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与战时西藏问题交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战时论文,宋子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时期，宋子文重新获得蒋介石的重用。1940年6月，宋子文作为蒋介石派驻美国的“私人代表”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继续常驻美国，在战时西藏问题的交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康印公路交涉
1941年2月，国民政府决定修筑康印公路，确定了“一面踏勘，一面交涉”的原则。①2月26日，中国驻美特使宋子文致电蒋介石，主动请缨，“滇缅铁路方面问题太多，亦较复杂，如欲迅速起见，或可(一)指定文主持与英美交涉，(二)请张部长派杜局长携带最后工程预算图表及应需资料飞美协助进行”。②翌日，蒋介石回电同意，宋子文遂奉命主持与英美的交涉事宜。③4月9日，蒋介石告知宋子文，“英保守党过去认为欲保印度必保印度东北高原与山地之中立区，不愿打通西藏”，“即在近今，对于接通西藏国际道路线犹现踌躇之色。该路关系边区西南国际交通甚巨，且趁此开扩西边政治经济亦属良图，为促英国之决心，亦惟有利用此时机，并藉美国经济之力量，予以推动，方可冀其有成。特请默识此点而应用之。”④
4月10日，宋子文就康印公路事与英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E.F.L.W.Halifax)详谈。宋子文说，国际战事变幻莫测，我两国存亡相关，必须开辟不能被敌截断的路线。哈利法克斯非常赞同，答应立即电告英外交部。5月17日，哈、宋再次面谈。宋建议英政府指派驻缅官员，协助我方，专责办理三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康印公路之测量及建设”。哈应允电达英国政府，并请直接向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C.Kerr)作同样的建议。⑤中国外交部随即与卡尔商洽，卡尔答应电询本国政府并转询印度方面意见；刚刚就职中国外交部部长还未归国的郭泰祺在伦敦也直接与英国外交大臣及殖民地大臣商洽，他们均赞成公路经由西藏以通塞地亚。郭泰祺过美时，与宋子文一起向哈利法克斯探询意见，哈表示赞同，并表示愿意协助中国向美方接洽修路器材。5月21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建议郭泰祺回国“取道仰光”，因为“缅督与其素有交谊，就便可以商讨滇缅铁路、康印公路等问题。若回国之后，专程前往，不免引起注目，恐非英方所愿。”⑥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郭泰祺回国途经缅甸时，与缅甸总督磋商。缅甸总督表示欢迎路线经由缅甸北部以接通印度的多列。与此同时，5月28日，宋子文在华盛顿与前缅甸总督柯克芸就缅甸铁路的修筑事宜亦举行了会谈。⑦
似乎万事俱备，只欠“勘测”了。而交通部派出的勘测队也于5月10日到达西昌，5月18日继续西行。到达中甸后，勘测队于7月13、14两日分南北两队先后向德钦、叶枝两地进发。⑧
7月9日，办事喜欢雷厉风行的宋子文打电报催促蒋介石：“由各方面观测，日寇进占泰越，为期不远，我滇缅路如被敌机集中轰炸，破坏必甚，赶筑康印公路，实为急务，文屡电陈请，谅蒙垂察。前向哈利法克斯探询意见，已表赞同，应请政府速向英大使磋商合作赶工办法，先事完成测量，材料工具则由贷借案内申请，美方当可供给，即恳钧座分别饬令外交、财政、交通各机关妥为筹备，一致进行，以期速成，无任叩祷。再塞地亚西昌航线机场亦应赶筑并乞裁定。”⑨7月21日，宋子文又致电蒋介石：“闻塞地亚修机场事，恐印度各小邦反对，窃查前任英宣传部长达古柏现任内阁驻远东代表，似可请复初兄向其交涉疏通。”⑩宋子文深知开辟国际运输线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不仅多次打电报催促蒋介石赶筑康印公路，而且筹划赶筑塞地亚西昌航线机场，并且在华盛顿想方设法采购滇缅铁路材料。(11)
不料，风云突变，西藏地方政府和英国都幡然改变原来的态度。起初西藏方面应允测修，并承诺命令沿途官员妥为保护(12)，7月底却突然反悔前诺，竟然破坏河桥，调兵扼守，不准北线勘测队前进。(13)7月，英国大使馆的复文也发生变化，在复文中称：“英印政府在原则上欢迎中国筹筑此路。只是因为此路通过西藏，所以必须征求西藏的意见，同时由于地形困难，主张先办航空测量，并希望同时测量另一经过缅甸北部坎底的比较线(即所谓‘南线’)。”(14)
8月2日，蒋介石将这一情况告知远在美国的宋子文。8月7日，宋子文复电蒋介石，主张南北两线同时勘测，倾向侧重于南线，理由是走南线可避开西藏，而仅与英缅协商，且路程又短，并认为办理航测不仅必需而且高效可行。(15)
面对西藏阻筑康印公路的现实，国民政府内关于南、北线之争再起。吴忠信等数位政府要员力主采北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认为：“就国防而言，北线所经地区多系我国领土，在将来经边固圉之作用上，价值极大。且英人注意我西南边区(滇康藏)，为时已久，若我兴修经过缅甸之南线，则不啻增强英人对我康藏之包围圈，殊堪顾虑。故为国家百年大计计，似以修筑北线为宜。即在此抗战期中，北线距滇缅路较远，不易受敌机威胁，亦为其优点之一。”(16)10月9日晚，吴忠信召见西藏驻京办事处代理处长仑珠，向他阐述中印路修筑的重大意义，并说明“测勘队所有人员，多系工程技师，所带物品多系测量仪器及行李帐篷等件，共有百驮左右，亦不算多，当不致惊扰地方”，告知英国现对于南线的测量极表欢迎，希望转告噶厦维持诺言。(17)随后，蒙藏委员会多次指示孔庆宗“就近向西藏当局剀切说明，务使顾全大局，信守诺言，允许通过，并予保护”。但噶厦方面一再以“呈请藏王召开大会商定方可回话”相拖延。(18)
