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政策基础及实证研究——福建、甘肃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调查总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技术创新论文,甘肃论文,福建论文,中国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根据不同的假设和定义，测度经济增长中各基本投入要素的贡献，发现发达国家40～90%的经济增长，可以归因于技术进步、知识积累和创新。目前，技术创新日益引起各国产业界、科技界和政府的重视。
一、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调查及主要结论
为了采集、分析企业技术创新的实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和国家统计局（SSB ）决定具有代表性的沿海省（福建）和内陆省（甘肃）进行各类企业的技术创新调查。这次调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和国家统计局社会与科技统计司联合设计问卷，并于1994年12月请福建、甘肃两省统计机构协助实施。为了保证填报问卷的质量，在两省、两市（福州、兰州）精心组织下，1994年12月和1995年2 月先后在福州、白银专门举办了培训班，由DRC、SSB派出专家解释问卷含义，培训调查人员及填报表格人员，参加调查的各家企业按问卷认真填报后由当地统计局进行初审，1995年4月、5月再由DRC、SSB专家携带自行研制的问卷处理软件前往当地复核，对处理数据中发现的质疑问题，就地与企业填报人员进行对话、核实、验收。通过上述比较严格的程序，保证了问卷填报的严肃性、准确性和可信度。
经过一年准备、半年实施的覆盖两省全部大中型企业和两市全部小型企业的较大规模调查，在国内尚属首次。这次综合性、规范化、跨省市的企业技术创新调查得到了当地主管部门和企业的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在两省、两市共发出问卷2100份，收到有效答卷1947份，回收率高达92.7%，其中大中型企业问卷回收率为95.2%，小型企业问卷回收率为92.0%。
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企业概况、技术创新投入产出、技术创新政策等三部分，含13个提问单元、27个问题，约150个设问，其中40 个设问需要定量回答。通过调查使实施调查的部门和被调查的企业，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方方面面及其成效和问题，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为进一步改善创新、支持创新、激励创新，推动企业、产业和国家的创新活动探索了道路。
根据这次调查所获得的30万个数据，对两省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状况及问题有了较多、较深的了解。调查证实：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企业都比以往更加重视技术创新。两省432 家大中型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占82%，实现技术创新的占73%；两省1515家小型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占41%，实现技术创新的占38%。大中型企业的创新覆盖面和效果都优于小型企业。
基于对问卷所获信息和数据的分析，有以下一些发现和结论。
（一）企业技术创新的目标、动因和方式
1.“开拓新市场”、“降低成本”是两省大中型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首要目标。大型企业由于在市场上占有较高的地位和市场份额，因此“降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产品成为许多大型企业追逐的目标。中小企业规模小、反应快、产品转换的灵活性较大，“开拓新市场”和“开发新产品”成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流，目标是赢得更高的市场地位。
2.推动两省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一位因素是“市场需要”，这表明企业的创新活动的动因与市场经济相关性较强，注重以市场为导向。同时“企业内部的研究与发展（R＆D）”和“高层次管理人员推动”这些企业内部因素支持着创新活动的展开，也显示了两省大中型企业在较高层次上开展创新活动的潜力，以及高水平管理人员在创新活动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3.“本企业独立进行”是两省工业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主要方式。虽然两省工业企业开展创新活动都以企业独立进行为主，但创新的水平有待提高，因此提高企业创新活动的水平，既需要企业增加科技方面的资金、人才投入，又应积极利用外部的力量，加强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密切联系与合作，使产、学、研一体化，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
（二）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1.目前，政府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推动因素作用较小，在推动创新的10个因素中将“政府计划”列为推动因素前三位的企业数很少，远远落后于“企业内部R＆D”，“市场需求”及“高层管理人员推动”等因素，所以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一种企业的自主行为。从企业规模和经济类型分析，国有大中型企业比小型企业受政府计划及信息直接推动技术创新的仍较多。
