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性教育时代性和科学化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性论文,党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6—0057—08
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就建立了党校和各类干部学校，开展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通过加强干部理想信念和执政能力教育培训，统一思想认识，锤炼坚强党性，提高了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干部教育培训极大地推动了干部队伍建设，使我们较好地解决了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的问题，妥善处理了各种复杂矛盾，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持续进步和发展。
党性教育是干部教育培训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本文拟通过回顾和梳理党性教育历史，剖析党性教育时代背景和特征，来探索和思考推进党性教育科学化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期对深入认识党性教育规律，推进党性教育科学化，以及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所助益。
一、对党性教育的历史回顾
党的性质和党员的党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党的性质是对政党本身作为一个主体而言的，指的是这个党的阶级基础(由哪个阶级成分为主构成，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党的指导思想(用什么思想和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党的组织原则(通过什么方式和原则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效的组织整体)。而党员的党性是党员个体忠诚于党的特殊表现方式，概括来讲，党性是已经内化为情感和行为取向的党员对党的忠诚。[1]193
对于什么是党员的党性，刘少奇曾有经典表述：“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2]358
党性教育就是对党员开展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目的在于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树立理想信念，不断增强对党的忠诚和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决心和信心。党性教育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一贯要求。
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曾指出：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他提出的纠正方法是：“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进而他具体提出：“(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3]92
可以看出，我们党很早就注意到通过党性修养和党性教育来纯洁党内思想，纠正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在194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20周年之际，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唯一一次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重点强调党员对党的纪律的遵守，强调全党的统一。
当前，虽然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奋斗目标和党的建设面临问题发生了很大变化，历史的经验做法很难照搬使用，但是作系统的总结和理性的分析还是能帮助我们寻找其中的科学规律，为今天提供借鉴。
194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时，党的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1)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滋生。这对纯洁党的队伍提出了现实的要求，思想上建党的任务十分繁重迫切。
(2)对敌斗争形势十分复杂，长期被分割及根据地分散的格局使得统一指挥和强调纪律成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3)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为各种或“左”或右的错误思想干扰，在一定时期错误路线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较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使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端正思想路线，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党性的要求，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阶级性。除刘少奇关于党性是阶级性最高表现的表述外，任弼时也说：“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三、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做标志，来测量的。”[4]231这种阶级性，首先是指共产党代表着人民大众的利益，与一切欺压人民的反动势力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彻底决裂。同时也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如自私自利、小团体主义等划清界限，努力将他们改造为无产阶级的思想。
二是革命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最终争取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
