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第二卷简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简评论文,第二卷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1)04-0087-07
2011年初，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2版并第二卷第1版。第一卷2002年初版后，就有一些评论文章发表，第二卷出版后，也已有评论文章发表，发表的文章大都是赞美之词。笔者以为，不管是什么人写的书，都应实事求是地评价，不虚美不掩恶，这才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以下就第一、二卷(以第二卷为主)，略述笔者愚陋之见。
一、指导思想
1.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指导，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第一卷《后记》强调编写的指导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1]828。又强调：要“把党史写成体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生生的教科书”[1]828。第二卷《后记》也强调编写的指导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2]1070。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指导，在书的论述中有一些体现。如第一卷指出：
中国人民所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归根结底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从建立的时候起，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武器为指导，并将它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和发展能够对中国人民起到巨大动员、鼓舞和指引作用的先进理论和先进文化。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并作出最大牺牲的党。正是由于党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先进性，使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利益和意志的忠实代表，从而自愿地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并在党的领导下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有着深厚的基础，是任何力量所无法动摇和改变的[1]820-821。
这就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地位进行了新的理论说明，使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记述有了新的高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也有助于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当然，怎样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具体事件、具体人物，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如怎样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文革”的经验教训是可以尝试的。还应指出以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是任何力量所无法动摇和改变的”的说法，似乎有点绝对，有点自满，缺乏忧患意识，这似乎就在说是永远不会动摇和改变的，可以高枕无忧了。应该警惕，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动摇的力量可能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苏联共产党等的前车之鉴，不能等闲视之。应该有忧患意识，如第二卷的编写者自己说的“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永远先进；一个政党现在执政，不能保证将来执政、永远执政”[3]。
2.科学总结经验教训，探索革命和建设规律
第一卷谈编写指导思想时还强调：要“科学地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认识并反映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党自身的发展规律”[1]829。第二卷《后记》谈到：要“充分反映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服务，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2]1070。在这样的指导思想指导下，第一卷、第二卷设了一些专门章节来总结经验教训。如第一卷的“结束语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第二卷“结束语 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基本经验”，就是总结经验教训的专节。第二卷第十九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第二十八章“对‘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基本分析”，是总结经验教训的专章。
第二卷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为：一、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二、从基本国情出发，正确判断把握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四、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五、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六、按照民主与法制紧密结合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七、重视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九、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制定和及时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积极创造有利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十、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2]1065-1068。这样的经验总结，是全面的，是能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服务的，而且也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历史财富，将使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长期受用。但似乎还可以更深入些，比如，可以用“三个代表”的理论进行分析，强调执政党不仅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还必须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还可以强调不仅要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也要进行政治文明建设，不仅要进行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也要进行政治现代化建设。
从指导思想来看，第一、二卷的主旨是要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1]829，是为现实服务，这样，两卷书的感情色彩、意识形态色彩、宣传色彩或者说主观色彩是浓厚的，但有积极的社会作用，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有积极作用。
二、学术价值
1.较全面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不仅从纵向，而且也从横向，比较全面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涉及政治、党的建设、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
第一卷记述政治、军事较多，但也记述了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如记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设了“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等小节，也设了“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小节。“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一节中记述了干部教育、工农教育、小学教育等，也记述了新闻出版、文艺社团等。记述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设了“政权建设”等小节，也设了“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等小节。