2.大型企业在开展技术创新时比较重视“改善职工工作条件”和“减少环境污染”，特别是甘肃省的大型企业。相比之下小型企业则较忽视这方面的工作。总体来看，甘肃省企业比福建省企业更为重视该方面的技术创新工作，这是因为甘肃省国有大中型企业环保意识较强，更容易接受政府管制信号。
3.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83%企业了解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政策，但对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法规政策有所了解的企业只有47%；17%的企业聘用了中国知识产权法律顾问，4 %的企业聘用了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顾问。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型企业的法律意识明显高于小型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弱，涉外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强，国有企业位于中间。有6.5 %的企业知识产权遭到侵犯。在被侵权事件中，商标侵权现象最为严重，其次是专利侵权，版权侵权列第三位。
4.“成本增加”、“流动资金不足”和“国内企业竞争”是影响企业利润的三大因素。关于“进口产品冲击国内市场”的问题，有1/3 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反映强烈。因进口产品技术含量较高，这些产品与大中型企业的产品存在对峙竞争局面，而与小型企业竞争关系较弱。在这方面，甘肃大型企业受冲击最为严重。福建省32%的大中型企业认为进口影响利润，甘肃省为33%。受冲击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医药制造业和机械工业。这些行业技术密集，但在世界大市场中则属于较幼稚的行业。产业政策中实行政府采购保护，将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5.因受“产品定价无自主权”而影响创新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大型企业，特别是甘肃省大型企业。“无权降低或停止亏损产品生产”这一因素，除了影响甘肃省大型企业外，对其他类型的企业无影响，甘肃省大型企业受行政部门管理程度仍然较高。
（三）企业的研究与发展（R＆D）活动
1.企业的R＆D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已有所开展，但还不够广泛且行业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在大中型企业，主要分布在电子、机械和化工行业。
2.从事R＆D活动的企业与其规模高度相关，企业规模越大，技术力量和经济实力越强，支撑的能力越大，开展R＆D活动越普遍。
3.目前我国企业R＆D活动还很薄弱，技术创新仍处于较低水平上。只有在今后不断增加R＆D活动的力度，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技术创新的水平和层次，从而使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
（四）企业创新过程中的技术获取
1.两省两市各类企业的技术获取率为29.9%，即在全部1947家企业中有29.9%的企业从企业外部进行了技术获取。企业规模与技术获取的相关关系是：大型企业的技术获取多于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多于小型企业。行业分类与技术获取的特征表现为：机械工业的技术获取率最高，轻纺和电子行业次之，原材料工业最低。
2.省外技术是中小企业技术获取的主要外部源，国外技术是大型企业的重要外部技术源。大型企业对国外技术的获取明显高于中小型企业。创新的技术起点大型企业较高，中型企业次之，小型企业较低。港澳台技术是小型企业的重要技术源。机械、电子行业中有1/5 的外部技术来自国外，轻纺工业来自港澳台地区技术明显高于其他工业，化学工业最主要的外部技术源是国内技术，特别是省外技术。
3.在企业技术获取方式结构中对发明使用权的获取比例不高。大型及小型企业对发明权的获取比例远远高于中型企业。电子工业比其他工业更多地倾向于获取专利权。对于外部R＆D成果的获取，大型及小型企业明显高过中型企业，并且国内技术是大型企业利用外部R＆D成果的主要对象。电子工业较其他工业更多地倾向于获取R＆D成果。获取含新技术（工艺）的图纸、技术手册和软件是中型企业技术获取的主要方式，表明了在技术创新链中，中型企业较多采用直接跨入产品设计阶段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化学工业中占主导地位。在工艺创新中，大中型企业较多地采用购买关键设备，而小型企业更愿意购买成套设备。轻纺工业和能源工业的技术获取过程中，成套设备的购买远比其他工业高。技术培训已成为企业普遍采用的提高人员技术水平、获取技术的重要手段。技术培训施教方的80.5%是国内的相关单位，电子工业通过接受技术培训获取外部技术的比例最高，为33.5%。但是，两省企业通过技术培训获取技术的比例过高，两省技术获取的层次偏低。
4.政府对企业技术获取的整体影响不大，但对大型企业的影响强于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强于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在政府作用中重要性程度位居前三位的是“为技术项目提供资金”、“帮助获得进出口许可证”和“提供有关技术信息”，表明企业在技术获取中较多面临资金缺乏、进口限制和技术信息不足的困难。对于大型企业，政府对创新外部环境的支持比提供技术信息更重要，而小型企业面临的技术信息不足比大型企业突出，因而政府对小型企业提供技术信息支持更重要。在企业的技术获取过程中，政府较多地参与了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获取技术的确认工作，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确认获取技术的自主权低于中小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因此，政府还需要进一步转换职能，强化提供信息支持等服务功能，减少对纯属企业行为的直接干预。
