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与中国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视角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华政策是中国学者们经常追踪、分析的课题，并已形成部分共识：
第一，争当政治大国是冷战后日本政府外交战略调整的一部分。这种政治大国的设计目标是“努力构筑‘美、日、欧三极体制的国际新秩序’。争夺亚洲主导权，以亚洲为依托与美欧周旋。”“为了争夺亚洲主导权，日本一方面要维持稳定的中日关系，另一方面要防止中国的强大，因而对中国推行‘交往与遏制’政策，代替冷战结束前的团结友好政策。”（注：史君伟：《浅析冷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年第5期。）
这是大战略分析方法的运用。其长处是：在理解日本对外和对华政策时，提供了一个将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联系起来审视的参照。西方学者也对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地位做了分析，认为日本的政策选择之一便是将与中国交往的基本目标从追求友好转向必要的对立（注：Gilbert Rozman,"Japan's Quest for Great Power Identity",Orbis,Winter 2002,pp.73-91,Anonymous,"Japan Starts Picking on China",The Economist,February 10,2001.）。其盲点是：过于强调战略意图对外交决策的规定性作用，容易导致灵活性的缺乏。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研究视角所依赖的概念不仅定义模糊，而且用之指导外交决策时难免出现为了竞争而竞争的偏向。
第二，冷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两面性”，“主要表现为：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政治关系曲折多变，但经济关系却发展顺利。”（注：徐之先：《试析冷战后中日关系的新变化——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20周年》，载《国际观察》1998年第4期。）这种两面性已经对两国关系的现状构成了严重影响，并可能对未来产生更大影响。
对日本对华政策两面性的观察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失望，其实源于对国际关系中“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理解存在的偏差。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从来就与政治关系分不开。如果一个政府对另一个政府采取政治上的敌意，供它选择钳制市场互动的政策工具很多。而要推动经济关系，政府可以选择包括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在内的政治措施。因此，外交总是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相互竞争中形成的。
中国与日本之间在两国正式外交关系、五个长期贸易协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等决定两国经济关系的基本框架确立之后，市场的力量便开始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同时，通过继续发展对华贸易和投资，从而推动日本经济也是日本政党和政客维系自身在国内政治体系中地位的需要。
换言之，与其说是日本对华政策出现了“两面性，”不如说研究方法上对“政治”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我们需要的是对“政治关系”的内容做出适当的规范。
第三，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与日本国内政党政治的变化直接相关。1993年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体制终结后，新出现的党派都试图弱化并取代其领导地位（注：吴胜：《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新变化——关于日本对华政策决定过程的案例分析》，载《日本学刊》2001年第1期。）。2003年的日本国会选举结果，出现了由自民党和民主党分庭抗礼的两党体制的苗头。但就目前而言，自民党主导依然是日本政治的主流（注：Kabashima Ikuo and Sugawara Taku,“Prospects for a Two-party System in Japan",Jap an Echo,February 2004.David Pilling,"False Dawn for Japan's Two-party System",Financial Times,March 15,2004,p.4.）。
与对日本国内政治变化研究紧密相关的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观察。右翼势力和日本政治的右倾趋势是中国学者们观察和研究日本对华政策变化的常用视角。其基本思路是：日本社会和政界存在右翼势力，这种势力形成直接参与或影响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决策的右派。右翼又以美化侵略战争、否认侵华历史、试图维系日台社会之间源自殖民地时期的联系等为明显特征。除此之外，右翼支持参拜靖国神社；要求修改宪法，尤其是其中的第九条；主张向海外派兵。
尽管“右倾”这个视角存在一个盲点，但无论认同与否，右倾势力毕竟是日本多种政治势力的一部分，而且它的部分价值取向已经被日本政府或者是它的职能部门接受了。
从以上回顾中看出，我们分析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需要新的视角。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二战后日本对“正常国家”的不断追求是研究日本对华政策转变的有用视角（注：韦民：《论日本对外战略的演变进程及其发展方向》，载《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1期。李建民：《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普通化”与中日关系》，载《日本学论坛》2003年第3期。王屏：《日本要当“正常国家”》，载《环球时报》2004年8月6日。）。这个视角的基本认知是：追求“正常”是当今日本对外政策中的一个恒量；而在何种问题上用何种方式实现“正常”化则是一个变量。基于此，当一项对外政策符合日本对“正常国家”的理解的时候，我们要分析这种说词的反面：什么被看作不正常？是本国对外政策的历史？还是他国的对日姿态或政策？双方有没有找到交集的可能？抑或是现存国际体系给日本的对外政策设置的范围？
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变化