此时，远在美国的宋子文也在积极打探消息，寻求解决办法。10月30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委座钧鉴：英政府某君私相密告，中印路问题印度政府颇有隔膜，因一、印方愿代我航空测量路线，经费自备，我方无意接受。二、我行政院派海关关员那布罗特私往印度军事区域内调查路线，并未通知印方。三、我方对英国所称西藏之态度，不甚确实等语。所言如是，谨以奉陈。”(19)
既然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的怂恿下阻挠人工勘测，而航测又存在问题，经过多方努力不果，蒋介石不得不下令以武力护勘。11月12日，蒋介石指示“如其再不允，我可派队护送测量，不必待藏允准也。并以此意警告藏方”。(20)12月10日，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派顾问马佐汉前往拉萨“劝告噶厦勿阻中印公路之测勘，否则青军当听命中央”。噶厦回答“俟开会讨论后回话”，仍一味拖延。随后不久，噶厦答复马步芳“势难从命”，噶厦“将不惜任何牺牲反对测勘此路”。(21)
是否对藏用兵，在中央及地方都引起了争议，赞成用兵的人虽然很多，但持有异议的人也不少。在地方，云南省主席龙云认为藏边地形复杂，环境困难，如仅派武装士兵一连护送，恐不济事，如果多派部队，则给养配备均感困难。(22)在中央，吴忠信、交通部部长张嘉
、军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贺耀组以及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许永昌都持反对意见。吴忠信对武力护勘甚为担忧，认为“殊为无办法中之最后办法”，“甚有引起对藏冲突之可能”，12月23日，吴忠信、张嘉联名上摺呈给蒋介石，反对武力护勘。(23)许永昌和贺耀组也认为“当此全面抗战期间似不宜对内用兵”，而应“由蒙藏委员会对已来渝之藏方代表罗桑札喜等晓以大义，力促藏方觉悟”。(24)至于宋子文是否主张对藏用兵，笔者还无从找到相关的资料，但是笔者认为，他应是反对对藏用兵的。因为他一直不愿因为西藏问题而与英国发生冲突。一旦对藏用兵，必然会引起英国对西藏问题的干涉。“西藏问题是如此之小，不应该让它在我们中间出现并影响中英之间的友好关系”(25)，是宋子文的一贯对藏交涉主张。
蒋介石最终接受了数位要员的意见。12月26日，蒋介石召见罗桑札喜，晓以大义，予以劝勉，希望其转达西藏地方政府深明大义，不再阻止公路勘测。(26)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受中英美联合抗日大好形势的鼓舞，蒋介石多次指示蒙藏委员会做工作，希望藏方勿再阻挠勘测。(27)但是噶厦仍于1942年1月13日、2月3日及3月间顽固地以卜卦神示不准为由请中央收回修路成命。(28)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内部力主南线的呼声逐步占据上风。1月16日，与宋子文私交甚笃的交通部次长彭学沛上呈蒋介石，认为康印公路宜采南线：“盖自工程上言，南线较易，似无疑义，采北线之理由，为可附带解决西藏问题，但即采北线，亦不过经西藏东南之一隅，并不足以解决藏事，而旷日持久，军事外交上费时必多，加以工程方面多费时间，似非所以应抗战需要。溯自中印路倡议修筑以来，瞬经一载，苟再迁延时日，不难再虚度一年之光阴。为今之计，似宜即时决定改采南线，即日确定预算，全线分六段同时兴工，以期两年完成。至北线之勘测，似不妨坚持办完，以全中央之威信。”1月24日，蒋介石批示：“可照此意见决先筑南线，但北线似应继续测完，亦准备修成”。(29)显然，蒋介石经过多方努力未果，最终还是采纳了宋子文上年8月7日电中的建议。而此时宋子文的身份，已由驻美特使变为外交部长了，只是仍然常驻美国。(30)
然而缅北战事迅速逆转，3月8日英军放弃仰光，4月29日蜡戍沦陷，5月9日八莫、密支那相继失守，史迪威擅自退往印度，缅甸失陷，康印公路南线的修筑已无意义。
二、西藏危机交涉
1942年2月，蒋介石的印度之行，非但没有增进中英两个战时盟友间的关系，反而加深了彼此间的猜忌、误解和鸿沟。英国决定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报复”。(31)6月，英国就援华物资假道西藏问题，建议中英两国政府联合发表一个“公开尊重西藏自治权”的声明，遭到中国的断然拒绝。7月6日，英印政府竟唆使西藏地方政府成立了所谓的“外交局”，极大地影响到“整个西藏问题及中印公路之进行”。(32)1943年1月，援华物资假道西藏问题交涉陷入僵局，噶厦宣称“只有在西藏、中国和印度三方达成协定的情况下，他们才同意开辟通道”。中国政府当然不能接受，理由是“西藏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中国决不会因为可以获得少量货物而牺牲原则”。(33)4月初，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印政府的支持下，决心同中央政府对抗，下令在中英藏三方协定达成前，停止汉藏驮运路线，阻止运输所有从印度运往中国内地的货物。蒋介石便下令青海、西康和云南的军队向西藏边界开进。(34)面对中央政府的军事压力，西藏地方政府顿时慌了手脚，立即向英印驻藏代表卢德洛(Ludlow)求援。(35)西藏危机全面爆发。