（五）企业创新过程中的技术转让
1.两省两市企业的技术转让率为4.7%，即在全部的1947 家企业中有4.7%的企业对外部进行了技术转让，平均每家企业仅转让了0.3项。企业技术转让的规模过低，与从外部获取技术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达29.9%的情况相比，两省都是技术的净输入省份。
2.企业规模与技术转让的关系表现为，大型企业的技术转让高于中型企业，中型企业高于小型企业。按行业分析：机械工业的技术转让率最高，电子工业次之，能源行业较低。各行业技术转让的总体规模偏低。
3.外省是企业技术转让的主要方向，转让技术的一半以上是向外省转让。向国内转让的技术占全部转让技术的93.8%。两省企业的技术总体上还不具备大量向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实行技术转让的实力。
4.小型企业向港澳台地区及国外转让技术的数目较大中型企业多。小型企业的技术转让强度虽然低于大中型企业，但其创新技术却有一定的竞争力，成为创新技术的一个重要源头。小型企业的发明使用权、R＆D成果、 含高新技术（工艺）的关键设备和成套设备已向港澳台地区和国外进行了转让。因此，小型企业既是产品创新技术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工艺创新技术的一个重要来源。
5.两省企业的技术转让方式采用向外单位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和对外单位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的比例高达55.4%，即1/2 以上的转让技术是“软”技术。机械工业的技术转让中，“软”技术达到近2/3。 原材料工业1/2以上也属于“软”技术转让。
6.在对含新技术（工艺）的图纸、技术手册和软件的转让，以及对含新技术（工艺）成套设备的转让中，原材料行业的比例较其他工业高，并且大多数转让到外省。这表明两省原材料工业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设备在国内具有一定优势，其技术已成为该行业国内创新技术的扩散源。
7.各行业向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技术转让比例不高，但相对而言，轻纺行业和电子行业的转让比例高于其他行业。轻纺工业和电子工业对发明使用权和R＆D成果的转让数目较多，并且已向港澳台地区和国外进行了转让。这表明轻纺工业和电子工业具有一定的技术实力，已有向大陆以外国家和地区扩散技术的能力。
（六）企业创新活动与职工素质及技术装备水平
1.标志企业技术创新人力及物质两大要素指标的企业职工文化素质和生产设备技术水平，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呈现正相关，即职工文化素质高的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强，生产设备技术水平高的企业技术创新的手段多，条件好。
2.企业职工的文化素质在两省之间没有明显差别，但是企业职工的整体文化素质过低。大中型企业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比例不到职工总数的10%，小型企业只有4.8%。 创新人力要素薄弱已成为制约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原因。
3.企业生产设备的技术水平，福建明显优于甘肃。企业生产设备老化是甘肃省经济效益较福建省低，创新效率较福建省小的重要原因。即使是生产装备稍好的福建省，仍有1/3以上的生产设备属70 年代及以前的技术水平。甘肃省更低些，80年代以后的生产设备不足1/2。
4.国有企业职工的文化素质不比三资企业差，但生产设备的技术水平差距明显，再加上国有企业负担沉重、制度创新滞后等因素进一步削弱了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创新能力，使得国有企业的创新环境明显比三资企业恶劣。国有企业装备水平过低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七）企业技术创新的费用
1.两省被调查的企业中，有技术创新活动的企业971家。1994 年共投入技术创新费用37.72亿元，占销售额的比重为5.3%。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创新投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企业技术创新经费中，与新技术和新产品有关的“机器设备购置费”占最大比重（占68%），“R＆D经费内部支出”为第二位，“购买外部技术”居第三位，“新技术新产品试制费”排在第四位，“新产品销售费用”为第五位，“与新技术新产品有关的培训费用”最低。
2.关于“与新技术新产品有关的机器设备购置费”，大中小型三类企业的趋势是一致的，但随着企业规模缩小，比重下降。R＆D支出也有相同规律，大中型企业R＆D支出比重高，小型企业比重低，大中型比小型高出一倍以上。在“购买外部新技术”方面，企业规模大，趋向于支出比重小，这说明小型企业更多地依赖引进外部技术，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进行独立的R＆D。
3.两省企业在支出比重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福建大中型企业在生产设备硬件投资较多，比甘肃高出31个百分点。而甘肃企业则在R＆D支出、购买软技术支出、新技术新产品设计费用、新技术新产品试制费用与新技术新产品有关的组织建设费用等各方面，都比福建企业高。特别是在R＆D方面高出4倍。所以，甘肃企业重在自主开发上下功夫； 而福建企业则较多投资于设备的更新。福建工业企业创新投入是甘肃的 2.8倍，其中大、中、小企业的投入分别是2.2倍、2.7倍、10.2倍，所以，福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总体上比甘肃高。特别是福建小型企业投入强度比甘肃大得多。