三是纪律性。这是处理个人与组织、下级组织与上级组织关系的关键。当时强调纪律性主要针对的是，在组织层面：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对上级组织乃至中央闹独立性；在个人层面：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摆不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缺乏整体意识和全局意识。
四是实践性。尽管我们党一贯强调学习理论，尤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性，但残酷的斗争实践说明，学习理论决不能在书斋中学，决不能主观主义地教条式地学。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革命的理论必须在革命的实际中落地，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同样，党性的锤炼和优良作风的养成必须是在实践中进行，共产党员只有在经风雨见世面的过程中明辨是非，坚定信念，增长才干。
基于以上党性要求的特点，开展党性教育、提高党性修养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是四种：
第一是理论学习、理论武装。陈云同志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指出：“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他明确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之一。共产党员要善于学习，共产党员的口号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5]142,144毛泽东在1938年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6]533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开展了全党的学习运动，中央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1939年2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3月)；把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的诞辰日定为学习节。随后又开展了更大范围和规模的整风学习，当时各类干部学校遍布延安，各级干部如饥似渴地读书、研讨、辩论，学习竞赛轰轰烈烈地开展，极大地提高了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
第二是健康而充分的党内民主生活。相对于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斗争的一些不正常情况，延安时期党内生活逐渐趋于健康，特别是整风确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尽管出现了审干中的“抢救运动”，但这一时期的党内生活总体是健康的，形成了“事无不可对党言”，以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诚恳、诚挚的党内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为了革命事业，个人不怕暴露自己的弱点和思想上的问题，愿意接受同志的批评与帮助，愿意尽快地清除自己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尽快地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
第三是深入实际、在实践中锻炼。毛泽东一贯重视深入群众，深入实际。1941年8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提出广泛“收集敌、友、我三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详细材料加以研究。”张闻天同志亲自率领调查小组，到米脂县杨家沟等地开展长时间的细致调研。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统战工作及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更是为广大党员锤炼党性、增长才干、提高修养提供了无穷机会和施展平台。通过学习提高认识，再到实践中检验锻炼及重新学习，使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形成了良性循环。
第四是注重党员个人修养。在延安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党员个人党性修养，把党性修养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这一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作了集中的著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还有周恩来《我的修养要则》，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张闻天《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确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基础上，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自省”等优秀元素，把个人修养同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结合起来，同更好地进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著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在不断同反革命的斗争中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决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进步，仍然是不可能的。”[7]98
这些著述及领袖人物的示范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延安，英雄模范人物层出不穷，人人刻苦学习，时时自省，不断提高党性修养以适应革命事业和党的需要，随时准备为党奉献个人的一切。
二、把握党性教育的时代特征
党执政60多年来，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继续保持优良传统作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的必然要求，也是群众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的迫切期待。因而，在时代、环境、使命、教育对象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的条件下，研究新时期党性教育的新特点和规律，有的放矢地开展党性教育，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是党性教育面临的紧迫而现实的任务。
