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创新：温州的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金融创新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温州民间金融发展的脉络
温州民间金融形式丰富多样，活动由来已久，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在这里我们以民间金融的最主要形式民间借贷为例考察民间金融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私营经济发展与国有银行的信贷投放结构存在较大错位，个私企业大量通过民间借贷融资，其规模约占企业全部资金来源的30%。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市民间借贷利率平均水平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民间借贷融资使得大量分散、沉淀在民间的闲置资金按照市场导向进行配置，对创业、成长阶段的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由于银行业的信贷结构进行了较大调整，信贷结构逐步与经济结构趋向吻合，民间借贷逐步走向理性化。
自2004年国家宏观调控以来民间金融缓冲作用明显，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民间借贷利率应声而涨。到2008年12月末加权平均月利率达到了11.98‰，达到了2003年以来的最高点。其次，总量呈递增趋势。目前，温州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80亿元，总量呈递增趋势。再次，民间金融在时间和空间上呈扩张趋势：(1)地域分布更加广泛。从民间借贷城乡分布情况看，县及县以下地区的民间借贷总额为450亿元左右，占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的78%。(2)民间借贷使用范围不断扩大。首先是用途更丰富了，民间借贷的用途逐渐由居民家庭婚丧嫁娶、子女上学、求医治病等生活支出和购买、修建房屋等一次性大额支出的资金周转向经商办企业资本经营等领域扩展。(3)参与主体范围不断扩大。民间借贷活动也逐步由原先仅仅存在于居民之间，向居民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延伸。(4)民间借贷期限有向长期化发展趋势。随着民间借贷主体和借贷用途的变化，民间借贷的期限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几天、几个月，发展到现在的一、两年或更长时间。
这是由于近年来存款准备金频频上调，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被装入笼中。随着信贷规模受限，为增加贷款收益和区分客户群，商业银行纷纷提高利率上浮幅度。据了解，一年期抵押贷款利率普遍上浮30%～40%，个别地区信用担保贷款利率最高上浮90%。部分商业银行还要求贷款客户购买保险或者基金，这也增加了隐形信贷成本。作为经济大潮中的一叶扁舟，中小企业因为相关资质的不足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在这一背景下，民间金融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稳定器作用非常明显。没有民间信贷支撑的话，以中小企业为市场主体的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将大受影响。目前，温州及其他沿海地区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普遍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市场主体对正规金融信贷控制的回应。
总之，在政府宏观调控频繁期间，民间金融发挥着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自我稳定器作用，这种自我稳定器具体表现为：一是当经济趋于低迷、政府放松银根的时候，在政府的统一调控下，正规金融部门的可贷资金增加，同时总体利率水平趋于下降；与此相应，对民间金融部门资金的需求趋于缩减，民间金融总体利率也趋于下降。我国几年前通货膨胀时期的情况就是如此。二是当经济逐渐高涨、政府收缩银根的时候，在政府的调控下，正规金融部门的可贷资金减少，同时总体利率水平趋于上升；与此相应，对民间金融部门资金的需求趋于上升，民间金融总体利率也趋于上升。
二、温州的民间金融创新
三十年来，温州民间金融的形式亦在不断变迁。上世纪80年代除直接借贷外，主要还有合会、企业集资、“银背”活动、挂户公司、私人钱庄、典当商业等，形式多样；90年代民间金融新出现的典型形式主要是共180多家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融资租赁公司以及一些农村金融服务社等。近年来温州民间金融的活动更倾向于民间借贷、股权融资、民间贴现及担保等中介机构形式。其规模一般逐渐扩大，规范化程度逐渐增强，其金融产品也逐渐丰富，组织和契约形式也越来越复杂。从一般性的逻辑顺序来分析，民间金融扩张和嬗变的历史进程包括四个阶段：局部隐性信用阶段、灰色契约型信用阶段、市场化显性信用阶段、规范化合法信用阶段。①当然这个更替不是直线型的，其中有很多的反复和重叠。受经济形势变化和当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近期温州民间金融在做种种努力，希望依托金融创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困难。
(一)信用担保公司是市场诱致型创新的一种新探索
温州的担保公司是在农村合作基金会等民间金融机构消失后，市场自发产生的一种更为隐蔽的实际从事放款活动的类似机构。
