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性的“越界”与当代文艺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娱乐性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的人文学者是以喜剧形式完成他的精神悲剧的。其中，颇为热闹的有两幕：一是北方的北大聘请金庸为教授；二是南方的浙大聘请金庸为人文学院院长。金庸两次出场都引起了人文学界的骚动，终于令他们从“启蒙救世”的梦幻中醒来，认清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五四”时期，北大首倡新文化、新文学，力拒古典的贵族文学和媚世的通俗文学，把通俗文学视为打击对象。历尽百年风雨后，时过境迁，如今又将通俗文学恭请回大学讲坛，这似乎颇具讽刺意味，给了端新文学饭碗的文人学士一个反击，但是，毕竟还可以解释为学者应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勇于纠正年轻气盛时的“过激”行为。新浙大成立伊始，就打出向海内外延聘名家为院长的广告，其“标准”不仅要学问精湛，还要有社会知名度。学问是在肚子里的，难以丈量；知名度则声名在外，凭感觉就可知晓。人文学者往往蜗居书斋，即便成就如“词学泰斗”夏承焘，也仅为学界所知，远不能做到家喻户晓。因此，唯一的人选便历史地落在连小学生都熟悉、喜爱的通俗文学作家金庸身上。浙大之举不再是“要不要接纳通俗文学”的问题，而是为通俗文学冠以“长”，赋予“权”，请它为人文学科作规划，指方向，为人文学者的研究下达任务。浙大的目标是创“世界品牌”的大学，既然是“品牌”，就得跟创商业品牌一个路数。做商品广告不是论时计价？不是要算收视率的账？社会知名度就是“收视率”，就是包赢不赔的商业广告！于是，学者们惟有退避三舍，而非金庸莫属了。
通俗文学是依赖于市场的。当年，鲁迅、周作人、茅盾们口诛笔伐，通俗文学照样大行其道，只不过以卑微的姿态在市民间流行。一旦遇上计划经济这根绳索，它才算断气。可是，在新时期市场经济下，通俗文学不仅复活了，而且迅即走向繁荣。它不再像当初那般缺乏自尊自信，而是昂首傲视，以富于刺激、诱惑的装扮，自在自如地占据了图书超市的显赫位置，睥睨种种“先锋”们形单影只的可怜相。图书超市毕竟是市场，学者们仍可躲进校园，钻入书斋，不闻窗外事。但是，当校园这个“学术的圣殿”也被市场化，也要用市场的规则来衡量人文学者，这对于他们，无异于被刨了宅基，挖了祖坟，成了“失土农民”。作为秀才，物质财富本不属于他们，如今精神财富也将不属于他们，他们再不能以“精神贵族”自慰了。因此，浙大此举，就不仅是广告，还是象征。它意味着人文学者坚守的古堡已经陷落，人文学者将不得不做出选择：投降或者消亡。它宣告：市场规则不仅仅属于市场，它占领了一切领域，将把一切夷平。整个社会又面临“价值重估”，不过，这回的“主人”不再是新文化、新思想的倡导者，而是“商业意识形态”。
在《“艺术的终结”还是“历史的终结”？》一文中，詹姆逊提出了“去差异化”：
经济逐渐与文化重叠：每一件事情，包括商品生产和高水准的投机金融都成为文化的了；而文化也同样深深地被经济定位。①
詹姆逊所说的“去差异化”，其实质就是商品化。借助现代科技，商品经济以其巨大的穿透力，渗入一切领域，把商品经济自身的规律强加于各领域，主宰了各领域，这也就从根本上抹平了各种差异。市场，它用不着“争论”，更用不着“宣传灌输”，它只要运作，一个钱一个钱地默默数着，串成串，就把整个社会给套上了，勒紧了，把一切“差异”给窒息了。当然，文化艺术也反过来为经济涂抹上妖艳的色彩，让商品以更诱人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包括商品生产方式、营销方式、消费方式的审美化），在不知不觉间就把商业意识形态连带卖给了人们。在市场冷漠的铁律面前，任何矜持都是虚伪的，任何独立都是软弱的。纯文学不得不向通俗文学献媚，精英文化不得不投靠大众文化，文学、艺术于是变着法门，涎皮赖脸地进入广告、新闻、旅游、休闲和日常生活，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消失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消失了。
一旦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边界丧失，独立的研究对象已不复存在，文艺学似乎该走向终结了。文学、艺术都化入了大一统的市场之中，化入了大众文化之中，文艺学向文化研究转移似乎大局已定。
然而，边界消失并非文学艺术及其因素消失。人是多维度的存在，需要多维度的参与，尽管文学艺术与其他领域相互渗透，尽管文学艺术的形态和活动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却仍然存在着，生长着，仍然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用漫无边际的文化研究取代文艺学，就无法进行深入的探讨。同样，文艺学如果不拓展自己的边界，固守原有的阵地，也将失去对现实的发言权，最终将因研究对象萎缩而衰亡。重建文艺学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二）
