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隽[1]2004年在《超越相对主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相对主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理论现象，本文从新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其相对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理论实质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全面地梳理，力图阐明其相对主义的积极意义与理论缺陷以及超越相对主义的前提和途径。全文共分七个部分。在导论部分，本文首先对相对主义作一简单概述，并通过对从古希腊、近代到现当代的相对主义进行的历史追溯，指出西方哲学史就是基础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互动的历史并强调了相对主义的合理性和重新理解相对主义的重大意义。本文第一章对新实用主义的相对主义进行了概述，新实用主义是批判传统形而上学、聚合欧洲大陆哲学和古典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物；新实用主义与古典实用主义在一些基本观点上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但两者在谈论问题的角度、深度及最终要实现的理论目标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本文首先论述了新旧实用主义的异同。新实用主义继承了古典实用主义的传统和原则，即摈弃了传统哲学对于确定性、绝对性、普遍性知识的幻想，摈弃了一切二元分裂式的谈论世界、谈论哲学的思路。因此，实用主义常常看作是一种相对主义。而新实用主义继承了以上的原则并在新的背景下有了新的发展和特征，而这些都与分析哲学有关，新实用主义者大多是以分析哲学的形式有力地批判了传统的二元论，他们讲求论证，以语言分析为手段，从分析哲学的内部瓦解传统哲学，细致剖析了传统哲学的内在矛盾，使批判传统哲学的事业更加深入，大大增强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强度。这正
马莉[2]2015年在《罗蒂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理查德·罗蒂是从分析哲学阵营中走出来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他从传统科学哲学的外部对科学展开文化和哲学的反思,侧重于科学的人文研究,因此常被学界误解为“反科学分子”加以批判。然而罗蒂实施的一系列“降科学、升人文”的哲学策略,其目的都是为了使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各就其位,在“泛文学文化”平台上相互融合、相辅相成,这充分展现出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态势,使罗蒂堪称代表性的科学文化哲学家。对罗蒂科学文化哲学思想的深入阐发有助于学界对罗蒂哲学思想整体图景的把握,能够拓宽和丰富科学哲学的研究维度,也为融合西方哲学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罗蒂科学文化哲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是科学哲学的历史—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理论渊源是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两大哲学传统。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之后,科学哲学研究呈现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等多元化的新趋势,为罗蒂科学文化哲学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时代的际遇。英美分析哲学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理论、蒯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观”,实用主义哲学中詹姆斯的“人文主义”宗教及真理观、杜威对哲学传统的批判和欧陆哲学中尼采的“视角主义”思想、海德格尔的“诗意哲学”是罗蒂科学文化哲学的理论基础,启发罗蒂铲除形而上学根基,削平科学高于其他文化的认识论地位,注重科学与人文的平等对话。罗蒂科学文化哲学的首要内容是对传统哲学范式的转变,通过颠覆形而上学和以“小写的”哲学改造认识论哲学两大策略,撼动科学为知识代言的哲学基础。在本体论上他以“语境论”和“泛关系论”反对有超出语言之外的事物本质存在,在认识论层面以“认识论行为主义”反对寻找永恒知识框架的基础主义、反对以心灵镜现实在的表象主义,在方法论上以“新模糊主义”反对主客二分的二元主义,竭力根除形而上学。他以诠释学、对话哲学、教化哲学替代认识论、研究哲学、系统哲学,使永恒的知识与真理让位于自由开放的诠释和不同文化范式之间持续的对话与合作,以此消除科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认识论优势,鼓励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在新的哲学范式下,罗蒂反对科学主义,将科学回归为一种实现人类幸福的普通工具、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和一种文学样式,并据此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四大核心论题展开批判。