新时期开展党性教育，从内容的角度看有三个方面值得深入研究，一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工作方式的转变，对党性的要求发生了哪些改变；二是接受教育的对象发生了哪些改变；三是以上两方面的变化，赋予新时期党性教育什么新的内涵。
(一)党全面执政后对党性要求发生变化
我们既要看到党全面执政后，我们过去坚持的一些基本理念和价值标准，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等，我们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也要认识到这种转变给党性要求带来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时代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党性要求必须随时代发展不断调整，使其更加具体、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需要，也更加便于党员自觉自省。
有研究者指出“在革命年代，党性突出强调革命性、纪律性等；共产党员的党性要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取得战争和革命胜利的能力和实践来展现。在和平年代，党性突出强调建设性、发展性、团结性等，共产党员的党性不再通过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而展现，而是通过平凡工作、艰苦奋斗、奋发有为、对建设发展的贡献来体现。”[8]45在党性要求上把握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除特别注意处理“破与立”的关系外，还要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短期与长远等利益关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下形成新时期党群、干群的命运共同体关系。
(二)接受教育对象发生改变
接受党性教育的对象是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现在不仅党员人数大大增加，从1949年的449万(约占人口总数的0.83％)到2011年底的8260.2万(约占人口总数的6.02％)，更重要的是党员队伍构成和思想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由于社会职业的多元、价值观念的多元、接受外界信息的多元，使得过去行之有效的宣传动员和思想工作越来越难以收到预期成效。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活动的边际效益在不断递减。
2.由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人们心灵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加上我们的思想政治和宣传教育工作确实存在不足甚至缺陷，很多人宁愿在网上对陌生人倾诉也不愿对组织敞开思想，党内生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越来越少。
3.市场经济下多种灵活就业方式和现代社会居住生活方式使得党组织对党员个体的凝聚力呈下降趋势，党员的归属感、荣誉感日见式微，对党组织的责任感和忠诚度也在减弱。
4.革命战争年代已经远去，参加过火热革命斗争生活的老一辈革命者相继离世，红色记忆渐渐衰退，面对革命历史和红色传统，如果说过去的人们是“激情澎湃”，那么对于越来越年轻的一代，激起他们思想和情感共鸣不再那么容易。
但另一方面，从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看，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大业出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可以担此重任的政党，执政党党员的党性修养，不仅作用于党内，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
因此，新时期的党性教育承载着特殊而重大的历史使命，必须深入研究、探寻规律，为党性教育注入新的内容、开辟新的途径，最终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党性教育新途径。
(三)新时期党性教育需要加强的方面和贯穿的教育内容
在2008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总结实践经验，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党性教育三个方面。其中，理论教育是根本，知识教育是基础，党性教育是关键。要通过抓好这三个方面的教育，全面提高干部素质，使干部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掌握过硬的业务本领、保持优良的思想作风。具体讲，党性教育要重视抓好的几个方面，一是忠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二是尽职尽责干工作的教育；三是道德情操的教育；四是拒腐防变的教育。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党性教育在政治层面必须要抓好的几个方面，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以外，总结我们党历史上开展党性教育的成功经验，针对社会环境和党员思想的发展变化，适应形势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新时期党性教育还需加强和贯穿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加强科学理性教育
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教育不是技术技能意义上的学习，而是精神境界和理性层面的核心价值把握，即从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延伸出来的探索精神、质疑态度、批判精神等。
实证精神要求一切科学认识必须以可检验的事实为出发点，运用公认的科学研究方法完成理论探索和构建。实证精神是一种客观的态度，在思考和研究中力求排除主观因素干扰和影响，尽可能准确地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与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与我们改革开放所秉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质疑态度和批判精神也是科学精神的重要部分，它从怀疑和理性探索出发，对任何假设和结论持研究的态度，不轻易附和，不作无意义的推断，敢于提出“为什么”，没有人天然正确，没有人的判断永远不失误。科学理性的增强意味着独立思考的增加，意味着工作中少了些“唯唯诺诺”和想当然。