纯文学、纯艺术的衰落，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繁荣已是不争的事实，文艺学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更不能一厢情愿地试图压制通俗文学、大众文化以维持纯文学、纯艺术，而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对象，调整自己的理论范式；也不是要把对象强行纳入固定的理论框架，而是应该让理论适应现实，适应变化着的研究对象。
在此，首先就碰到如何界定研究对象的问题。由于纯文学、纯艺术与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界限日趋模糊，文学艺术与非文学艺术的界限日趋模糊，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就变得难以确定了。
任何学科一旦失去相对确定的研究对象，或者说研究的核心问题，它就无法存活。当然，人们可以说，现在不正流行“超学科”、“反学科”么？事实上，“超学科”、“反学科”正立足于“学科”的基础上，是因为传统的学科固守凝固不变的学科边界，是因为学科边界本身就把错杂绵延的现实存在人为地作了划分，将存在于边缘地带、交接地带、边界之外的极其丰富多彩的现象忽略了，抛弃了，随着认识的深入，于是，突破学科边界，“超学科”，“反学科”，就成了学科发展的自然要求。但是，理论需要不断地积累，它自身就是一个过程，失去相对确定的对象，失去积累的过程，任何研究都无法深化。因此，学科发展就体现为：确定边界，突破边界，重立边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文艺学也同样，在新的境遇中，它应该超越传统的既成疆域，重新确定新的研究对象。
俄国形式主义关于“文学性”、“诗性”的见解或许可以提供启发。在形式主义理论视野中，“文学性”即文学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独特性，“诗性”即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独特性。那么，如果稍稍扩大它们的外延，是否就可以用来把握文艺学新的研究对象呢？文学性、诗性既存在于文学文本、诗歌文本之中，成为文本的决定性因素，又存在于文学、诗歌之外的其他文本，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成分存在。在文学艺术的独立性、自主性正在瓦解，文学艺术与非文学艺术的界限日益模糊的情况下，“文学性”、“诗性”乃至“艺术性”似乎仍然可以界定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也顺应了文艺学越过传统疆域，扩大视野的要求。
但是，以“文学性”、“诗性”，或者“艺术性”作为文艺学研究的立足点，其结果往往导致形式主义、技巧主义，使文学艺术成为少数训练有素的精英们的精神体操。文学性、诗性、艺术性身上太多贵族气，它们原本是在文学艺术贵族化的过程中提出的，离不开文化积累和修养，这也使它们成为划分文人学士与普通百姓的鸿沟。正是因为片面强调文学性、诗性、艺术性，才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获得“高雅”品格，脱离大众，走向贵族化。我认为，面对当前的现实境况，以“娱乐性”取代“文学性”、“诗性”、“艺术性”则更可行，也即文艺学应该以“娱乐性文本”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凡是包含娱乐性的文本，无论娱乐性居于主导地位，还是次要地位，均可成为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更确切地说，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先决条件是：必须以“文本”为其存在方式，在此基础上，以“娱乐性”来给“文本”划界。
以“娱乐性”划界，就如巴赫金所说的“贬低化”，它贬谪了传统文学艺术的贵族身份，剥去了它的神圣光环，显得“平民化”了。事实上，文学艺术原本就是作为“娱乐”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它不需要故作庄严，故作神圣，故弄玄虚。强调娱乐性，即强调文学艺术为大众所有，强调文学艺术活动的“民主化”，是让文学艺术回归它的原来面目，恢复它的民间姿态和平民身份。文学艺术原本素面朝天，它赤裸裸地令人快乐，令人愉悦，用不着附加其他条件。
于是，我们又遇到前面的问题，即“五四”传统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对文学艺术的娱乐化。创造社提倡“为艺术而艺术”，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两者都共同反对游戏人生的消遣文学，反对“以为文学只是供人娱乐的”文艺观②，主张文学是“严肃的工作”。