通过消解科学划界问题、摒弃真理符合论、提倡非“科学实在论”、拒绝科学方法优越性,罗蒂彻底否弃将科学当作优势文化的科学哲学传统,取消科学由于同真理、实在的特殊关系及其优越的方法而成为文化权威的哲学预设。通过以“理性Ⅲ”替代“理性Ⅱ”,以“协同性”替代“客观性”,重塑理性、客观性概念,赋予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合理性、客观性资格,在“泛文学文化”的平台上实现他的科学文化哲学的核心目标——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平等共荣。罗蒂并不是以文学之王对科学、哲学之王篡权,而是以强调整体性的“泛文学文化”包容各个学科,鼓励学科间建立既相互独立、平等又相互对话、相互促进的关系,共同实现人类的幸福。罗蒂的科学文化哲学凸显出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人文主义和吸收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合理因素四个方面的显着特点。科学文化哲学思想是罗蒂变革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的立足点,突破了正统科学哲学的封闭性,为科学的多元化哲学研究提供了空间,因此彰显出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开放视域,但是同时也存在着过于倚重偶然性、从局外人的视角审视科学的局限性。罗蒂的科学文化哲学启示我国在坚定地依靠科学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时,重视发展和发扬人文文化,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将求知、求真、求实与求美、求善并重。
常春兰[3]2006年在《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及其超越》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的形象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库恩是这一转变的主要贡献者。库恩从研究科学史入手，主张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实践是历史地进化的，指出正统的科学哲学所描绘的科学形象是一种以静止的非历史的科学概念为基础的歪曲的形象。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使我们原有的关于科学的客观性、真理、合理性、进步等概念和科学知识增长的标准受到挑战，导致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的流行。一般说来，我们总是看到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直接对立，绝对主义强调唯一性，而相对主义强调非唯一性即多样性。但是，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只是一种外在对立，就像黑格尔说过的那样：“两极相通”，相对主义作为绝对主义的单纯反动，实际与绝对主义具有共同的形而上学预设——主客相分，因此形而上学分为绝对主义形而上学和相对主义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绝对主义虽然占主导地位，是形而上学的正统，但相对主义的威胁却始终存在着，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对立是形而上学无法克服的矛盾，这恰恰揭示了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追求绝对的目标，因而是一种绝对主义立场，但在主客对立的结构中追求绝对的目标却是失败的，从而相对主义不可避免。因而，形而上学的历史就表现为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交替出现的历史。就科学哲学而言，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科学观都属于形而上学视野下的表象科学观。表象科学观主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理论表象，正统的立场当然是绝对主义的立场，认为对于世界的理论表象是不断精确化，不断逼近真理的；但在主客对立的结构中，绝对主义科学观不能给出对真理符合论的满意解释，相对主义科学观出现，认为由于观察在主体间的差异，无法获得对世界的唯一的、精确的表象即真理。在科学哲学中，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科学观也是交替出现，而且，近来相对主义科学观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这促使我们承认，在表象科学观中，相对主义不可避免。但是，相对主义科学观却不是对绝对主义科学观的根本否定，而是绝对主义科学观的消极发展。当相对主义科学观充分发展时，也就意味着形而上学视野下的表象科学观该终结了。早在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就开始了生存论转向，生存论哲学根本不同于形而上学，它消解了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放弃了真理符合论，而是直接关注人的生存实践本身，追求人的生存意义。在生存论哲学视野下，一种强调科学的实践本质的实践科学观正在浮出水面。