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世俗化进程面临的挑战
盛 睿
“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词根saeculum，最早使用在欧洲基督教国家，是指王子们控制了教堂拥有的财产，领土和财产都从教会手中转移出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财产权的被剥夺逐渐到人回归世俗社会而演变。因此，后来的罗马教会法规中，世俗化延伸出新的含义，用来指有教职的人员回归世俗社会，反教权的人士用来指人们脱离宗教的束缚而获得自由。
世俗化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去宗教化”。宗教与国家分离开来。人类社会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宗教变成纯私人的事情。宗教不再涉及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各方面生活。其二，动态性。世俗化是动态的变化过程，世俗化进程中时刻会遇到宗教的挑战。世俗化有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倒退的情况。其三，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宗教自身也与过去有所不同，自身也变得世俗化。以伊斯兰教而言，经过创制，伊斯兰教日益世俗化。
土耳其是较早走上世俗化发展道路的伊斯兰国家。它的世俗化是宗教与政府机构之间形成的一种建构关系。在坚持世俗化发展道路的阵营里大体可以分为三派：其一，军队强硬派及左派世俗主义，强调从宗教中获取“自由”；其二，相对于保守土耳其穆斯林界定为宗教对世俗主义的控制，世俗主义是为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其三，自由世俗主义强调政治从宗教中分离出来（政教分离）。
土耳其世俗化的阶段和特点
土耳其的世俗化起步早，时间跨度长。回顾历史，土耳其的世俗化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
2010～2015年，山东省基层医疗机构的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加较快。其中，公立医院，政府办医院以及非营利医院的床位占比大，社会以及个人办医显然不足，“倒金字塔型”的资源配置方式仍未解决。目前国家层面正将社会力量办医的权重加大，保基本医疗服务的前提下，在基层如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服务，成为医改在供给侧结构型改革中的关键[1]。
1.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世俗化
尽管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中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但是世俗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俗化发展道路依然曲折。
首先，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西化、世俗化改革由精英阶层主导，普通大众非主动参与，具有不彻底性的特点。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世俗化的主要推动者以及诸多新的改革思想几乎都来自于素丹以及帝国的高级领导人，世俗化改革是自上而下强制性实施的。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一是素丹。学界普遍认为，塞利姆三世（于1789年即位）之前的素丹未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化改革，更多具有象征性的特点，如素丹艾哈迈德三世统治的郁金香时期，仅仅开始实施一些初步的改革，如降低税率等。为了尝试改变帝国的传统形象，国内开始出现私人投资及企业家等。塞利姆三世聪明好学，他是一位有抱负的英明君主。在其统治时期，塞利姆三世致力于恢复昔日帝国的辉煌，痛下决心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早开启了军事改革，削弱宗教在军队中的作用。在塞利姆三世之后的大部分素丹都继续推行世俗化的改革，走西化之路。马哈茂德二世重视学习西方政治体制，重建机构，废除近卫军，以及后来颁布“坦齐马特”改革法令的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这些素丹都为世俗化改革做出了杰出贡献。二是大臣和知识精英。支持西化、世俗化改革的辅政大臣，改革派代表如雷希德帕夏、富阿德帕夏等以及来自上层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解法国语言和文化，支持君主立宪制。一个世纪多的晚期奥斯曼帝国世俗化进程，主要是由顶层设计、支持才艰难进行下来的。曾四度出任土耳其总理的著名政治家比伦特·埃杰维特，在其著作《中左》中，把对思想与信仰自由的限制，归结于来自对部分公众舆论有重大影响的僧侣阶级和宗教界人士中的大部分人。而使国家和土耳其社会跟上世界日新月异变化的新的思想和采取新步骤的要求，则来自于上层。