在现实中，由于干部任用体制还不够科学完善、家长式的权力意识作祟等原因，导致现实中唯上级意志、让领导满意成为不少人干工作做事情的基本准则，这样的状况如不能根本扭转，我们的队伍堪忧、事业堪忧。
有学者提出：过去我们常常把科学精神从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范畴去理解，将其看成是手段或技术，实际上，科学精神还有其不容忽视的人文精神。[9]158－159在实际中，这种科学精神表现在：重事实讲道理，对一切论断和结论保持冷静和质疑的态度，坚持独立思考，愿意尝试并在实践中检验。陈云同志多次强调的认识事物的15字诀：“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就是这种科学精神的准确表述。
2.不回避人性和个人利益问题
过去在强调党性的时候对人性重视不够，有时甚至把党性与人性对立。比如一味提倡绝对的无私奉献和牺牲个人。当然在战争年代由于斗争环境异常残酷，强调无私奉献确实必要，也是革命党人党性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就指出：“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
在和平时期，要求共产党员为了理想信念要抱定顽强拼搏、不惜牺牲的精神，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能够站得出来，豁得出去，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和神圣使命，是每一个党员在入党时必须认真考虑并作庄严宣誓的，否则就不配做共产党员。但是，毕竟现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已经从战争年代的集体生活和供给制，发展到了和平建设时期的家庭生活和按劳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法地追求更好的生活并取得个人合法利益不仅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保护，也因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得到鼓励。因此，在进行党性教育时，对个人利益和人性问题没必要遮遮掩掩，而应当开诚布公地谈人的利益，谈人的发展。当前在农村基层党的建设中特别提倡党员要带头致富，在此基础上带动百姓共同致富，这是符合党的宗旨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
党性要以人性为基础，党性是人类崇高精神的集中体现，离开人性讲党性是空洞的，苍白的，只有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实现升华和超越才能成为社会的榜样和道德的引领。每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评选出的道德人物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郭明义之所以能有如此多的追随者，就是因为这些人物都是我们平时可以接触到的普通百姓，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也许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从他们日常的行为中可以看到人性的光辉，看到崇高的道德力量。这些应当成为党性教育的重要素材。
3.加强人文素养教育
人文精神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也是党性教育应当予以特别重视的方面。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的精髓，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它表现为人类对人自身的尊严、价值、命运的追求、关切和维护。西方文明传统中的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标志的尊重人、重视人的权利和价值、强调人的平等与人格独立等等思想，这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并对反封建斗争产生巨大影响的进步思想。对这些思想，我们一方面不承认其所谓“普世价值”的形而上学的绝对论观点；另一方面也要吸取其中的进步成分，用以充实完善我们的“以人为本”思想，用以构建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构筑我们的和谐社会实践，做到为我所用。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话题就是人权问题。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都是把人权问题作为向我施压的手段，以达到干涉我国家主权和内政的目的。在国内，人权问题曾经是个敏感的话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发展，我国已经是国际上尊重和维护人权的重要力量。我们绝不认同西方国家利用人权对我们随意指责和干预，同时也不回避和隐讳我们能够在同一话语体系下探讨人权的相关主题，例如如何看待生存权与发展权，如何保证公民正常的社会和政治参与权利等。我们也加入了相关国际人权公约。应当看到，中国伟大的发展成就已经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合法性作了令人信服的注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加有必要研究国际上普遍通行的一些基本话语和价值意向，找到符合我们执政理念的内容和材料，在坚持我们的政治方向和根本宗旨的同时，吸取西方文明中的合理思想和有益成分，这些合理思想和有益成分应当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理解并转化为党完善执政理念、增强执政能力的重要思想内容和方法素材。
4.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共产党员首先应当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不仅要规范从业，遵纪守法，道德良好，而且要以自己的影响力带动周边，使自己成为社会的中坚。公民意识教育本来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但现实中有不少党员在社会公德和社会价值认同方面还有欠缺，有些人更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严重偏离党的宗旨要求甚至公民的基本规范。因此公民意识教育应该纳入和渗透到党性教育的过程中去。党性教育中的公民意识教育，应强调这样一些内容：