但是，因为生存论哲学的矛头直接指向绝对主义形而上学，实践科学观的矛头直接指向绝对主义科学观，有些批评者认为生存论哲学以及实践科学观仍然具有相对主义隐含。然而，这些批评者是站在形而上学立场上做出这种评判的，这是对生存论哲学和实践科学观的误读。生存论哲学放弃了对唯一性的追求，关注人的生存实践本身，具体到实践科学观，则是对科学的实践本质的认识，不再纠缠于科学知识是否是对自然界的表象。因此生存论哲学根本不同于形而上学，实践科学观根本不同于表象科学观，超越了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对立。从形而上学到生存论哲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形而上学以“科学的女王”自居，致力于为科学辩护，相对主义正是这种追求的消极表现，而生存论哲学则放弃了成为一门基础科学的幻想，对于科学也由辩护变成理解，因而，在科学哲学中，也发生了从表象科学观到实践科学观的转变，相对主义问题也随之消解了。
杨晨霞[4]2011年在《约定客观：罗蒂的“弱”相对主义思维方式研究》文中认为像任何哲学纪元一样,当今时代研究哲学不可避免地涉及“绝对”、“相对”的形而上问题,但这绝不是简单地去选择“绝对主义”还是“相对主义”,而是确立一种实践理性精神,面对历史,协同地整合二者间的极端对立。在当今思想界颇为流行的相对主义,既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也存在其固有的理论缺陷。处于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学术界更多地是在寻求一条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中间道路。而超越之关键在于,消除绝对与相对的二元知性对立。本文通过阐释罗蒂对普特南实在论虚幻之跨越,对哈贝马斯普遍主义崇高之消解,对戴维森的创造性诠释和有意误读,对泰勒现代认同的本体论证明之批判,展现罗蒂约定客观的“弱”相对主义思维方式。表明,在与四位哲学家的质询／辩护中,罗蒂的“弱”相对主义思维方式似乎更能走出一条“林中路”。罗蒂主张从“具体”出发,着眼于“实际”,从日常生活落脚,摆脱高高在上的理论空谈、一概而论的普遍隐喻。但他仍忠于“过去”,仍承认规则的存在。罗蒂约定客观的“弱”相对主义,为未来哲学预示了哲学的诗意可能性,为世界的多元化现实提供了良好的哲学论证,从而描绘了一副乌托邦自由民主共同体的和谐交融美景。
王艳华[5]2004年在《信仰的人学价值意蕴》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代信仰日益成为“问题”的背景下，本文着重从哲学性的视角考察了信仰得以成立的人学本体论根据及其真实意义；反思和批判了传统超验主义信仰观的思想误区；立足于马克思的人性观和哲学观变革，本文澄清了马克思信仰观变革的现实指向、价值取向及其所敞开的真理与价值内在统一的信仰境界；通过对现代人类信仰精神回归生活世界趋向的把握，揭示了现代信仰回归生活世界所具有的双重性：亲近生活与遭遇虚无；在对当代人类信仰精神的生活基础进行考察的前提下，本文揭示了当代信仰精神的价值蕴涵，阐明了马克思“人性整全”的信仰理念之意义。在当代，人类已经站在了一个新世纪的起点上。在当代人类挥手告别旧的世纪但对过去发生的一切尚来不及彻底清理的时候，人们又已经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新的生活之中。信仰的迷茫和失落是当代西方和东方的共同感受。当代西方社会在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上帝之死”所带来的信仰迷茫使西方人陷入了“生命中不堪承受之轻”的精神焦虑之中。当代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远离崇高”和“信仰缺失”的精神现象。人失落了信仰，也就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怀，人生的意义由此而变得晦暗不明。因此，如何使人从信仰危机中摆脱出来，澄清信仰的真实根基和意义，重塑当代信仰精神，从而赋予人生以真切的意义感和终极的价值关怀，就成为当代人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哲学作为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的理论，理应对这一问题展开理性的追问和反思。澄清信仰的本体论根基是重塑当代信仰精神的思想前提。在笔者看来，这首先需要反思对信仰的流俗理解。在日常生活中，“信仰是可有可无的”、“把信仰等同于宗教”、“信仰就是迷信”、“因为有用，所以信仰”等观点构成了人们对信仰的自然态度。这种自然态度是有待于追问和批判的。要
覃世艳[6]2006年在《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批判》文中指出本选题是对陈海飞师兄2004届博士毕业论文《论理解——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重建》的理论继续，旨在评析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对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的影响。 解释学是以理解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理解的自我反思，是对理解的理解。它包含两个向度，一是肯定性向度，主要研究理解如何可能；二是否定性向度，主要关注理解如何不可能。解释学史共历经局部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和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等四种阶段和形态。