4.行业技术创新费用分布有较大的差异。化学工业的R＆D支出和购买技术支出都最高，而购买设备支出最低；电子工业R＆D支出也较高，购买设备支出也较低，其新产品销售费用则大大超过其他行业；机械工业介于化学工业和电子工业之间，上述三大行业的技术密集程度高，较多的地依赖于R＆D，并注重购买技术和新技术新产品的设计试制活动。原材料工业的R＆D支出也高于平均水平，购买技术和新技术新产品的试制活动低于前三大行业，技术密集程度略低，其设备购买费用则大大高于前三大行业，故原材料工业的资金密集度较高。轻纺工业的R＆D支出最低，其创新费用的绝大部分用于设备购置。煤气电水供给业的创新费用支出结构，介于轻纺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之间，该行业的技术创新速度比较缓慢。
（八）企业技术创新的产出
1.两省大中型企业，两市县以上独立核算的小型企业中，有874 家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产品创新或工艺（技术）创新，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44.9%。
2.大型企业中实现技术创新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中型企业，中型企业高于小型企业；机械工业中的技术创新企业所占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化学工业，第三是电子工业，三者所占比例高于其他行业。
3.智力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平均技术创新成果数普遍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的企业平均创新产品数最多，其次是机械行业，第三是化学行业。电子行业的企业平均重大创新产品数大于渐进创新产品数，其他行业的企业平均重大创新产品数均小于渐进创新产品数；煤水电供应行业的企业平均创新工艺（技术）数量大，其次是机械行业，第三是电子行业。
4.技术创新使企业生产因素发生了比较显著的正效应变化。从实现技术创新的企业总体上看，原材料消耗和产品成本降低，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企业所占的比例，均达到1/2以上。 更进一步分析不难看出，在一部分企业中，技术创新使某些产品的性能、质量有了较大的改变或提高。由于技术创新的实现，使部分企业扩大了再生产，这种增量性创新势必使企业增添新的生产设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这也正是技术创新的正效应反映。
5.实现技术创新的企业的产品结构明显地优于尚未实现技术创新的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的企业的产品更加“年轻化”，在市场竞争中更加充满活力。而尚未实现技术创新的企业的产品品种和销售收入都在下降，这是因为其产品已处于成熟饱和阶段和衰退（萎缩）阶段。技术创新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果，首先体现在企业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上，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则最终体现为实现利税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九）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阻碍因素
1.“资金缺乏”是阻碍创新活动开展的最重要因素。“创新项目成本太高”和“创新风险大”与“资金缺乏”有一定相关性，也分别排在较重要位置。“技术人才缺乏”是阻碍创新开展的第2位因素。 “市场信息缺乏”排在第3位， 这表明市场发育程度和技术信息的通畅性在创新过程中也有重要地位。而“在企业战略中无创新地位”仅排在第8位，说明企业已普遍重视创新。“缺乏同外部合作机会”、“上级主管部门限制”，“无法取得进口许可”等因素已不重要，这说明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政府已经为企业创新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2.大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对阻碍技术创新因素的评价是相当一致的。在“技术人才缺乏”和“市场信息缺乏”方面，小企业更突出一些，这与大中型企业技术力量较雄厚以及大中型企业市场网络较完整有关。在“企业战略中无创新的地位”这一因素中，小企业比大中型企业差一些，说明大中型企业创新意识相对较强。
3.甘肃企业比福建“资金缺乏”更严重。由于地处西部地区，在“缺乏技术信息”、“缺乏合作机会”等方面，甘肃企业都比福建严重。福建企业在看待“创新风险”、“创新项目偿还期”和“创新成本用”方面，比甘肃更关注，表明其市场意识更为强烈。福建企业“人才缺乏”程度略高于甘肃。
4.按企业经济类型分析，在“资金缺乏”方面，公有企业最为严重，私营企业情况最好。但私营企业对“创新风险”和“创新成本费用太高”因素更加看重。在“市场信息缺乏”方面，股份制企业较差，而联营企业较好。在“缺乏技术信息”方面得到一个似乎反常的结论，即无境外经济成份的企业总体上比有境外经济成份的企业情况要好。股份制企业和联营企业在“企业战略中无创新地位”方面，比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中外合作情况好一些。有境外经济成份的企业同外部合作的机会要普遍好于无境外经济成份的企业。
