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与主体革命——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斯特论文,克里论文,主体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本理论是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一发展历史中，朱莉娅·克里斯特娃①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如罗兰·巴尔特所言，克里斯特娃确立了文本概念的定义。②克里斯特娃吸取了20世纪以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内部研究”的理论思路，将社会历史维度和主体要素重新植入作品的语言“编织”层面，确立了独立的文本概念。更重要的是，克里斯特娃综合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在文本理论之中楔入了一种具有革命性的主体维度。如其所说：“文本是一种可与政治革命相比的实践：文本发生在主体之内，革命发生在社会之中。”③
一、从“产品”到“生产”
克里斯特娃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思路中得到启发，试图将符号学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更彻底的批判性的理论研究模式来研究当时出现的“诗性语言”现象。这一研究模式，将文学研究的重心从文学“产品”转移到文本“生产”，即从作品的语言“肌质”(texture)层面转移到主体的意识活动轨迹。而这种具有彻底批判性的符号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文学“作品”，而是“文本”。
克里斯特娃指出，当前的符号学研究和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策略是类似的，符号学通过能指和所指等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符号现象，这与马克思通过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转换关系来透视经济或社会的思路是相似的，克里斯特娃将其称之为“古典的”的符号学研究路径。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入手研究社会发展，用“生产”代替了“超自然的创造力”。生产既是一种劳动过程，又体现了某种社会生产关系。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各种要素以某种逻辑形成一种组合系统。克里斯特娃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首次提出了将生产劳动视为界定一种符号系统的主要因素的问题系。”④马克思将生产视为一种意义结构，将生产放在产品的分配和交换、商品流通等社会生产关系中，“马克思的著作因此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是对交换和资本规律的研究。在这个空间里直到最后，劳动‘具体化’为一种在交换过程中占据一个特定位置的对象，然而这不过是从交换的角度进行研究”。⑤这种具体的对象就是商品的价值。克里斯特娃认为马克思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停留在交换价值上面，也就是说，停留在流通产品上——劳动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系统之内成为价值(劳动的单位)”。⑥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劳动总是以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形式出现。克里斯特娃认为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研究生产劳动是一种外部研究，只能研究流通过程中的价值表现形式，不能触及生产劳动自身的内部规律。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过程，是要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揭露资本主义对工人劳动的剥削。应该说，马克思绝不是要静态地研究劳动自身的内部构成，而且，抽象、孤立地研究劳动，正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这里，克里斯特娃提出应当对劳动自身进行研究，并不是要将劳动从社会生产关系中抽离出来进行抽象研究，而是要贯彻符号学自我批判的理论特性。这意味着，符号学研究不能容忍任何未经批判的概念和未经分析的结构形式出现，而是要深入到研究对象内部，暴露其内部矛盾和外部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她继而指出，马克思的思想中包含了另外一种思路，也就是说，当马克思在谈论使用价值的时候，认为使用价值是物质和劳动的结合，价值既包括物质性的生产资料，还包括一种人力的消耗。这样，“马克思勾勒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劳动不通过价值进行理解的另一场景，那就是说，不去探询商品流通的问题。在那一场景中，劳动还没有体现任何价值，没有意味任何东西，我们关注的是身体和消耗的关系”。⑦
