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资源配置中源语理解与代码重构的层次关系_双语论文

口译中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在资源分配上的层级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层级论文,配上论文,重构论文,关系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口译是一个高强度、复杂的语言任务。它由多个子过程构成，包括源语理解、源语转换成译语（语码重构，language reformulation）、译语产出等。它要求译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有限的认知资源控制、协调各个子过程，实现高质量的口译。这给译员的认知系统带来了巨大挑战。研究译员完成这一系列加工的心理过程，将能加深我们对双语加工机制的认识。

      目前，学界对口译的认知心理过程的探讨呈现以下趋势：从以基于经验的理论探讨和离线数据分析为主，到采用严格的实验方法在线探测口译的实时加工过程。这使我们对口译心理过程有初步了解，但对于口译中各个子过程的底层机制的认识还有待深入。本文拟在线探测口译过程，探究译员对口译子过程的资源分配问题，以期加深对口译加工乃至一般双语加工的认识。

      2.文献回顾和研究问题

      目前采用在线方法探测口译过程的文献（Macizo & Bajo 2004，2006；Ruiz et al.2008；Dong & Lin 2013；林洁绚、董燕萍2011）中，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是口译中的源语理解、语码重构两个子过程以及两者的关系。源语理解是指译员解码源语、从中提取意义、最终在大脑中构建意义表征的过程。语码重构是指源语转换成译语的认知过程。至于这两个子过程之间的关系，文献指出两种可能：一是源语理解完全结束后才开始语码重构，两者是串行加工；二是源语理解尚未结束时，译员就会在大脑中激活译语，并且将源语和译语进行词汇、句法等各层面的匹配，即开始语码重构，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并行加工。

      大部分相关实验研究发现，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可以并行加工（参见林洁绚、董燕萍2011）。这些研究者采用了类似的实验范式——让双语受试阅读句子后口译或阅读句子后复述，两者的阅读过程分别代表源语理解过程和一般理解过程。结果发现，源语理解过程不同于一般理解过程，在且仅在口译的源语理解中，双语者同时激活了两种语言；译语的激活加工意味着语码重构。因此表明，双语者在源语理解尚未结束时就开始语码重构。

      研究还表明，与源语理解并行加工的语码重构会消耗译员的认知资源（Macizo & Bajo 2004，2006；赵晨2013）。认知资源常被操作化为工作记忆容量。一般认为，每个个体的工作记忆容量是有限的，而且工作记忆容量对加工过程的制约在复杂任务中更加明显（Just & Carpenter 1980；King & Just 1991）。当源语信息不断输入给双语者时，双语者有可能同时进行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且两者都会消耗译员有限的工作记忆，那么，译员有限的认知资源是如何分配给这两个口译子过程的？目前尚未有文献给出明确的答案。

      一方面，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并行加工意味着两种语言同时被通达，但一般双语加工中的语言通达理论极少谈论认知资源如何参与语言通达，它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当双语者看到一个词时，不论该词是孤立呈现的（van Heuven et al.1998；Dijkstra et al.1999，2010；Dijkstra & van Heuven 2002；Dijkstra 2005，2007），还是在语境中呈现的（van Hell & Dijkstra 2002；van Hell & de Groot 2008），词汇的语言通达都是自动的、不占资源的。但一些在线观测口译过程的实验（如Macizo & Bajo 2004，2006；Ruiz et al.2008；赵晨2013）却表明，在口译这样高强度的认知任务中，加工一门语言（源语）的同时通达另一门语言（译语）是消耗认知资源的。一般双语加工理论尚未能充分解释这一矛盾。

      另一方面，口译理论中对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的资源分配问题鲜有提及。以该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精力分配模型（Effort Models）（Gile 1994，1997/2002）为例。“精力”指的是译员在口译过程中使用资源、做出决策这一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Gile 2009），可大致理解为认知资源。精力分配模型旨在探讨译员如何将有限的精力分配给各控制性的子过程，同时也阐述了精力分配对口译绩效的影响。但Gile没有涉及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并行加工的可能，更没有触及这两个子过程对精力的占用情况及在精力分配上的关系。

