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灵魂的纯洁——读辛格短篇小说有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篇小说论文,纯洁论文,灵魂论文,读辛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犹太裔意第绪语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04—1991)出生于波兰华沙附近小镇莱翁钦(Leoncin)，四岁时随家迁往华沙，后来又跟外祖父在卢布林省的比尔戈雷住过几年。辛格的父亲、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拉比①，他自己也受过传统的犹太教训练，但是他选择了与祖上不同的世俗生活，很早开始为使用意第绪语的欧洲犹太读者创作，1935年赴美国后，这条独特的文学之路从未中断。在他小说家的生涯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波兰犹太社区的风土人情始终是他创作的动力和灵感。
辛格于197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我国几家外国文学杂志立刻就关注他并以很快的速度译介了他的作品。不久，外国文学出版社的《辛格短篇小说集》(1980)问世，第一版就印了九万册。中国图书界的诺贝尔奖效应，大概就是始于辛格。当时我们带了久旱逢甘霖的兴奋和喜悦来阅读现当代外国文学，但是在举国一致的“现代化”语境下，很多作家却是不折不扣的异类，辛格更是异类中的异类。重读辛格，这样的感受尤其深切。
(一)
20纪初的中国，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风行读书界，连新式学堂的作文也以“物竞天择”为题目。对此胡适先生在《四十自述》里有生动的记载。当时所谓“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公式成为接触过一点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否定本土传统的利器。到了20年代，“进化”和“科学”这两个舶来的概念因没有天敌或制衡力量而急速扩展地盘，由它们所衍化出来的一套粗糙而又神气十足的语言，在科学昌明的国家反而从未听闻。陈独秀宣布，“现在由迷信时代进步到科学时代”，要是诘问这样的划分和命名是否太武断，那就是狂犬吠日了。于是大家天天求真理，时时破成见，不知不觉间制造了一个科学和理性之神供人膜拜。用地理学家丁文江的话来说，甚至连生活的乐趣，也“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
辛格完全没有这种“科学的人生观”。本集最著名的短篇之一《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中的主人公菲谢尔森博士服膺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展现的那种纯而又纯的理性的、逻辑的论证方式，他相信心灵最高度的完美是“智性之爱”，并要用这种爱把人间的七情六欲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在宗教上，这位犹太老学者像斯宾诺莎那样离经叛道，衣着和生活习惯已经很像“外邦人”(gentile，即非犹太人)。他躲在犹太街区的阁楼里自成一统，以图书和学问为伴，还有一架望远镜供他“仰察天空的虚漠”。但是使他参领透彻生活乐趣的，并不是什么科学器具或纯理性的深思，而是一位帮助他从病中康复的文盲老姑娘。当隔壁邻居“黑多比”把她珍藏多年且从未用过的嫁妆一一向他展示交代的时候，菲谢尔森博士的身体战栗起来，斯宾诺莎式的科学理性顿时像阳光下的冰块一样融化。两人举办了传统婚礼，由拉比来主持。婚后，年事已高的博士恢复了生命活力，他惊叹自己的青春，也惊叹自己的“愚蠢”。也许肉体的激情一旦唤醒，灵魂的渴望将更加强烈。还可以断言，“黑多比”将使她的丈夫重新融入犹太社区。假如他们住处楼下热闹的广场“像是缀满了罂粟种子的椒盐卷饼”，“市场街的斯宾诺莎”或许会成为这卷饼里一粒普普通通的调料。