克里斯特娃关心的是劳动进入交换关系之前的“另一场景”，即在价值凝结之前的劳动生产状况。这一场景因其难以公度(unmeasurable)而为研究者所忽视，只能放在交流和交换系统中通过价值流通或者货币符号流通进行研究，这一点也正是符号学研究面临的困境。符号学通过研究符号的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来阐释符号现象，但这样只能研究符号在流通中的表现形式，符号进入流通之前的意义构成没有得到说明，这种交流模式研究没有将符号学的研究思路贯彻到底。因此，“作为一种批判来阅读，马克思关于货币流通的文本是一种(交流的)话语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之一，这种话语仅仅能谈论可公度的交流，这种交流和一种仅仅被指出来的生产背景相对立存在”。⑧
克里斯特娃认为，应将符号学的思路向前延伸，将研究重心投向符号在转化为“公度”的抽象运动形式之前、在任何交流和交换之前存在的“不意味任何东西”(means nothing)、作为一种沉默的生产(silent production)的概念。这种研究思路力图探询在公度形式之下被压抑的、被排除的异质因素，暴露“劳动”自身的生产过程。弗洛伊德理论为这种思路的发展提供了启发。
弗洛伊德对梦的劳动⑨的阐释提供了新的视野。克里斯特娃认为，弗洛伊德通过对梦的活动机制的研究，揭示了意义生产在意义进入交流关系之前的活动过程：“弗洛伊德开启了将劳动视为一个不同于交换系统的特殊符号学系统的问题系：这种劳动存在于交流词语中但与交流词语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显现的层面上，它是象形文字，在更深层它是梦的思维(dream-thought)。‘梦的劳动’成为一个开启新的研究的理论概念，触及到了再现之前的生产，以及在思考(thought)前的思想活动(thinking)的发展”。⑩
梦不是交流关系中的话语，而是主体个人的潜层意识的表征。但是，梦也不是完全属于个人的隐秘领域，梦的劳动是对现实压抑的反馈，是与家庭和社会关系紧密联系的。这样的研究思路既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了交流层面之前，又处在交流活动的链条关系之中，对研究对象自身内部的生成机制进行了研究。
由此，克里斯特娃认为符号学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即是继续从交换的视点研究形式化的符号系统，还是向先在于意义产品的“另一场景”敞开。克里斯特娃显然赞同第二条路径，并继而提出要构建一种新的科学来对无法公度的“劳动”过程进行研究，将研究视野从“以生产为基础的交换”转变到“交换调节下的生产”。克里斯特娃指出，当前的自然科学比如量子力学的发展使我们可以处理无法观测到的客体，为建立新的符号学提供了启发，由此，符号学也可以发展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我强调，我不想建立一系列生产模式：马克思是这样做的，将自己限制在了商品流通的视角。我宁愿去观察处在产品(价值)之前的各种意义生产类型之间的差异。”(11)克里斯特娃将这种思路称为“生产符号学”(the semiotics of production)。
生产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是“劳动”进入交流关系之前的“另一场景”，如果说，马克思的劳动指的是社会生产劳动，弗洛伊德的“劳动”指的是主体意识的运动机制，那么，文学也是一种劳动(work)。克里斯特娃通过发展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将研究思路拓展到交流层面之前的“劳动”场景，这一思路落实在文学研究中，意味着将研究视野投向“作品”自身内部的意义建构过程，研究“作品”独立于外部交流关系的意义生产领域。这样的理论模式所研究的对象，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品结构，而是文本实践。
克里斯特娃将文本视为一种实践(practice)，她引用了索莱尔斯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必须将实践界定在‘文本’的层面，乃至从现在起，文本这个词关涉到一种写作不‘表示’而是处在排列(disposal)之中的功能。这是一个戏剧性的结构，其几何学位置不能再现出来，而是处在表演之中。”(12)