面对西藏危机的逐步升级，宋子文在焦急之余，身为外交部长的他，积极主动地发挥自己的外交才智，在美奉行“我对藏之立场与举措，宜随时取得美国朝野之同情”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42年7月3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在给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dward Gauss)的电报中就表示，美国对中国政府宣称“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任何疑问”(36)。这个富有远见的外交铺垫，为1943年西藏危机的交涉赢得了部分主动。
1943年3月15日，宋子文在华盛顿同英外务大臣艾登(Anthony Eden)有过一次会谈，其中谈到西藏问题。宋指出，“艾登先生无疑知道这一事实，即中国政府始终把西藏视作中国的一部分；蒋委员长在访问印度期间，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向他表明立场。蒋委员长说，当他提议修建一条由西藏到达中国内地的公路时，英国政府看来不太同意”。艾登回答说，“他认为英方的这种疑虑来自于所涉及的自然条件的困难，而不是任何政治原因”。但艾登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充分的辩解。(37)宋子文之所以直截了当地对艾登表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不回避蒋介石访印问题，是希望在西藏危机爆发前，与英国达成共识，化解矛盾，遏止危机的发生。
3月24日，宋子文致电吴国桢，询问西藏情况。3月26日，吴国桢回电：“敬电奉悉，(甲)中央军队集中藏边情形，职亦不深悉，惟据蒙藏会吴委员长告职，委座向西藏代表提出，(一)中藏公路应即开辟，(二)飞机场应予设置，(三)驿运应从速进行，(四)印度被日攻击，我将从藏撤退侨民等，目前似未干预西藏内政问题，如续得情报，再密呈。”(38)显然，身在美国的宋子文对西藏的局势非常关心，他担心蒋介石不得不对藏诉诸武力，而对藏用兵将会导致西藏危机的进一步升级。
宋子文的担心是有道理的。4月29日，英国外交部中国科科长阿什利·克拉克(Ashley Clarke)果然写信给印度事务部，建议“取消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39)。
5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Seymour)在重庆拜会了中国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告知“英国政府以为中国此时在中亚有所举动，不甚相宜，希望中国政府能表示无此事实，以便转告西藏当局，使其安心”。吴国桢当即回答说：中英各自利益均需要两国关系日益增强，希望阁下能撤回此询问。“如果余将阁下提出之问题转达我政府及军事当局，余不知究将引起何种反响，一国之内部队之调遣，实与另一国无关。至于一国之中央与地方接洽事件，无论其友国如何友好，亦无友国代为转达之必要。”薛穆却称：“西藏与中国其他部分不同，似系自主”。吴反驳道，“此最多亦不过英之印度类似”。(40)5月8日，薛穆致电英国外交部，建议搁置这些问题。(41)5月11日，薛穆又告知与杭立武会晤情况。杭立武以私人身份说，他“希望不要就中国部队集结问题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询问”，“这里没有任何军事考虑，而仅仅是因为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的现行态度不满意，希望对他们施压以促使他们适应现代环境和为战争作出贡献。”(42)但是英国政府认为，如果英印在中国“目前的进攻试探面前保持沉默的话”，中国就会误认为“我们将会默认同意他们的行动”，就会真的试图征服西藏。因此坚决主张通过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抗议来表明“只要中国进攻西藏的危险继续存在，我们将不会坐视不管”。5月17日，英国外交部指示薛穆向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任何打乱西藏现存地位的企图都会在印度边境制造混乱”，“除了任何其他方面的考虑外，我们也将反对中国把她的军事资源从对日战争上转移出来。”(43)