按照我们熟悉的模式，菲谢尔森博士即使要结婚，也应该找一个新式学堂的毕业生。“黑多比”不识字，也没有“脱盲”的要求，这样的落后女子，即使是明媒正娶，信奉“进化”和“科学”、追求个人自由解放的进步男性知识分子也尽可以把她休了。由此可见，在崇拜科学与进化的背后，还有一套关于“个人幸福”的语言。我们习惯于假定，冲破“旧礼教”和“封建”家庭樊篱是新青年(如巴金《家》里的觉慧)的必然选择。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我国引起的热烈反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同情娜拉的命运，赞美她的勇气。胡适在《易卜生主义》(1918)一文里表述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要倡导的是一种“有益纯粹的为我主义”。“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他说，“最要紧的还是救自己。”“救自己”就是履行娜拉在剧中所说的“我对于我自己的责任”。
在辛格的眼里，这种以个人为出发点的“为我主义”也可能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病态。我们不妨从短篇小说《三次偶遇》以及作品中隐含的对中东欧犹太人聚居区的态度谈起。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聚居区名称不一，用得较多的是ghetto(隔都是译名之一)。长期以来犹太人在区内按照自己的传统方式生活，享有相对的自治权。但这些地方与外界比较隔绝，人口众多，街巷湫隘，楼房破旧密匝。我们一般认为，当外面的世界在不断“前进”的时候，古老闭塞的隔都就成了被文明遗忘的角落，一个有上进心的犹太青年出于对“自己的责任”应该克服隔都心态，走出隔都。但是辛格以他雄健的笔说明，这种观点其实是意识形态的偏见。
《三次偶遇》中的叙述者“我”就是一个不满犹太人聚居处现状的年轻人。他的经历与辛格本人有点类似：父亲是拉比，但他不相信上帝在西奈山赐予摩西一部律法，不想子承父业。看到旧世界的瓦解和新人类的诞生，“我”也跃跃欲试。他17岁离开家乡老斯蒂科夫，折腾了几年后因病回家。后来得知能到华沙一份意第绪语文学刊物做校对，将去未去之际很是得意。村里鞋匠的女儿莉芙基尔刚和父亲店里的学徒杨奇订了婚，她到“我”家还一杯盐，“我”见缝插针地向她灌输新思想，还吹牛说做了作家。这位“新青年”把一套文明进步的语言背得烂熟：外面的人看电影，听歌剧，上图书馆，但是在老斯蒂科夫，人们保守落后，不懂卫生、科学和艺术。这样的地方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一片泥潭：
“逃出火坑吧！”我像垃圾小说里的诱奸者那样喊道，“……等我成名了，我们就去旅游，巴黎、伦敦、柏林、纽约。在那些地方，人们正在建60层的楼层，火车在街上和地下飞跑……”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我在说话，而是某个受启蒙运动影响的宣传老手附在我体内，通过我嘴来讲话。
“逃出火坑”与胡适所说的逃离冰海沉船，两者何其相似。这番话在一个乡下姑娘身上产生了奇效，立即破坏了一桩也许不自由但未见得不幸福的婚姻(就像胡适母亲和他本人的婚姻)。莉芙基尔也要像“我”那样挣脱自己的文化与宗教之根，她撕毁婚约，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一个由美国返波兰的犹太移民，发觉上当，最后跟一个芝加哥的意大利后裔结婚，改宗天主教，终于完成了美国梦的第一步。“我”也从波兰移居美国，但“我”没有急于到大熔炉里自我改造，反而生活在美国的意第绪语圈子里，用母语表达乡愁。“我”的一系列作品反映的不是新大陆的见闻，而是被自己抛在身后的老斯蒂科夫的景物和人事②。这时的故乡早已不是死气沉沉的“墓地”，可惜“我”只是在人生阅历大大丰富后才领略到渗透在战前波兰犹太社区生活中的价值。莉芙基尔读到这些署了化名的故事泪流满面，立刻猜到作者是谁。她毫不犹豫地赴纽约找到“我”，提议与“我”结婚，重做犹太人的女儿。③
(二)
