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一个批判性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判性论文,述评论文,经济生活论文,社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20年里，西方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有了根本的变化。以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社会学家建立起了一种新经济社会学，即所谓“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The New Sociology ofEconomic Life）。 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强调从一个新的社会学角度即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视角研究经济生活，因此，它不仅是对以帕森斯为代表的旧经济社会学的“经济与社会”视角的否定，而且极可能改变人们对经济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和研究视角的认知。由于这些研究关涉到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因而不能不引起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的关注。（注：国内已有学者对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予以关注。不过，完整地译介西方新经济社会学著作以及对其作出批判性地评论尚很不足。）在这篇文章中，我要集中对“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所产生的学术背景、理论特质及其学科性限制进行检讨，以期有助于人们深思和明确经济社会学应有的发展方向。
一、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回应
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社会学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局面。造就这一局面的内在原因主要是美国新一代社会学家对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旧”经济社会学的不满。结构—功能主义经济社会学虽然在形式上构建出了一个庞大的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分析图景，却未能获得对经济学的影响力。原因在于，“经济与社会”研究满足于建构“复杂的综合体”，而未能对日常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在新一代社会学家看来，谋求对具体的经验的经济现象进行社会学分析，已成为复兴经济社会学和建立经济社会学之新的学术地位的当务之急。
然而，这种置于经济社会学脉络中的反思仅仅是事后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并非是在对旧经济社会学的批判、反思中创造性地转化出来的，而是在对来自外部的“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的回应中扩张激发出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经济社会学的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分社会学家面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挑战而作出的一种积极的回应，即力图以一种新的社会学的视角对经济领域中的核心问题进行研究，从而逐步形成一种新经济社会学即“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
“经济学帝国主义”意谓经济学将其概念和方法延伸到非经济领域进行研究，从而建立其方法论霸权和扩张其学科领地（范围）的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之际（19世纪中后期）就已奠定其基础。其中19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Menger）在与德国历史学派代表施穆勒（G.Schmoller）的“方法论之争”（注：门格尔认为经济学是纯理论，它的基础是对人的行为进行假设和设置前提条件，从而进行演绎分析。施穆勒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经济学原理的基础是历史的经验数据以及归纳法。论战中双方的观点涉及到对经济学的性质、范围及其政策含义的更为复杂的不同看法。）中占取优势，对奠定该基础功劳卓著。至20世纪5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包括货币主义、人力资本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四大流派）在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逐步崛起，经济学帝国主义迎来了它的又一个高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深化了新古典经济理论，而且致力于把新古典分析方法应用扩展到非经济领域进行研究。例如，人力资本论将人的教育、培训看成是为提高人力资源的生产率所作的投资。运用人力资本思想，经济学可以迅速拓展到教育、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和家庭消费与投资等领域的研究中去。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一样，强调有效的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不同的是，前者认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则上能够对制度作出有效的分析。通过发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概念和运用边际分析和成本分析，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企业组织、产权和制度变迁进行了成果显著的研究。这一研究进展无疑标志着经济学对“制度”这一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次重要拓展。公共选择理论致力于用经济方法去研究传统上属于“非市场”决策的政治学领域的问题，例如，把对个人的经济行为假设（追求最大利益）推论到政治人的行为中去，以说明社会如何确定公共品的生产和分配，国家或集体如何选择某种制度、预算结构或税率等等。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不是社会福利函数，而是个人效用函数。正如一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选择’论横跨经济研究（经济计量学模式的运用）、政治科学（各种表决制度的比较研究）、社会学（行为逻辑研究）和哲学思想（‘自由’概念的逻辑基础研究）几个领域，充分体现了经济理论近年来的发展，它正朝着迄今为止与它无关的领域前进”。