5月21日，在美国举行的太平洋作战会议上，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公然提出西藏问题，指称中国调集部队，准备进攻西藏，“使该独立国家大为恐慌”，指责“中国现在正卷入冒帝国主义风险的危险境地”，要求“中国政府能保证不致有不幸事件发生”。对于英国最高行政领导人公然声称西藏为“独立国家”的行径，与会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极为愤慨，当即予以驳斥，他严正指出，“西藏并非首相所谓独立国家，中英间历次所订条约，皆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同时，他明确表态，“中国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针对西藏的部队集结或者武力威胁”。他强调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无意对西藏诉诸武力”。(44)邱吉尔随后表示“没有人对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提出质疑，现在紧要的事情是要避免制造任何新的困难”。(45)宋子文将此情况告知蒋介石后，蒋愤慨地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晚傍接宋电称华会21会议中邱吉尔突称西藏独立国家，中国在此获得英美空军接济之时不宜对藏用兵，并将其对英美一月间加尔各答共同进攻缅甸决议完全推翻否认，此诚帝国主义真面目毕露，不仅为流氓市侩所不为，而亦为轴心倭寇所不齿。”(46)
经过多方权衡和争论(47)，英国对藏政策的重新检讨最终定格在7月7日英国战时内阁通过的《有条件承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决议》上。决议指出：“最近的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打算坚持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在同中国政府举行的涉及到西藏问题的讨论中可能会被提出。因此，战时内阁同意英国政府代表和其他相关人员在这一事件中应该寻求采取的方针。建议如下：1.他们应该避免使我们作出这样的保证，即不管中国人是否承认西藏的自治而无条件地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2.如果需要的话，应该进而提出一个警告，假如中国人试图搅乱西藏的自治，我们将会考虑撤销我们对中国宗主权的承认。”(48)
英国外交部与印度事务部据此拟订了有关西藏地位的备忘录(即《英国政府关于西藏与中国关系的政策》)，声称：“对中国宗主权的任何无条件承认，都会削弱英国政府保护西藏自治权的立场。英国政府不得不对西藏政府作出承诺，支持他们维护西藏实际上的自治，这种自治对印度的安全和印度东北边界的平静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英国作为中国的盟国，又难以向西藏提供有效的物资援助。因此，目前应该尽可能地阻止在中国与西藏之间出现针对西藏地位的争辩。然而，在某种场合，同中国政府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是不可避免的。”(49)英国的这一政策始终贯穿于1943年7月底至8月中旬的宋子文访英期间的中英会谈与交涉之中。
1943年7月26日，宋子文与艾登在英外交部进行了访英之旅中涉及西藏问题的第一次会晤。宋子文说，邱吉尔已经在华盛顿表示，西藏是一个“阴冷可怕的国度”，它不应该成为中英两国间的“愤怒源”(irritation)。艾登回答说，大英帝国及印度政府当然无意攫取西藏。其在藏利益在于，能够看到西藏一直在享受着的自治得以延续。宋子文为了探明英国的真实态度，随即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明了英国一直都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一直都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艾登回答说，大英帝国对于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补充说，他所说的不是官方意见。他在作出声明前，必须与内阁磋商。参加会晤的英副外务大臣贾德干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则表示，他明了中国的在藏利益在于开辟一条运输路线来运送援华物资。参加会晤的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也插话说，自治并不总是在西藏存在，一度它曾处在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统治之下。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程度有时会波动。中国认为，自治是一个她和西藏当局间的内部问题，任何外来影响只能使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复杂化。因此，如果英国政府能够表明她的对藏立场，尤其是如艾登阁下所说的那样，大英帝国在那儿没有野心，这将会大有裨益的。他建议说，如果艾登阁下能够准备一份备忘录阐明英国政府的立场，宋子文博士也将递交一份备忘录阐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那样可能会有帮助。艾登及宋子文都认为这是个推动讨论的好主意。艾登最后说，内阁授权他对宋子文表示最热忱的欢迎，并且向他保证，英国政府想看到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中国，它真诚地希望中国不仅能在战时与英国合作，而且在战后和平重建中能够紧密合作，因为它相信，中国作为四强之一，是战后世界的不可缺少的因素。(50)