第二卷政治、经济较多，但也记述了文化等各个方面。如记述新中国建立初期巩固新生政权的历史时，设了“宣传思想工作的开展和教育文化事业的改革”一节。在记述过渡时期历史时，设了“过渡时期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一章(第七章)，把文化内容在章的标题上体现出来。第二编、第三编中也有一些小节论述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如第十五章有“科学、教育、文艺政策的调整及相关工作条例的制定”，“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教育文艺政策的进一步调整”，第十七章有“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的涌现”等小节。
但文化方面的记述篇幅还不多，如第一卷第五编“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基本上没有文化方面的内容。记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工作并与突出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联系起来，还要下工夫。
此外，少数民族工作也有很多记述。很有新意的是第二卷第十七章第三节“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和奋发图强的社会风貌”，其中有“以大寨和红旗渠为代表的改造山河的壮举”，“向雷锋、焦裕禄等先进人物学习的活动”，“奋发图强的社会风貌”等小节。在“以大寨和红旗渠为代表的改造山河的壮举”小节中总结道：“正是在向严重经济困难进行的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为这个伟大精神所感召，中国人民抒写了无数重整山河的壮丽诗篇”[2]696。这强调了新中国在社会建设、社会精神风貌的建设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使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及成绩有了更多的记述，同时也留下了很多值得今天社会建设思考的问题。这是很多中共党史书中没有重视的。
当然，有些论述还可全面些。比如，论述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只讲毛泽东、井冈山，不讲其他，就有点不全面。如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中就较早提出了一些原则，如“武装一切群众”、“诱敌深入”、“乘虚击弱”、“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敌人”、“拆散敌人力量”、“选择有利地形，建立革命根据地”等[4]281-289。这些原则对以后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应该是有影响的，应该提一提。
2.一些史事有更清晰的记述
如第二卷对反右派运动的记述，其中关于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定性问题变化有较清晰的记述：
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一般地仍把右派分子的问题放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里。而同一天，中央的一份党内指示认为，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还需要按照情况的变化，加以分析，才能分别确定。目前不要说得太死。”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虽已认定右派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但是7月11日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还是讲“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只是认为右派里面有一部分极右分子，这些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已经处于敌我界限的边缘。到了毛泽东发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时，关于反右派斗争的矛盾性质，就开始明确宣布：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他们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样就把定为右派分子的人从人民中划出去，而列入敌我矛盾的范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央也曾一再提出，限于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而把一般的历史上的老账、个别问题的意见和学术性的问题撇开。八届三中全会还下发了一个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规定：“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但这个标准10月15日才正式下发，而在当时的气氛下，强调深挖猛打、反对温情主义，在掌握政策上又有“宁左勿右”的倾向，并没有执行划分右派分子时严格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政策[5]457-458。
以上的记述是此前很多中共党史书中没有的，引用的中共中央文件也是很多书中没有引用过的。第二卷的记述表明，中共中央当时对反右派扩大化的问题，已有所注意，已力图防止扩大化泛滥，但局面已控制不住了。这样的记述是实事求是的，同时也给今天留下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教训：好的政策不及时制定下达、不尽快制定下达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中共中央的正确政策并非一定会被贯彻执行的。
又如，第二卷第十二章第一节“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设专节进行论述，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酝酿，是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出“多快好省”的口号开始的……1958年1月28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了恢复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还特别称赞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两句口号。1958年2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3月8日至26日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他把“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提，称之为“总路线”……又将表述总路线的文字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他说：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五年。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这条总路线就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着重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5]464-467以上记述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是很多中共党史书中没有的，郭德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插图本)》[6]等都没有这样的记述。有些书记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不记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似乎就没有抓住关键，不免抓小放大。
3.资料丰富