5.有技术创新的企业经济状况比无技术创新的企业要好。如果进行交叉比较，则有技术创新企业经济状况并不一定比无技术创新企业强。这说明，尽管资金缺乏是阻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决定企业是否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因素并不仅仅是资金缺乏。甘肃小型企业资金缺乏最严重，而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企业比福建高出近10个百分点，这可能与福建小型企业经济类型丰富，有大量“三来一补”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关。
以上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沿海地区（福建省）和内陆地区（甘肃省）都在谋求市场竞争优势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但两省工业构成、技术装备水平、职工文化素质、资金投入强度等存在明显差距，创新绩效也呈现明显差异。福建省的创新投入约为甘肃省的1.8倍， 人均年总收入及人均年利税也相差1.6倍和2倍。如果把覆盖两省各类大中型企业的统计数据与创新活跃的全国各地高新技术企业相比较，差距就更加鲜明和突出。经过专门机构评定的“1993年度中国百强高新技术企业”，其人均总收入和人均利税，大体是甘肃省大中型企业的7倍。 又据深圳市的最新统计，1994年该市的59家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不仅人均利税是甘肃省的大中型企业的7倍， 并且人均总收入达到甘肃省大中型企业的10倍。由此，我们得到一组数据，即甘肃大中型企业（176 家）与福建大中型企业（252家）与全国高新技术企业（100家）与深圳高新技术企业（59家）的主要绩效之比，呈现出：1:2:7:10的明显差距。这组数据鲜明地提示我们：从微观看，企业的创新状况及产品高新技术含量是直接影响企业绩效的基本原因；从宏观看，企业的绩效又是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原因。
二、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和关键。技术进步泛指技术或技术系统为实现某种更高的目标而产生的演化与变革，具备突破意义的根本性变革称为技术革命，仅有改进意义的积累性的演化称为技术创新。两者在经济发展中的宏观和微观层次都是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随着世界经济技术的一体化进程，以技术革命、技术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技术进步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据有关研究：本世纪初，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贡献只占5%左右，20、30 年代提高到15%左右，40、50年代上升到40%左右，70、80年代达到60%左右，90年代，某些发达国家已高达70%以上。其中，日本1952～1968年期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5%，美国1964～1976年期间高达71%。技术进步在效率和质量两个方面改善了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首先是提高了国民经济总体投入产出的效率，使经济增长速度高于要素投入增长速度；其次是提高了国民经济总体的增长质量，使产业技术构成和经济结构得到强化与优化。作为例证，西方七国制造业因技术进步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分迅速（见表1）。
表1 西方七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年份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法国 日本
1963 100100100
100100100
100
1965 111109110
112109112
116
1970 118130127
145152158
218
1973 137149150
167175191
303
注：各国均以1963年为基年，按100计。
由表1知，1963～1973年期间，因创新活跃程度与成效的差异，日、法、意、德四国制造业比美、加、英三国制造业的效率获得了更快的提高，尤其是日本长于模仿性、改进性的创新，成绩突出，其劳动生产率提高居七国之首。
如以1963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1进行国别比较， 可以得到上述七国的比值序列是：美国1.00，加拿大1.09，英国1.16，德国1.22，意大利1.28，法国1.39，日本2.21。这个序列说明，1963～1973年期间，日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是法国的1.6倍，意大利的1.7倍，德国的1.8倍，英国及加拿大的2倍，美国的2.2倍。劳动生产率直接影响市场竞争力。七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序列已经反映出日本、欧洲对北美的长期优势进行挑战，挑战的焦点是能够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的技术创新。
我们认为，从全社会的广视角观察，技术创新具有四重价值：（1）经济价值——创新的人财物投入，带来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创造更多更强的经济实力；（2）技术价值——创新推动现有技术的演变，带来技术系统的进化，从而提供更新更高的技术手段；（3 ）环境价值——创新改善资源环境的状况，带来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从而构造更好更美的生态环境；（4）精神价值——创新促进社会追求卓越， 带来精神文明的提高，从而树立更佳更善的社会风尚。
合乎理性的创新必须兼顾四种价值的协调和同步实现，片面追求单一价值的最大化可能导致创新的失衡，最终会带来全部创新价值的消失或逆转。