7月29日，英首相邱吉尔设午宴招待宋子文，宴后双方进行了会谈，中方顾维钧在座，英方英国上院主席克兰伯恩(Lord Cranborne)以及联合作战参谋部负责人路易斯·蒙巴顿(Lord Louis Mountbatton)参加了会谈。双方讨论了滇缅路重开及实施缅甸战役问题。在会谈中，邱吉尔又一次突然袭击，开玩笑地说，入侵西藏问题不会被列入太平洋作战会议的会议日程。宋子文立即回应，他回顾说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作战会议上曾有人声称有11个中国师准备入侵西藏。但是事实情况却是在西藏边境的中国兵力不超过两个营。(51)
8月3日，宋子文与艾登再次会谈，中方顾维钧陪同，英方贾德干陪同。宋子文应蒋介石电报要求，询问英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及缅甸战役准备情况,告知中国已与法国维希政权断交。顾维钧在会谈最后提及在上一次谈话中讨论过的西藏问题，并说他正在准备递交一份阐述中国政府对于西藏问题的观点的声明。他希望艾登已经在着手考虑该问题，并同样递交一份阐述英国对于西藏问题观点的声明，以便双方进一步讨论。艾登回答说，他将非常高兴地接受中国的声明，并认为贾德干已经在着手进行一些相关准备，以应对下一轮对话。(52)
8月4日下午3点，在唐宁街10号召开了一次太平作战会议，会议果然没有讨论西藏问题。同日下午6点在中国驻英大使馆内宋子文和顾维钧与英国外交部的阿什利·克拉克和邓宁(Denning)进行会谈，英国询问中美租借法案的进行情况和中国在英军火采购结算办法，以及中国对于日本天皇的处理意见。在会谈中，顾维钧提到西藏问题，中国科科长克拉克回答说，他相信外交大臣关于此问题正在给大使写着什么。(53)
8月11日下午2点45分，在英国外交部，宋子文在顾维钧陪同下，与艾登会晤。艾登通报即将在加拿大进行的英美会议情况和他在会议后将访问莫斯科。宋子文说他已经收到了艾登关于西藏问题的非正式备忘录，并已经递交重庆。艾登说，他的备忘录所阐述的英国立场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他希望中国政府也将就此问题的立场递交一份声明。宋子文对此意味深长地表达出这样的愿望：“尽管问题今天可能不会得到解决，但是一旦解决的时机到来，将不会有任何困难。”他指出，西藏对于英国来说不是非常地重要，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他的孩提时代起，他就记得中华民族一直迫切希望保持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双方约定在宋子文访问结束时发表公报。艾登对于宋子文因为林森去世而不得不缩短访问时间和削减访问计划表示遗憾，他欢迎宋子文随时访问英国。(54)
8月16日，印度事务部向克拉克提议，立即将宋子文无意向西藏用兵的承诺告知西藏人，遭到外交部官员包立本(Arthur Blackburn)的反对。他认为此时“向重庆重提这个问题将是一个错误”。他建议“印度政府通过在华盛顿的使馆向宋子文私人递交信函，附上宋子文向首相的保证以及他在这儿(指伦敦)与我官员们的谈话记录。如果这样做，他就不好抗议了。”古德也不赞成将宋子文的声明告知西藏人。经过商议，英国外交部与印度事务部决定向美国提交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并附上给宋子文信的复件。(55)
8月28日，英国第三次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和前两次(同年4月19日、7月22日)一样，美国政府都向英政府明确表明“美国政府始终考虑到这一事实，即中国政府一直声明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中国的宪法也把西藏列入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之内。对此，美国政府从未提出过疑问”。(56)英国企图寻求美国支持的努力又一次失败，而宋子文的外交策略又一次彰显出威力，宋子文的外交才智又一次使中国避免陷于被动。
9月22日，英殖民事务部(Dominions Office)通告自治领：“中国军队在西藏边境结集问题由大英帝国代办与宋子文阁下单独商议。宋博士对于英国政府及印度政府意图提出西藏问题的倾向表示痛心，他希望我们不要对重庆正式提出此问题。”(57)
10月，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克拉克和驻华参赞包立本访问华盛顿，他们与英国驻美公使桑萨姆一道同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亨培克讨论了西藏问题。亨培克援引了宋子文“西藏问题是如此之小，不应该让它在我们中间出现并影响中英之间的友好关系”的话来告诫英国人，明确表示不赞成英国政府有关西藏地位的备忘录中所持的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并再次重申同意“中国声称的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英国当时非常依赖美国的援助，因此不得不改变其对西藏的政策以避免被美国指责为“在中国边疆地区怀有帝国主义的图谋”(58)。
11月，在中国政府、英印政府及西藏僧侣各界的三重压力下，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屈服，中国中央政府也就恢复执行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一贯策略。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向国防最高会议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给予西藏高度自治权”。(59)