在这个意义上，克里斯特娃认为文本具有“生产性”(productivity)，这意味着：首先，文本理论所研究的领域，是文本进入意义交流空间之前的生产过程，这种过程不能通过一种可公度的象征物或者再现物的交换活动进行研究，而是要深入其自身的生产空间，探询进入交流关系之前的意义生产过程。其次，生产性是文本自身所具有的动力特征，而不是处在交换和交流的领域、需要借助其他的关系模型才能显现出来“产品”结构。第三，这种生产性其实就是借助弗洛伊德理论阐发出来的在定型的意义产品(比如文学、作品的概念)之外存在的“另一场景”的运动，这种场景尽管不处于交流和交换领域，但却不与交换领域隔离，而是受到交换领域的影响和调节。因此，研究文本生产性的符号学所要探究的，不再是文本“产品”的结构，而是文本凝结为“产品”之前的意义生产过程。文本理论不是要寻找到一个固定的意义中心，而是要暴露出文本意义的生产场域。
如此一来，一旦将研究视角从有形的“产品”转向似乎无迹可寻的“生产”，研究的落脚点就不再是作品的语言层面，而是转向语言活动的承担主体。可以说，在克里斯特娃那里，文本理论就是一种主体的理论。这种主体，是一种始终处在各种话语的交叉之中积极“对话”，并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不停刷新自我意识、具有革命性动力的主体。
二、从互文性到革命性
从符号学构想出发，克里斯特娃建构并发展了文本概念。在早期，克里斯特娃以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阐释为基础，提出了“互文性”的文本观。其后，随着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接受，克里斯特娃开始将研究的侧重转移到主体意识建构过程，探求一种以“说话主体”为承担者的“诗歌语言革命”。
克里斯特娃是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发展出互文性的文本概念的，她指出，巴赫金将“词语的位置”(the status of the world)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给了文学研究一个动态的维度：“‘文学词语’不是一个点，而是文本平面的交叉，是作者、接受者和当代或早期文化语境等多个写作的对话。”(13)词语不再是索绪尔意义上能指和所指构建的意义结构体，而是语言活动中几个要素发生对话关系的中介单位。在这里，克里斯特娃提出了著名的“互文性”概念：
然而，接受者仅仅是以话语的形式包括在一本书的推论空间里。因此，他和作者写作自己的文本时所联系的其他的话语、其他的书融为一体。这样，水平轴(主体——接受者)和垂直轴(文本和语境)重合，阐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任何一个词语(文本)都是一些词语(文本)的交汇，人们至少可以从中读出另外一个词语(文本)。在巴赫金的著作中，这两个轴被称作对话(dialogue)和双声(ambivalence)。但是，这种看上去似乎不够精确的说法恰恰是巴赫金带进文学理论的一个洞见：任何文本都是由引文镶嵌而成的。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另外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的概念。人们至少可以在双重意义上阅读诗性语言。(14)
克里斯特娃认为，对话包括写作主体、接受者和外部文本三个要素，“词语的位置”就在水平和垂直两个坐标上展开。“词语”不是平面的存在，而是两个维度交叉形成的立体空间，水平维度是写作主体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垂直维度则是文本中的词语和其他文本集合之间的关系。两个维度重合，构成了文本的互文性空间。也就是说，文本既包括不同的文本单元之间的互文关系，也包括主体心理层面上的对话关系。“为了描述词语内在的对话性，我们要转向写作的精神层面，写作是与自己或他人对话的踪迹，是作者对自身的疏离，是作者分裂为阐述主体(subject of enunciation)和言说主体(subject of utterance)的过程。”(15)基于此，克里斯特娃深入到主体写作的心理层面，对作家意识中潜藏的对话关系以及这种对话关系在文本层面实现的过程进行了勾勒，如下图所示：
叙述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对话活动，这里，“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被“我说，你听，故我们在”的对话关系取代。叙述不仅要实现能指和所指的对应，而且要植入叙述主体(S)和接受主体(A)的对话。接受者A处在双重的关系中：他要进入文本中，表现为能指形式，同时又代表着一个和写作主体对话的意义(所指)。这样，接受主体分裂为二元的A[,1]和A[,2]，两者结合，形成一个语言符码系统。写作主体要实现对话行为，也要进入文本空间，表现为一个符码，或一个匿名者。也就是说，文本中，写作主体只能以作为文本一部分的叙述主体的身份出现。而写作主体不完全处在文本的层面，他只意味着文本对话发生的可能性。写作主体要在文本中取得一个位置，化身为某个人物，与同样以符码形式出现的接受者对话。实现对话意味着写作者将心理层面的对话关系表现为语言符码的文本层面，作者化身为叙述者进入文本，即通过零点(zero)。这个零点是作者心理层面的对话关系和文本层面的表达符码的界限。作者通过零时刻意味着作者取得一个人物的身份(he或N)，这时候作者成为叙述者，文本显现出来。
