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归与超越——海外华人华文文学民族性及其异变之再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依归论文,民族性论文,海外华人论文,文学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2)06-0086-02
当代，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瓦解，多元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的潮流已经深刻影响到海外华文文学，社会历史背景或文化语境已成为研究其文学文本的重要决定因素。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和中国本土文学既相分流又相整合，这种状况，不仅使海外不同区域的华文文学能够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得以彼此沟通、衍化和统摄，而且还使海外华人华文文学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作为整体汉语言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海外华文文学很自然地显现出既具有汉语言文学的一贯的文脉及其特点的表现方式亦即民族传统，又有受不同的国家或区域文化影响而表现出的特殊性亦即异变。这种特殊的从整合到分流的创作轨道，正是海外华人华文文学创作的内在实质。
一、民族性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精髓
由于文学的传承性，无论客观社会如何变更，其民族的文艺审美观都无法动摇。海外的华人虽然在地域的生活空间发生了变更，但骨子里却蕴藏着太深太多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的传统思想、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以及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这种民族情结正集于华人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传承关系。
(一)大陆本土文学与海外华人华文文学之间所反映的客观状况通常用整合和分流来界定。同文同种，脱胎于同一文化母体的文学创作本属一个文化整体。当这个整体由于客观或人为的原因受到阻隔时，分流就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推动着文学的发展。众所周知，由于战争，许多的华人作家流落域外，从早年的林语堂、梁实秋等大师级作家到林海音、洛天、痖弦、徐讦等著名的老作家，从现代派、乡土派的陈映真、黄春明、白先勇、余光中到新生代的钟晓阳、查建英等，无不将强烈的民族意识融进作品之中，可以说，民族性是这些海外华人作家创作的精髓。特别是新移民文学的崛起，更将这种创作的“精髓”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当母体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将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主题始终定格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元”，而不脱出民族文学的“围城”之时，民族性便将大陆本土文学与海外华人华文文学沟通到一起，在客观上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学空间。这种沟通和融会是20世纪华文文化身份定位的理论背景。
(二)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描绘，折射出整个民族的人文和时代的精神。无论是林海音笔下那位旧中国传统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凄凄哀哀至死都未“堂堂正正当一回妻子”的金鲤鱼的悲惨命运，还是由于现代文明下的变态心理而崇尚爱情至上、性解放而最终走上一条不归路的夏晓云的婚姻悲剧；无论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昔日达官显贵今日无奈的流浪者，还是致力于“我们的歌应该是从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里、泥土里、人的心里发出的声音”留学于维也纳的青年音乐家江啸风的“民族魂”的力量所在，都是与时代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这不能不说是整个民族文学的艺术再现。
(三)体现在母体文化中的民族性带给海外华人华文作家的是永不泯灭的良知。“数千年来勇敢、勤劳、俭朴、孝敬祖先、忠诚国家，乃至古代既有‘大公无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同理想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克己奉献精神，还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1]，常唤起海外游子们的创作激情，使其在文学创作中，面对新的文化空间，展开更广阔的视野，表现出更恢弘的气度。“两脚踏东西方文化”的饱学之士林语堂，让西方人从《京华烟云》中领略了中国文化以及老庄哲学的魅力和精义，赵淑侠《塞纳河畔》的深邃的思想内涵与强烈的爱国情怀，乃至于后来认同中华文化、趋向传统回归的年轻新移民作家们，无不将游弋于海外作家的一片赤心捧予祖国。
二、异变——在恪守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突破母体文化，将移民群体文化色彩涂抹到其创作文本中
海外华文文学虽然以本民族文化传统为核心，但却不可抗拒地吸取了各旅居国本土文化的营养。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已逐渐形成了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的现代思维方式，于是一种融合的双重性文学应运而生，我们称之为“异变的华文文学”。