“诱奸者”和“宣传老手”等用语表明故事叙述者为自己当年的轻狂而懊悔，而20世纪初我们赞赏娜拉的那套语言与被“我”摒弃的语言在价值趋向上是十分类似的。《三次偶遇》刻画了个人为追求所谓自由幸福产生的失重感、负罪感。它强调，在波兰的犹太共同体里，在老斯蒂科夫低垂的苍穹下，有一种难以释怀的、使个人的存在具有社会意义的东西；那里的生活绝非“愚昧落后”之类的语言所能概括、形容。在老斯蒂科夫和芝加哥、纽约等大都会之间，不能用一条进化发展的直线相连。④
衡量两类异质的生活孰优孰劣的尺子是不存在的。我们却往往相信，隔都是一个应该被启蒙运动普遍性价值的光芒照亮的地方，走出隔都并为外部世界接受就是鲤鱼跳龙门；即使前景不明，也是值得肯定的一步，是所谓“成长的痛苦”。辛格对任何贬低隔都的言论都不以为然。他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致辞中说，别人在隔都只看到悲惨和耻辱，犹太人却发现幸福；“伟大的宗教所宣扬的，生活在隔都里讲意第绪语的人们每天都在实践着。……隔都不仅是少数受迫害者的避难之处，还是一个实验着和平、自律和人道主义的伟大地方。”难怪辛格笔下的老一辈犹太人在说到不厚道的犹太青年出走纽约和巴黎时非但不羡慕，反而会说：“这样的骗子还能去哪儿？”(请看《以色列的叛徒》)
辛格的哥哥伊斯雷尔·辛格(1893—1944，也是旅美作家)一度就是启蒙思想的宣传老手。他年轻时常以无神论的观点刺激当拉比的父亲，父亲会骂他邪恶之人。我国80年代初一篇全面评价辛格的文章里，作者这样写道：“艾萨克认为，他父亲的辱骂正好证明他理屈词穷。”可见当时在接受辛格的作品时有意把艾萨克往伊斯雷尔一边推，仿佛这样一来他的人生观与宗教观就比较安全、正确。辛格在不少方面(包括1935年赴美)受到哥哥的帮助和影响，但是在他作品中，伊斯雷尔否定犹太传统的一些言论往往出自反面角色(甚至魔鬼)之口，这不难从辛格的好几个故事中得到印证。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两兄弟都是意第绪语作家，这使他们与一大批用英语写作并充分融入美国社会的犹太裔美国作家极为不同。辛格曾说，意第绪语是为外邦人和所谓思想解放的犹太人看不起的，但它却是无数犹太神奇传说的宝库。可以说，意第绪语是辛格的“回忆之母，情人中的情人”(波德莱尔诗句)，他坚持使用这一语言来界定他的文化身份，同时成为连接他和波兰犹太社区生活的牢固纽带。⑤ 二战期间，讲意第绪语的欧洲犹太社会遭到致命打击，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又提倡希伯来语，意第绪语成为濒危语种。辛格半开玩笑地说：“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复活的犹太亡灵都要读书，我得为他们做好准备才行。”调侃的背后是沉痛，因为他知道意第绪语主要是亡灵的语言。
辛格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讲述二战前波兰犹太人的故事，另一类描写旅美犹太人经历。在后一类作品中，叙述者往往也是一位旅美意第绪语作家，他的眼睛里闪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冷光，似带几分嘲弄，然而又无可奈何，还不乏温存的理解。故事中的人物住在纽约公寓楼里，比邻若天涯。有的精神不健全(《崇拜者》)，有的为病态的警惕性所苦(《夕阳情》)，他们与周边的美国社会有程度不一的疏离感。也许他们都有点像《思亲小母牛》里那头被卖掉的黑色母牛，孤零零地站在陌生的田地上，思念从小熟悉的环境和亲友，发出执拗的吼叫。这类故事写得再好也比另一类作品稍稍逊色。当辛格写到战前波兰犹太村社的生活时，他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是一种惊喜的、永难满足的兴致，这是恋爱中痴醉而又无比敏感的目光。于是我们看到人们在老式犹太澡堂里用一把光秃秃的柳枝把皮肤擦打得红扑扑，听到厨房里烧烤洗漂捣切的各种声音，闻到煮沸后溢到炉子铁皮上的汤嘶嘶嚓嚓地发出诱人的香味。这一切具体入微的细节都通过意第绪语创造性地得以再现。