其次，由少数人推动的世俗化改革未能进行政教分离，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素丹依然兼任哈里发，教俗双层身份依旧。素丹的实权减少有限。世俗化改革主要从最初的军事方面，向宪政、教育、经济等方面延伸。在军事方面，帝国主要建立较为现代化的军事院校，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武器弹药生产的技术也有实质性的突破。教育世俗化从最初在宗教学校开设现代化的西方课程到建立新式中小学和致力于高等教育的发展，颁布了教育法，培养了较为现代化的人才。现代法制建设取得重要成就，颁布了新的西方化的法律制度。同时，帝国制定国家预算，建立国家银行，允许个人开办银行，废除商包制（包税制），改革了落后的土地制度，发展了商业。但是，帝国远没有建立民主化的制度，素丹依旧大权在握。到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执政时期，这位素丹索性解散议会，推行独裁统治长达30多年。集帝王与教主于一身，重新回归国家大事一人做主的集权时代。塞利姆三世到现代土耳其成立是世俗化的起源阶段。
2.凯末尔执政时期（1923—1938年）
第一，土耳其的世俗化始终受到中东乃至全球伊斯兰复兴的影响。不妨用三个案例来说明外部对国内的影响。其一，当土耳其国内局势相对稳定之时，20世纪70年代的伊朗伊斯兰复兴，鼓舞了土耳其的伊斯兰运动，严重威胁到国内的世俗化进程，因而导致了第三次军事政变。其二，2013年，埃及伊斯兰组织穆兄会支持的政权被军方推翻之后，土耳其穆斯林反应强烈，为表达对穆兄会的支持，多地爆发了声援埃及总统穆尔西和穆兄会的游行活动。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则表示强烈谴责，为此召回驻埃及大使，取消与埃及的联合军演，时任总统居尔称发生在埃及的危机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世界的耻辱。总理埃尔多安也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尽快介入此事，称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屠杀”。土耳其政府呼吁埃及临时政府立即停止围攻法塔赫清真寺，避免做出违背价值观的事情，尊重人的生命、尊严和清真寺的神圣。就在2013年8月16日埃及各地爆发名为“愤怒星期五”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同时，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首都安卡拉等全国80多个清真寺的穆斯林举行群众集会，对“清场”行动中的遇难者表示哀悼，同时对埃及示威者表示声援。当然对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也有其内部原因。土耳其政府支持埃及穆兄会政权主要是因为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的前身是穆兄会国际机构的分支，穆尔西代表的则是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两党在执政理念上有很多相同之处。正发党支持埃及穆兄会可以赢得更多土耳其人对自身的支持。而土耳其民众的支持更多是出于伊斯兰信仰的因素。其三，以逊尼派为主的土耳其民众对叙利亚的逊尼派群众因挑战阿萨德的什叶派政权被镇压亦十分愤怒。受其影响，土耳其国内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土耳其国内逊尼派更加反对大马士革。叙利亚的局势还影响了土国内教俗之间的平衡。
3.三次军人干政和一次“软政变”
概要来讲，多党制之下的土耳其为伊斯兰教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世俗与宗教处于激烈的博弈之中，双方始终处于对抗的状态。三次军人干政和一次“软政变”是教俗激烈博弈的结果，由于军方的支持，土耳其的世俗化具有主动与进攻性的特征。
2001年土耳其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联合政府对此束手无策，政策失误不断，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和社会危机，也动摇了民众对世俗政党的信心，正发党得以大选获胜。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单独组阁以来，伊斯兰势力明显上升，世俗力量被削弱，其世俗化进程有所放慢，并有倒退的迹象。客观来看，伊斯兰属性的正发党首次大选获胜，部分原因与上届联合政府经济政策不力有关。正发党执政时期的经济稳定增长又是其连续执政的因素。因此，正发党的大选获胜以及连续执政并不意味着民众反对国家的世俗化发展道路。至于伊斯兰背景的正发党之所以仍然坚持推行世俗化进程有其被迫性，或者说是一种权宜之计。