其中，局部解释学和一般解释学还被称为传统解释学，它和现代哲学解释学一道体现了解释学的肯定性研究向度，后现代主义解释学则体现了解释学的否定性向度。 后现代主义解释学体现了解释学视野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它的主要流派是解构主义解释学和新实用主义解释学，前者以德里达、耶鲁学派等为代表，后者以罗蒂等为代表。它以关注理解如何不可能为根本旨趣，以文本间性和意义的多样化的关系为核心问题，以理解的主观性为基本原则，以直接或间接地抛弃作者和文本原意为理论依归，以轻视历史、篡改地理和转换时间为重要手段，通过蛮横隔离理解与解释的关系，将传统认识的对象纳入到理解的对象之列，或者片面强调文本的审美性，或者片面强调文本的应用性，从而以理解到的意义取代文本意义，达到取消认识论、取消理解对象的确定性，否定理解的正确性等解释学的传统旨趣和理论的目的，并最终抹煞传统的主体观、真理观、历史观、知识观、价值观等。 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理解实践的事实层面出发，坚持以文本为依据，以批判为主的原则，运用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互文性等思维方法，阐述了以下主要内容：第一章和第二章，介绍了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思潮的背景及主要观点。第叁、四、五章，评判了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理论在理解与认识、理解与欣赏、理解与应用等关系的偏失，重新界划了解释学与认识论哲学、美学以及价值哲学的区分。第六、七、八章阐述了后现代解释学对解释学基础理论的动摇与否定，并进而消解了以前解释学和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 本文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正象理解不同于认识、欣赏和应用一样，解释学也不同于认识论哲学、美学和价值论哲学。第二，后现代主义解释学和现代哲学解释学具有一致性，都反对传统解释学，但是，前者是后者理论的极端化和激进化，它们的理论旨趣、核心问题、基本原则和理解的正确性等方面也迥然有别。第叁，后现代主义解释学强调了读者在理解中的积极作用，强调了理解的开放性、相对性、历史性、民主性与创造性等，打破了绝对主义解释学的神话，不啻为解释学史上的重大进步。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第四，伊格尔顿所宣告的西方文化的死亡并非空穴来风，当前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更多地张扬了其消极性。它否定了解释学的重要理论，比如，否定了理解对象的客观存在，否定存在着客观固有的文本意义，否定了作者和文本的客观关系，否定了正确理解的可能等等。这给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徐积平[7]2005年在《实用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文中研究指明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美国20世纪居于主导地位的哲学流派,是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之一,可以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的一种哲学理论概括。总的来说实用主义强调以人的价值为中心,以实用、效果为真理标准,以实践、行为为本位走向,倡导教育与社会联系等,反映了美国社会求实进取,崇尚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它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具体体现在美国经济、政治和教育等诸多领域。 对于实用主义,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深入研究实用主义,既要注意揭露它的局限性、片面性和错误,又肯定其中所包含的积极内容,吸收那些马克思主义可以接受的东西,这对于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另外实用主义是美国工业文明中的竞争哲学,对美国走向现代化起过很大作用,认真研究实用主义,吸收那些马克思主义可以接受的积极的东西,对于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促进我国改革开发的健康发展,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会有一定积极作用。 针对实用主义哲学理论本身及在我们国家当前对实用主义研究可看到有一部分人甚至是专家、学者把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或那样的等同起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实用主义化倾向的情况。本文首先指出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者是有一致性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实践哲学,都以实践、行为为本位走向。但也存在着本质区别,应该看到在如何认识实践、如何认识真理、如何拒斥旧形而上学和分析形而上学、如何看待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如何看待人等等许多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用主义是“差之毫厘,离之千里”,是两种不同的实践哲学。