我国自5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与OECD中的西方七国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20年间的经济增长率相比较，我国在相近的年代里，除了低于日本60年代中期到1973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10.2%）之外，其他年份保持着高于西方的平均增长率（见表2）。
表2 我国和西方七国的产出年平均增长率比较
中国西方七国增长率(%)
年份增长率(%) 年份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日本
1952～19906.8 60*～1973
3.8 5.13.3 5.9
4.65.810.2
1978～19889.2 1973～1979 2.8 4.91.1 3.4
2.42.9 3.8
1979～19908.4 1979～1985 2.0 2.31.2 1.1
1.51.2 4.1
注：*指60年代中期。
但是，我国经济总量较低，特别是人均经济总量很低，我国没有理由感到自我满足。我国需要认认真真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才有望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由于我国企业和产业的创新能力薄弱和技术进步迟缓，多年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是靠资金、劳力的投入。这种以非技术要素投入实现的经济增长，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导致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不高。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经济增长因素中的技术进步作用严重偏低（见表3）。
表3 中美日三国经济增长因素比较
表3的数据显示：美国、日本的经济增长中，资金、 劳动力的作用日趋弱化，技术进步的作用高达65%以上。我国在1962～1982年期间，长期实行处延性的，以大量注入资金和劳动力为手段的扩大再生产，抑制了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技术进步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0年中，经济增长的源泉80%以上来自资金和劳动力，技术进步的贡献还不足20%，这种状况已经引起我国政府和产业界的关注。80年代以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改善产业技术构成，兴办中外合资、合作的现代技术企业，制订和实施推进高新技术应用和产业化的“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建立培育高技术产业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我国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有所改善，宏观经济的投入产出状况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有明显好转。
据有关专家测算，1953～1990年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总产出中，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生产率增长三者的贡献分别是75.07%、19.47%、5.46%；而1979～1990年期间，三者的贡献分别是50.9%、18.8%、30.3%。上述两个时段相比较，资金投入的贡献下降约25%，劳动力投入的贡献下降不足1%，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上升约25%。这就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正在大幅度地替代资金投入的贡献。
尽管我国在促进创新、实现创新的进程中有了较好的开端，但多年的积弊在思想观念上、政策法规上、组织实施上都还存在许多问题。要使我国经济增长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我国建立符合国情的国家创新体系需要制定和完善一整套促进创新的政策，这套政策设计应该充分考虑它的政策基础和周边关系以及创新目标和使命。
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基础及其周边关系
技术创新是一个时段中企业面向市场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这些活动及其成果或早或迟将纳入产业发展进程，创新不仅创造产品及市场，创新还创造产业及其结构。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链中的一环，企业和政府对产业链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但都肩负着改善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使命。
一个有活力的企业在任何时段中都在构想和运作多个创新项目，由于创新项目的投入先后及运作周期不同，在各个时点上都有一批处于不同阶段（比如产品生命周期中的萌发期、成长期和饱和期）的创新项目群。这批项目群汇集为波浪式涌进的产业发展链。在发展链的后端最终将导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的国际运作方式和分工。
从本次问卷调查所获的具有政策意义的信息和数据着手，我们可以从企业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政府与企业关系等方面，讨论促进企业创新的若干政策基础及其周边关系。
