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破产。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质，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在倚重周恩来挽救急速下降的国民经济的同时，又相继批准了“四人帮”所策动的“批林批孔”运动，致使周恩来挽救国民经济继续下滑的努力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生产秩序再度混乱，国民经济急剧恶化。主要表现在：第一，铁路运输严重堵塞。1974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5起，严重阻碍了津浦、京广、陇海、浙赣4条大干线的畅通，危及了整个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第二，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在“四人帮”“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的煽动下，无政府状态继续蔓延。经济部门的斗、批和夺权运动愈演愈烈，造成许多企业的党委会开不成，工作抓不了，生产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第三，国民经济计划未能完成，财政收入继续下降。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7.1%，实际增长1.4%，只完成计划的19.7%，国家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96亿6千万元，出现了37亿7千万元的财政赤字。
国民经济的日趋恶化，使广大人民群众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产生了疑惑。几经动荡之苦的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中央能尽快地结束这场动乱，恢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步入正确的轨道，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人民群众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回归心理为“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奠定了组织基础。
1972年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他排除干扰尽最大可能努力纠正“左”倾错误，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但此时的周恩来身患重病，残酷的现实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接替他的人选担当重任，协助毛泽东治国安邦。当时，只有邓小平具备这种条件。其一，邓小平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中有较高的威望，有集军队、政治、经济和外交工作经验于一身的突出优势。其二，毛泽东对邓小平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虽然对他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总的印象是好的，他曾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上讲邓小平的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之后又认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411页。）。这种认识是毛泽东能够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主观条件。此外，在思想上，毛泽东对“四人帮”集团的活动产生了疑虑。林彪集团瓦解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邦”集团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一股比较强大的势力。毛泽东对“四人邦”集团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认为江青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要将“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下去离不开这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才能平庸的王洪文等人难以担负起安邦治国的重任，而且这股势力的恶性发展事实上已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不安，急需一个象邓小平这样具有卓越治国才能的代表人物，对“四人帮”集团予以牵制。
1975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1月8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又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此后，周恩来的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重新取得毛泽东的信任并被重用为“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奠定了组织基础。
（三）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决定了“三项指示为纲”提出的必然性。
1975年初，中国政治斗争的舞台虽几经变幻，错综复杂，但斗争的基本线索是十分清晰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领导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的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在1975年的斗争主线。二是邓小平力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毛泽东极力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矛盾。三是“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以便乱中夺权，同毛泽东希望安定团结，防止其“左”倾势力恶性发展的矛盾。在这种三角斗争中，毛泽东一方面寄希望于邓小平的卓越能力减缓和阻止混乱的局势，发展国民经济，又想借“四人帮”集团的力量阻挠和牵制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同时，他又借邓小平等党内的健康力量阻止“四人帮”的“左”倾势力及其动乱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局面使斗争复杂化了。无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还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要取得同对方斗争的胜利，都必须得到毛泽东这一关键人物的支持。于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矛盾，“四人帮”与毛泽东的矛盾，都是从属和服从于邓小平同“四人帮”斗争的主线的。很显然，邓小平在毛泽东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的情况下，如果明确地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以否定，非但不能起到纠“左”的目的，甚至连1975年的全面整顿工作也难以取得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利用毛泽东的威望在打击“四人帮”的同时，借毛泽东的指示否定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理论，这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唯一比较切实可行的行动。这样，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就具有了被邓小平同时提到“纲”的高度，用以否定“左”倾错误理论的必然性。
1975年2月，邓小平以对铁路运输的整顿为先声，揭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5月8日至29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先后有1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工业座谈会。29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注：《邓小平同志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从而首次提出了旨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项指示为纲”。
二、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实质和核心
（一）“三项指示为纲”的实质。
作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在“句句是真理”、“句句闪光辉”和最高指示“日新月异”的年代里，是没有十分明显的特殊涵义的。但邓小平把三项指示合为一个整体，并上升到“纲”的高度，则赋于了它非同小可的威力。它的实质是通过“三项指示为纲”来否定和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恢复中共八大所确定的正确路线，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重新转移，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页。）而他之所以煞费苦心地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也是服从于这个大局的。
（二）“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
“三项指示为纲”的内容都是来源于毛泽东的指示，它是毛泽东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点所作出的讲话和决定。尽管邓小平将三项指示都上升到“纲”的高度，但各项指示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第一项，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反修防修。该项指示反映了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的心理，仍然带有“左”的色彩。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注：《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邓小平将该项指示放在第一位，是有其特殊的目的和含义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发动到1975年，已经经过了9年的历程，其间，毛泽东虽然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但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邓小平将关于要反修防修的理论问题指示放在“三项指示为纲”的首位，其目的是从表面上来冲淡“三项指示为纲”和毛泽东所倡导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质冲突，避开“四人帮”极“左”思想可能发起的责难，以求取得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
在对该项指示的释义上，邓小平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作了和毛泽东愿意不尽一致的解释。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在对“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反修防修”的阐明中，基本上不提所谓的“走资派”，很少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表现了和毛泽东本意的差异性。毛泽东的愿意是要人们继续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以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和地方复辟。而《论总纲》的释义则是要人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增强识破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去识别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大搞派性，制造混乱，进而乱中夺权的丑恶目的。这种解释大大淡化了毛泽东本意中所具有的“左”的含义，将人们对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修防修指示的理解引向了较为正确的方向。
第二项，要安定团结。该项指示反映了毛泽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9年动乱，希望呈现出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的思想。这和邓小平要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必备的稳定环境基本上是一致的。但邓小平在对该项指示的解释上，又有着新的内涵。
《论总纲》在指出安定团结重要性的同时，着重阐明了社会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原因，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把斗争的矛头针对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利用群众一个时期内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不一致，挑动群众斗群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对革命群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结果。进而提出了安定团结的前提“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技术人员政策、民族政策、经济政策、以及有关解决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政策”（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这种解释即是对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制造混乱，打击和迫害党内健康力量的愤怒声讨，同时也是对毛泽东错误地判断我国的阶级斗争状况，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否定。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安定团结”这个概念的本身，其目的是要纠正此时毛泽东仍然认为“非常及时，完全必要”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动乱。