凯末尔时期与伊诺努执政部分时期（1923—1946年），世俗化发展道路基本平稳，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国家由世俗化的人民共和党统治，只是短暂允许了多党制的存在。由少数世俗化精英组成的政府对宗教势力基本采取高压以及近乎独裁的政策，其国家的世俗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宗教被压制在私人领域。而从1946年开始，当国家真正实行多党制之后，被压制的伊斯兰势力开始反弹和活跃起来，伊斯兰势力在大选中轻松获胜。执政后的伊斯兰政党渐进推行伊斯兰化的政策，试图改变世俗化发展道路，违背凯末尔主义。为了维护凯末尔主义，从1950年至1980年短短30年间，军方三次推翻政权。为了遏制伊斯兰势力再次复兴，1997年土耳其军方又发动了一场“软政变”，从而维护了世俗政治制度的发展，继续坚持国家世俗主义。
4.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执政时期
根据检查结果诊断为咽颊炎链球菌性脑膜炎，给予对症治疗。头孢曲松(罗氏芬)2 g,每日1次静脉滴注，共15 d。20%甘露醇125 mL，每12 h 1次静点；氨酚羟考酮片330 mg，每6小时口服1次；氯化钾缓释片0.5 g日3次餐后口服。用药第7天脑膜刺激征消失，但仍自诉头痛，颞部为主。用药2周后复查腰穿。压力160 mmH2O，脑脊液生化蛋白387.8 mg/dL。葡萄糖及氯化物正常，脑脊液常规：无色，透明，不自凝，细胞数8×106/L，潘氏试验阴性。外周血T细胞亚群正常。2018年3月30日患者出院，头痛症状完全缓解，脑膜刺激症消失。出院后未再次就诊。
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执政以来，国家的世俗化进程出现了波折，伊斯兰势力呈上升势头，但是要完全否定凯末尔主义还不现实。这其中主要既有军方的作用，又有世俗精英和中产阶级的力量。因此，目前阶段教俗关系基本可以维持现状。
实施风选项目后，2017年，该煤炭企业原煤产量为67.74万吨，其中商品煤销售总量58.84万吨，块煤销量13.52万吨，块煤率22.98%，商品煤综合售价459元/吨，块煤综合售价643元/吨，商品煤销售收入达2.7亿。
土耳其世俗化面临的挑战
土耳其的世俗化起步较早，可以追溯到晚期奥斯曼帝国时期。正是因为晚期奥斯曼帝国的世俗化改革为现代土耳其世俗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世俗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关于目前土耳其教俗局面的稳定性，不妨就教俗关系予以分析。本文无意探讨宗教的存亡议题，但是从短期来看，伊斯兰教在土耳其作为一种信仰是不会消失的。再者，正如上文所述，土耳其的世俗化是政教分离原则，把宗教限制在私人领域。因此，在宗教存在的情况下，历史与现在以及将来，都是包括军方在内的世俗势力去维持这种平衡的局面，抑制宗教的复兴。换句话说，假设宗教作为不变量，那么要维持这种平衡局面，世俗力量就不能削弱，而要推动世俗化，最理想的局面是世俗力量必须处于强势或者进攻性，保持高压态势，否则宗教在公共领域的冒头，就会重新出现。目前，世俗力量已经失去了主动性，世俗化进程处于被动状态。
首先，共和国之父凯末尔总统是土耳其世俗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凯末尔推行的改革是欧式教育和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思想的产物，反映了政教分离的哲学思想。这一时期的世俗化明显具有法式特点，即国家严格对宗教加以控制，其程度超过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世俗化的目标就是实现政教分离，即国家与宗教分离、司法与宗教分离、教育与宗教分离，打破了宗教凌驾于国家机器之上的格局，建立了一套合法的体制来“控制、使用和再创造宗教”，使其服从国家领导，服务于国家利益。国家可以管控宗教信仰的场所与范围，而宗教对国家不会有相同的对等权利。国家禁止在土耳其教育机构中佩戴伊斯兰头巾就是一个实例。客观来讲，这种强制世俗主义剥夺了国民宗教信仰的权利。世俗政权在反教权政治力量的支持下，用政治手段逼迫宗教退出公共领域，使它不再成为公共制度的一部分，从而达到削弱宗教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目的。这一过程是在激烈的政治博弈中进行的。这一时期的世俗化是政府强力推进、主动世俗化的阶段。
式(20)的计算值包含了端口反射互调发射功率分量(信号源的一次反射互调发射功率分量和发射机的二次反射互调信号功率分量)和信号耦合功率分量，这些分量的存在可能带来以下问题：(1)对于|n||m|来说，可能使得式(20)的收敛速度慢，难以在频谱分析仪动态范围内收敛于稳定值；(2)对于|n|=|m|+1来说，会给测量值带来误差.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端口反射互调发射功率分量和信号耦合功率分量的消除方法.
