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代春晖校园文化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晖论文,二三论文,校园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发表刘克蔚先生《〈雷雨〉首演春晖中学始末》一文，详细叙述了春晖中学首演《雷雨》的经过。刘文考证翔实，读来令人信服。
以我们现有的经验来看，《雷雨》的排演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在剧本发表不出一年时间的乡村中学里，靠着学生们自己的领会和劳动，在上课的间隙里来排演，那就更不是一件容易事。然而演出终究成功了，师生评议普遍较好。（注：景金成：《忆〈雷雨〉在春晖中学处女演》手稿复印件，现存春晖中学校史陈列室。）之所以出现这种近乎奇迹的事实，笔者以为这和当时春晖的校园文化建设很有关系，或者再明确点说，《雷雨》首演的成功实在是当时春晖校园文化建设孕育而成的一朵奇葩。这朵奇葩潜指着春晖校园文化建设内容之丰富，格局之弘大，气势之非凡。有鉴于此，本文愿对二、三十年代春晖中学校园文化建设作一初步探索，并希望这种对往昔名校风云的探索能对我们当下正大力提倡的素质教育有些借鉴意义。
一
一所历史悠久且元气淋漓的学校在其长期的办学过程中总能积淀下一些经验，让后来者欣喜不已，受益无穷。春晖正是这样一所学校。现在，当我们翻动她的校志，打开那些历经劫难然而有幸得以保存下来的师生创办的各种期刊，我们发觉，这里保存与揭示的，不仅仅是一般的教学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是教育和文化的汇流，吞吐着勃勃生气。
从现存资料来看，春晖中学是因其主要创办人不满于当时教育界普遍存在着的积弊而诞育的，故其于创校初期，便确立了改革教育界积弊的雄心。经亨颐先生在春晖中学的开校典礼上就曾坦言：“近来奔走南北，有一种感触，觉得官立国立的学校，现在实在不能算好。”（注：陈星：《教改先锋—白马湖作家群》，台湾幼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紧接着发挥经先生的意思并从正面对春晖提出希望与要求的是夏丐尊先生，他在《春晖的使命》一文中指出：“当现在首都及别省官立学校穷得关门，本省官立学校有的为了竞位置，风潮迭起，丑秽得不可向迩的时候，竖了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不是你所应该做的事吗？”（注：陈星：《教改先锋—白马湖作家群》，台湾幼狮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正是在这种初衷下，春晖中学从其建校一开始便确立了教育要“一洗从来之积弊”、“适应新潮流”、“与时俱进”等思想，并在其整个的教学活动中始终实行“实事求是”和“勤劳朴实”的教育、训育方针，贯彻“反对旧势力，建立新学风”的办学宗旨，自订学则，在管理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作了不少改革。
在这种“与时俱进”的开放心态下，春晖的教师如夏丐尊、丰子恺、朱自清、刘薰宇、刘叔琴、朱光潜等诸位先生都调动了最大的办学积极性，从而为春晖中学开展一系列极具魅力的校园文化活动奠定了思想与人才基础。如刘叔琴在《一年来的课外讲演》一文中开篇就说：“本校同人，都认（为）授课只是教育方法的一种，欲竞教育的全功，非兼向别方面努力不可。”（注：见《春晖》半月刊合订本第51页，现存春晖中学校史陈列室。）同样的意思，丰子恺先生也以漫画的形式作了表述。在《教育》这副漫画中，丰先生讽刺、抨击了模式化的教育方式，画面上一个作坊工人正用模子翻印许多神貌均同的泥人。在这幅漫画刊出以后，叶圣陶先生即提醒教育界：“是不是还有人在认真地做这个工匠那样的工作呢？”（注：陈星：《教改先锋—白马湖作家群》，台湾幼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在另一幅题为《某种教师》的漫画中，丰先生以留声机取代教师原本应该充满智慧与活力的头颅，其创作用意至为明显。因此，无论是校方，还是广大教师，春晖所要倡导的当是一种多样化的教育手段，反对教学的单一化和程式化：亦即是要反对那种既无生气、又无活力的教学方式。二、三十年代春晖中学诸种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包括《雷雨》的首演，正是以这些思想与激情为依托的，它启人思考，拓人视野。
从现象的层面归纳，二、三十年代春晖中学的校园文化活动大致可以分成四类，它们之间互为依托，互为促进，从不同侧面勾勒了春晖中学的校园文化建设。
