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哲学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哲学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它的哲学基础，是贯穿邓小平理论各个方面的灵魂。深入研究邓小平哲学的性质、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对于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哲学是以方法论形态为特征的“应用哲学”
人们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时常常会问：邓小平有没有哲学？算不算哲学家？邓小平哲学是怎样的哲学？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什么是哲学和哲学家的问题。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哲学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因为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指导并最终决定着人们对方法的选择和方法论的研究。反过来说，方法论又支持和影响一定的世界观。我们说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但并不排除它们之间的差别和不一致的一面。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区别表现在：从对象上看，世界观研究的对象是外部客体的规律，方法论研究的对象是方法，它不仅要研究客体的规律，而且要研究客体对主体的价值关系，研究主体实现自己的目的应采取怎样的方法；从表现形式上看，世界观回答外部客体“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则告诉人们“怎么做”和“不怎么做”的方法；从评价标准上看，世界观评判的标准是真假对错，方法论评判的标准则是适用或不适用。
正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有这样的区别，哲学史上才会出现某些世界观和方法论背离的情况；也正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才给人们提供了在一定条件下单独研究世界观或方法论的可能性，人们才据此把哲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哲学（基础哲学或纯哲学），一类是应用哲学（部门哲学或哲学分支学科）。理论哲学着重于世界观即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研究。其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思辨性。应用哲学则侧重于方法论的研究，即把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应用于各门具体科学或实际工作，解决其中带普遍性的问题，并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理论来。其特点是其有哲理性、中介性、应用性。它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某一领域中最基本的关系作深入的分析，揭示其最深层次的本质和规律，在哲学与具体科学或实际工作之间设置中间环节，架起由此达彼的桥梁，为具体科学或实际工作指明方向，给人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指导。这种哲学分类的历史依据，可以追溯到哲学史上康德把哲学区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先例[1]（第8-9页），其现实依据可以参照自然科学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来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哲学编）、列宁的《哲学笔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可以看做是理论哲学；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则属于应用哲学。纵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理论哲学只占一小部分，应用哲学占了绝大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把哲学原理应用于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和工人运动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列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2]（第557-558页）列宁的著作几十卷，大部分也是应用性的。毛泽东的著作，从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来看，属于理论哲学的著作是少量的，绝大部分是应用性的，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同上述两类哲学形态相联系，存在着两类哲学家：一类是专业哲学家，一类是革命家、政治家兼哲学家。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来说，前者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苏联时期的米丁、尤金，中国的李达、艾思奇等，后者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
根据这种关于哲学和哲学家的区分，看一个人有没有哲学思想，是不是哲学家，不单是要看他有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著作是大部头还是小册子，而且要看他的著作、言论中是否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中国的孔子“述而不作”，他的《论语》是由他的学生记F的谈话录，老子的《道德经》也不过几千字，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毕生从事口头辩论，没有什么著作，只有由其弟子记录的一些对话，可是谁能说他们没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不是思想家、哲学家呢？我们也不能要求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兼哲学家的人同专业哲学家一样，更多地从事专门的哲学著述。意大利著名哲学家葛兰西说得好：“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的著作，但是他的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论文中去找。”[3]（第85页）如果职业革命家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在理论哲学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应该称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如果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理论哲学方面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但他能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研究和解决具体科学或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范畴，理论上有所创新，这应该承认是应用哲学，可以称为应用哲学家。邓小平虽然没有像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那样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体现在他关于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的著作、言论之中，体现在他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之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献之中。尤其重要的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问题，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道路、本质、动力、模式等互相联系的基本观点，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的某些基本观点。由此可见，邓小平是有哲学的。不过，他的哲学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态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为特征的应用哲学。这种应用哲学具有哲理性、中介性、应用性，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导。邓小平有深睿的哲学头脑和哲学智慧，堪称我党在实践中运用哲学、运用辩证法的典范，可以算得上应用哲学家。这一点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二）邓小平哲学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哲学”
如前所述，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但他的最大贡献还是试图解决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从主题来说，他的哲学是一种“发展哲学”。
所谓“发展哲学”，又称“社会发展理论”或“发展观”，它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哲学或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我们这里讲的“发展哲学”，如同“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一样，主要是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特别是要解决“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和发展模式等问题的“社会发展理论”或“发展观”。现代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出现过“经济发展论”、“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综合发展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诸多流派，从这些流派的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发展理论”或“发展观”经历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物”为中心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从注重当代人的发展到强调可持续发展，从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强调欧洲中心论到着重研究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强调发展道路多样化的转变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发展哲学”，其内容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本质层次，它主要是历史观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如社会历史的基础与根本动力、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形态的演进等，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二是运行层次，它主要研究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方法、途径、机制等问题，为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提供具体的理论指导，因此带有应用哲学的性质和特征。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论述为指导，吸取现代西方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初步地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进而创立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发展哲学”。这种“发展哲学”的具体内容包括如下一些要点：
1、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分析当今世界形势，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之主题，认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发展问题，中国尤其需要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因而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主题论[4]（第377页）；
2、根据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分析中国现代化的性质和特点，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5]（第163页）的发展道路论；