50—60年代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确引起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界的强烈不满。然而，它们都难以抗拒和遏制经济学方法的急剧扩张。在社会学界，早在50年代，以帕森斯和斯梅尔瑟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就试图通过建构一种可综合分析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宏大的经济社会理论，来回应学科之间的分隔和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单方面的入侵。不过，如前所述，由于该理论难以对50—60年代人们所普遍关心的许多经济和非经济问题作出具体有效的解释而回应乏力。
进入70年代，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获得了更为顽强的分析方法的支持。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即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于1976年出版。在这本文集的“导言”中，贝克尔宣称：“经济学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分配与选择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按此解释，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或种种定义，而在于它的研究方法。只要人类的活动（不管这些人的活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都可以运用经济分析即贝克尔所谓的效用最大化、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三位一体的方法加以研究。而依据这种研究，经济学能够分析所有的人类行为，或者说能把传统上属于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律学以及社会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研究的课题统统归入其研究的范围之内。
面对这种强有力的挑战，作为一门被认为在“科学性”上仅次于经济学的学科社会学如何来给予有效的回应呢？美国一批年轻的社会学家所采取的方法是“以牙还牙”，即同样采取一种“社会学帝国主义”的方法来反击经济学对社会学的入侵。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社会学也应当以其自身的独特的视角、概念和方法去研究经济生活和经济现象，从而把社会学研究的范围扩张至传统上属于经济学的领域。“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回应意识和作为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二、网络分析的支持
那么，社会学应当以怎样的视角、概念和方法论来研究经济生活呢？按照社会学的传统，社会学注重研究的是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关系。推延开来，社会学研究独特的经济生活也应当强调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尤其是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在这方面，以“霍桑实验”（注：它是指梅奥（E.Mayo）、罗思利斯伯格（F.Roethlisberger）等人在20年代中期对芝加哥西方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研究。该研究证明了企业组织中的非正式人际关系对提高工人工作积极性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为基础和核心的工业社会学研究已是一个很好的先例。不过，旧的工业社会学以及有关组织理论研究只是启发了那些对经济问题研究感兴趣的社会学家注重对经济组织中的非正式结构或人际关系网络的研究，而并没有能够向其提供新的分析方法。
提供研究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结构的新的分析方法的，是在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或“新经济社会学”是在一些对经济问题研究感兴趣的社会学家通过引入和运用一种新的社会学方法即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诸多经验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被认为是一种描述和研究社会关系结构的新观点和新方法。社会网络分析发韧于英国社会人类学。20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一些社会人类学家在对城市新移民的研究中发现，离开乡村的移民在城市中并没有像他们想像的那样陷入孤寂的绝望境地，相反，在移民之间形成了紧密的支持性联系。于是，社会人类学开始意识到超越文化规范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区联系和社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社会网络分析就这样应运而生了。英国人类学家博特（Bott,1957）的《家庭与社会网络》， 被认为是英国社会网络分析的典范。