（一）重视课外阅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学生知识的积累，其判断、分析、思考问题等诸种能力的形成，乃至其学识品性的形成，除教师课堂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而外，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靠学生自己的课外阅读，这种阅读能力把学生引入到种种前所未有的境界，从而起到既积累知识和开拓视野、又引导其思考社会人生诸种问题的效果。对于这一点，春晖师生深有体认并积极付诸实践。据春晖中学30年代学生景金成先生回忆，在他进春晖中学预科部学习的时候，老师们就经常这样教导他们：“课堂教育，能获得的知识是有限的，主要是起到了引导的作用，多看课外书才能获得渊博的知识，成为有用人才”（注：景金成：《忆〈雷雨〉在春晖中学处女演》手稿复印件，现存春晖中学校史陈列室。）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他们的语文老师还为学生们组织了一个课外读书组织：我们的第四餐社。此意是指人除了一日三餐以外，还要吃第四餐——看课外书。因为春晖地处乡间，所以第四餐社还专门成立了为同学买书的邮购组，直接和上海等地的出版社、书店相联系，这样，中国文化中心的最新出版物、最新思想都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这群山环绕的白马湖畔。1992年景先生回忆当时所读作品的书目是：鲁迅、茅盾、巴金的部分著作、托尔斯泰的《复活》、高尔基作的《母亲》、曹靖华译的《铁流》、辛克莱的《屠场》、《石灰王》等。此外，白马湖图书馆馆藏的图书还为他们提供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及马克思、列宁等人的传记，一些期刊如《新青年》、《向导》、《文学季刊》等也是开架阅览室的必备杂志。就在这些著作与杂志的影响下，春晖学生不但有了比较宽广的知识视野，而且还具备了相当的学识鉴别能力（《雷雨》剧本的发现及其演出的成功，正从侧面说明了学生的鉴别能力、组织能力及舞台表演能力）。学生们还从《新青年》等杂志中能时刻感悟到时代精神，从而激发了他们内心固有的激情与朝气。这种知识面、学识修养及充满激情的社会责任感正组成了春晖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春晖其他校园文化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二）定期的课外讲座。在鼓励学生阅读各种课外作品的同时，春晖的教师还通过定期的课外讲座这一形式，引导学生向更深、更广处求索。据校史记载，这种定期的课外讲座主要在晚上举行（春晖的课外讲座从建校起就形成了一种风气，这些讲座先是每周六晚上举行，后来因废止星期休假，将“星期六晚上的课外讲话改为一月三次，逢五日晚举行”，并美其名曰：“五夜讲话”），内容主要是两部分：介绍各种自然、社会科学知识与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我们从现存的“五夜讲话”的题目中约略可以重温当时春晖校园浓浓的文化氛围与老师们的意气之所在。如《怎样过寒假》、《本校的选修课》、《读书法》是解释校政指导读书的；《艺术》、《斐德文与其月光曲》、《远近法》等是讲述艺术知识的；《欧洲思想史上的两大潮流》、《科学》、《人人必需的科学知识》等是普及科学知识的。所有这些讲座配以学识广博的主讲人如夏丐尊、丰子恺、刘薰宇、朱自清、朱光潜诸先生，使这次活动显得气度非凡，同时也使春晖学生受益无穷，因为它们能起到一种点拨迷津、开拓视野、指点前途的作用。课外讲座与春晖学生勤读课外著作的风气相结合，更是相得益彰，蕴蓄了学生们的底气。
（三）创办各种期刊，为介绍各种新知、发表师生员工的思想成果提供坚实的阵地。春晖地处群山环抱的乡间，各种信息来源十分不便，有鉴于此，出版主任夏丐尊先生在谈到创办《春晖》半月刊时这样说：“本校避处山乡，所能与大家通声气者，几乎大半要靠出版物了。”（注：见《春晖》半月刊合订本第52页，现存春晖中学校史陈列室。）因此，创办刊物在春晖师生中极具意义。计二、三十年代，春晖中学先后创办了《春晖》、《春晖的学生》、《白马嘶》等多种期刊。这些期刊在开拓学生视野、介绍新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既弥补了课堂教育知识面窄的不足，更为师生们在刊物上尽情探讨各自所持的教育方针提供了条件，诸如《我所希望于春晖中学的》、《我眼中的理想教师》等话题在刊物中时有出现。现在我们以《春晖》半月刊为例，来看看春晖杂志的大体面貌。