(一)大相径庭的文化观念造成尴尬无奈、漂泊无依的痛苦心态。一种异于本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必然成为赖以生存的支柱。皈依西化，痛苦、无根无源的困境所产生的观念必然成为华人作家创作的精神渊源。因而，早期的乡愁主题——失落、孤独曾是华文文学多年不变的基调，他们无法对人生、社会、国家、时代作出更理性的认知。我们可以从赵淑侠的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上看到这种乡愁情愫的异化：《西窗一夜雨》中的陈志翱遭受感情上的流浪和文化上的乡愁，挣扎在生存线上，是个典型的海外悲剧形象；而《我们的歌》中的江啸风却“无暇去品味漂泊的痛苦，无暇领略失业的苦闷”，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去爱自己的祖国，为民族的复兴而奋斗。这种于感性与理性的嬗变亦代表了众多华文文学创作中的潜意识的两种文化的交融。
(二)异域风情、语言和情节结构亦是华人华文文学易于接受的较为自然、合理的表达方式。丰富的多样性和差别性，亦是海外华人华文文学异变的特点之一。中国传统小说的以人物对话和行动直接构筑故事情节的表现模式更多被西方小说的多样化描写方式——意识流、象征主义、印象主义乃至于隐喻、暗示等修辞格所替代。我们可从早期郁达夫的《沉沦》、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小说中体会到这种西化的描写方式。倘若说这仅是异变的初始状态，那么在以后的现代派作家群中大为不鲜，如聂华苓以现实手法表达象征意义的《桑青与桃红》、陈若曦以时空倒错的表现方式来刻画主人公的精神状态的《最后夜戏》等，乃至后来的“新移民作家”们将异域文学的审美观及语言风格渗透到其作品中，使西化的异变更为显著。
(三)新移民文学迅速崛起，标志着华文文学走向新世纪。社会和时代的前进步伐的加快，人类观念的进一步大同化，新一代华人移民知识层次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新时代海外华人华文文学新成果的产生。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异变，显示其创作中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对时代、社会及人生的思考。这种异变似乎是在作一番如何融传统于现代，融西方于中国的探索。正如国内评论家界定：不再满足于对异国作浮光掠影的描绘，冷静的观察思考取代了早期的惊异、迷惘的目光。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移民文学，以其内容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吸引了读者，以结构风格多样化显示了作者的创作实力。如阎真的《白雪红尘》、张翎的《上海小姐》等完全摆脱了以往留学生文学的乡愁阴影，投入到争取适宜的、愉悦的生存空间。在表达形式上，新移民文学亦大胆采用空间与时间的肆意交错以及浓墨重彩的猎奇式渲染。无疑，这类积极向上的历史定位，乃是新移民作家不同于早先留学生文学的异点所在。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新移民文学正坚忍不拔地在攀登华文文学的新的高峰，这也是我们的企盼。
三、冲出东西方文化夹缝，寻求独特的文化归宿
新世纪的到来，给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但似乎也增加了华人华文文学发展的某些困惑。这类困惑被称为“忧患意识”，目前正经历着从忧患传统的被迫丢掉到关注传统没落这样一个过程。正如国内资深学者研究所论“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是处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一意识有时并不那么强烈。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是在两种不同文化差距所做的文学想像，是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2]，这种对于经异族文化冲击波内化而成的“他者”和“异域”的描绘，可视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解读和诠释。
笔者认为，继续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首先应关注其传承性。尽管客观社会变化更迭，尽管作家的文化背景、身份地位迥异，但民族的审美观是稳定的，文化血缘是无法改换的，因而，生活在异域的华文作家与生俱有的“中国情结”使其作品必然承袭中华传统文化。其次应注意其发展的融合性。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只有融会、吸收外来文化才有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才能不被世界潮流所淘汰，才能聚集本土文化与居留国文化为一体而集大成。再次应观察到其发展存在向本土性倾斜的倾向。各居住国社会环境、生活条件和思想文化潜移默化渗透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不可抗拒的本土性使其创作最终由量变到质变。实践证明，海外华文文学的“本土化”，并非文学发展中的疵点，而是立足于居住国，生存发展的基础，亦是居住国华人读者的必然要求，“海外华文作家应该是认同中华文化，同时心胸开阔地接纳定居国文化优点；并进一步加以融会贯通，再回馈当地文化，并发展中华文化”[3]。
由此可见，人类群体的普同性和差异性亦是并存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论，海外华文文学有着割舍不断的中华文化传统的脉络，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且与世界文化一体化接轨，民族自我保护主义有意识的加强，将会激发海外华人作家形成自己独特的“本土”文学传统。根据这种变异，我们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时一定要将文学视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考察具体作家、作品和一定时代社会物质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充分认识文学所表现的人性、阶级性、民族性、差异性，更深入、更透彻、更科学地去理解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的文化普同性。
收稿日期：2001-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