三、结语
抗战爆发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历史给了宋子文施展其外交才能的机遇。一叶知秋。宋子文在战时西藏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正好折射出了宋子文在战时外交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宋子文自1940年6月出使美国华盛顿以来，与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Roosevelt)建立了一种诚恳的、亲密的关系，他的个人德行也赢得了与其打交道的许多英美官员的尊敬和赞扬。无论是美国国务卿赫尔、财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罗斯福总统顾问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等人，还是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等人，宋子文都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便于他完成他的外交使命，也包括便于他在西藏问题的解决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国民政府战时决定开筑康印公路，不仅为了打通新的西南国际运输线，而且趁此巩固西南边圉，促使英国放弃觊觎西藏之心，并藉美国经济之力量，予以推动，一举解决西藏问题。可是英国出于其殖民利益的需要，意欲染指西藏，作为缓冲地带。因而中英在西藏问题上的冲突不可避免。为了达成目的，宋子文可谓殚精竭虑，一方面积极与英美交涉，一方面设法采购物资设备。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国民政府未能达成目的，但是，宋子文已经尽力了。
宋子文是个具有独断独行风格的人。宋子文在美富有远见地奉行“我对藏之立场与举措，宜随时取得美国朝野之同情”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尽管英国于1943年4月19日、7月22日和8月28日，三次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美国政府都向英政府明确表明“美国政府始终考虑到这一事实，即中国政府一直声明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中国的宪法也把西藏列入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之内。对此，美国政府从未提出过疑问”。宋子文这一富有远见的外交方略，使中国在1943年西藏危机的交涉中赢得了部分主动，并最终化解了西藏危机。
宋子文就任外交部长不久，伦敦和新德里的反华情绪就因印度问题达到了战时的最高点。西藏问题成为英印政府的反击点。如何既能维护中国在西藏的由来已久的主权，而又能协调战时中英关系，防止中英关系恶化，成为摆在宋子文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面对1943年西藏危机，宋子文在始终坚持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前提下，采取了不回避但是暂时搁置的做法。宋子文在谈判中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尽管问题今天可能不会得到解决，但是一旦解决的时机到来，将不会有任何困难。”他在谈判的自始至终，都立足于将西藏问题控制在局部范围内，不使其升级为影响中英关系的障碍。宋子文创造了这样一句名言：“西藏问题是如此之小，不应该让它在我们中间出现并影响中英之间的友好关系。”这句话被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亨培克用来告诫英国人放弃他们所持的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笔者分析认为，为了达到不使1943年西藏危机进一步升级的目的，宋子文恐怕还让罗斯福出面做了宋美龄的工作，建议中国“暂时搁置”西藏问题。(60)最终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宣布“给予西藏高度自治权”，这在当时应是一个“较为切合西藏环境，适应世界潮流”(61)的做法。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宋子文在战时防止中英关系的恶化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宋子文从出任特使到接任外交部长，在美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成功地把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从落后的没有组织的社会转换成了四强之一，而且始终坚守了“国格”。1943年10月举行的开罗会议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达到了百年来的新高点，宋子文作为外交部长功不可没！