辛格使用意第绪语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缓解了他心里的某种隐痛。在他作品里像他父亲那样老派的犹太教徒(一般都属虔信派，即哈西德派)总是得到他莫大的敬意。《外公与外孙》里的外公整天读经唱赞美诗，他的一年四季就是各种犹太宗教节日周而复始。他在故事结束时对那些歧视犹太人的俄国警察说：“是的，我是犹太人。我向上帝祈祷。”《短暂的礼拜五》里的施穆尔—莱贝尔和妻子苏雪又是一对典型的质朴单纯的犹太教徒，他们严守各种教规，为准备安息日整日操劳，晚间不幸煤气中毒。这对老夫妻在弥留之际依然恩恩爱爱，作者以飘忽动人的笔法描绘了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也有一些教徒身上蕴藏了惊人的宗教热诚。《狂热》中那位卖杂货的莱伯·贝尔克斯按微缩比例用火柴棍搭建了被毁之前的圣殿。有人担心安全隐患将他的精心之作拆毁，他毅然离家出走，徒步到耶路撒冷圣殿原址朝圣，五年后回归故里。同一篇作品里的穷裁缝约纳森与出言不逊的高利贷者塞基尔先生打赌，发誓一年后要比他博学。他发愤背下全部《塔木德经》，赢得比赛后重操旧业，并把赢来的一幢房子捐给社区。这两位人物与那些为功名悬梁刺股、雪案萤窗的读书人完全是两种类型，他们在生活上不忮不求，仿佛身不由己地属于一种更大的力量，也许这就是忘我的宗教精神。辛格创造的不少男性角色是情种，最有名的也许是长篇小说《卢布林的魔术师》里的雅夏。小说结尾处，雅夏身上也爆发出强大的宗教热诚，他因此变为忏悔者雅夏。当他自我禁闭时，我们想到《狂热》中所说的一句话：“固执是一种力量。”
施穆尔—莱贝尔等人对自己祖先的神启的宗教坚信不疑，他们生活在犹太教哈西德派相对窄小的圈子里，丝毫不受犹太启蒙运动⑥ 的影响。辛格也曾描写过信仰中的困惑，甚至是对信仰的全面否定，但是否定却是通往肯定之途。在《那里是有点什么》里，贝契伏镇年轻的尼切米亚拉比看到好人受欺压，犹太人被残杀，而上帝对这一切不闻不问，他终于发怒了。此时魔鬼以怀疑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引诱他、折磨他。于是他把犹太男子必备的祈祷巾和经文匣扔在一旁，以反叛的姿态来到华沙。目睹了都市里一幕幕纵欲的景象和形形色色的物质主义造神运动之后，他心力交瘁。尼切米亚拉比回到贝契伏镇时失魂落魄，几乎已奄奄一息。就在他的意识将离他而去之际，一道他未曾见过的光芒在他脑子里晃动，这大概就是显示上帝无限仁慈的神光了：
在东方，天空渐渐红了。“那里是有点什么。”拉比喃喃自语着。
他与上帝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创世纪》中的雅各(又称以色列，犹太人先祖)就曾与神摔跤。信仰因经历一个怀疑的阶段而更成熟，更持久，这也是《旧约·约伯记》的主旨。《那里是有点什么》不妨被视为新版的约伯醒悟记，拉比在昏迷中所见的晨曦则是托·斯·艾略特所说的“半猜到的暗示，半理解的礼物”。
(三)
我曾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在北京红桥市场拥有几个摊位的浙江女老板，她农民出身，满脸毫不掩饰的能干相。她说的两句话使我这个同乡久久不语：“北京人真笨，真不会做生意。外国人真傻，真好骗。”再笨再傻也比不过辛格笔下最出名的人物傻瓜吉姆佩尔。产生上面那位女老板的社会要欣赏《傻瓜吉姆佩尔》这样的故事，需要暂时悬置的恐怕还不仅是自鸣得意的“聪明”。
面包师吉姆佩尔被人称为傻瓜，村里人都爱欺侮捉弄他。他糊里糊涂地与已有身孕的埃尔卡结了婚，时时受妻子虐待。埃尔卡患了乳癌，临终前请求吉姆佩尔宽恕，并告诉他，他们的六个孩子没有一个是他的骨肉。吉姆佩尔葬了妻子后，心里的愁苦和愤怒无法排解。此时魔鬼鼓动他报复：“全世界都欺骗你，所以你应该欺骗全世界。”吉姆佩尔敬畏上帝，不敢存害人之心。魔鬼告诉他没有末日审判，上帝也无非是那“粘糊糊的泥沼”，良心的顾忌尽可打消。吉姆佩尔受诱惑后偷偷往面团里撒尿，要让耍笑过他的人尝尝他的厉害。但埃尔卡的亡灵显现了，警告他说：“你这傻瓜！因为我弄虚作假，难道所有的东西也都是假的吗？”吉姆佩尔猛然警醒，尽管他的作为无人知晓，他还是把已经搅拌了尿液的面包从炉膛里取出，在冰冻的地上掘了个洞，把它们全部埋掉(“慎独”的典型事例)。从此吉姆佩尔开始流浪，东西无定。他渐入老境，坦然等候动身去“真实的世界”：“那儿没有任何纠纷，没有嘲弄，没有欺骗。赞美上帝：在那儿，连吉姆佩尔都不会受骗。”