政治层面。建交三十多年来中日之间依然存在的政治难题是历史问题？历史认识问题和对具体历史遗留事件的处理。前者包括广义上的日本政府、文化精英和普通百姓的公开表态和行为。其中日本政府首脑行为的象征意义很大，是塑造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以首相为代表的政府高级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是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关注日本政府如何引导日本民众思考其国家的过去和未来的重要指标。不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此认为中日对历史认识问题出现了争端，两国政治关系就恶化了。
日本右翼势力在政府和社会中的影响力是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争议的来源之一。西方学者中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社会中以反战为核心诉求的和平主义思潮是主流，但这却不足以回答为什么民间反战力量没能阻止日本政府在日本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形下，于2003年派兵到伊拉克支持美英联盟所发起的占领行动，并于2004年6月在美英攻打伊拉克的情报依据和国际法依据都缺乏的情形下决定保持日本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注：Jiji Press Engish News Service，“Japan Troops to Join Multinational Force in lraq,Koizumi Tells Bush",June 9,2004,p.1.Evan Thomas and Hideko Takayama,"Japan's Unknown Soldiers",Newsweek,July 19,2004,p.34.）。也就是说，日本社会中大众意识对政府对外决策的影响力有限。
从中国利益角度考虑，在两国间正式外交关系业已确立的情形下，我们有必要探讨日本右翼势力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我们对它的批判会起到什么作用。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除了批判还有没有维护中国利益（包括在日本的侨民利益）的更好政策选择？
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这其中包括如何责成日本政府依国际法规定处理好侵华日军遗留在中国各地的化学武器问题及对战争受害者（尤其是幸存者）的赔偿问题（注：祝宁波：《试论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问题》，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关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日本政府拖延到1997年才同意与中国政府签订关于处理化武的双边协定。日本这样做，与联合国《化学武器公约》于同年生效有关。也就是说，日本政府的选择主要基于执行联合国有关公约而不是处理中日两国历史遗留问题。
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另一个焦点是中国民众就“南京大屠杀案”、“从军慰安妇案”、“强制劳工案”、“使用细菌毒气案”等侵华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向日本政府和相关的日本企业提出索赔（注：田苏苏：《战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综述》，载《文史精华》2003年第3期。吴广义：《日本对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述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2期。）。不过，民间索赔问题是追求人类正义的重要部分，是一种正常发展，因此不宜被看作是中日两国政府间政治关系变化的一部分。
虽然关于历史认识和历史遗留问题远不止本文所提到的内容，但我们从以上分析中应该能够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衡量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的标准不能是日本政府或者中国政府在哪个问题上有没有“向前看”（即放弃追究，专注友好），而是有关问题本身的逻辑。我们观察日本有没有正视历史，更多的要看日本政府不按照我们的愿望行事的国内和国际法依据是什么。同时，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政府反对日本政府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社会出现了更多的民间向日索赔行动而认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恶化了。
经济层面。从双边经贸关系统计看，日本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和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之一。“7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是以发展本国经济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80年代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浓；90年代采取不断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展望21世纪发展友好的中日经贸关系仍为日本对华的主导政策，但摩擦会不断增加。”（注：李光辉：《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与演变》，载《日本学论坛》2002年21期。）
日本对华贸易政策变化中政治性极强的行为出现在2001年。2001年4月，日本政府对主要来自中国的三种农产品（大葱、鲜香菇、蔺草席）采取了临时保障措施。之所以说这是一次政治举动，是因为它是日本贸易史上首次主动对一个经济体采用限制进口措施以达到调节国内市场供需变化的目的。从双边市场变化的角度看，日本从中国进口农产品是日本“开发性进口”的一部分（注：赵芳：《日本“开发性进口”的发展与我国的对策》，载《东北亚论坛》2001年第4期。）。这次中日贸易纠纷的政治性在于，它是一件不符合正常逻辑的举动。从经济的角度看，森喜朗政府采取了一个对日本消费者不利的政策（注：甲斐谕、王志刚：《关于中日蔬菜贸易摩擦和日本紧急进口限制的经济分析》，载《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11期。）。但是，在日本国内部分利益集团和与中国稳定的经济关系之间，森喜朗选择了前者。
与冷战时期相比日本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另一变化是经济援助（日元贷款）。比较明显的发展是：在1989年夏季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之后，海部政府以停止日元贷款（1990年7月恢复）的方式对中国实施了制裁。1995年8月，日本政府以中国的核试验为理由冻结了部分对华无偿援助并拖延了1996年度日元贷款支付额的谈判（1996年12月解除制裁）（注：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至207页。Saori Katada,"Why did Japan Suspend Foreign Aid to China?Japan's Foreign Aid Decision-making and Sources of Aid Sanction",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April,2001,pp.39～58.）。