(1)法制观念。法制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法律法规是约束社会的基本保障，党员干部首先应当模范遵守，在个人行为上为自己划出严格的边界，在公务行为上对法律抱有敬畏意识，对可能的违法行为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同时尽职尽力地维护公民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2)契约与诚信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体现着契约与诚信，没有契约与诚信精神，交易成本将大大增加，不仅市场无法正常运转，社会也很难良性互动。不仅在经济领域，在社会领域契约与诚信精神也同样重要。诚实守信应作为先于道德范畴的理念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党员干部首先应该具有这种理念和精神。
(3)平等与权利意识。生无高低贵贱，天生应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这既是西方人权观念的前提，也是我们追求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但现实中，城乡、职业等差别又是普遍存在的，而党内上下级之间的职级差别和封建等级意识的存在使得我们机构内部平等气氛欠缺，党内民主空气不足，这些都需要改革体制，强化教育，更新观念，以形成平等和谐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品格。
(4)道德意识。共产党员应当成为全社会道德的楷模，“当代雷锋”郭明义这样的共产党员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但开展道德教育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宣讲，还要有更细致的分析与解剖，找到最有可能促使党员实践的道德行为，从而带动并促使社会道德普遍提升。
5.学习和践行现代行政与治理理念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掌公共权力的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现代国家的治理者，党在执政过程中，也必须遵循现代行政治理的基本理念。“任何政党的存在和发展目的，绝不是为了某个社会行为主体的单向理性，而应当关注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公共精神的理性。政党如果不是为了公共的善，或社会的正义，为广大民众寻求和保障公共利益，而是为某一利益集团和组织的私利与偏好，无疑其合法性将会遭受严重削弱甚至遭受民众的唾弃”。[10]86
以上这些内容有的是我们所一贯坚持的，但社会的变化使得这些我们长期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实行得并不那么好，还有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适应的理念。这些内容必须让我们的党员深入理解并转化为自己自觉的行为，这也是社会发展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的新的要求。
三、推进党性教育的科学化
目前党性教育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易深入。表现在理论学习不联系干部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常常是从书本到条条，难以深入内心。二是不易保持。党性涉及信仰、理念和价值观，更多地是个人行为后面动机层面的东西，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理解和信服，即使短时记住一些理论和概念，也很难长期保持。为解决这一问题，要从价值观形成的基本规律出发研究党性教育的过程和途径，从教育内容、方式与方法入手，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提高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党性教育的复合属性：知、情、行的统一
党性是已经内化为情感和行为取向的党员对党的忠诚。党性首先是党员对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在理性与情感两方面的高度认同，在此基础上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外化为自己的行为。
西方培训与学习理论中，关于培训目标有知识、技能、态度三类的划分。党性教育的目标也同样可以划分为这样三方面，即了解党的基本理论、奋斗历程和价值取向；掌握能够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抽象思维或理论建设能力和实践能力；具有忠诚于党的事业和党的组织的情感与意愿。党性教育的过程就是通过一系列有目的培训与学习活动，使得党员达到对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在理性与情感两方面的高度认同，进而自觉自愿地实践党的宗旨，为实现理想信念而不懈努力奋斗。
“知”和“情”应当是人们思想认识形成的两个方面，并构成统一的整体。“知”是人们对事物规律的理性把握和逻辑思考，体现为理解和接受。“情”则构成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心理投射，即对符合自己价值追求的主观感受，呈现出赞赏、接纳、满足与喜悦。
党性教育不能简化为理论学习，不能纯粹以知识传授的方式展开。党性、作风作为一种信仰理念、价值追求和行为养成，很难通过简单外部输入的方式内化为个人的坚定信念。一段时间的集中理论学习是必要的，但是关键在于积极主动地思考之后有选择地接受，在自己的知识和思想观念体系中内化并系统化。因此，理论要学，道理要讲，但要结合实际。特别要设计学习中的自主研究和互动交流，为学员的主动探究与分析思考创造条件、留下空间。同时特别要加入情感教育的因素，让那些科学的道理立体丰满，生动鲜活，有血有肉。理想信念教育要做到主客观互动，情理并重，以收到感之于心、发乎于内的效果。
另外，党性教育不能停留在了解、理解的层面，价值观的接受不是认知的问题，而要落实为自己的行为并形成个人的行为定势，也就是形成习惯。在“知”与“情”认同的前提下，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发生积极的变化，会向自己认同的思想理论和情感体验靠近，从而规范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思想与言行尽可能地达成一致。
(二)开展党性教育的两个基本途径：党史教育与国情教育
1.以史鉴今，党史育人
实践证明，以史为鉴、运用党的历史进行党性教育是一种有效的方式。第一，生动丰富的党的历史，为党性教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第二，鲜活感人的历史人物，给予理想信念教育以具体的支撑；第三，研究历史的过程就是思想观念逐步澄清，理想信念逐步确立的过程，党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教训必须吸取，规律有待探寻。第四，历史与现实是相联系的，对历史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现实问题，是谓资政育人。