      目前最相关的证据来自Dong & Lin（2013）的实验研究，她们首次涉及了语码重构和源语理解的资源分配问题。她们提出，语码重构在源语理解的哪个时段发生取决于译员当时可用于进行译语并行加工的资源，资源越多，发生并行加工的可能性越大。然而，她们并未直接验证“可用于译语并行加工的资源”来自哪里，以及这部分资源与用于源语理解的资源之间是何关系。因此，本研究旨在进一步探索资源在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两者上的分配，通过实验在线探测译员如何将其有限的工作记忆资源分配给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两个口译子过程。

      本研究认为，在源语输入阶段，解码源语、提取意义是首要任务，是比语码重构更重要的过程，语码重构在此阶段有时可能并不明显。首先，源语理解是决定口译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只有当译员完全理解了源语的意义，才可能成功完成口译（Seleskovitch 1978，1999；勒代雷1994/2001）；同时，源语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与一般理解高度相似，只是前者比后者更需要经过（译员的）深思熟虑和分析（Seleskovitch 1999；Albir & Alves 2009）。其次，林洁绚、董燕萍（2011）观察了汉英不平衡双语者的汉译英过程，没有发现双语者在源语理解的同时激活译语，表明双语者在此阶段译语没有被激活，或者激活程度低到几乎观测不到，而这并不妨碍双语者完成口译。这一结果表明，在源语输入阶段，理解是最重要的任务，语码重构相对而言是比较次要的加工①。

      基于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在源语输入阶段的重要性不同，本研究假设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在资源分配上存在层级关系：在口译输入阶段，双语者会首先将有限的工作记忆资源分配给源语理解，以保证源语理解质量进而保证整体的口译质量，当他还有多余的工作记忆资源时，才会用于语码重构；这部分资源越多，语码重构并行加工的可能性也越大。本研究将设计实验来检验这一假设。

      3.研究设计和实验结果

      3.1 受试

      53名某大学英文专业高级翻译方向的本科生自愿参加实验。所有受试均为汉英双语者，参加实验时已通过英语专业四级考试。他们同时也是学生译员，参加实验时已接受近一年的专业口笔译训练。

      3.2 设计和材料

      本实验采用2（工作记忆负荷：高负荷、低负荷）×2（是否音译词：音译词、非音译词）×2（阅读任务：读后复述、读后口译）混合设计。因素一“工作记忆负荷”为本实验的关键设计，旨在通过变化源语理解的难度来改变可用于进行语码重构并行加工的工作记忆资源。因素二和因素三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探测是否存在语码重构并行加工。因素二“是否音译词”，即在阅读材料中嵌入汉英音译词和与之在基线反应时上匹配的非音译词。这些音译词在汉语和英语中语音相近（如表1中的bikini‘比基尼’）。林洁绚、董燕萍（2011）发现，相比阅读非音译词，双语者在阅读音译词时能更快地将它与其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对等词进行匹配。因此，音译词对阅读的促进效应可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对非输入语并行加工的指标。因素三“阅读任务”，即对比读后复述和读后口译的阅读过程，如果音译词的阅读时间快于非音译词，且该音译词促进效应只出现在源语理解过程，不出现在一般理解过程，就能推断源语理解过程中存在语码重构并行加工。实验采用自定步速阅读范式，收集受试对每个词的阅读时间（即反应时），此为因变量。

      实验材料（例见表1）是英语句子，每套包含4个句子，由工作记忆负荷、是否音译词两个因素中的四个水平两两结合生成。低负荷条件下有2个句子，一个包含音译词，另一个包含非音译词，音译词和非音译词出现在同样的位置（关键区）。高负荷条件下同样有两个句子，包含音译词或非音译词。低负荷和高负荷条件下的句子区别在于，在高负荷条件下，关键区前面有一个定语从句。已有许多文献证明，定语从句加工会显著增加句子加工负荷（如King& Just 1991；Just et al.1996；Gibson 1998），因此，与低负荷条件下的关键区相比，高负荷条件下从句后的关键区的加工负荷会更大。

      

      为了保证实验设计有效，我们采用了两个标准化测试进行检验。

      测试1：将初步设计好的88个句子按照拉丁方分配为4组，随机呈现给46名与主实验受试来自同一群体的双语者，让他们根据五级量表判断每个句子的可理解程度。结果显示，受试总体认为所有句子的可理解程度较高。其中两套句子的得分超过平均分2.5个标准差，故被剔除。对余下20套句子进行2（工作记忆负荷）×2（是否音译词）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工作记忆负荷主效应显著（F（1，19）=46.88，p=.00），低负荷句子比高负荷句子更容易理解。同时，是否音译词主效应不显著（F（1，19）=1.01，p=.33），也不与工作记忆负荷发生交互作用（F（1，19）＜1，p=.54），说明音译词的存在与否不影响句子理解的难易度，即每个负荷条件下两个句子的可理解程度相当。