各国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由技术创新引发的结构性调整标志着更高技术形态产业结构的形成。高级化的产业结构必然提供更高的产业效率，从而确保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各国都在构造有利于全社会创新的政策体系。
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技术格局下，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及其增长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合理性、完整性、有效性。针对当前的现状和今后的前景，我国的创新政策需要完成以下五项使命。
1.创建良好的R＆D基础设施。包括安排R＆D的合理布局，建立国家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发展公共图书馆、科技馆，建立现代化通信网络和信息中心等。
2.支持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包括对R＆D的财政支持，对新产品、新技术的税收支持，对创新风险和创新成果推广的金融支持以及维护良好的创新经济秩序等。
3.培育全社会的创新文化。包括反对产业垄断开展市场竞争，创造保护知识产权的风尚，建立重视科学技术、尊重人才和鼓励创造的社会环境等。
4.消除创新过程中的障碍。包括放松产业方面的管制，实行适度监管、适度竞争的方针，减少创新过程中的政府官僚程序，清除既得利益集团抵制创新的阻力。
5.改革和发展教育体系。包括普遍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发展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注重培育创造型人才，使教育体系在传授现有知识与发挥创新潜能方面达到匹配协调。
应该指出，在发展R＆D基础设施方面，要面向正在各国兴起的“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 ）。尽快加紧建设和利用这一设施。我国必须避免在工业社会中沦为“工业化穷国”之后，在信息社会中又沦为“信息化穷国”。创新政策的着眼点应在保护知识产权和鼓励信息共享方面寻求新的平衡。我国的创新活动有赖于在国际上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信息享用环境。
为了科学地制定和有效地运作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我国在推行创新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活动中，需要处理好政策及其周边六个关系：
1.政府采购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创新政策应体现通过干预市场增加企业创新活力。政府可通过定向采购增加市场需求，从而产生技术创新的“市场拉动”（Demand Pull）效应。 这种为激励创新的采购政策，只针对重点发展的、创新活动频繁的某个或几个产业部门，以期带动经济成长，提高国际竞争力。采购政策还应扶持本国的民族幼稚产业，保护国内工作机会。
2.财政资助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政府直接通过研究拨款和减免税赋鼓励创新，这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方法。此外，由于财政税收部门与科技工业部门在创新方面的政策目标不尽相同，在资助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中应加强部门合作。在我国，由于有多种所有制（国有、集体、私营和外资）企业和不同规模（大中小型）的企业交叉并存，选择资助对象时既要保持政策平等又要向潜在创新成功者倾斜，以提高政策效率。在市场体制下，纳税上的舞弊极为普遍，常被戏称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创新能力不如会计师”，我国资金资源有限必须十分珍惜，对财政性资助应加强管理，避免盗用。
3.产业管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市场环境中产生管制是常见的、必要的。产业管制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市场的不足，主要集中在通信、交通、食品、药物、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对我国来说，过高的管制压抑创新冲动，过低的管制影响社会稳定。政府应在管制与竞争之间寻求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最佳匹配。
4.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知识产权保护是鼓励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只有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激发自主开发者的创新热情，才能吸引大量投资和技术。我国应尊重国际知识产权以利于外来技术的扩散，同时，应加强本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力度。
5.科技投入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科技经费和人力投入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在政府财力紧张的情况下，企业应该承担主要投入。我国的创新活动必须依靠相对独立的R＆D体系，技术引进只能是我国技术体系的补充。失去自主性的技术引进，最终将影响经济发展。
6.创新文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创新文化首先是企业家精神和发明家的精神，其次是公众的科学技术素养，第三是尊崇创新的社会环境。只有创新文化的形成，才能孕育出一个不断创新进取的国家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