这里有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吉姆佩尔与其作恶一刻，不如做一生傻瓜。他的道德世界独重动机。假如这批面包烤出来很香，是不是便可以不再追问动机，而用尿液掺拌面团将成为一道工序呢？电影《红高粱》里，“我爷爷”当众对酒篓子撒尿是为了抖威风，图报复，可是我们注重的是实用与功利的结果而非道德动机。经尿碱勾兑的高粱酒更醇美，大家为此还兴奋一番。
其次，或许有人会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样的套话来形容他们对吉姆佩尔的态度。在我们的文化里，吉姆佩尔这样的人容易因所谓的“过于软弱”和“姑息养奸”而被看不起。要是说某人抱了“满腔仇恨”去“与命运抗争”，那就是莫大的褒奖。“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类的话语(在民间是“不能让他这么舒服，”“哪能便宜了他”之类的表述)支配了我们的本能反应。也许我们的敌我界限过于分明了。如鲁迅在《野草》的题词里列出这几个对立的范畴：“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对“仇”、“兽”和“不爱者”就要痛打，出言则以多刺伤人为上品，绝不讲什么“费厄泼赖”。但是在辛格的世界里，仇恨、愤怒和报复心等暴烈的情绪有待克服(中国儒家传统也有“制怒”、“惩忿”的观念)，而内心的平和才是值得敬仰的境界。吉姆佩尔没有睚眦必报的雄心，倒有一颗仁恕的大心。他和欺软怕硬的阿Q全然不同：阿Q在心理上“常处优胜”，吉姆佩尔对胜败则有点木然。韩信忍受“胯下辱”是有事业要做，吉姆佩尔的事业是做一个好人，没有曲承颜色的心计，也记不得什么奇耻大辱，一心为灵魂的纯洁含辛茹苦。他因善良而不设防范，也因善良而面对魔鬼的引诱绝不退让。《短暂的礼拜五》里的施穆尔—莱贝尔也是类似吉姆佩尔的“傻瓜”。他心存感激，屡屡受人捉弄却从不在意，从不生气。村里要找送信的人，他总是抢着去，即使路途遥远，他也高高兴兴地上路，从不以为这是仁爱之举，更不会在供人观赏的日记里把凭了本心去做的事当“好人好事”记录下来。这两个“傻瓜”像是犹太传说中隐匿在人间的谦卑的义人，是他们在默默地给世界撑起道德的标准。
辛格笔下也有女性的“傻瓜”，她们可能做过在常人眼里不合正道的“傻事”，但是她们也具有吉姆佩尔的仁厚与善良。在《来自克罗卜斯托克的引用语》里，年轻作家马克斯·珀斯基为查证一段德文诗歌的出处，求教于在华沙教授德国文学的犹太女子特蕾莎·斯坦小姐。这位作家是辛格笔下诸多唐璜式的人物之一，大胆得几近无耻，然而在他半是炫耀、半是抱怨地说自己正同时与四个女人有染后，他听到的话居然是“你这可怜的孩子！”。马克斯利用对方的同情与善意强行向她求爱，想不到被接受了。比他年长二十几岁的特蕾莎·斯坦小姐爱上了他，坚贞不渝。马克斯在他的猎物名单上增添了一位16世纪西班牙圣女特蕾莎(中国天主教会的正式译名是德肋撒)般圣洁的人物，继续把他的情爱东抛西掷。他一面勉强敷衍斯坦小姐，一面不断向她倾倒自己在情场上的垃圾经历，这一切从未激起听者的妒忌和怨恨。为了斯坦小姐的体面和清名，马克斯不应该讲述这个颠覆死者形象的故事。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并不觉得斯坦小姐与这个浪荡子做出来的荒唐事构成她身上的瑕疵，我们不会笑她，反而因她那种类似吉姆佩尔的“愚忠”而笑自己开明的盲目。真正令人失望的是以她这样的纯洁和宽厚最终仍不能使马克斯稍稍有所改变。
斯坦小姐是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的产物，《泰贝利和魔鬼》中的弃妇泰贝利则是没读过书的村姑。泰贝利的几个孩子都夭折了，丈夫远出不归。她是不幸的，但她生性喜乐，从不埋怨生活亏待了她。犹太社区里教师的仆人阿尔乔农穷困潦倒，丧妻五年，也没有子嗣。他见泰贝利独居，起了邪念，假扮犹太传说中的鬼怪赫米札，乘夜色潜入她的卧房，利用她的惊慌和迷信迫她就范。从此他每周两次光顾她的小屋。阿尔乔农满脑子奇思怪想，口才极好，随意编说的故事都像山谷里的闲花野草，清新可爱。他也许早就迷上了泰贝利，不然她一年来穿用过的衣裙和披肩，他怎么一件件一条条都说得出来呢？泰贝利听这鬼怪夜半胡言，倒也开心，时间一久也就爱上了他。有一晚阿尔乔农因病未能按时赴约，泰贝利久候赫米札不至，心中悲切。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阿尔乔农孤零零地死去，没人为他送葬。泰贝利见办丧事的抬着尸体走过，不知道就是他在扮鬼，出于对死者的同情，她跟着担架，“把这个寂寞地活着又寂寞地死去的无用之人送到他安息的地方”。又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被封存在心底。