在图表中，S左边是写作主体的心理动机的反映，右边是文本层面的反映。S在文本层面表现为叙述者(S[,r])和说话人(S[,d])。主体不是独断地表达个人思想，而是在心理层面上纳入了一个对话的他者(A)。决定文本产生的并不是作者自己，而是作者与接受者的对话关系。在对话关系中，写作主体和接受者要以文本符码的形式出现在文本中。可以说，在克里斯特娃的互文性概念中，文本由两个对话类型组成，即主体和接受者之间的对话关系，阐述主体和言说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前者是构成文本的潜在心理结构，后者则是文本层面上的体现。
克里斯特娃坚持在文本空间之内探讨写作行为，在她看来，主体对话只能发生在文本空间之中。无论是写作主体还是接受者，都只能进入文本中、在文本中取得“词语的位置”才能实现对话行为。写作主体以叙述者的身份进入文本，但写作主体不是居高临下地对接受者传达文本意义，而是将接受者作为一个独立的意识纳入文本之中，将接受者视为一个独立的文本纳入“互文性”空间：“我们可以将叙述(超出了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视为叙述主体和接受者——他者的对话。这个接受者，很显然就是阅读主体，代表了一个双重指向的实体：在和文本的关系中，他是能指。在叙述主体和他的关系中，他是一个所指。这个实体因此是一个二元项，两方互相交流，构成一个代码系统。”(16)也就是说，在文本层面上，作者和读者都只能通过“词语的位置”发生联系，作者和读者的主体对话关系转变为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写作主体以阐述主体的面目出现，接受者则以言说主体的面目出现：“在主体和他者、作者和读者的来往运动中，作者被构建为一个能指，文本成为两个话语的对话。”(17)在文本空间内只有不同的文本单元，没有超越于文本之外的权威。文本不是作者借用各种素材传达自己意图的工具，而是以不同的文本单位镶嵌而成的“互文性”单元。文本之内的各种文本单元不是依靠作者的意图粘合，而是通过文本之间的“互文性”逻辑生产出多元的意义空间。
这显然是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文本化。然而，巴赫金的对话主要指的是作者和文本中主人公的对话，不涉及接受者的维度。克里斯特娃将“对话”理论中的主人公意识文本化，再将作为文本单元的言说主体延伸到文本之外，与接受者的意识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延伸，克里斯特娃将作者和接受者的纵向关系和文本中的对话主体之间的横向关系编织成一个立体化的文本空间，既方便做文本内部的分析，又具有文本外部的主体维度和历史视野。
但是，克里斯特娃将接受者和言说主体视为文本内外的对应角色，是将问题简单化了。接受者和文本中的言说主体并不完全对应，言说主体仅仅是作者创作所预期的“理想读者”，并没有涉及现实的接受者。克里斯特娃的阐述，还是从作者创作的心理预设出发进行研究，并没有真正涉及读者接受的层面。作者不是以文本为中介对接受者(读者)说话，而仅仅是将不同来源的文本放置在文本空间之中，与文本进行对话。或者毋宁说，作者不是对读者说话，而是在对文本说话。作者通过“写作”阅读各种文本单元，和文本进行对话，镶嵌成互文性的文本空间。在这里，作者和其他文本的关系，不再是传统的“作品”研究模式中作者与创作素材的关系，而是进入文本，取得“词语的位置”，和其他文本单元处在同一层面。作者不再处在文本之外的超越位置掌控文本，而是同样进入文本的生产逻辑之中成为一个生产要素。
如同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小说中发现了狂欢化话语一样，克里斯特娃则分析了法国中世纪小说家安托万·德·拉萨雷的小说《圣特莱的小约翰》的生产机制，她指出，不同文本单元之间的“互文性”关系使得文本自身具有“生产性”(productivity)，文本的意义不是由作者决定，而是由文本各个单元之间的逻辑关系生产出来。作者并不是完全依据自己的意图安排各种文本素材，而只能以叙述者的身份进入文本，与其他文本单元进行对话。叙述者不是整个文本生产的掌控者，而只是文本生产的参与者，作者就像演员一样，将不同的文本单元展现出来。