      测试2：另请24名与主实验来自同一群体的双语者完成一个词汇判断实验，由此得到主实验中使用的音译词和非音译词的基线反应时。基线反应时匹配后，所有音译词（M=622.47毫秒，SD=92.27）和非音译词（M=637.64毫秒，SD=96.17）在基线反应时上没有显著差异（p=.61）。因此，如果在主实验中发现音译词的反应时快于非音译词，就可推测非输入语同时被激活。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比较音译词和非音译词的反应时，利用音译词对阅读的促进效应作为探测是否存在两种语言并行加工的指标。

      经过这两个标准化测试，最终确定了20套共80个句子，将它们按照拉丁方分为4组，每组中再添加10个填充句。每个主实验的受试只完成其中1组句子，句子随机呈现。

      3.3 实验过程

      实验在语言实验室进行。实验开始前，受试阅读指令，明确自己的任务（读后复述或读后口译）。实验开始后，受试首先进入含5个句子的练习部分，熟悉流程；然后进入正式实验部分，该部分有2小节，各含15个句子，两小节间有约1分钟休息时间。练习与正式实验的过程相同：首先屏幕呈现若干行提示符“——”，受试每单击鼠标左键一次，一个提示符就会被一个词代替，受试读完后再按键，这时该词重新被提示符取代，同时下一个词出现。系统把相邻两次按键的时长记为受试对该词的反应时；系统将超过2秒仍无按键的词的反应时记为0，该词自动消失，下一词自动出现。句子呈现结束后，受试听到“开始录音”的提示，然后在30秒内进行复述或口译，系统录音。30秒后系统自动跳转到下一句子；如果30秒内提前完成，受试可按空格键进入下一句子的阅读。

      3.4 实验结果

      读后复述和读后口译任务采用5分量表进行评分（1为质量最差，5为质量最好），评分标准参考文献相关实验（Macizo & Bajo 2004，2006；Ruiz et al.2008；Dong & Lin 2013），主要评判结构是否符合目标语表达习惯、译语所表达的意义是否保留了输入语的意义。读后复述任务的平均分是4.30（SD=0.89），读后口译任务的平均分是4.45（SD=0.95）。得分低于3分的试次数据被剔除。

      对余下数据统计了关键区（音译词）和关键后区（音译词后一个词）的反应时。统计关键后区的数据是因为本实验范式为自定步速阅读，该范式的一个特点是容易产生“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即对某个区域的加工产生的效应可能会“溢出”或滞后到下一个区域才能被观测到（详见Mitchell 2004）。下面分别分析关键区和关键后区的反应时。

      3.4.1 关键区的反应时分析

      剔除关键区上反应时被记为0的数据，以及关键区反应时大于或小于受试的个人平均反应时3个标准差的极端数据（占总数据的0.70%）。余下有效数据以工作记忆负荷和是否音译词为受试内因素、阅读任务为受试间因素进入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工作记忆负荷因素的主效应显著（

（1，51）=5.12，p=.03；

（1，38）=6.60，p=.01），高负荷条件下的阅读时间（680.61毫秒）显著长于低负荷条件（637.25毫秒），表明高负荷条件下的加工难度比低负荷条件大。是否音译词因素的主效应在项目分析中显著（

（1，51）=2.59，p=.11；

（1，38）=5.43，p=.03），非音译词的阅读时间（681.66毫秒）显著长于音译词的阅读时间（636.04毫秒），说明受试很可能在阅读的过程中激活了非输入语言。阅读任务因素主效应以及所有的交互效应都不显著（ps＞.30）。

      由此可见，不论在读后复述还是读后口译任务中，各负荷条件下的音译词和非音译词在阅读时间上都没有显著差异。

      3.4.2 关键后区的反应时分析

      剔除关键后区上反应时被记为0的数据，以及反应时大于或小于受试的个人平均反应时3个标准差的极端数据（占总数据的1.82%）。余下有效数据进入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是否音译词因素的主效应显著（