“五四”是思想启蒙的时代，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作为启蒙的工具，文学艺术自不例外，而且还是思想启蒙的利器。面对“载封建之道”或“消遣娱乐”的文学的历史惯性和汹汹之势，它不能不两面开战。其实，“消遣娱乐”与“思想启蒙”并不对立。正因为文学艺术具有消遣娱乐的特性，才被启蒙者们所看重，才被视为思想启蒙的利器。启蒙者们所反对的只是一味地“娱乐”而不“启蒙”，是因为思想启蒙的心太切，于是不能不把立论推向极端，把“娱乐”作为假想的敌人，同时，也与他们居高临下的贵族心态有关。
即使在今天，思想启蒙仍是十分迫切的任务，但是，文艺学却不能用它作为划界的依据。相反的，“娱乐性”则可以抓住文学艺术的特征，同时又有着宽容大度，它能够接纳并溶解种种别样内容，诸如思想启蒙、形上思考、形式创造、现实写真、情感宣泄、讽刺影射等等，甚至还不妨碍人们以批判为娱乐，以反思为娱乐，以创造为娱乐，以模仿为娱乐，以煽情为娱乐，以影射为娱乐……当今社会，人们承负着太多的竞争压力，谁也不愿意在繁重的劳作之余再承受一项额外的“工作”，在严峻的竞争之外再经历一番额外的“严肃”。文学阅读、艺术鉴赏就是为了放松，在娱乐中彻底地放松。“鉴赏”的本意也就是“娱乐”，只是康德硬塞进了“反思”，把“鉴赏”和一般娱乐相区分。③ 康德此举固然强化了审美鉴赏的精神之维，推动了审美发展，但是，又是以贬低乃至排斥普通大众的参与为代价的。在他区划“鉴赏判断”与“感官判断”的同时，也就对知识者的文学艺术活动与普通大众的文化参与作了区划，赋予前者以合法性和神圣性。这在事实上也就赋予了“鉴赏判断”以傲视芸芸众生的贵族品格，使它成为精神贵族们独自占有、独自享用的文化资本。强调“娱乐性”并非否定康德的“鉴赏判断”，而仍是把鉴赏判断视为文学艺术活动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只不过主张撤去康德设定的围栏，恢复到原有边界，甚至更为扩大，重新接纳普通大众的文化参与并使其合法化。
更深入一层看，思想启蒙、批判精神还与强调娱乐性密切相关。启蒙和批判所依据的理性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有着历史局限性。特别是理性成为权威，成为衡量一切的准则，成为高踞于感性生命之上、主宰感性生命的“主人”，理性就走向悖谬了。理性理应是感性生命的“公仆”，应以感性生命的当下存在和共同发展为出发点。只有这样，理性才能不断克服自身局限，成为启蒙和批判的真正有力的武器，才能走向未来。在《审美之维》中，马尔库塞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阐述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他反对在作品中直接表现反抗，因为这种反抗仍然内在于现存秩序中。它在现存天地的理性框架内蹦来蹦去，最后的命运不过是为其灭亡发出绝望的哀号。作品意义的现实化，就意味着想象将变得完全是功能性的，将成为工具理性的奴婢。他强调文学艺术的“异在性”，认为只有在审美的“异在世界”里，才能培植“新感性”：
新感性，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④
马尔库塞的观点有着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是，他正确地指出了人的感性生命是根本，强调了感性生命的优先性。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理性批判，都必须以感性生命为根基。惟有如此，理性才能不断超越自己的历史局限。强调娱乐性就是强调感性生命的重要性和优先性。正是在娱乐中，感性生命获得最充分的自由，它完全回到了自身，自然自在地展开了自身。娱乐即感性生命的本性。重视娱乐就是要求理性尊重感性生命，要求理性以感性生命为出发点和旨归。如此，理性和感性才能达成和解，理性自身才能臻于至善至明。
“娱乐性”之受人误解，在于“娱乐”常常跟金钱连在一起，它可以卖钱，而“文学性”、“诗性”、“批判性”则难以卖钱。所以，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娱乐”和各式商品，和金钱一起翩翩起舞，铺天盖地。“娱乐”本身似乎也沾上了铜臭。然而，这并非娱乐之罪，相反，它只能说明娱乐本为人人所需，说明娱乐的必不可少性。即便花费大把金钱，也得去买，不像其他可有可无的东西，锦上添花的东西。一旦人们不再为生存而劳作，不再被强制性地接受“教育”，一旦市场赋予买卖的自由，人们就自由地选择了娱乐。也正是这一点，提醒我们在强调娱乐性的同时，应该设法为娱乐洗去铜臭。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娱乐性与批判性的连接点。娱乐本身是健全的，但它仍然需要理性批判的小心呵护，需要理性批判为它设防，洗去铜臭，免遭商品化的过度侵蚀。因为商品化最终是要卖掉感性生命，扭曲、危害娱乐的。于是，娱乐性与批判性的关系、娱乐性与商品化的关系也就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文艺学的研究视野。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道尔诺指出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条件下娱乐的欺骗性。他们认为，娱乐被文化工业所设计，所生产，它本身就成为了“娱乐工业”，成为“商品类型”。它服务于同一个目标，服从于同一套虚假程式，即文化工业的总体性。商业就是它的意识形态。娱乐成了劳动的延伸。这种渗透着商业意识形态的娱乐工业，反过来又模塑着人，把人塑造成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娱乐所具有的欺骗性在于，娱乐给予人的快乐“意味着什么都不想，忘却一切忧伤。”