以“对话的主体”为立足点，克里斯特娃初步建立了其文本理论。无论是从理论建构还是从批评实践来看，这一时期的文本观都明显带有巴赫金的痕迹。随着克里斯特娃理论思路的发展，尤其是在逐渐接受了精神分析理论之后，克里斯特娃将一种“说话主体”(speaking subject)的概念引入文本理论，从主体意识建构的角度研究文本的特性。克里斯特娃吸取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将主体意识建构过程分为“符号态”和“象征态”。“符号态”是语言形成之前、主体意识尚未分化的状态，类似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无意识和潜意识领域。由于语言尚未形成，语言所代表的规范和秩序不能作用于这个领域。另一方面，主体尚未分裂，自我意识没有形成，因此没有认识的主体存在，起作用的只有前意识领域的冲动。但缺少语言和认识的主体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的流动，在这一前语言、前意识的主体混沌状态中，仍然有意义在“表达”，只不过，这种“表达”不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此外，这种“前语言”领域的运动状态，尽管是混沌的模糊的，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受社会的影响。克里斯特娃并没有将“符号态”视为个体混乱无序的无意识领域，而是强调主体意识建构的不同阶段之间的辩证联系。
“符号态”是构成“意指过程”的深层、隐秘的心理空间，要进行意义交流和语言活动，“符号态”就要突破自己的封闭性，进行“定位”。“定位”是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克里斯特娃将这一阶段称之为“设定阶段”。主体意识分裂并在新的参照空间中重新确立，主客体分离形成对立，这样，主体从“符号态”进入了“象征态”，主体意识从混沌的自我圆满状态分裂，进入他者镜像的参照空间之中。由于这种参照不是确实的所指，而是众多能指构成的象征性存在，这样，主体建构自我的过程，就是主体进入语言以及语言所代表的现实秩序的过程。由于象征界代表了主体对理想自我的想象，符号态就将自身运动的方向投向了象征界。这一主体意识结构表现在语言结构系统中，就意味着“象征界”充当了“符号态”的能指。这样，符号态/象征态的主体意识结构与能指/所指的语言系统之间的同构关系，将主体意识与语言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18)
这样一来，文本不再是主体和文本之间的对话，而是“说话主体”的意识结构的刷新与重构。文本是在主体刷新与他者的镜像关系、重构自我意识结构的辩证矛盾中生产出来的。文本生产就是主体逃脱他者镜像、言说自我的“说话”行为。
首先，“说话主体”通过文本所“说”的是主体的异质性。所谓“异质性”，指的是语言结构还没有楔入主体意识的符号态领域：“这种‘异质性’在婴儿第一次言语模仿中表现为节奏和语调，在婴儿表达出第一个音位、语素、词位和句子之前就存在了……异质性指意分配不是意义分配或意指过程：没有记号，没有谓语判断，没有所指客体因而也就没有超验自我的操作意识。”(19)这种“异质性”是主体自我意识形成之前、未曾分化出客体的圆满自足状态，这时的主体没有语言功能和理性意识，而是处在本能冲动的支配之下。一旦主体分化，意识结构建立起来，这种“异质性”便被规训到象征界的结构之内。但“异质性”并不会完全随着语言结构和主客体关系的置入而消失，而是不停冲击象征界重构自我意识。由于异质性潜能不停地刷新自我与象征界的关系，主体是一个未定的“过程中的主体”(subject－in－process)，文本正是“过程中的主体”的意识活动。“未定的和质疑的诗性语言主体(对他来说词语永远不只是符号)通过重新激活被压抑的本能的、物质性的要素来维持自身”。(20)这种“本能的、物质性的”要素也就是主体无意识领域的原始冲动，“过程中的主体”的活动过程就是主体逃避象征界的规约，借助符号态冲动解放自我、获得愉悦的过程。因此，文本不再是主体通过语言结构表现创作意图，而是通过文本实践颠覆语言结构，释放“异质性”动力。
其次，“说话”不是对他人言说，而是主体自我意识的更新。语言活动不是自言自语，而是以向他人传达有效信息、实现交流为目的。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更是主张打破主体的独断，实现主体间的良性沟通。在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的早期，文本间的对话关系是文本生产的内在动力。然而，在“异质性”的“说话”活动中，主体不再指向与他者的交流活动，而是以实现自我更新为目的，文本活动中的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文本的承担主体是一种处于生成过程中的主体，这是与一种“统一的主体”相对立的。在精神分析学那里，“统一的主体”意味着一种缺失：“它产生于一种缺失，并由这种缺失所决定，它对由换喻式欲望所代表的不可能的事物进行一种未得到满足的追求。这个主体，我们将称之为‘统一的主体’，在一(One)的律法之下，结果证明是父名。”(21)“统一的主体”是自我接受社会审查而分化出来，这一分化脱离了符号态的完满自足，认同象征秩序，将能指与所指对应的语言结构置入自身。主体和其他主体之间，建立起一种规范的、安全的交流模式。语法、句法等一系列语言规范为这种交流和沟通提供了前提，主体所做的，就是以语言为工具传达理性的认知，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这种交流活动的重点在于运用语言规范对语言现象进行阐释，以消除谬误，达成共识。