（1，51）=5.10，p=.03；

（1，38）=6.21，p=.02）。在读后复述任务中，不论是高负荷还是低负荷条件下，非音译词关键后区与音译词关键后区在反应时上没有显著差异（高负荷：

（1，58）＜1，p=.38；

（1，38）=2.07，p=.16；低负荷：

（1，51）＜1，p=.42；

（1，38）＜1，p=.52）。然而在读后口译任务中，在低负荷条件下，音译词关键后区的阅读显著快于非音译词关键后区（

（1，51）=10.52，p=.00；

（1，38）=5.68，p=.02）；在高负荷条件下，该促进效应仅在受试分析中显著（

（1，51）=5.02，p=.03；

（1，38）=2.52，p=.12）。这说明，音译词对阅读的促进效应滞后到关键后区才出现，该效应倾向于出现在源语理解中，受试在口译的源语理解过程中进行语码重构并行加工，而且，语码重构并行加工在源语理解对受试造成的工作记忆负担较小的时候更加稳定和显著。这与实验假设相符。

      另外，工作记忆负荷的主效应不显著（

（1，51）=1.79，p=.19；

（1，38）=1.14，p=.29），但工作记忆负荷与阅读任务的交互效应在受试分析中显著（

（1，51）=5.93，p=.02；

（1，38）=2.76，p=.11）。在读后复述任务中，低负荷条件下的阅读快于高负荷条件下的阅读，但在读后口译任务中高、低负荷条件下的阅读时间接近。我们认为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可能是：读后复述的阅读过程主要是理解加工，高负荷条件比低负荷条件对工作记忆负担更大，因此前者的阅读时间延长；而读后口译的阅读过程中除了理解源语，还有语码重构并行加工，虽然高负荷条件下的源语理解本身比低负荷条件更难，但是前者与语码重构叠加，因此对受试的工作记忆造成的总体负担与高负荷条件下相当，表现为高、低负荷条件下的阅读时间没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通过实验在线探测了口译中源语理解与语码重构两个子过程之间的资源分配模式。研究发现，汉英双语者/学生译员进行英译汉时，在源语理解过程中开始进行语码重构，而且，在源语理解对工作记忆负担较小的时候，语码重构并行加工更加显著。该结果支持本研究关于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在资源分配上存在层级关系的理论假设，即在口译的源语输入阶段，双语者会先将工作记忆资源用于理解源语，当除此以外还有剩余资源时，再用于支持语码重构并行加工，剩余资源越多，语码重构并行加工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资源分配的层级观对文献中现有理论和口译实践都有新的启示。

      4.1 对口译理论中资源分配理论的挑战

      作为口译理论中论述口译过程资源分配理论的代表之一，Gile（2009）的精力分配模型主要是基于主观经验和对口译实践的观察提出的概念模型。然而，本研究提出的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并行加工在资源分配上的层级关系理论对精力分配模型提出了挑战。

      连续传译（CI：consecutive interpreting）②精力分配等式包括源语听力（listening）和语码重构（reformulation）两个阶段：

      CI（listening）=L+M+N+C

      CI（reformulation）=Rem+Read+P

      即，听力阶段包括听力与分析源语（L：listening and analysis）、将意义储存在短时记忆（M：short-term memory）、记笔记（N：note taking）和协调以上各部分的精力分配（C：coordination）；语码重构在这里主要指源语输入停止后的译语产出阶段，包括从记忆和笔记中回想起要表达的意义（Rem：recalling the to-be-conveyed information from memory or from notes）、阅读笔记（Read：reading notes）和产出译语（P：producting the TL）。

      以上等式没有明确提到译语并行加工这一成分。根据本研究和相关文献的发现，译语并行加工预示着语码重构，可能早在源语理解未结束即开始，而且译语并行加工会消耗译员有限的认知资源。因此，精力分配模型若要更全面地解释口译过程的资源使用，须在模型中明确译语并行加工的成分及其与其他成分（尤其是听力与分析源语）的关系。具体有以下可能的方法：

      一是直接在源语听力阶段等式里增加一个成分，在此暂且将其标示为PR（partial reformulation），新等式为：CI（listening）=L+M+N+C+PR。而且，PR成分与L、M、N、C成分在资源分配上的地位可能不同，后者几个成分（尤其是L、M、C）可认为是源语听力阶段所必需的，而PR成分却不是，因为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它只有在保证了源语理解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认知资源支持并得以进行。同时，这里还涉及“协调”成分C的工作机制及其与PR之间关系，这都需要更多研究去探索。