在生活的表象下，还有多多少少这类不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套用英国19世纪女作家乔治·爱略特的话来说，正是像斯坦小姐和泰贝利这样的弱女子在使人类的感情财富代代相传。
斯坦小姐和泰贝利的爱情都是难以理喻的，人行为中怪异出格之处恰恰是辛格纵横无忌展示睿智的地方。《范菲尔德·卡瓦》里有这样一句话：“众多人类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动机的。”故事里的主人公是司马相如那类“含笔而腐毫”的作家，他应约写一篇概述意第绪语文学的文章，开始还顺顺当当，但写到“纯血种”一词后就离题万里，探讨起马的生理学和解剖学特征来。《黑暗的力量》和《两姐妹》里也有一些让读者感到突兀新奇的成分。人类社会的无限复杂性和多样性也许就取决于人的行为无法预测。当我们习惯于从经济角度或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理解人的行为或社会状况时，我们就把自己和自己的同类视为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小狗了：它们总是在给定的状态下作出可以预料的反应。简单机械的因果律和决定论无助于伟大文学的产生。
(四)
辛格极少直接描写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但有几个故事涉及广义上的政治，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来谈。
在《外公与外孙》里，恪守传统的犹太教徒与年轻一代的犹太裔世界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表现为对20世纪初俄罗斯历史进程的探讨。赖勃·莫狄卡·梅厄属华沙隔都里的哈西德派，整天研读经书。独生女儿嫁给一位立陶宛的开明犹太人，他就断绝与她的父女关系。故事发生时赖勃的妻女都已病逝，俄国刚在日俄战争中被打败，境内(包括波兰)的罢工和骚乱接连不断。火车出轨和暗杀之类的恐怖事件也时常传来。人们为了想像中的社会正义不择手段。从未见过的外孙傅力此时找上门来，他的举止穿着已没有丝毫犹太人的痕迹。外公外孙仿佛生活在难以沟通的世界里。傅力读的是经济方面的书籍，对人间苦难的成因有着简单现成的答案。他信奉进化论，否定上帝的存在。赖勃的反应有点像辛格本人的父亲，恨不得对外孙大喊：“流氓、恶棍、兔崽子，滚出去！”外孙告诉外公世界为什么不公道，要使全人类得解放，犹太人必须联合一切被压迫者推翻沙皇，由“人民”来统治国家，将来一切按需分配，捞取油水的商人将不复存在。外公则对美好的乌托邦有所怀疑。傅力携枪参加示威游行，随时准备回击那些“把车轮倒转、使世界停留在黑暗中的家伙”，但最终还是被俄国警察枪杀。赖勃曾以《创世纪》里以扫和雅各的故事(“以扫必倚靠刀剑度日”)反驳外孙，他反对暴力和仇杀的立场不会动摇，但他对死去的傅力也怀悲悯之心，相信他动机纯正，所做的一切缘于对受苦受难者的同情，灵魂必能得救。面对反犹排犹的沙皇警察，赖勃唯一的武器就是他在故事结束时说的一句话：“我向上帝祈祷”。
假如《外公与外孙》触及到使用暴力是否合理这样的道德议题，辛格还将敏锐的目光投向有可能被警惕地设为禁区的领域：受迫害者的操守和不幸事件的利用价值。
辛格在犹太裔意第绪语作家中是有点争议的人物，有人指责他仇恨犹太人，想从犹太人内部对犹太人实施报复。意第绪语作家芬伯格说，基督徒和背弃犹太教的犹太人喜欢读辛格的作品，“就因为这些故事中犹太人被表现得比外邦人还要邪恶”。⑦ 我想这类指控之所以出现，并不完全是因为辛格把吉姆佩尔周围的人写得太灰暗。