注释：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5(1)。
②二馆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三○九(2)/859。
③《蒋介石同意滇缅路由宋子文负责主持与英美交涉致宋子文电》(1941年2月2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以下简称宋子文档案)Box 59 folder 5。
④《蒋介石关于康印公路交涉事宜致宋子文电》(1941年4月9日)，宋子文档案Box 59 folder 7。
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76—78页。
⑥《宋子文建议郭泰祺回国取道仰光以就便与缅督商讨滇缅铁路及康印公路等问题致蒋介石电》(1941年5月21日)，宋子文档案Box 59folder 8。
⑦《宋子文与前缅甸总督柯克芸谈话纪录》(1941年5月28日)，二馆藏滇缅铁路工程局档案，五五八/60。
⑧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5(1)。
⑨《宋子文关于赶筑康印公路事宜致蒋介石电》(1941年7月9日)，宋子文档案Box 59 folder 10。
⑩《宋子文关于请郭泰祺疏通交涉塞地亚修机场事致蒋介石电》(1941年7月21日)，宋子文档案Box 59folder 10。郭泰祺，字复初，时任外交部长。
(11)《宋子文关于滇缅铁路材料及英美协助事宜复蒋介石电》(1941年6月4日)，宋子文档案Box 59folder 8；《宋子文为告知滇缅铁路材料已起运致蒋介石电》(1941年9月4日)，宋子文档案Box 59 folder 12。
(12)《噶厦复蒙藏委员会函》(藏历辛巳年六月九日)，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5(2)。
(13)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6(1)。
(14)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5(1)。
(15)《宋子文关于康印公路南北线测量问题致蒋介石电》(1941年8月7日)，宋子文档案Box 59 folder 11。
(16)《吴忠信上蒋介石呈》(1941年9月20日)，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5(2)。
(17)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6(1)。
(18)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6(2)。
(19)《宋子文为告知印度对于中印路的态度致蒋介石电》(1941年10月30日)，宋子文档案Box 59 folder 13。
(20)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6(2)。
(21)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6(2)。
(22)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6(2)。
(23)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6(2)。
(24)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6(2)。
(25)陈谦平：《1943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95页。
(26)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6(1)。
(27)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6(1)。
(28)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6(2)、一四一/2717。
(29)二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717。
(30)宋子文已于1941年12月23日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长。
(31)详见林孝庭：《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32—56页；陈谦平：《1943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88—90页。
(32)《外交部为西藏设立外交局有人保持似堪注意事致蒙藏委员会代电》(1942年11月26日)，《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9页。
(33)《英国驻美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备忘录》(1943年4月19日)，F.O.371/35756/F2964，英国国家档案馆藏(以下简作P.R.O.)。