在美国，社会网络分析始于社会心理学的小群体研究。1934年，美国心理学家莫雷诺（J.L.Morneo）创造了社会计量学（socrometry）一词，并且社网图（socrogram）来描述和分析小群体中的社会关系结构。当英国社会网络理论从大洋的彼岸传到美国，社会计量学找到了概念支持和理论指引，美国社会网络研究从此进入社会学发展时期，并且渗透到了社会学研究的许多领域。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网络分析概念，如网络关系（network tise）、网络规模（network range）、 网络密度（network density）、紧密性（colseness）、中距性（betweenne-ss）、网络中心性（network centrality）等。社会学家越来越把社会网络分析看作一个研究社会结构的新的社会学观点。
在引用和发展社会网络分析的过程中，哈佛大学有一批对经济学和经济问题有着浓厚兴趣的社会学家认识到，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生活中的社会结构，会取得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成果。哈里森·怀特（Harrlson White）是倡导者和领袖。怀特从60年代起就在哈佛大学开设网络方法课程，并且积极引导他周围的学生和同事将网络分析方法运用到对市场和经济组织的研究上去。怀特本人对研究生产市场有特别的兴趣，他在1981年发表了《市场从何而来？》这篇重要文章，提出了市场即网络、市场是从社会网络发展而来的观点。他的得意弟子格兰诺维特研究劳动力市场。他在1973年发表的《弱关系的力量》（Gra-novetter,1973）一文，以及在1974年发表的《寻职：关于联系与职业的研究》一书中所提出的关系强度的概念，至今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网络的实证研究。另外，韦恩·贝克研究证券市场，发表了《证券市场的社会结构》（Baker,1984）；罗伯特·艾克力斯研究经济组织，发表了《建筑工业中的准公司》（Eccless,1981）；迈克尔·舒瓦茨研究金融网络，1985 年与贝恩·明兹合著了《美国公司的权力结构》（Mi-ntz and Schwartz,1985）。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做出的。这说明，一开始，这些社会学家并不是站在经济社会学的渊源中分析经济现象的，而是站在网络分析的方法和技术的脉络中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的。他们展开对经济现象和经济生活的研究，与其说是要有意识地转变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不如说是要扩展社会网络分析的范围。英国人类学的社会网络分析，大多只限于社区研究。要突破这一限制，唯有将这一方法运用到大社会，即研究包括经济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领域才能达到。经济生活的社会网络分析使这一目的得以实现。
三、“嵌入性”与“社会建构”：思想和方法论的补救
然而，随着这类经济生活的社会网络研究的增多，他们开始逐步认识到可以而且需要站在经济社会学的渊源中来看待这类研究的更为深远的意义。这就是：上述研究预示着他们找到了研究经济生活的新的社会学视角和方法，即社会结构视角和社会网络分析。这一视角和方法将转变以帕森斯为代表的旧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方向，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经济社会学，即“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率先获得这一意识并且将其付诸理论说明的是马克·格兰诺维特。格氏在1985年发表了著名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关于嵌入性问题》一文，为“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的建立进行了学科定位以及基本概念和方法论的说明，从而宣告“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作为一种新经济社会学的诞生。
格氏撰写这篇据说酝酿已久的论文的主要目的是为经济生活的社会网络分析建立基本的思想和方法论基础。为此，格氏从匈裔美籍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那里借用了“嵌入性”（Embededn-ess）概念并加以扩展。波兰尼在一篇著名的文章《制度化进程的经济》中，对原始社会中的经济与社会关系进行了考察，由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即在原始社会中，经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入于包括制度在内的各种非经济因素中的。各种非经济因素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不过，波兰尼相信，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是非嵌入的，市场经济已从社会中分离独立出来，并且市场有着日益控制人类命运和自然环境的力量。格兰诺维特赞赏波兰尼的有关经济嵌入于社会的观点，却不满意他将现代经济看成是独立于社会的和非嵌入的。他认为，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中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区别只是嵌入的水平或程度有所不同。（注：格兰诺维特在1990年的文章（Granovetter,1990），更是将其改为“not much chang the level of embeddedness”（没有太多地改变嵌入性水平）。）显然，格兰诺维特的目的在于将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观念一般化，以便从这个一般化的普适的“嵌入性”概念中获得一种研究经济行动的新的视角，即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角度研究经济生活的“合法性”。这样，嵌入性观念便成为经济生活的社会网络分析或“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既不同于单纯的社会网络分析，也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分析的意义也由此突现出来了。单纯的社会网络分析可以运用到许多领域，然而它始终只是一种社会结构分析的方法和技术。经济分析在古典和新古典阶段就已奠定经济行为不受社会关系影响的基调。即使对制度变迁饶有兴趣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其研究也是从多少有些原子化的个体的理性选择假设出发的。