据温州市经贸委统计资料，2005年底温州市有信用担保公司45家，2006年8月全市注册的各类担保机构93家。而到2007年底，全市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担保机构已达到239家(其中分公司22家)，总注册资金31亿元。其中2006年、2007年新注册的担保机构就达186家，约占现有总数的70%。温州市各担保机构近几年累计为7591户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累计担保额达75多亿元。
当然也有一些未经审批许可的“投资咨询公司”、“担保服务公司”等，以办理担保业务的名义，从事垫资、高利贷、吸储资金等非法融资活动，被人们称为“黑担保”。担保公司的垫资还款掩盖了贷款的真实形态，“贷款—垫资—还款—再贷款”的畸形资金链，人为破坏了资产转换周期的生态性，使企业资金回笼信号失真，掩盖了信贷资产质量的真实性。
担保公司的活跃表明这确是一个市场机会，或者说市场存在微小金融机构服务缺失的效率损失，担保公司可以看做是市场自发的金融自由化倾向的新实践。②
(二)通过商会自组织功能推进了渐进式民间金融
温州是产业集群相对集中的区域，近年来行业协会、商会、合作社等各种产业社区的自组织演化机制得到强化，推进了民间金融的渐进式发展。温州在外创业的中小企业众多，但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温州本地资金解决自身面临的融资问题。随着近年民间商会的发展，不少异地温州商会通过种种途径为会员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等服务，给在外创业的中小企业融资带来的新的支撑点。
利用民间信用的平台，民间资金自主成立担保合作组织，既能够有效解决融资担保难的问题，又能为民间资金提供新出路，在这种合作组织中，民间资金积聚的目的不是从担保业务中营利，而是提供担保为合作组织的成员，包括自己，带来融资的便利，这促进了区域金融创新需求者与供给者基于市场机制的互动，以及区域间自主性的金融创新合作，延伸了民间金融的深度和广度。
(三)小额贷款公司是政府主导型的其他组织演化
经过激烈的角逐，2008年10月温州首批三家小额贷款公司正式营业，这三家发起人分别来自瑞安、永嘉、苍南三地，无一例外都是当地民营企业中的豪门，它们熠熠发光的背景也折射出申办小额贷款公司的高门槛。
在金融业超额赢利的诱惑下，温州民间资本对银行业的觊觎由来已久，但国家作为整个经济体系制度变迁的主导者，对于民间资本一直抱有警戒和谨慎心理。随着经济体系中民营部门的比重逐渐增大，随着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逐步由国有企业转向民营企业，国家对民营部门的重视程度一直在增强，国家在其效用函数中必然增大民营部门的比重，也就必然调整国家信用和民间金融的比重③，从而更加重视对庞大民间资本的专业梳理和对民间金融的理性扶持。开办小额贷款公司就是政府试图以此来动员民间资本，促使民间资本和民间金融阳光化。在传统制造业利润日趋微薄的时候，小额贷款公司的资质刚好成为奥康、正泰等本地大型民企进军金融行业的敲门砖，以便将来过渡到存贷兼备的村镇银行，是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渗透。
(四)PE已经成为温州民间投资的新方向
据温州市金融办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温州从事PE投资的企业有10家左右，包括环亚、温商创投、国瑞创投等；温州以外地区，温州人创办的PE投资公司也有10余家，如正泰在上海创立的云杉、东海创投等，这些机构所掌握的资金从数千万元到10多亿元不等。而温州的那些只有资金、没有投资团队的资产投资管理公司，他们有的参与私募股权投资，也有委托深圳创投公司管理的，但其规模、数量、方式并不透明。可以肯定的是，在刚刚过去的几年里，温州民间资本试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经得到飞速发展，PE已经成为温州民间资本寻找出路的一种新尝试。
根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调查，温州区域PE机构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已初具规模的民营实业企业，如温州神力集团、正泰集团、佑利集团、环宇集团等温州的从事传统产业发展的大型企业，都以合伙或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成立了创业投资公司。④
温州民间存在着大量的闲置资本，这些闲置资本需要找到增值路径，需要有效地进入实体领域而不单单是滞留在金融体系。商业银行给予存款人的收益水平远远低于资本的社会平均收益率，从西方国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作的实际来看，私募基金的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一般达到20%左右，远高于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利息。温州金融体系中以商业银行为主导，以间接融资体系为核心，金融体系在吸纳储蓄方面成绩显著，目前不少资金密集型企业对银行融资依赖性过高。在宽松的宏观环境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往往出现企业在多家银行重复授信，多头贷款。当宏观环境趋紧时，又容易出现各家银行争相收贷现象。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无法实现资金供求双方完全对接的理想状态，对企业长期稳健运行容易带来外部的不确定性。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作，不但可以通过专家管理的股权投资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拓宽投资渠道，同时可以减轻企业对银行资金需求的高度依赖，增强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2007年以来，温州也出现很多类私募基金形式，它预示着温州民间金融的一部分从传统的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类私募基金它可以依附于这几年蓬勃发展发展的担保公司来运行，或干脆完全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它们完全是由市场需求而自发“成长”起来的，其顽强旺盛的生命力令人侧目。一般投资者在外地落实项目后，回乡向亲朋好友或有较强融资能力的人员介绍项目情况，有意向的投资者可单独入股，或将大股分成若干股、若干股再分成小股，多人合资入股，或这些投资者一开始就干脆提出一个他满意的回报率，这种集资方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募得大量的资金。