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改革实践。从党的历史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开始。特别是延安时期，我们党经过对自己的经验教训的系统剖析和认真总结，在艰苦的实践中反复检验，在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此为指导，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那么，为什么在延安时期我们党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从世界革命的范畴怎样理解，中国革命的现实又是如何？这种艰辛的探索又揭示了我们党的何种理论与实践品格？延安时期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今天的同一命题有什么联系，又有哪些区别？
教学中如果调动学员对这一系列问题展开充分研究和交流，肯定比仅仅用课堂讲授的方式来得扎实，学得深入，对现实问题的理解也更加深刻。
2.国情教育是党性教育的重要载体与形式
国情教育不仅局限于经济形势教育，通过国情教育可以使干部深刻理解我们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特征与基本矛盾，更加积极主动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勤奋工作，奉献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情教育就是党性教育，是党性教育的必要延伸。
国情教育能够使学员了解国家的发展形势与趋势，实现从历史到现实的认知转换，使其对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更激发他们继承先辈遗志，续写辉煌、干事创业的热情和激情。
国情教育还能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中国地域广、人口多、基础薄，我们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曾遇到过的，很难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我们的干部特别要对国家发展、特别是对不发达的广大西部，对落后的农村的实际状况有广泛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
国情教育还是研究现实、解决问题的开始。认识差距，发现问题，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国情教育中我们要设法引导学员延伸研究的触角，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法。学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工作领域，对同类问题的应对和处理各有各的思路和办法，所以国情教育中最适宜于运用沟通和切磋的培训方式，这有利于实现成功经验的共享和失误教训的启示。通过这种培训方式，学员提升了理论水平，开启了工作思路，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这样培训的实效性无疑会大大增强。
(三)党性教育的基本路径：以深度体验为前提的研究式的学习
在党性教育中，知识的学习和理论的认知不是最大的障碍，唤起感情、增进认同才是教育培训成败的关键。从探寻规律的角度看，党性教育最适于采取体验式学习。所谓体验式学习是指在学习中要经历切身的实际感受，在感受的基础上经过反思和与他人共享，进一步领悟、升华，探寻一般规律，完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这种学习一般会经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是感受并感触，学员会从一个个生动的历史事件里、一个个鲜活的领袖人物身上，感受到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并为他们的艰辛探索和牺牲精神所触动和折服。第二是感知并感悟，这是在理性层面对感受到的东西进行整理和分析，纳入自己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并与以往的认知进行比较。第三是感动并感同，也就是要联系自身。历史事件成为活生生的与我息息相关的、可感知可效仿的对象，进而对党的历史和奋斗历程产生高度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高度认同。第四是经过理性分析和理论学习后的系统梳理和思想升华，从思想和工作实际出发，寻找差距，思考改进提高的途径与办法，从而达到加强党性修养的目标。
个人的感悟和体验还是初步的，接下来要在教学中创造条件，在教师引导下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培训进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实现从培训向学习的过渡。如果说培训还带有较强的教师主导作用，那么过渡到学习就是指把研究探讨问题的主动权交到学员手中，真正实现“以问题为中心，以学员为主体”。过渡到学习后，教师的主导作用要适当弱化，应主要起推动和辅助的作用。这种“主导”(辅助)的作用要体现在学习环境与氛围的营造上，体现在课题的选择与信息资料的提供上，体现在研究过程的引导和参与上，体现在释疑解惑和寻找新的学习资源上。总之，不是传统的“闻道在先，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包大揽的模式，教与学也绝不是“一桶水与一碗水”的关系，而是一种新型伙伴式共同学习的关系。
美国管理学家对在组织中培养管理者的过程作过巧妙的描述，对我们不无启示。他们提出，组织中对管理者的培养会经历5个阶段：陪伴、播种、催化、示范引导、收获，每一阶段都有独特的技巧与方法。[11]用这样的思想看待党性教育的教学过程，教员与学员的关系是否也是这样的呢？教员与学员共同学习、参与研讨；教员传授给学员一些重要的理论和观念，提出党性修养的明确要求；在学员学习与探索中给予支持帮助(但绝不包揽)；用历史和现实实践中的典型和模范给学员以示范；推动学员自我达成党性教育与党性锻炼的目标。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301－302这样的思想特别适合于我们对党性教育的思考。
党性教育切忌强行灌输，完成任务了事。人的内心世界是非常敏感的，特别是对于思想和世界观都已经相对定型的领导干部，更是如此，一旦他们内心的大门关闭，任何外在的灌输都收效甚微。党性教育是促使党员领导干部内心自我成长的过程，成效要通过学员自我发挥主体作用而实现。
［收稿日期］2012－10－19
标签：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党性原则论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共产党员先进性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