着重从哲学路线及出发点、本体论、真理论以及价值论等各方面全面把实用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进行了全面地比较研究,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实用主义在哲学路线和基本理论观点上违背了实践唯物主义,其理论在本质上是唯心主义,是实践唯心主义哲学;(2)实用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在现代哲学转向上两者是有一致性的,都实现了实践哲学的转向;(3)有用即真理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但其在研究真理论时注重其兑现价值、在真理产生过程中注重人们相互认同的作用等对我们在全面认识真理论时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4)实用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影响下,注重价值论的研究。实用主义对价值的研究,实现的价值哲学转向对当前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这个经济(“价值”)年代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会有一定的帮助;(5)实用主义尤其是新实用主义哲学家非常注重对社会现实的研究,这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路径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个真切的现实生活、这个真切的理论活动舞台中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工作者当前面临的一大难题但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市场经济需要理论,同时市场经济也能创新理论,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一个个崭新的理论不断涌现,这一切的一切都为我们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理论提供了鲜活的创新之源;积极吸收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积极成果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周丽昀[8]2004年在《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比较研究——兼议从表象科学观到实践科学观》文中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科学的双重效应使其自身的发展陷入悖论之中。随着不确定性、终结论以及其他后现代理论话语的影响，现代科学认识论遭遇前所未有的理性危机和表述危机。首当其冲的是科学认识论是否享有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尤其是传统的科学知识观面临巨大的挑战。科学究竟是什么?如何表述科学?谁有资格表述科学?科学将走向何方?面对这些问题，是人云亦云，还是另辟蹊径?凡此种种都需要进行不懈探索和合理性重建。 本着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循着科学观发展的脉络，首先对富有代表性且又互相竞争的两种科学解释方式——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文重点探讨了它们共同的形而上学根基，即都是对知识的有效性的追求，都有某种预设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倾向，都从表象走向了实践；然后对他们的分歧，同时也是作为科学观内核的客观性、真理以及方法论等进行了比较，从而勾勒出科学发展的理论图谱，挖掘出科学观的理论根基。 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开放视野中的科学研究进行了理论透视和实践扫描。通过对科学史和科学观的梳理和反思，以及对当今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的追踪，进一步指出：由于主体认识能力的局限、客体的无限丰富和本体的归隐以及逻辑不完备的局限，绝对完美、不可替代的科学观是不存在的。每一种科学研究都对科学发展做出了个性化的贡献，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局限性。 论文指出，以往的科学观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将一切对象化这一表象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不能很好地解释科学，也无法实现人的解放。鉴于对科学史以及科学哲学发展逻辑的多重分析，比较有前途的选择是坚持“开放的理性”和“实践的科学”。“开放的理性”要求我们与非理性对话，对科学保持有张力的批判和宽容；要求我们“遗忘”和“沉思”；要求我们“超越”前提而不是结论；并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通。“实践的科学观”除了其认识论意义，更因实践的广阔视角、深刻内涵和整体向度而被赋予更多的存在论意蕴，具有与境性、主体间性、历史性和反思性等特征。在实践的科学观看来，科学是在一个由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构成的动态网络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并处于生成和流变之中的开放的体系。所有因素构成的“合力”使得科学在有张力的自由之中逐步获得完善自身的力量。这种科学观亦坚持一种“实在”，就是万事万物变化中的不变性，它依然保持相对特殊的品格，具有不断进步的可能。对科学的研究应该回归生活世界，在实践中实现自由的科学和人的解放的汇合，不断达到澄明之境。