从以上“一些史事有更清晰的记述”一节中已可看到，两卷书资料的丰富。其资料的丰富，最重要的是档案资料丰富。这自然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的。如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是怎么做出的，第一卷指出：“12月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但因电码错乱完全不能译出。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重新拍发电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加注说：“据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实际上，该通电在12月19日当天即发出。共产国际指示则是12月20日收到的。”[7]444这里用档案资料——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以上的资料及记述、结论，是此前的中共党史书中没有的。郭德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插图本)》等都没有这样的资料、记述。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谈到了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重新拍发电报事，但没有引用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没有强调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独立自主地制定的。
第二卷中引用的毛泽东的资料，有的甚至是已出版的毛泽东集子中没有的。如第二卷上册引用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问题致高岗、金日成电(1951年6月13日)(第二卷上册第79页)，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没收入的。第二卷下册引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4日)(第二卷下册第574页)，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没收入的。这样的档案资料一般人是看不到、得不到的。
如果说报刊资料，哪怕是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下大力气找，还是可以得到的。但档案资料，并不是谁都能得到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能查找档案资料，一般学者无法查找档案资料，这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在资料的丰富上，两卷书真正体现了“权威性”。
既然是进行学术研究，作为中央机构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遵守学术规范也是应该的、必须的，比如引用资料应注明出处，这就是应该遵守的学术规范。遗憾的是，这方面两卷书做得并不好。如第一卷下册引用1947年2月16日蒋介石关于经济紧急措施的谈话(第一卷下册第743页)，没有注明出处。第二卷下册引用张治中给陈诚的信(1963年1月4日)(第二卷下册第639页)，没有注明出处。
以上谈到了第二卷对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定性问题变化有较清晰的记述，记述中引用的文件，没有注明出处。第二卷记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中毛泽东的讲话，没有注明出处。第二卷下册第十三章第三节“在纠‘左’中对若干问题的新认识”，记述了毛泽东的一些新认识，如提出以“农、轻、重”为序的战略思想等，没有一条注释。
有些毛泽东的资料已被收入毛泽东的集子，这些资料完全可以注明出处，也没有注出处。如，第二卷上册引用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1951年1月17日)(第二卷上册第48页)没有注明出处，实际上此文已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二卷下册第十四章有“毛泽东的《十年总结》”一小节，介绍了毛泽东1960年6月18日写的《十年总结》，引用了其中的文字，没有注明出处，实际上此文已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二卷引用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言论注明《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如第二卷上册第142页)，引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言论却不注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真是怪事。
不注出处，会影响可信性。如关于反右派运动，第二卷写道：“一些省、市委领导，也在不同场合强调本地的特殊情况与北京等大城市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不同，要从实际出发。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也为院内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奔走，使他们最终免于被划为右派。”[5]459即强调地方在努力防止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但没有注出处，即没有具体说明哪些省市领导在努力防止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并注明根据。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插图本)》说“中共中央于10月间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但由于‘左’倾情绪日益发展，这个通知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有的地区自己定了标准。”[6]418意即地方的反右斗争进一步扩大化。但没有具体说明哪个地区自己定了标准，定了什么样的标准，也没有注明出处。两书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但都不注明出处，无法查核，无法判断何说可信。
不注出处，也影响作者自己核对资料，不核对资料，即便不断修订，也无法改正已经搞错的资料。如第一卷上册记：“到1928年1月14日止，仅海丰县即烧毁地主田契47118张，租簿58027本。”[7]281未注明出处。郭德宏《彭湃研究》记：“至1928年1月14日止，仅海丰一县就焚烧土地契约47.1188万张，焚烧租簿5.8027万本”。加注：“《中共海丰县委关于各种工作的统计给省委报告》(1928年1月)，中共海丰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陆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海陆丰革命史料》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页”[4]278。一说焚烧田契47.1188万张，一说焚烧田契47118张，孰是孰非？因《彭湃研究》注明了出处，有可查之处，一查，《彭湃研究》所说焚烧田契47.1188万张是正确的，而第一卷说焚烧田契47118张说是错误的。2002年初版第一卷，介绍农村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从海陆丰土地革命开始，而不再是从井冈山开始，这无疑是一个新进展。但引用海陆丰土地革命的资料时，没有注明出处，这显然给以后修订造成麻烦。2002年版不注出处，修订时自然就无法核查，也就不会去核查，于是2011年版继续错。第一卷的编纂者2003年说：希望“书中不能有‘硬伤’”[8]。但为什么2011年本“硬伤”仍存在？为什么错误没有得到校订？无疑就是不注明出处惹的祸。由此例大概可以说明，不注明出处的资料，就可怀疑其没有根据，就可怀疑其准确性、正确性。
被认为是中央机构写的“权威”本中共党史书，某些资料不注明出处，这会给中共党史界带来什么影响，也应思考。引用资料注明出处，这是最基本的学术规范。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最高机构不遵守学术规范，这将在中共党史界起一个不好的示范作用，各省市、各地区、各县的党史研究机构都仿效，各位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都仿效，这将给中共党史界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史学方法
1.实事求是
历史是怎样的就怎么写，写正确的方面，也不回避错误的方面，一分为二的记述，就是实事求是。这方面，第一、二卷作了努力。如，第一卷在论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时，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这时，各根据地仍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对各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中枢指挥的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对于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推动革命斗争的进程，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急于要求“把几个分离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夺取中心城市，以为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似乎就在眼前。这种估计是不切实际的。另外，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大纲、土地法令、劳动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正确地肯定了工农大众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权利，但在中间派别问题和土地、劳动、税收等问题上，规定了许多过左的政策，这对于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7]328这样的分析，是一分为二的，是实事求是的，也在理论研究上有了进展。较胡绳所说的中华苏维埃国家的建立是“左”的产物，是速胜思想在作怪，也是没有策略思想的表现[9]37，更实事求是些。