当然，要想说明这种新社会学视角的合法性，或者说要使“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得以成立，还必须建构某种相应的新的方法论。为此，格兰诺维特批判了两种各自主要存在于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传统方法论。一种是被称为“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ed）的方法论。在这种方法论中，行动者被假定为完全按照他被指定的角色行动，也就是说，个人的行动被他内化的社会规范或价值所完全支配，并且它往往被社会学家看成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内在力量。另一种方法论被他称之为“不充分社会化”（undersocialized）。 （注：“过度社会化”的概念来自丹尼斯·朗的《现代社会学中人的过度社会化的概念》一文（Wrong,1961）；与之相对的“不充分社会化”概念则可能是由格兰诺维特首先提出。不过，我以为，用“过度社会化”和“不充分社会化”的概念来置换“集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概念并不准确。个体主义方法论就其实质来说，是不承认人需要丝毫的“社会化”的；相反，集体主义方法论就其实质而言，会根本反对社会化有“过度”的可能。）在功利主义经济学中，人被假定为是按照个人的理性的、自利的决策来行动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不对人们的经济行动产生任何影响。颇具创设性的是，格氏认为，这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方法论，其实有着一个共同之处，即两者都具有一种通过原子化的个人实现决策和行动的观点；只不过引起他们的决策的力量来源有所不同：在不充分社会化的描述中，原子化个人的决策是由对自我利益的功利性追求产生的，而在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中，原子化决策是由个人内化的行为模式决定的。无论是不充分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两者都把个人现时的决策和行动与个人当下所处的具体社会关系割裂开来了，因而无法说明正在进行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对经济行动的影响。
因此，要说明社会结构对经济行动的影响，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要求对行动者的假设采取某种折中或综合的取向：“行动者并不像原子那样在社会联系之外进行行动或决策，他们也不是奴隶一样地死守他们凑巧占据的社会范畴的特定交汇点为他们写就的脚本。相反，他们尝试进行的有目的的行动是嵌入在具体的、正在进行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Granovetter,1985:487）这意味着，在这种综合的方法论中，行动者必须被假定为是有目的和能进行理性选择的，同时，个人行动又是受其所处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体系影响和制约的。然而，如何在一个行动者身上使理性选择假设与社会结构约束假设相容呢？也就是说，如何使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内在地联系起来呢？格氏没有解决甚至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方法论综合的关键所在。（注：笔者在《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1999）一书中所建构的以“双重动机”假设为基础的行动—结构互动理论的目的，即在于使个人理性选择与外在的社会结构约束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作进一步的研究。）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一文中试图把诸多零散的经济生活的社会网络分析纳入“新经济社会学”，并且为其建立一个思想和方法论基础。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基础并未打得牢固甚至有很大缺陷。
不过，格兰诺维特并没有停止对“新经济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理论方法的思考。在1990年发表的题为《旧—新经济社会学：历史与议题》的文章中，格氏将其研究的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归纳为两个社会学命题，即（1）行动总是社会性定位的， 它不可能仅仅为个人动机所解释；（2）社会制度不可能以某种必然的形式自动地产生， 而只能通过“社会建构”的形式形成。而在其后两年出版的一本名为《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的文集中，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伯格又进一步把“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核心或观点归结为三个命题，即：
（1）经济行动是一种社会行动的特殊类型；（2）经济行动是社会定位的；以及（3）经济制度是社会建构的。
在格兰诺维特的“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中，“经济的或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是仅次于“嵌入性”的另一个重要的概念。然而，在我看来，格氏并没有能对其给予足够的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格氏借助的只是经验性个案研究的说明（如他不断提及的19世纪80年代美国电气工业组织形式的社会建构）。这种经验说明仍难排除给人一个印象：“经济的或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无非只是“嵌入性”概念的一个简单延伸。格氏虽然对社会网络在经济制度建构中的作用予以相当弹性的解释，即“在经济制度形成的早期阶段，网络可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一旦制度的发展被‘锁定’（ locked in）以后，网络的意义就下降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同样未能对网络作用过程的内在机理和实现条件予以足够的理论说明。