这份由夏丐尊先生主持、丰子恺先生策划美编、经亨颐、朱自清、朱光潜、刘薰宇、刘叔琴等为主要撰稿人的刊物，共设有7个固定栏目，分别为：由仰山楼（主要发表本校教职员工的意见议论等，夏丐尊先生的《叫学生在课外读些什么书》、《学说思想与阶级》、经亨颐先生的《人生对待的关系》、《勖白马湖生涯的春晖学生》、刘薰宇的《学潮评议》等文章均发表于此）、曲院文艺（主要发表本校学生的作品，后来大概是学生们不满足于这一专栏，于1924年又创办了月刊《春晖的学生》，设评论、文艺、读书录、记载四个栏目，进而于1925年创办了学生的刊物《白马嘶》），他山之石（主要发表外来宾客的讲演稿，蔡元培、吴稚晖等先生的讲稿都曾在此排印）、五夜讲话（春晖的教职工所有的课外讲演稿均发表于此）、白马读书录（主要发表教职员工、学生的读书札记，借此机会，《春晖》向全校师生介绍了文学音乐、绘画、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和专著，如夏丐尊先生著名的《〈爱的教育〉与作者》便发表于此）、课余（是学校教职员工、学生所作的随笔、杂感等）、半月来的本校（发表学校半月来的校闻）。从这些栏目设置中，我们可以发觉，春晖的刊物除了具有上述介绍新知、锻炼能力的功用外，还具有巩固教师课外讲座的知识成果、巩固师生课外阅读成果的作用，是春晖师生勤阅读、常讲座这两类措施以外的又一重要措施。此外，一份意气风发的刊物在推动、酝酿校园文化氛围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学生们经常处于这种氛围的薰陶，其效果和缺乏这一氛围薰陶的效果当是大相径庭的。
（四）举办园艺会。一年一度的园艺会是检阅春晖中学学生综合能力的一次盛会。据参与《雷雨》首演的景金成先生回忆，当时春晖中学十分重视各项课外活动的开展，其中印象特别深的是各年级经常开展各种游艺活动：每学期必举行一次全校的游艺会，秋季始业的学期必在春晖校庆日——12月2日举行，节目主要是演话剧。演出过程中，同学们自己选定演出剧目有时甚或自编剧目，自导自演，极尽意气。演出结束后，师生往往还要举办一次总结经验性质的茶话会。据资料所载，在当时春晖的游艺会上，同学们曾演出过易卜生的《娜拉》、洪深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曹禺的《雷雨》等剧。在抗战前夕，同学们还曾上演大型话剧《山河泪》，并到军营驻地演出。应该说，一学期一次的游艺活动在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
从二、三十年代意气风发的春晖校园出发反观我们当前的学校教育，则显得格局狭窄，生气偏乏。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例如整体文化氛围之不同、师资水平之优劣、办学体制之互异等等，但在笔者看来，较为关键的因素在于社会、家庭和学校对于学生成才模式的不同认识，简单地说，即是重学生的分数还是重学生的素质。我们都知道，应试教育曾是中国一长段时间里的主要方向，近年来，尽管我们已经提出素质教育的口号，但在很多地区很多学校，于此只见理论探讨，少有实际行动。然而在没有明确提出教育口号的二、三十年代的春晖校园，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实已为我们所要开展的素质教育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至少，它能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应该怎样开展素质教育？
对照今昔，结合现实，我们从春晖校园文化建设中得到的第一个启示是要转变我们的教育观念。这里所谓的教育观念首先是在育人目标层面上的。教育为了什么？从理论上讲，大家都很清楚，是为了育人，是为了把我们的学生锻炼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但由于受到现实条件的种种限制，尤其是入学的限制，这些理论上很清楚的命题在实际操作中却显得含糊不清：在很大程度上，教育育人的目标已被升学的目标所掩盖。由此，在中学阶段，我们的教育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家长、老师反对乃至不准学生看课外书的现象！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现象，要改变这种怪象，关键还是要把我们的教育目的从应试的层面转化到育人的层面。近来，教育界提出的实施素质教育的呼号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的。但由于“应试教育”的积弊太深，使一些人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简单地认为只要开足几节音乐课、美术课就算是素质教育了，认为只要让小孩练练钢琴、学学书法就是给孩子创造了进行素质教育的机会了。基于此，我这里所提的转变教育观念的第二层面意思是指素质教育并非只是技术技能教育，也并非只是知识教育，它是一种兼含前几个方面及人格教育、思想教育等诸种因素在内的综合教育。这种综合教育以培养人的关怀能力、思考问题及辨析问题的能力为主要目标。具体点说，这种目标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要使学生具有广博的知识，具备相当的人文修养，从而使其能理解人生的意义及目的；二是要培植一种积极进取、社会责任感强、能容纳新生事物及不同观点的晶质；三是要学生在考虑具体问题时能有长远的和整体的视野，不因眼前的、个人的利益而短视和近视，亦即是使学生能具有较开阔的视野。只有认识到这些，我们才能在教育过程中，时时以育人为根本目标，我们的教育事业在内容上就能更为丰富多采，在格局上就能显得沉厚而大气。