彭水香[9]2012年在《《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与美国分析美学》文中研究说明分析哲学诞生于欧洲,却在美国这片原本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以分析哲学的方法进行美学研究的流派,即分析美学,成为美国的主流学派；二战后,美学研究的地域中心实现了从欧洲大陆到美洲、从德国到美国的大转移,从此美国成为西方美学研究的地域中心；美国美学协会及其主办刊物《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为简便起见,下文以简称《杂志》代替《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全名)的相继诞生,对美国美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分析美学在美国不仅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美学形态,而且产生了世界性影响。追根溯源,美国分析美学的形成、发展、演变都离不开以下叁个因素的相互作用。首先,从思想资源来说,美国分析美学除了受到分析哲学思想的影响,也受到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其次,从方法论层面看,分析哲学的方法论属于分析美学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了分析美学的主要支柱,为分析美学对传统美学的批判、自身的理论建构以及后来的发展确立了理论根据。第叁,美国美学协会成为美国美学学科体制化的代表,该学会主办刊物《杂志》成为美国美学的权威刊物,《杂志》不仅见证了分析美学发展为美国主流美学的历程,同时引领着美国美学学科的发展。美国美学协会与《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是美国美学体制化的核心要素,以这个核心要素为支撑,以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依托,以及美国分析美学基于客观艺术实践,以清除传统的形而上学为契机,以艺术实践的剧烈变革为中心,美国美学研究掀起了一场理论革命,反本质主义与本质主义、艺术可否定义的讨论成为美国当代分析美学的核心命题。在艺术的急剧变革中,解决艺术哲学中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成为美国分析美学的紧迫任务,作为美国美学体制化代表的《杂志》与美国美学协会,在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学科发展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以丰富的第一手英文文献为依托,以《杂志》为窗口,以艺术定义为线索,探索美国分析美学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自20世纪20年代的达达主义运动以来,先锋派艺术的打破了传统上艺术仅靠“好眼力”就能解决的艺术鉴赏与艺术批评问题。艺术世界的变化改造了艺术认知的方式,艺术世界的复杂性使传统美学理论变得无所适从。以先锋派艺术为代表的当代艺术提出了深刻的哲学问题。“艺术必须具有审美特质吗?”“艺术是什么?”“艺术如何辨别?”“艺术理论在辨别艺术中起到什么作用?”“对艺术作品的解读和艺术批评的意义何在?”追问并解答这些问题变得必要而紧迫。其中,“艺术是什么?”既是哲学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也是艺术理论回应当代艺术实践时必须解答的根本问题。美国分析美学发起了针对传统本质论的一场革命,这标志着一种新思潮的崛起,也是一种逻辑与知识形态的演变。昔日的普遍主义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反本质主义思潮从此登上了美学发展的历史舞台。但是,在反本质主义的消解与解构中,美学陷入了无方向感、无确定性的深渊之中。于是,艺术定义走出一轮困境后,又陷入新一轮的困境之中。维兹(Morris Weitz)、肯尼克(William E. Kennick)、齐夫(Paul Ziff)等反本质主义者主要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家族相似性”、“生活形式”以及“艺术开放性”等为由,反对任何本质、反对充分必要条件的定义,以取消主义的态度对待美学,以古德曼为代表的反本质主义多元论者主张世界构造的认知论,陷入了一种相对主义和毫无确定性的泥潭。艺术实践内部的重大变化和人们对艺术的各种需要,亟待艺术理论对纷繁复杂的艺术作品做出明确的解释,重新对艺术的界定做出尝试,为人们找到一个支点,走出理论困境。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阶段,美学与艺术哲学迫切地需要从新的层面回应“艺术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区分艺术与非艺术?”“艺术是否需要一个本质性定义”等一系列核心话题,艺术理论的本质主义走向又一次成为理论的焦点。美国分析美学历经清除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亦即反本质主义过程之后,本质主义于20世纪后期开始复活。分析美学的批判不仅仅停留在对传统本质论的批判,而是随着艺术实践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改变自身的研究对象。