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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需要新的高增长行业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保持如此长时间的快速增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工业化进程的国际经验是吻合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有一个加速期，或者说“起飞”阶段，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结构全面而迅速的转换。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的快速增长，也是以结构转换为背景的，具体表现为在不同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与一组高增长行业直接相关。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起带动作用的高增长行业主要是轻工、纺织等行业。经过80年代末的调整后，从1992年开始，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其间的高增长行业主要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新一代家电产品和房地产等。现在回过头看，尽管这些高增长行业存在着不少问题，包括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如通货膨胀、泡沫过多等，但至少有两条成功经验：一是对应和拉动了当时最为广泛和迫切的消费需求，从而形成了旺盛的市场需求条件；二是行业进入门槛较低，市场开放度较高，促进了多种类型的经济成分进入和竞争，相关生产要素得到利用，在不少行业呈现出积极竞争的格局。
1998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但作为一个内需为主的大国来说，问题主要还是在国内。对经济增长趋缓的原因，已有诸多解释。从产业变动和宏观经济的关系角度，可以理解为90年代初崛起的高增长行业到90年代后期作用力显著下降，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寻求和推动一组新的高增长行业。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经济理论、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都显示，出现一组新的带动力强、持续时间较长的高增长行业是完全可能的。我国目前仍未摆脱二元经济的特征，农村和城市处在差距较大的收入和消费层次。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依赖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而非农产业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则主要依赖于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及其带动的产业结构升级。目前，大多数城市居民已经基本解决了吃、穿和部分用的问题，正在向提高住、行、通讯和其他方面生活质量的层次过渡，与这种消费结构变动相对应的住宅、汽车、机械、电子通讯、建材、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为生产和生活提供支持和服务业，都合乎逻辑地可以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期的高增长行业。
然而，实际情况是上述行业中的多数并未达到应当具有的高增长状态。与前些年的高增长行业相比，上述行业在市场需求和产业进入上存在着更多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例如，福利分房制度已被初步打破，但货币化分配、二级市场的开放和培育、相关金融服务，在不少地方包括一些特大型、大型城市依然步履维艰（当然，有些城市进展较快，这也正是近年来住宅产业增速加快的基础）；抑制性的消费政策和严格的产业进入政策，使我国的大多数汽车产品价格长时间内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汽车产业的消费和生产无法进入良性循环；基础设施建设过多地依赖于政府财政资金和行政性资源分配，市场化投融资体制和机制的作用严重不足；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和资金缺口，使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趋于谨慎和保守，等等。
需要引起重视和分析的是，目前潜在的高增长行业所面临的需求和供给障碍，是以前的高增长行业所少有或没有的。最显然的一种情况是，住宅、汽车等新的高增长行业的市场需求的形成，一方面要求传统的福利分配体制向货币供给体制的转轨，另一方面，这些需求是特殊的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当期的货币支付往往要让位于提供分期付款的金融服务，而后者及其他相似的服务属于市场发育和制度建设的范畴。这些情况在以前的高增长行业需求形成中并不具有特征性。特定的需求和供给障碍的存在，使那些原本很有希望高增长的行业或领域的潜力无法得到充分释放，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行业的带动力不足、非农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受阻而放慢、城市就业压力加大、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速度迟缓而导致收入增速下降的状态，宏观上则表现为内需不足，增长率在较低水平上徘徊。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内需不足，可以表达为“体制性需求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消费和投资预期降低，已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有所加剧，并且出现了某些新的矛盾。最紧迫的是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必须把农民、农业和农村这几个问题区分开来。作为一个大国，农业的重要性什么时候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提高农民收入，主要出路在农业之外，在于通过国民经济全局的良性循环而为农民提供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的机会。其次，城市就业压力加大，城乡劳动力之间的就业摩擦和冲突增多，下岗和失业人数的上升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再次，投资预期下降，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企业“融资难”，不可否认有金融体制不顺的影响，更多地则是由于在投资回报预期降低的背景下“找好项目难”。
内需不足、经济增速减缓所导致的问题和困难是多方面的，而且具有循环累积的性质。不解决经济增长动力问题，不将高增长行业的潜力充分发掘出来，经济和社会中的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将无法得到根本性缓解。
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发生有中长期意义的结构性变化
针对内需不足的状况，国家采取了以发行和使用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事实证明，如果不实行这一政策，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率难以保持在7％以上。另一方面，国家在国有企业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升级等方面出台了多方面的政策措施。如果说前一方面的政策主要着眼于经济增长过程的稳定，后一方面的政策则更多地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上发挥作用。
在肯定积极财政政策重要作用的同时，正如人们已经指出的，这一政策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问题在于，当这一政策逐步“淡出”后，如何弥补留下的增长缺口？能够寄予希望的，还是出现一组新的高增长行业。较为理想的状态是，国债资金的拉动作用逐步由新的高增长行业的拉动作用所替代。
令人鼓舞的是，这种替代关系已经出现。一方面，国债资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弱。近几年内，每年新增GDP的总量不断增大，但国债资金基本维持原有规模，说明GDP 增长对国债投入的依赖度下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的分析，今年上半年，与国债相关性较大的预算内投资资金增长51.8％，但只占到（不包括集体和个人的投资部分）资金增量的7.9％。其次， 与国债投资联系很少的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上半年分别增长15.8％和19.4％，增幅比一季度分别提高3.2个和10.3个百分点。第三， 与国债投资联系很少的房地产投资上半年同比增长32.9％，增幅提高4.7个百分点， 在全部投资增量中的比重已达到32.1％。第四，分地区看，对国债投资依赖度较低的东部地区上半年投资增长22.9％，增幅比西部地区高出2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若干个新的高增长行业正在形成，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中国产业增长景气指数”研究成果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机械、建材、医药、电力、煤炭等行业表现出显著的景气上升态势，房地产、电子、邮电通信等行业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最突出的是汽车行业，产销快速增长，市场空前活跃，1－7月，汽车生产178.42万辆，同比增长32.08％，汽车销售180.46万辆，同比增长31.23％；其中轿车累计生产53.72万辆，同比增长40.82％，销售54.34万辆，同比增长40.13％。 汽车产业正在成为对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力最强的产业之一。房地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今年上半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622.6亿元，住房二级市场也日趋活跃，有些地方存量住房成交面积超过同期商品房销售面积。值得注意的还有煤炭、电力行业，其景气指数处在较高水平，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增长正处在上升状态。
今年上半年全国GDP增长7.8％，呈现出良好势头。在关注总量变化的同时，应当更多地关注新的高增长行业拉动力量的加强，关注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变化，因为后者对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有着实质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