我们说到现代史总会有一种近乎幼稚的好人与坏人、受害者与施害者的预设。有的苦难史被神圣化，于是苦难本身就成了巨大的权力资源。滥用这种权力，彼时的受害者可能沦落为此时的施害者⑧。我们需要考查受难的故事如何产生、演变，如何被阐释并赋予特殊意义，我们也应探究受难与现今政治外交利益的错杂关系。可是这些至关紧要的问题却容易被搁置起来，甚至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变为禁忌。辛格的勇气和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一方面谴责纳粹暴行，一方面又拒绝煽扬集体悲情，拒绝把犹太民族在二战时的不幸遭遇当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政治和道德的资本。这位犹太民族忠诚的儿子在着力刻画历史悲剧对本民族造成创伤的同时也用批评甚至有点挑剔的眼光来看待犹太社群内部可能存在的问题。为了犹太民族灵魂的纯洁，他不惧众怒。他深刻揭示，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并不是只有一个声音，一张面孔；受过迫害并不意味着获致美德，在有的情况下，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只一纸之隔。
《旅游巴士》里那位犹太女子塞林娜是集中营幸存者。二战结束后一位瑞士银行家与她结了婚，仍被她骂为“反犹分子”(她不时搬出来投击别人的最有效武器)。和泰贝利、斯坦小姐等人相比，塞林娜以怨天尤人见长。她总是从昂贵的店家拎回大包小包的商品，可见十分阔绰，还要抱怨丈夫小气。每到一处观光，她总是不能按时回到旅游巴士上，让一车人等候，她也绝无一丝歉意。故事叙述者不得不向她指出：“夫人，您的所作所为对犹太人的伤害，超过所有反犹主义。”这样的语言大概触犯了作者的一些同胞。
有的故事里纳粹则成了给人方便的借口，各种心病都可以找永远不会回嘴的纳粹来担负责任。《玩笑》里那位德国犹太人瓦尔登博士在编撰一本希伯来百科全书，这部巨著就同乔治·爱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里卡苏朋先生的神话研究一样永无竣工之日。旅美犹太人李伯金特·班代尔为捉弄这位希伯来语大学者，虚构了一个他的美国女性崇拜者，并在二战爆发前夕以她的名义把他骗到美国。战争如约而来，瓦尔登博士如释重负，那鸿篇巨制终于有了个交代：
我一直在编一部大百科全书，可是印版全部留在柏林了——连手稿也包括在内。纳粹在我们办公室里安了个定时炸弹，我们侥幸逃脱，险些儿被炸得粉身碎骨。
瓦尔登博士眼看就要享用受迫害者的好处了，但犹太同胞为他设下的圈套却要了他的命。他心脏病发作，死在美国。一位犹太难民在悼词上说：“纳粹坚持认为大炮比黄油更重要，但是我们犹太人，熟读圣典的人民，仍然相信文字的威力。”这一对照在逻辑上显得疲弱，鉴于瓦尔登博士本人是个大玩笑，悼词反而让读者感到有一种自拆台脚的讽刺味道。⑨
纳粹还帮了其他人的忙。李伯金特·班代尔在美国靠股票和房地产发了大财，他有众多宏大计划，其中之一是到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他把瓦尔登博士骗到美国后担心难以收拾局面，溜往古巴，不料又有新收获——从犹太难民手里买到一张从欧洲某画廊偷来的名画家夏加尔的作品。他为收购赃物辩解：“这张画要是让纳粹抢走，难道说更好吗？马其诺防线不值一撮烟叶。希特勒早晚会占领巴黎！你记住我这句话！”看来他恨不得雇人去偷盗卢浮宫里的藏品了。然而巴黎沦陷后并未发生艺术品遭劫掠的事件。
《文稿》中的犹太作家梅内什在德军入侵波兰后逃到当时已划入苏联版图的比亚韦斯托克，忘了带上自传体小说《梯级》的文稿。一路同行的情人什布塔断然决然地赶回华沙取稿。就在她高高兴兴地准备把文稿交还作者时，梅内什正在与一陌生女子淫乱，于是她一怒之下把文稿付之一炬。战后梅内什越老越风流，他甚至自比唐璜，但是对文稿不存的原因却不敢正视。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纳粹取走了他的文稿。
瓦尔登博士和梅内什只是用纳粹掩饰自己的弱点，他们和《俘虏》里积极进取的索尼亚相比就差得太远了。索尼亚在二战前就移民巴勒斯坦，当画家的丈夫左拉克·克莱特早已与她分居，二战时死于集中营。战后索尼亚托死者的福，当上了以色列一个幸存者组织的负责人，与政界打得火热。她是“精明无比的生意人”，居然雇了一个蹩脚画匠炮制了很多托名克莱特的作品，稳稳妥妥地经营卖假画的行当。人们只要稍有常识就能识破索尼亚的骗局，但是为什么她能够在以色列为所欲为？最难以置信的是故事叙述者本人也屈服于她的淫威，被软禁起来，与她合作撰写所谓的克莱特回忆录，“一部震惊世界的书”。她的住处里关押了两个协助作假的俘虏，听任她摆弄的整个世界都是她的俘虏。站出来戳穿谎言要冒很大风险，人们选择沉默，大概是害怕戴上“反犹”的帽子。曾有非犹太人假冒犹太人写书染指“大屠杀”的金矿，结果身败名裂。