(34)由于多种原因，云南和西康的军队实际上没有采取行动。只有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在得到中央军事援助后，调集数千军队开赴青藏边界。
(35)《卢德洛谈同西藏摄政会面的情况》(1943年4月8日)，F.O.371/35756/F2733,P.R.O.
(36)《赫尔致高思电》(1942年7月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国，1942年》，华盛顿，1956年。
(37)《英国驻美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备忘录》(1943年4月19日)，F.O.371/F2964,P.R.O.
(38)《吴国桢为告知西藏及新疆情形致宋子文电》(1943年3月26日)，宋子文档案Box 47。
(39)“阿什利·克拉克致皮尔(R.T.Peel)”，No.1811，F.O.371/35755/F2366，P.R.O.
(40)《外交部致蒋介石呈》,机密(乙)第57347(号)(1943年5月10日)，二馆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档案，七二六/1553。
(41)F.O.371/35755/F2385,P.R.O.
(42)《薛穆致英外交部电》(1943年5月11日)，E.O.371/35755/F2418,P.R.O.
(43)《印度事务部鲁姆博德(Rumbold)为英国对西藏问题的立场致外交部克拉克函》(1943年5月17日)，F.O.371/35756/F 2746,P.R.O.
(44)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台北1981年版，第233页；“邱吉尔致外交大臣密电”(1943年5月22日)，Premier 3/90/5B,P.R.O.
(45)陈谦平：《1943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90页。
(46)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1943年5月23日，第43盒第4卷。
(47)详见陈谦平：《1943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89—90页。
(48)《战时内阁关于有条件承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决议》(1943年7月7日)，F.()371/35757/F3494,P.R.O.
(49)F.O.371/35756，P.R.O.
(50)《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外务大臣艾登会谈纪要》(英文)(1943年7月26日)，宋子文档案Box 29 folder17。
(51)《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首相邱吉尔会谈纪要》(英文)(1943年7月29日)，宋子文档案Box 29 folder 17。
(52)《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外务大臣艾登会谈纪要》(英文)(1943年8月3日)，宋子文档案Box 29 folder17。
(53)宋子文档案Box 29 folder 17。
(54)《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外务大臣艾登会谈纪要》(英文)(1943年8月11日)，宋子文档案Box 29 folder 17。
(55)F.O.371/35758,P.R.O.
(56)《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第163页。
(57)《英殖民事务部致外交部函》(1943年9月24日)，F.O.371/35758/F4980/40/10,P.R.O.
(58)陈谦平：《1943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95页。
(59)详见陈谦平：《1943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历史研究》199 6年第4期，第92—93页。
(60)在1943年宋美龄访美期间，罗斯福就对宋美龄说，如中国“不进占则英国亦不致有所动作”，建议中国“暂时搁置”西藏问题。对此，蒋介石在1943年7月17日的日记中曾作记载，并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之情。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第43盒第6卷。
(61)1942年1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奉蒋介石的手谕拟订的中央对藏政策的指导性文件《西藏之政治制度及其对于中国之关系》中即有此提法。详见陈谦平：《1943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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