3、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总结在目的和手段关系上的经验教训，强调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4]（第63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际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本体论；
4、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和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把改革开放和科技教育作为发展的动力，提出发展“综合动力论”；
5、运用矛盾同一性的原理，分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性和兼容性，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5]（第236页）的发展模式论；
6、运用辩证法和系统论的思想，分析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的关系，实际上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4]（第131-132页）的目标论；
7、运用矛盾力量不平衡和量变质变的原理，分析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提出“先富”带动“共富”[5]（第152页）以及“三步走”、“三级跳”，积小胜为大胜、积小康为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等等。
邓小平的这一“发展哲学”是应用哲学的最大成果，它不仅从社会发展的本质层次上，而且从社会的具体运行层次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使哲学更贴近于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更贴近于中国的发展，既具有哲理性，又具有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邓小平的这一“发展哲学”也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奠定了基础。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发展过程和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针对某些干部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而忘了为群众谋利益的根本目的，靠牺牲生态环境来维持经济发展等认识误区以及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实问题，在邓小平“发展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整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个科学的发展观要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按照“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丰富了发展的内涵，创新了发展观念，开拓了发展思路，破解了发展难题，进一步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指明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对于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个科学的发展观同邓小平的“发展哲学”是一脉相承的，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三）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哲学从哲学形态上说是应用哲学；从哲学主题来说是发展哲学；从它与毛泽东哲学的关系来说是同一哲学体系即“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我们说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同属一个哲学体系，其理由是：
第一，革命事业的连续性决定了哲学上的继承性。毛泽东和邓小平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两个互相联系的阶段，是一篇大文章的上下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所做的工作，是毛泽东未竟之业的继续。正如邓小平所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5]（第300页）哲学上也是如此，就是要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正确的观点，纠正他的错误观点，继续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二，邓小平所使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来自毛泽东哲学，其框架体系也大体上与毛泽东哲学相一致。例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抓主要矛盾，要有全局观念；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标准，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等，这些概念、范畴、命题都是从毛泽东哲学那里学来的，邓小平哲学框架也没有超出毛泽东哲学，仍然是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等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从哲学的师承关系来看，可以说毛泽东、邓小平关系是师生关系、源流关系。
第三，从历史任务来看，历史发展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的任务，主要不是体系创新，而是拨乱反正。即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思想混乱，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别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因为实践证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并没有过时，不需要另外去创建一个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体系。当然，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是必要的，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的创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有所不同，需要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作出完整的解答；需要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划时代的发展作出哲学的概括和总结，需要经受长时期的实践考验。邓小平哲学不是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另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但它的确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是因为：
一是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一些错误，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显示出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例如，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工作中的某些主观、唯心倾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强调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一致性，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纠正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科学地阐明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纠正毛泽东晚年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决定论，恢复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唯物史观，提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纠正毛泽东晚年接受和欣赏个人崇拜的错误，正确处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把爱护领袖和反对神化个人统一起来，等等。
二是哲学观点侧重点的不同，表现出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是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由于时代和任务不同所引起的。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他的任务主要是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规律），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邓小平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他的任务主要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因而两者在几个主要的哲学观点上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例如，在实事求是观上，毛泽东更多强调调查研究，把理论付诸实践，而邓小平则更多强调解放思想，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理论；在矛盾观上，毛泽东把矛盾的斗争性放在首位，强调在同一中把握对立，邓小平则注重矛盾的同一性，强调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在历史观上，毛泽东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则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通过改革和科学技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等
三是邓小平在哲学的应用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创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哲学”，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际运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相比较而言，在毛泽东那里，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兼而有之，既建构了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理论哲学体系，又把哲学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倡哲学的解放。邓小平则以哲学的应用见长，他善于按照辩证法办事，把辩证法运用于新的历史条件、特别是运用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建了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发展的“发展哲学”，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方面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经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邓小平的著作和实践处处充满着唯物论辩证法，但他毕竟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尽管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许多新贡献，但从总体上看，基本点还是毛泽东哲学的内容，还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没有创造出在性质上不同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所以我们说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范围内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这样来给邓小平哲学定位，是郑重的、严肃的，也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邓小平自己在谈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时，曾郑重地指出：“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5]（第299-300页）我想，我们对邓小平哲学的历史地位的评价也应该有同样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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