快乐也是一种逃避，但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而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观念。娱乐所承诺的自由，不过是摆脱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⑤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正确地阐明了商业意识形态对娱乐的扭曲、戕贼。其实，何止娱乐，商业意识形态对个人利益的重视和怂恿，使它具有巨大的穿透力，它悠然进入一切领域，不知不觉间把一切领域殖民化，哪怕世外“飞地”也不能幸免。人的一切活动领域，人的思想、语言，无不打上商业意识形态的印记。人的智慧，乃至人自身都被拍卖了。凡是不能卖钱的，将不能独立生存，它的消亡的命运已经注定，除非把自己转卖给权力，依靠施舍度日，而这又是一种更为可悲的出卖。在这样的境遇中，恰恰是娱乐，即使已受污染、扭曲的娱乐，还仍然保留着通向健全人性的通道。娱乐确实令人“什么都不想，忘记一切忧伤”，而同时也令人不想利益得失，忘记名声和金钱；娱乐确是一种“逃避”，而同时也逃避了权力纷争和商业竞争。正是在这里，保留着人性和感性生命的自然栖息地；也正是这里成为培植反抗商业意识形态的精神的策源地。
娱乐在“忘却”和“逃避”的过程中，为人的存在腾出了一片空地，让人性得以舒展，让欲望获得了正当的权力，这就为人反抗、批判商业意识形态提供了立足点和力量源泉。娱乐并不为人的发展规定路线，并不给人以任何承诺，它只给予人快乐，给予人自由，给予人的未来以不确定性和多样的可能性，这就是人的希望所在。“娱乐性”以极其简朴的方式对人的符号活动领域进行重组，为“娱乐”或“工作”做出划界，于是，文艺学就进入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天地。
随着领地扩大，文学摆脱了语言文字的单一存在方式，常常和影像及其他媒介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原有的研究方法难免捉襟见肘，而“符号学”方法则恰恰是研究、解读新文本的有效手段。“符号学”可以成为娱乐性文本的重要的，乃至核心的研究方法。但是，文艺学研究毕竟不应局限于文本本身，同时应该重视文本的创造和消费，这又决定着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譬如作为娱乐性文本，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商业意识形态的玷污，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也就无法逃避商业意识形态的污染；另一方面，文本的娱乐性又令人陶醉。娱乐的本性是乌托邦的，是与人的自由本性密切联系的，于是，娱乐的过程又培植着健全的人性，为人抵抗商业意识形态，以及抵抗种种钳制人的生命存在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基础。娱乐性文本的消费过程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多维度的相互作用，必须运用多种方法、多个视角加以审视、研究。
文艺学的“越界”，同时要求研究者评判的价值尺度做出调适，它应该更为宽松、宽容。除了精神维度的标准，除了审美标准，还应允许存在其他种种维度的衡量标准，避免简单划一。人的感性生命的丰富性、人的生存状态的多维性和文学艺术活动的多样性，都令我们不能用唯一的尺度去做强制性剪裁。价值尺度宽松、宽容又并非没有尺度，它同样存在一条底线、一个基本标准：健康，也即有益于人的当下生存和人类的共同发展。
注释：
① ［美］詹姆逊：《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② 西谛：《新文学观的建设》，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页。
③ ［意］克罗齐：《作为表现的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④ ［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页。
⑤ ［法］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