三、温州民间金融扩张与创新的内在动力
民间金融属于“寻利自生”性的制度创新，它带有“边际创新”的意义。由于长期被排斥在正规金融制度之外，诱致性变迁中形成的自增强作用会使民间金融稳定增长。温州一直是我国民间金融活跃的地区，民间金融形式多样，资金流量庞大。三十年来经历风风雨雨民间金融活动并未衰退下去，它的发展历程显示出了对市场经济环境的强大适应力和内部运作机制的高效性。温州民间金融的扩张兼有时代性与温州地域特色。
(一)温州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对民间金融具有客观需求
一是发达的民营经济、专业化的块状集群经济促使民间借贷活跃。民营经济在体制的夹缝中生存，并取得经济总量的主导性地位，为民间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民间金融的扩张积蓄了资本前提。专业化的块状集群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具有金额大、期限短、时效性强的特点，客观上需要具有灵活、高效特征的民间借贷资金。二是强烈的创业投资意识促使民间金融活跃。创业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特点，在我国尚缺乏成熟的风险投资基金、产业基金等创业投资基金的情况下，民间金融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替代作用。
(二)金融制度缺位与错位诱生并加速民间金融的发展
目前，我国存在着以国有、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旺盛企业信贷需求和以国有金融为主体的短缺金融供给之间严重的错位与不平衡，这在温州虽不如外地表现触目，但也还是存在的。温州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缺位表现为：一是过度依赖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比例低、品种少，正规金融无法完全满足民营、个私经济对资金的需求。二是城乡金融机构分布不合理，主要集中在城市、县及县以下呈收缩态势，目前全市还有94个乡镇没有设立金融机构。以泰顺为例目前在泰顺县，工行、建行已完全从农村撤出网点，农行也仅保留两个网点，其他在农村的都是信用社及邮储银行的网点，这些农村金融网点也只覆盖了全县19个乡镇，其他17个乡镇及一些新兴的工业园区、新城区及旅游区十多万人口没有一家金融网点为其服务，同时ATM机、POS机等金融机具也都集中在县城或几个较发达的乡镇。金融资源在农村的缺失及地域布局的不合理性，使这些地区不能就近便捷地得到金融服务，影响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阻碍了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三是金融机构业务发展不均衡，商业银行贷款主要投向了实力强大的大企业、大集团，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比较突出。
(三)富余的民间资金积累与狭窄的资产增值渠道推动了民间金融进一步活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私人财富不断累积，迫切需要为私人资本寻找出路。而我国目前个人投资的渠道和资产增值途径仍然狭窄，国债、存款等低风险投资渠道收益较低，甚至不能覆盖经济运行中可能存在的通货膨胀风险，证券市场还不成熟。此时，大量的民间资金很自然地就涌到了民间金融的投资途径上来。
(四)温州民间特有的风险控制消化机制和信用意识是民间借贷活跃的比较优势
民间金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扩大和活跃主要依靠其特有的风险控制消化机制和参与者的信用意识。无论是在温州城区，还是在温州农村，民间借贷依靠庞大的亲情网络和特有的信用观念，通过迅速的信息传递、稳定的人情关系和良好的个人信用意识，降低了资金富余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灵动的民间金融是金融创新的源泉和土壤
当下我们急需依托民间金融的扩张与创新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困难。目前的经济运行是令人困惑的，诚如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所指出的，2008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并且我们也没有理由寄予2009年更多的乐观期待。对区域经济而言，我们应遵循比较优势思路，通过民间金融的扩张与创新来将区域经济增长所受冲击降到最低程度。
在温州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民资充裕，民间信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区域性金融资源的配置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效率，并进而影响到整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更重要的是迫使地方政府出于控制资源和租金最大化的考虑，对民间金融采取默许和鼓励、扶持的态度。从逻辑上说，要获得更多的政绩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就必须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而要扶持民营经济，就必须合乎逻辑地扶持民间金融组织的发展，鼓励其更多地向民营经济提供支持。从中央政府层面，这一逻辑依然顺畅。在目前经济波动剧烈的大环境下，国家稳定性租金最大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倚仗民营部门，从而更加需要重视对民间资本的引导和对民间金融的支持。2008年以来，国家对于民间信用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成为民间金融扩张与创新的积极推动者而不是阻挠者。