但“过程中的主体”具有一种否定性。符号态冲动促使主体质疑、冲击象征结构和规范，寻求自我解放。“过程中的主体”冲击镜像结构、质疑语言结构之中的交流模式：“在实体化、不透明的语言学范畴和结构背后，有另一场景在运作，在那里，被限制在与他者交流的空间之中的主体开始否定交流，构建另一种装置。”克里斯特娃强调：“这种新的‘语言’否定了先前所谓的‘自然语言’，不再是交流性的。我将其称之为转换性的，甚至是死亡的语言——对‘我’还是‘他者’都是如此。”(22)这里所“转换”的，是主体意识结构、语言结构，“转换”意味着摆脱对他人镜像的依赖，寻回自我愉悦。文本的主体不再以与他者交流为目的，而是以释放自我潜能冲动为旨归：“写作将会是对冲动的(最典型的冲动是死亡冲动)移位、简化、释放、集中在象征秩序之中的辩证法的记录，冲动操作、构成能指，但也超越能指。”(23)
通过楔入“说话主体”，克里斯特娃将“对话”的交流模式发展成为“说话”的文本革命。在以“对话”为基础的互文性关系中，文本生产是主体通过文本实现的交流活动，在那里，主体通过阅读文本来倾听他者，与他者对话。然而，由于精神分析主体观的引入，他者不再是倾听、对话的对象，而是压抑主体冲动的镜像结构。“说话”是主体自我意识与他者镜像之间辩证矛盾关系的体现，“说话主体”通过文本生产所“说”出的是符号态的“异质性”，以此来否定统一主体，实现主体意识结构的革命性刷新。
三、反抗的主体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克里斯特娃通过将主体“异质性”置入语言结构构建了其“文本”的概念，改变了之前“内部研究”的封闭性，为文学研究打开了复杂、多元的意义空间。克里斯特娃所说的“革命”，就是指主体意识保持永不停息的动力，保持自我意识的敞开，反对僵化的现实秩序的规约，从而达到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反抗。可见，克里斯特娃所说的文本实践，就是主体意识的革命，是主体实现自我反抗的方式。
在克里斯特娃称之为“符号态”的混沌领域，主体尚未分化出来，主体、语言、意义、文本等问题共处于一个“容器”(chora)中。这样的总体视野，不仅使克里斯特娃突破了静态的语言学模式，而且还为主体反抗保留了一块基地。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意义上去理解。
首先，既然语言系统及其代表的现实秩序领域不是意指过程的唯一领域，而且语言系统植入主体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先验的程序，那么，语言系统就不是主体绝对无法脱逃的固定结构，而是可以不断对其进行调整、重构。这种动态视野的获得，无疑为主体保留了一份反抗的可能性。如果说拉康的精神分析主体观容易使人们对人的精神世界有一种悲观的看法的话，那么，克里斯特娃正是在拉康止步的地方推进，寻找到了反抗的途径。
其次，克里斯特娃所设定的“符号态”，是一个未曾因语言系统及其象征的社会规范压抑而完全屈服、消失的动力基地。由于“符号态”的存在，主体意识获得了更新的动力乃至革命的力量，这就为主体寻求自由和反抗预留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这一空间构建了克里斯特娃的生产文本概念。生产文本是语言结构形成之前的符号态意识流动的表征，这等于是将原本二元的、异质性的主体意识和作为语言“肌质”的文本两个领域统一起来，将文本空间立体化，将主体意识文本化。因此可以说，克里斯特娃那里，文本问题，就是主体问题，研究文本问题就是关注主体反抗和革命问题。
第三，克里斯特娃所论述的主体不是“原子”式的个体，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的孤立的个人主体，而是处在与他者参照关系之下的动态自我。他者形象与语言系统都意味着社会空间的引入，文本所作用的领域就不仅仅是个人意识。不妨说，克里斯特娃勾勒出了一个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历史、自我意识与语言系统之间关系的动力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自我意识、他人、社会历史、语言秩序都时刻处在动态的“互文性”的关系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有论者指出的：“社会历史文本是文本意指实践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互文性意指实践由于言说主体的存在以及其对社会历史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完全可以在文本整体中成为一个能动的社会变革的解放力量”。(24)