      另一种方法是剖析现有的“记笔记”成分N与PR的关系。两者的交叉点在于，译员在源语输入阶段有可能用译语记笔记，在这种情况下可推断译员在大脑中进行了译语加工，开始语码重构。而且，与译员开始在大脑中进行语码重构并行加工相同，能否记译语笔记也与译员的资源有关。Gile（2009）认为，当译员有足够的加工能力时才会将源语转换成译语笔记；González（2012）的研究也发现，译员的连续传译经验越丰富，笔记中的译语也越多。N与PR之间的这些相似点启发了更多思考，比如，是否前者是有意识的译语并行加工而后者是无意识的？译语笔记与译语在大脑中的激活程度是否有某种联系？这些都值得继续探讨。

      4.2 对双语加工中语言通达理论的补充

      本研究探讨的是在口译的源语理解阶段两种语言同时加工时的资源分配，这为一般双语加工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双语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是语言通达问题，即当双语者加工一种语言时，另一种语言是否会被同时激活。学界普遍认为，能否观测到两种语言并行激活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任务因素，指当双语者要完成的任务需要两种语言共同参与时，比较容易观测到双语并行加工（参见de Groot et al.2000；Grosjean 2001；Dijkstra et al.2010）。而本研究发现，在口译这项双语任务中，双语者可能同时加工两种语言，也可能只加工一种语言，这与双语者的认知资源多少以及资源分配方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任务、资源以及语言是否并行加工之间存在某种交互关系。反观双语语言通达文献，虽然讨论了任务特性的作用，却几乎没有论及资源的影响——大部分这类文献探讨的是词汇层面的语言通达，而且预设词汇通达是自动的、不需要资源的；即使如此，本研究中双语并行加工需要资源这一证据也来源于词汇层面的加工。因此，双语加工中的语言通达理论需要做进一步调整，比如探讨认知资源对语言通达的作用，以解释更大范围的双语加工现象。

      4.3 对口译训练的启示

      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在资源分配上的层级关系对口译训练有一定启示。本研究证明，译员优先将工作记忆资源用于源语理解，在有足够剩余资源的同时再进行语码重构。换言之，语码重构并行加工的程度与译员的工作记忆能力高度相关。而实际上，工作记忆能力被认为是能够独立预测口译表现的一项指标（Christoffels et al.2003），甚至是译员专家技能的一部分（Christoffels et al.2006）。因此，观测译员对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两者的资源分配模式，能为评估译员的口译技能提供帮助。随着可以分配给语码重构的资源增加，语码重构并行加工的程度渐趋明显，这时译员的工作记忆能力应随之增强，其口译表现也会更好。以后还可观测除了学生译员以外其他水平的译员，以期为以上推测提供更加直接的实证证据。

      本研究通过观测汉英不平衡双语者的汉译英在线加工过程，首次为口译中源语输入阶段的资源分配模式提供理论和直接的实证证据。本研究认为，口译中的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在资源分配上存在层级关系，即有限的资源会首先用于支持源语理解，剩余资源才可能用于支持语码重构，这部分剩余资源越多，语码重构的可能性也越大。这种资源分配的层级观对文献中现有理论和口译实践有新的启示。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受试是刚开始进行正式口译训练的学生译员，研究结果对这一接受口译训练的目标群体具有启示作用。如果日后能探索水平更高的译员群体（如硕士阶段学生译员、职业译员），加以对比，相信能进一步检验该层级理论的普适性。

      ①口译方向对语码重构是否与源语理解并行加工可能有一定影响（Dong & Lin 2013），但本研究的重点是：语码重构与源语并行加工发生的前提下译员的资源分配机制。根据Dong & Lin（2013），口译初学者在二语到一语方向更有可能发生语码重构与源语并行加工，所以本研究考察英译汉方向。

      ②由于包括本研究在内的相关研究中，模拟口译的实验任务是让受试读完句子后口译，比较接近真实口译中的连续传译，因此这里的探讨主要是与连续传译任务对比。

标签：双语论文;  重构论文;  工作记忆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口译论文;  负荷预测论文;  句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