四、发展中的束缚：一个批判性评论
“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的上述思想方法和命题表达了一种不同于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的新的视野，即将经济看成是嵌入于社会的，并且是受具体的社会结构限定的，因此，对经济行动和经济制度的研究要从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网络出发，着重研究社会网络对经济行动和经济制度的决定性影响。这是“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近20年来的建设所显现出来的总的研究特色。“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的崛起标志着经济社会学在西方的新发展（因而又称为新经济社会学）。不过，从经济社会学发展的脉络来看，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并非循着对古典和“旧”经济社会学的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而来的，而是由一般的社会网络分析转变其研究路向（对象）而来的，这一特质决定了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获得显著发展的同时，又包含着某些束缚其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或限制：
第一，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是一种对“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研究，（注：在格兰诺维特眼中，新经济社会学无疑就是他的“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本文赞同这种较为专门化的看法）。不过，在另一位新经济社会学的推动者斯威德伯格（Swedberg,1997）看来，新经济社会学至少应当包括三个理论，即网络理论、文化社会学和组织理论。这种包容性的观点可以反映60—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社会学的某种复兴的景象，但是，在目前也的确会因此把西方经济社会学内部的分歧和可能的转向搅得更为模糊。例如，组织理论中既有网络分析，也有人口生态学等新视角的分析。而所谓的“文化社会学”则根本上是对网络理论的批判。而且，“文化社会学”也并非提倡以惟一的文化视角来分析经济现象，而是主张对结构、经济和文化因素进行较为均衡的分析。）因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的确较成功地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它使得社会学家能够将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延伸应用到传统上由经济学研究的领域。这的确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有力的回应，它不仅可以由此提升社会学在社会中的发言权，而且也能推动社会学自身的发展。
然而，如果我们走出社会学，站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来看社会学的这一成就，就能发现其中的局限性，这就是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学帝国主义”的特性。“经济生活的新经济社会学”是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刺激下激发出来的。当整个非经济社会科学都在对经济学的入侵及其文化霸权予以谴责时，社会学家已开始谋求以同样的学科帝国主义的方式来回敬经济学。这看似有力，然而，其做法同样是偏颇的、虚弱的。社会学将像经济学一样漠视不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文化意义。实际上，采用学科帝国主义的方式并不能在两个相邻的学科之间产生有益的对话，因为帝国主义行为是以不承认对方学科的文化意义及其合理性为前提的，它所做的只是如何以本学科概念与方法压制和替代他学科的概念与方法。较有意义的对话是一种建立在学术尊重和学科平等的基础上的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的过程。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对话是一种共存共荣的典例：新史学从社会学中借鉴了理论分析和数量分析的方法；社会学则从史学中重新获取了对历史分析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另一种更好的对话形式，是通过在两个相邻学科之间进行理论整合而建立起一门边缘学科。如笔者始终强调的，在经济与社会两个领域之间建立一门新的边缘学科——经济社会学。这种经济社会学只能是以研究跨学科的经济与社会关系为己任，并且其理论要建立在对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的有效整合的基础上。显然，西方新经济社会学还缺乏这样的理念和学科定位。
第二，从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看，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引进了一种研究经济生活的新的社会学视角，即嵌入性视角，从而提出和强化了对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的研究的意义。在经济社会学传统中，有关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结构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并没有被完全忽视，但也肯定并未把它看成是渗透或嵌合在一切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无所不在的因素。将社会关系网络提升到一个如此重要的解释变项的地位，是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贡献。而且，通过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的技术，西方新经济社会学能对具体经济生活中的社会网络的作用予以经验性描述和某种定量分析，从而取得在特定研究范围内的“精确性”。