第三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该项指示反映了毛泽东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一方面不断清除工人阶级和党内不断滋生的“走资派”，另一方面又期望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有所好转的心态。这种矛盾的心态，决定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发展国民经济问题上，既有相吻合之处，又存在着原则的区别。
邓小平认为，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国民经济的复苏，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好转和不断发展的。所以，他思想中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则是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的，这和毛泽东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有着根本的不同。虽然，“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居于三项指示的最后，但它却是邓小平自1973年重新复出以来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所以，在三项指示中，“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居于核心的地位。
为详尽地阐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三项指示为纲”中的核心地位，《论总纲》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论总纲》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阐述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种矛盾，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针对“政治可以统帅一切”的错误理论，《论总纲》指出，这是“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冲击无产阶级的政治，……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冲击国家计划，冲击企业管理，生产秩序”，“要辩证地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2.在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论总纲》指出，“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想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的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要清除“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革命非常重要，生产无关紧要”的错误观念，在抓好革命的同时，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
3.在是非标准上，《论总纲》提出生产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是判断一切政策和实践成功与否的标准。“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到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
《论总纲》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核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中心思想，在批判“四人帮”以革命代生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同时，将经济的发展提到了作为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标准的高度，展示了邓小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坚强决心，反映了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理论和脚踏实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务实作风。
三、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作用和意义
（一）在理论上，它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的违理性。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不仅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已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否定了它继续进行的必要性。
（二）在政治上，“三项指示为纲”及其指导下的全面整顿沉重地打击了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恢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依据“三项指示为纲”中的要“安定团结”，在全面整顿中对“四人帮”集团闹派性、搞小圈子的行为给予了严正的斗争。对他们在全国各地兴风作浪、大搞派性的爪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左”倾势力。
（三）在经济上，“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了“四人帮”以“革命”代生产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在全面整顿的实践中，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为回升。在整顿中，邓小平紧紧围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明确指出：“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页。）这实际上是对“文革”中那种割裂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作“唯生产力论”和“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企图以“抓革命”来“促生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是邓小平为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力图在经济领域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并在实际的工作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四）“三项指示为纲”是重新恢复八大路线的积极努力，具有承前启后的伟大意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作了重要的酝酿。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根据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客观实际，就国内的主要矛盾、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等问题作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和规定，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序幕。但由于在道路的探索中错误趋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中共八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被迫中断。1975年“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及其指导下的全面整顿，则使这一正确路线在不同程度上得以恢复和坚持。首先，在社会主要矛盾上，邓小平用“三项指示为纲”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肯定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下降为社会的次要矛盾，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其次，在党的工作重心上，“三项指示为纲”中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质上是在恢复和坚持中共八大提出的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尽管“三项指示为纲”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而被迫取消，但它的提出及其指导下的全面整顿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进行拨乱反正，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巨大的启迪作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起了重要的酝酿作用。
其一，在指导思想上，“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和《论总纲》的全面阐述，无一不是旨在通过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它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16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昭示世人：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都要始终如一地搞经济建设，使之不受任何干扰。邓小平讲话的中心和“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是一脉相承的，二者之间留下的是一行紧密衔接的光辉足迹。可以说，“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同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就要诞生了”（注：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第189页。）。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其二，在实践的效应上，“三项指示为纲”对推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整顿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言，“在全面整顿中提出的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81页。）。全面整顿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在马克思主义外衣掩盖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失去了过去诱人的光环，人们迫切地感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及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由衰地拥护邓小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大决策。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要四个现代化的中国，不要乱糟糟的中国”，以及“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同祭告总理”的悲壮诗句，是天安门广场上许多诗词的共同主题，也是亿万群众异口同声喊出的时代最强音。而实现四个现代化正是“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的全面整顿所力图实现的大局。由于“三项指示为纲”所产生的巨大实践效应的影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顺利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否则，没有这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预演，就难以唤起全国人民的觉醒、信任和支持，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也就难以迅速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科学结论，也不可能迅速地提出并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响应。
其三，在理论的内容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但“起”并不是突如其来的。1975年，邓小平在“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的全面整顿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已经进行了某些新的思考，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这些新的观点为后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从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全党全国要以四化为大局，大力发展生产力，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从“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干科学实验、干一切事业，我们的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注：《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1975年8月1日。），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从“学习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把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拿来为我所用”（注：《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1975年8月1日。），到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从消除派性，保持安定团结，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问题上，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2页。），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等，都有着基本相同的思想内容。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所阐述的这些思想观点，所制定的一些方针、政策，融入了后来他所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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