第二，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原因，土耳其的世俗化进展明显不平衡，其落后地区世俗化程度较低。土耳其穆斯林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98%，有两成多人口依然是农村人口。这些传统伊斯兰宗教保守力量有打破国家教俗平衡的潜力。受客观条件制约，土耳其的偏远乡村地区，受中央政策的影响一直较小，世俗化进程极为缓慢。土耳其国内贫富差距较大。目前，土耳其最富裕人口的收入是土耳其最贫穷人口的8倍，而收入差距从2011年起却没有显著变化。按地区划分，伊斯坦布尔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最高，为16126里拉。其次是西部安纳托利亚，为14160里拉。东南安纳托利亚的平均收入最低，仅为5870里拉。根据平均家庭可支配中等收入的50%计算的贫困阈值，总人口数的16.3%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尽管这一比例在城市地区为13.8%。巨大的贫富差距制约了国家的世俗化进程。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即使在21世纪的今日，传统伊斯兰宗教行为依然盛行。所谓“荣誉”谋杀至今在偏远山区并不鲜见。联合国把这种“荣誉”谋杀定性为一种古老的风俗文化。如果男性认为女性亲属在婚姻外有“不正当关系”，会以家族“荣誉”为名将她杀死。例如土耳其男子阿里夫因家里响起了几个“沉默的电话”，外加妻子的迷人微笑，就被人们视为损害了家族的“荣誉”。为此，阿里夫不得不考虑是否杀死妻子。另外，土耳其有民法，在官方和民间团体组织的不断呼吁倡导下，向官方申请结婚的人数在增加，但是宗教婚姻依然存在。其原因在于，首先，宗教婚礼手续简便。要办理官方的结婚登记，需要复杂繁琐的手续。而对于偏远村庄的村民来说，去登记机关办证更是困难。其次，官方有年龄要求。民法中关于结婚年龄的限制也在乡村地区产生麻烦。由于伊斯兰教传统，广大乡村地区盛行早婚早育，然而孩子出生后，由于办证手续不便，新生儿实际办理登记手续要晚一些。因此，即使实际年龄达到规定的青年，也有可能因法律上的年龄未达到标准。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宗教婚礼依然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
第三，在一些乡村地区还有伊斯兰国家常常存在的近亲结婚的现象。一般来说，农村里的一个丧偶的男人大多会选择再婚。妻子的姐妹是最理想的再婚对象。这是因为，其一，为了孩子考虑；其二，会节省下一笔不小的彩礼钱。丧偶妇女情况也类似，结婚的对象优先考虑丈夫的弟兄。
结 语
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每一次改革都面临层层阻力，世俗化进程始终受到来自国内外伊斯兰势力的抵制。中东国际局势的变化，也对土耳其国内伊斯兰的复兴起到某种程度的推动作用。不过土耳其的世俗化还是相对稳定的。这是因为其世俗化进程开始较早，经历了200多年的改革，是跨世纪的去宗教化的过程。也可以说，世俗化在国民中有很深的基础。世俗化为许多群体带来了自身的利益。这其中既有军队，又有普通民众。凯末尔的世俗化率先在伊斯兰国家解放了妇女群体，使她们获得了与男人同等的地位。因此，土耳其未来的世俗化会遇到诸多挑战，但世俗化发展道路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Technoeconomic Analysis about Oil-free Ignition Technology of 1 000 MW Double-reheat Coal-fired Power Plant WU Afeng,TAN Canshen,FAN Yongchun,ZHANG Xiangyu,SHI Tao,XU Jinmiao(122)
（作者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彭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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