比尔兹利始终坚守着审美本质主义艺术理论,竭力排斥美学的心理学化、社会学化,乃至道德化、政治化、或宗教化,坚决捍卫着艺术或审美的自主性以及艺术的价值,捍卫艺术的审美价值,捍卫审美作为艺术批评的准则的基本定位。在有关艺术批评原则的争论中,他始终站在坚持审美原则的立场上。丹托对分析的艺术哲学的贡献,在于他敏锐地洞察到了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本质差异,从艺术史的视角探索艺术的非显性特征,展开自己的艺术本质论,融历史主义与本质主义于一体。新一轮的艺术定义论有着不同于传统美学艺术定义的内容。除了丹托的历史主义艺术理论、迪基的艺术制度论,还有美学家从社会和文化实践的视角定义艺术,主要体现为新本质主义定义。新本质主义艺术定义主要是程序主义的路向,典型地体现为历史主义、制度主义的本质主义。超越传统的主观思辨的普遍本质主义,尊重真理的历史、社会、文化等实践性,重新审视“存在与本质”的关系,乃是探索本质主义嬗变引发的艺术哲学思潮及其与当代审美知识形态的关系的主旨所在。后期分析哲学突出地表现为从新本质主义出发,引导艺术哲学从艺术制度、文化实践、历史叙事等多维度、多层面探索美学的主流思潮,突破了传统上以艺术的“显性”特质和自主自律性为宗旨构建宏大理论体系的本体论路向,成为关切特定历史阶段艺术的开创性艺术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的艺术理论也难逃更多的批判和指责,存在着显着的局限性,艺术评价与艺术辨别的矛盾成为艺术理论难以协调的症结。比尔兹利过分强调艺术作品提供审美经验的功能,却忽视或排斥其他方面的功能和价值。一方面,它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当代艺术问题,使得理论超脱于现行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另一方面,传统的艺术定义也难以用来辨别当代艺术,与当代艺术实践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而对于以丹托、迪基为代表的新本质主义,其局限性主要是：它是否是一个本质主义定义本身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美学家与艺术批评家对此众说纷纭；艺术界并没有充分体制化,艺术理论不具有赋予某物以艺术品地位的作用和权威；艺术制度论从描述意义上定义,忽视艺术定义的评价意义,过分突出了艺术界作为立法团体所发挥的作用。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分析美学从对形而上学的连根拔起的革命到急流勇进的自我批判,不断修正和丰富自己的理论。事实上,它并没有像许多学者所宣判的那样走向了衰竭或死亡,终结的只是一种特定的理论形态,更重要的是它走向了另一种理论形态。每一次美学形态的转换,都建立在对已有理论形态的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之上。分析美学一次次超越既有的美学,又一次次超越自己,其中的困惑、质疑与论争,无不显出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与自我批判态度。一方面,分析美学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对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分析美学的思想已经成功浸润其他的思想流派,尽管它逐渐失去了以往的批判锋芒,但却体现出了更多的包容性和更强大的解释力。以哲学的分析方法对美与艺术进行研究、以生活形式可能性范围为研究取向的分析美学,将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对艺术的理解,美学研究也将拥有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与发展前景。分析美学从艺术制度、文化实践、认知科学、历史叙事、日常生活等多方面探索艺术潮流,发展了与当代艺术变革相适应的艺术理论。艺术与生活形式成为分析美学取之不竭的活水源头。突破本质主义的窠臼,寻求艺术与生活的相互推动和互动发展,成为分析美学艺术定义的趋势。其中,艺术理论的实用主义化、艺术定义的场域化等成为多元化时代艺术定义的凝聚点。
刘伟[10]2009年在《超越相对主义科学观的探索和趋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在深入研究和梳理西方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科学观的基础上,试图实现对相对主义科学观的超越。作为相对主义科学观,涉及到真理与实在,观察与理论等科学哲学的核心话题,论文探研了相对主义科学观的理论根源、论证依据以及实质,更为重要的是解析了来自逻辑层面的,以及科学哲学家超越相对主义科学观的多种路径,以此为根据,试图形成对相对主义科学观的有效批判。从发展的趋势看,科学哲学与人文主义日渐交融,在这样的情境下,论文有效的发挥了科学哲学的规范性作用,重新确立了对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和客观性的说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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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批判[D]. 覃世艳. 苏州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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