寻求主体自由和反抗，是贯穿克里斯特娃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基本立场，如她所说：“各种真理，包括科学真理，也许都是幻觉，但是它们的前面尚有未来。与各种确定性和信仰相反，不断的反抗乃是对自我、对一切事物和虚无的质疑。”(25)文本理论就是克里斯特娃寻求“反抗”的理论尝试。克里斯特娃将一种永不停息地重构自我的能动性“主体”楔入文本概念。这种主体催生出溢出语言结构、具有“异质性”的文本单元，颠覆语言秩序，冲击意识形态结构的规约，从而实现文本的革命。因此可以说，文本所启动的意指过程是主体意识被压抑、躁动、突破，继而刷新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克里斯特娃“突出了‘语言学转向’中的人文精神维度，改变了结构主义令人绝望的、无主体的、无历史的凝固与沉闷氛围，也避免了后结构主义兴起以来知识界所笼罩的相对主义的涣散焦虑症及其中所充斥的政治立场失语状与历史方向迷惘感，提出了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政治伦理议程”。(26)
注释：
①Julia Kristeva，国内译法不一，如译为克里斯蒂娃、克里斯特娃、克里斯托娃等。根据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法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当译为朱莉娅·克里斯特瓦，笔者在此前所作的文章中就采用了这种译法。但克里斯特娃原籍是保加利亚，在保加利亚语言中，她的姓氏是带有女性标志的。因此，将其名字译为朱莉娅·克里斯特娃更合适。这一问题承蒙北京大学中文系车槿山教授指教。
②罗兰·巴尔特在为法国大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文本理论”的词条中称：“文本的定义是朱莉娅·克里斯特娃出于认识论的目的而阐明的。”Roland Barthes,Theory of the Text,Untying the Text: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edited by Robert Young,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81,p.36。
③Julia Kristeva,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trans.Margaret Wall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17。
④⑤⑥⑦⑧⑩(11)(12)(13)(14)(15)(16)(17)The Kristeva Reader,Toril Moi(ed.),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86:81,81,81,82,82,83-84,85,86,36,37,44,45,45。
⑨The Kristeva Reader,p.83。“dream－work”，法语原文为“travail du 
”，克里斯特娃在这里强调的是马克思“生产劳动”的概念和弗洛伊德“另一场景”的联系，因此这里将“work”(travail)直译为“劳动”。
(18)关于克里斯特娃阐述“符号态”与“象征态”之间辩证关系的详细思路，可参见董学文、崔柯《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理论》，《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9)(20)Julia Kristeva,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Leon S.Roudiez(e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133,136。
(21)克里斯特娃著、陈永国译《过程中的主体》，载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第12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23)Julia Kristeva,How does one speak to literature?,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Leon S.Roudiez(e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102。
(24)刘文《异质性：克里斯蒂娃的符号系统和言说主体》，《哲学动态》2005年第7期。
(25)克里斯特娃著、黄晞耘译《反抗的未来》前言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6)周可可、刘怀玉《从诗学革命到女性政治——西方学界关于克里斯蒂娃思想研究评述》，《哲学动态》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