其次，纵观历史，民间金融在正规金融产生之前早已有之，正规金融在创立及演进过程中，从民间金融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
我们从金融工具创新视觉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如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票据发行便利等等，无一不是最初的民间金融交易活动，为逃避金融管制和满足客户对于风险和收益的需求，逐步规范，最终成为成熟的金融创新产品，为各大主流金融机构所接受。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即便是现在大行其道的证券交易所，无非也是由当初股份制公司的柜台交易逐步演变到场内交易，并逐步成为正规金融机构。每一种金融形式和金融机构，其最初的萌芽往往就是民间金融。
再次，民间金融的创新会刺激倒逼区域内正规金融因地制宜设计开发出一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在温州，银行金融的服务较之外地就灵动快速许多，银行金融会效仿民间金融的一些做法，在制度和规则的允许范围内迂回辗转，甚至因势利导，以致游刃有余，获得最大化效益，外地银行则由于缺少民间金融的鲶鱼效应而囿于陈规往往错失商机。总之，鲜活、灵动的民间金融是金融创新的源泉和土壤，这有利于发展金融业市场竞争和对竞争的管理。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也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体制模式和管理机制，一开始就可以起点高一些，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那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东西，关键是不能忘记我们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尚待完成，发展地方性的民间金融业，就是建立市场经济金融体制的基础性的过程。可见，民间金融作为基础性的制度建设，我们可以此来推动其他制度的建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与民间资本的扩张，为民间金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民间金融极大地影响着区域性金融资源的配置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效率，并进而影响到整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本文通过对民间金融的考察得出以下结论与建议：
1.我们从长远来眺望，民间金融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驱动下的微观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发的创新行为。民间融资及其具体形式就是创新的产物，它代表着市场机制的要求，民间金融将始终与正规金融并存，而它的组织形态将会创新，趋于合理合法化，利率的判断是趋于平缓。民间金融的绝对量必将增长，由于银行金融发展和对正规资本市场的有效利用，民间金融的市场份额将趋于缩小。
2.我们直面当下，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及政府宏观调控频繁让民间金融问题备受瞩目，这无疑是民间金融创新的一个绝好机会。我们迫切需要培育民间金融资本和民间金融机构，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金融体系，以增强中国经济的抗震性。经济活动的活跃，中小企业和个人对资金的渴求，已经让民间金融不甘心游走于灰色地带，而是希望舍弃高利息放贷模式，摆脱灰色身份，成为合规经营、受法律保护的阳光群体。我们期待民间金融因这一契机实现金融体制上的创新突破。
3.从温州产业发展的视角，我们希望，今后能以民间金融中的一些新形式为突破口实现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使温州在资本能动性方面积累能量，接棒制造业成为温州经济新的增长点。也就是说民间金融的形式并不仅局限于允许民营资本兴办银行，开展民间借贷等债权投资业务，更重要的是要发动民营资本设立利用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新兴金融工具的独特运营机制，不止是小额贷款公司，基金互助组织和其他的一些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都是可以考虑的民间金融模式，这将是温州产业升级、民间金融突破的一个有效途径。
注释：
①王曙光，《国家主导与地方租金激励：民间信用扩张的内在动力要素分析》，人大复印资料《金融与保险》2008(5)第32页。
②陈明衡，《温州金融改革三十年》第5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12。
③王曙光，《国家主导与地方租金激励：民间信用扩张的内在动力要素分析》，人大复印资料《金融与保险》2008(5)第34页。
④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内部资料.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研究.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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