第二卷第二十八章“对‘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基本分析”，第一节“‘文化大革命’内乱的严重危害”，强调了“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第二节“‘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若干进展”，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建设、外交工作等也取得一定的进展和成绩。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记述。
当然，有些记述仍应更实事求是一点。如第一卷下册记述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有“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一小节(第十五章第五节第四小节)，当时并没有“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提法，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工程”任务，这样的提法，提出这样的任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把当代的话语、当代人做的事，加到四五十年前的历史中，是不妥当的，这使当时的历史失去真实性、可信性。又如第二卷下册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发表的经过，但不提这篇文章的最初作者，只提“最后由胡耀邦审阅定稿”[2]1023-1024。这不仅是提不提群众姓名、反映群众作用的问题，也是一个是不是披露史事真相的问题。
2.图文并茂
第一卷除了在下册书尾附26幅地图外，在上册卷首又增加了一些人物、事件等照片。首先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3位领袖的照片，2011年版又增加了胡锦涛的照片。毛泽东的照片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第一卷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放上这张照片与第一卷的内容是相关的，也是有意义的。邓小平的照片是“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的照片是“1999年10月1日，江泽民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的群众游行队伍挥手致意”；胡锦涛的照片是“2009年10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些照片与第一卷的内容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要放上这些照片，大概是为了尊崇领袖。然后是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相关的34幅照片，其中也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物的照片。第二卷上册的卷首也有照片。首先也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4位领袖的照片。然后是1949年10月1日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各个时期的照片40余幅。两卷用的照片虽然不是很多，与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插图本)》相比照片自然太少，但在图文并茂方面做出了努力。特别是第二卷放了焦裕禄、王进喜、雷锋、钱学森等人物的照片，反映了工、农、兵、学各界的英雄模范人物，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当然，普通人物的照片还可以多放一点，第一卷中有名有姓的普通人照片一张也没有，革命英烈的照片也很少，这是应该改进的。
照片是史料，是可以反映历史真相的。多用一些照片，可以使历史等得到形象的反映。第二卷反映文革时期的照片有八届十一中全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南京长江大桥通车、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合法权利、1975年全面整顿计8幅。这8幅照片显然只反映了“文革”的少部分情况，或者说反映了“文革”也有成绩的一面，“文革”的其他方面，特别是灾难的方面，没有反映。如果只看这些照片，看不出“文革”是一场大灾难。这是不是说明引用照片也应该全面些，以便使历史有全面真实的反映。
照片是史料，如果修改照片，抹去或裁剪照片中的一些内容，就是篡改史料，被篡改过的史料，被篡改过的照片，不应该再引用。两卷书中引用的照片就有被篡改过的。如第一、二卷上册卷首都有“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照片(以下简称“照片1”)。如果把这幅照片与第二卷上册卷首的第五幅照片“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即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图为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以下简称“照片5”)作一比较，就可发现，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周围原本有很多人，而“照片1”，毛泽东周围没有一个人，显然，毛泽东周围的人被抹去了。这幅照片是“文革”时期的产物，最早见于人民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这是一个散装照片集，共收入毛泽东1919年至1970年间的照片50幅，每幅八开，单张，彩图，其中第18幅就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幅照片毛泽东周围没有人，“照片1”就是这幅照片。“文革”时期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疯狂的年代，所以要把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周围的人抹掉，就是为了突出毛泽东一个人，就是要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泽东缔造的，当时宣传的是“毛主席缔造了党，缔造了人民军队，缔造了人民共和国”①。这幅“文革”时期被篡改过的照片，是不应该再采用的。就是把第二卷上册卷首的“照片5”与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纪念毛泽东》(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幅照片比较，也可发现，同一张照片，《纪念毛泽东》中的照片右侧有周恩来，而第二卷上册卷首的“照片5”右侧没有周恩来，即把周恩来剪(删)除了，这显然也是不应该不妥当的。开国大典照片有周恩来与没有周恩来，这有不同的意义，不能等闲视之。
又如，第一卷除了4位领袖以外的34幅照片中的第33幅照片“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以下简称“照片33”)，与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纪念毛泽东》第253幅照片比较，可发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主席台中央挂着毛泽东(右)、朱德(左)像，两幅像压住两面旗。左面的旗上有党徽，有“中国共产党……”等字祥，而“照片33”中主席台中央只有两面旗，旗上什么也没有，实际上就是把原来有的东西去掉了。这幅照片也是“文革”时期的产物，即人民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中的第14幅“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重要报告”，主席台中央只有两面旗，旗上什么也没有。一方面是“文革”时期朱德“靠边站”了，另一方面是要突出毛泽东，所以把照片中原有的朱德像、毛泽东像都去掉。这幅“文革”时期被篡改过的照片，也是不应该再采用的。要用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的照片，应该用《纪念毛泽东》中的第253幅照片，照片上主席台中央挂着朱德像、毛泽东像，这幅照片一是没有篡改过，二是能反映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共党内的气息，或者说能反映历史真相。
编纂史书，走图文并茂的路，已成潮流，但采用的照片，应该是原汁原味、保持本来面貌的，而不能用经过“加工”篡改的照片。
注释：
①“文革”时期写中共党史有“三突出”原则，即：突出宣传毛泽东个人缔造了党，突出宣传毛泽东个人缔造了人民军队，突出宣传毛泽东个人缔造了人民共和国。详见张静如等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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