从1998年末开始，对华援助成为日本政界（特别是国会议员）、学术界、商业界和新闻界中广泛争议的话题之一。这其中的因素既涉及双边关系也与日本国内政治变化（尤其是对外务省官僚的不信任）紧密相连。争议的结果是，从2000年开始，日本把原本为配合中国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而一次性决定援助总数额的方式改为一年一度审议。这个改变，不仅使贷款量减少，而且使中国不再是日本受援国家中的特例。
有关日本对华援助的变化，中国学者做了详尽的追踪研究。这些研究中有一个共识：经济援助是日本对华政治政策变化的晴雨表之一。事实上，日本学者的统计分析显示，1996年（即日本大幅调整对华经济援助的前一年），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占中国国内总投资的0.6%（注：Juichi Inada,"Japan's ODA：Its impacts on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in Hilpert and Haak.Japan and China:Cooperation,Competition and Conflict,New York：Palgrave,2002,p.128.）。当然，就多年积累的受援项目而言，来自日本的经济援助对中国一些大型项目持续建设相当重要。但显而易见的是，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而言，日本经济发展援助的重要性并不像其他日本受援国那么大。这就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将日本对华经济援助的变化作为中日经济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处理的原因。
思考中国的对日政策
冷战后，尤其是近几年日本对华政策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自小泉纯一郎任首相以来，中日之间缺乏政府首脑间的互访。多边外交场合的两国首脑接触也因此成了新闻界追踪的话题。
1994年11月时任日本通产省大臣的桥本龙太郎在东京会见台湾“贸易部长”张炳坤之后，日台官方公开接触也逐步升级。从1996年广岛奥运会台湾官方代表问题到2001年5月李登辉以治病为由访问日本，加上日本与美国联合试图将台湾纳入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台湾成了中日双边政治关系中的活跃因素（注：Zha Daojiong,"The Taiwan Problem in Sino Japanese Relations：From an Irritant to a Destroyer?"East Asia: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Vo1.19,No.1/2(Summer 2001).林治波：《日本——中国统一台湾的另一个障碍》，人民网2004年7月21日。）。
不论从哪个角度去分析理解日本的对华政策，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选择：被动等待日本政府转向符合我们所期望的友好态势，还是主动地（即在日本政府首相和其他高官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情形下）采取措施营造一个包括日本在内的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选择后者显然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事实上，通过多边外交框架，中国与日本在政府高层保持了接触，已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在思考中国的对日政策时，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前面所提到的偏向。对两国关系中的“政治”内容，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类似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等的历史认识问题属于政治的范畴。在这些问题上，中日两国之间的争论是长期的。如果我们将历史认识问题与两国高层外交接触放在平行而非因果的逻辑顺序中处理，我们对中日政治关系演变的期待便比较容易得到满足。
同时，对两国间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国际法、日本作为联合国成员国所应尽的义务的角度去处理。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必须同历史认识问题领域的争论区分开来。就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应该体现出一个道理：对正义和公正的追求，有时候是需要付出常人所理解的“友好”的代价的，但这并不影响中日两国在有利益交叉领域的合作。
中日关系的演变离不开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演变。台湾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注：Zha Daojiong,"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Northeast Asia"，Asian Studies,Japan,April 2004,pp.58-67.）。同样，维持台湾海峡局势的稳定也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日本右翼势力所期望的军事介入海峡两岸局势的情形发生。
与此同时，中国应该更加主动地推动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多边合作机制不仅为中日保持外交接触提供了空间，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增强中国在地区国家之间的向心力。而这种向心力也是反击以对抗为出发点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外交资源。
发展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核心因素应该是也必须是尊重市场力量。日本市场与中国市场之间的互动，包括贸易量的增减、投资和民用技术转让，都应该是市场本身供需关系作用的结果。
最后，中国有必要加强对日公共外交。小泉执政以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偏执与日本社会对中国赴日劳工的激增感到无奈不无关系（注：Zha DaoJiong,"Chinese Migrant Workers in Japan：policies,institutions,and civil society",in Pal Nyiri and Igor Saveliev(eds.),Globalizing Chinese Migration：Trends in Europe and Asia,London：Ashgate,2002,pp.129-157.）。毕竟，对于绝大多数日本民众而言，他们直接体会“中国”的经历来自身边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