然而，事物的二元性又在这里表现出来了。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通过嵌入性视角和社会网络分析获得了社会学帝国主义的反击和某种分析的精确性的同时，又束缚和禁锢了自己的研究取向、研究视野和研究层次。首先，强调经济嵌入于社会，必然漠视社会嵌入于经济，更不能产生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和相互作用的辩证思想，从而在研究取向上也只是强调社会对经济的影响，忽视经济对社会的影响。这样，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也就大大削减了经济社会学所本应具有的研究空间。其次，在强调经济嵌入于社会时，只从“社会”中分离出社会结构或人际关系网络作为其解释变量，而基本上忽视了制度、伦理等社会因素的独立作用和可能的解释地位。（注：“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虽然也研究经济制度，但只是把它看成是被解释变项，要求从社会互动和关系网络的角度对经济制度的建构作出解释。）从某个确定的视角出发进行某一因素分析，符合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教条，这一教条的宗旨是必须从错综复杂的事物中分离出最简单项，才能予以有秩序的研究。然而，如果固执这一教条，就可能忘却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论著作中最后强调的更为根本的综合原则，即在分析出某些“最简单项”予以有秩序的认识之后，应当“把它们置于相互关系”中进行“综合”研究。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未能更好地将社会网络与规范、伦理因素结合起来研究，因而，大大削减了它的解释力。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首先应归咎于它的“社会学帝国主义”的研究风格：它要获得某种对经济学入侵的资格，便要选择一个被认为是“经济学失败方面”的研究视角进行研究。另外，方法论至上（将方法论创新置于解决问题之上）的错误以及追求形式上的精确性，都使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固执一种单一的研究视角。最后，与其相关的是，经济生活的社会网络分析，基本上是在一个微观的层面上展开的，它虽然可以使经济社会学迅速下降到一些具体而微小的经济生活现象上进行网络分析，然而却未能上升到大社会范围内对体制和经济社会秩序的变迁进行解释和预测。“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目前只能说是一种微观的经济社会学。之所以如此，与它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有着密切关系。
第三，从方法论角度看，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视角和网络分析尽管有将行动者与社会结构限定结合起来的愿望，然而却未能在它们如何结合上取得突破。假定经济行动者是有目的的和有理性选择能力的，可以为行动者在任何情况中的行动保留自由的空间；同时假定（强调）行动者是嵌入于其当下的、即时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又可以避免将行动者视为原子化的个人决策，因为个人决策和行动必然受外在的社会结构的制约，“这无疑代表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朱国宏，1999： 116）。然而，我认为，这仅仅表明其走到了这第三条道路的路口。由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并未从内在机理上解决理性选择与社会结构约束的关系问题，因而，它也未能使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约束在方法论意义上结合起来。正因为如此，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进入实际研究过程中，便难以坚守其走第三条道路的意愿了：它只能从第三条道路的路口退回来，要么转向了个人主义方法论道路，要么转向了集体主义方法论道路。第一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强调行动者的理性决策时；第二种情况则相反，发生于强调外在社会网络的限定时。由于网络分析是一种结构分析方法，第二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最后，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似有经验研究有余、理论研究不足的限制。“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是对宏大而抽象的结构—功能主义经济社会学的一种反动。同时，更主要的是，这种新经济社会学是在引进人类学和心理学中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并对其通常的研究对象进行转向（转为研究经济现象）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因而它必然带有人类学和心理学注重经验研究的特点。诚然，使经济社会学能够研究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这是经济社会学谋求“生存”的必然之道路。然而，有经验证明（如20世纪上半叶美国城市社会学派的式微），如果一门学科仅仅满足于从其他学科中引用基本概念和方法，或者说，对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基本概念和方法论等基本问题思考不足，就必然会妨碍该学科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而缺乏一个成熟的和稳定的理论体系，人们将逐渐发现许多社会事实和数据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概念工具来说明。人们将在各种与经验相联的小理论的彼此冲突或残缺不全中感到无所适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者满足于“支离破碎”的经验研究，迟早会发生整体性的理论危机。因此，我认为，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发展至今已开始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理论转向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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