春晖校园文化建设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在育人工作中，要注意校园文化环境的营造。环境之于人的意义，一在为人们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二则给予人在气质上的薰陶，对学丐校来说，后一意义也许更为重要。在良好的文化环境下，学生能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一种形而上的气质、气度，这对学生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意义颇大。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老牌和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其素质要高于一般新建的高校毕业生的缘由。多年的文化积累使这些学校本身就具有一种气度，它能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益无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以为，一般中学也好，大学也罢，努力营造一种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更能直接作用于学生。当然，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说物质基础的不需要，只是说，若是我们的办学者孜孜以求的只是物质环境的改进，则其教育未免有“缘木求鱼”之嫌。
春晖校园文化建设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是要注重师资队伍建设。教师自身的视野、气质和水平如何，直接影响到学生素质的高低。这里，对中学教师的要求，我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提：一是在技术层面上，指能否采用多样化的教育手段来教学，包括日常授课过程中能否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从而使学生在愉悦中接受知识；能否采用现代化的设施来帮助自己改进教学；能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来开展一些校园文化活动如办报、办刊、编剧、演剧乃至举办音乐会等。所有这些方面，一个总的要求是教师自身应具有比较渊博的知识。第二个层面是形而上的，即要求教师自身具有强大的人格感化力量，这种人格感化力量源于教师自身出自心田的思想认识、价值取向，体现于教师真诚的日常行为、言行一致。在接近世纪末的今天，我们重提教师的人格力量，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有点背时，但要锻铸学生健全的人格，则教师人格的感化力量绝不可少。二、三十年代春晖校园之所以活泼如斯、风发如斯，与有那么一批人格湛然且学贯中西的名师硕儒的存在和努力是分不开的。从学生方面来讲，他们能够相信自己的老师所做的一切是真诚而正确的；从老师方面来讲，则一旦在教学过程中出现问题，他们会深深自责并检讨得失。《春晖》第82期曾刊发了夏丐尊先生的《近事杂感》和刘薰宇先生的《解决一件偶发事项的经过》两文，讲的都是一件事：学校在一次例行检查中查获8个学生在赌博。刘文叙事，夏文抒情。在夏文中，夏先生发出了“使我们自惭于年来教诲的无力”的感叹，并借此机会认真反省了春晖办学一、二年来的得失，文章写得真诚感人，有因事论事的分析，更有真诚的自我反省。这种真诚的教育方式对学生的感化是相当强大的，我们相信，较之于粗暴的责斥或开除学籍，夏先生的教育方式更好也更有教育意义，因为学校并不以惩人为目标，相反的，它所要做的是育人，是要把学生培育成为有用之材。由此，一批思想上开明坦诚、行动上务实、文化视野上开阔的教师，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开展，其影响是不言自喻的。鉴于此，当前学校教育实施素质教育，除了要认清素质的真正含义所在以外，还需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依靠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这是我们现在重新眷顾和探讨二、三十年代春晖校园文化建设的用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