辛格在这样的故事里暗示，纳粹做出来的事情，其他人也做得出来。在长篇小说《冤家，一个爱情故事》里，主人公旅美犹太人赫尔曼周旋于三个女人之间，其中之一对他说：“干吗总是要提纳粹呢？我们都是纳粹。全人类都是！你不仅是个纳粹，还是个懦夫，连自己的影子都怕。”那部作品中最大的骗子是纽约的兰珀特拉比。他集房地产商、犹太教领袖、慈善家、社会闻人和作家于一身，整日奔忙。但是他的每部著作，每篇演讲，都由赫尔曼捉刀。犹太民族在二战时的经历是兰珀特拉比的滚滚财源。辛格在这部小说的《序》里说，他自己“没有荣幸地经历希特勒的大屠杀”。“荣幸”一词暗含讥诮，它所传达的信息不难领会。在现今的国际政治背景下，我们尤其要关注事实上和想像中的受迫害的故事如何服务于政治经济的目的。美国希望遣返中国的非法移民中很多人都会背诵专办移民的律师为他们编造的受迫害的经历。
辛格短篇小说的妙处来自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对人性各种奇妙形态的深刻领会。看似简单的故事背后时时透出意蕴复杂的洞察。在他写作的年代，评论家们热衷于制造“流派”和“主义”的标签，不一而足。辛格是个像契诃夫那样会讲故事的大师，难以归类。他反对为追求所谓原创性而滥用修辞手段，玩弄象征符号。他曾说荒诞派文学自身不能荒诞，并呼吁人们警惕“实验”写作的文字陷阱对作家造成的损害。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的作品常读常新。
注释：
①拉比是犹太教会众的精神领袖、宗教导师，负责执行教规律法，主持各种仪式，在犹太人社会享有极高声望。
②辛格只身赴美时已婚，他的犹太妻子留在波兰，后与他离异，移民巴勒斯坦。
③传统的犹太教徒不许子女与外邦人结婚，不然断绝关系。莉芙基尔已被逐出家门。
④辛格欣赏被误解为“反犹太分子”的托·斯·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之三《干赛尔维吉斯》中的诗行：
……发展在部分意义上是谬见，
受到肤浅的进化概念的鼓舞，
在公众头脑里，成为否定过去的一种说法。
⑤辛格的美国国籍对他而言不是特别重要的。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也有美国护照，但是她真正的思想情感还是在法文世界。“四海为家的尤瑟纳尔不在乎她身份证的颜色，凭借她的语言，她就是不折不扣的法国人。在她的语汇中没有爱国主义这个词，但一旦事关捍卫她的语言文化遗产，爱国主义的观念便会油然而生。”见若斯亚娜·萨维诺著：《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段映虹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年，第229页。
⑥也称“哈斯卡拉”，主张犹太人改变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淡化祖传宗教，废除传统服装，以各地通用语言替代意第绪语，从而充分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哈西德派坚持传统，重视信仰中的情感因素，颇有神秘主义色彩。辛格在哈西德派犹太人中长大，在70年代初还写过介绍该派的小册子。
⑦转引自傅晓微未发表博士论文《艾·巴·辛格创作思想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四川大学，2005年)，第19页。
⑧参看拙著《思想背后的利益》(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中《不屈不挠的博学》一文。
⑨季羡林先生对当时德国大学重视学问与文字的状况最有发言权。见《留德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