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失序与网络舆情治理危机研究：困境与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舆情论文,路径论文,困境论文,话语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跨界危机治理模式下，政府是当仁不让的治理主体，社会公众在危机治理中被边缘化。伴随网络的兴起和普及，虚拟网络空间演变成公众参与治理、监督政府和意见表达的重要阵地。在虚拟网络空间，人人享有对跨界危机治理的话语权，一方面，网络进入的低门槛及信息传播的迅捷性，为公众意见表达、网络问政和治理监督创设了新路径；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的爆炸性、聚集性，为大规模的虚拟社会动员、负面情绪发泄开通了渠道，使社会舆论形成强大的冲击波，严重影响现实跨界危机的有效治理。在虚拟网络空间，跨界危机舆情呈现谣言化、弥散化，给跨界危机的治理主体形成极大挑战。因此，“在加强和创新现实社会管理的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统筹现实和虚拟两个方面的社会管理”（龚维斌，2011）成为不可规避的现实问题。 一、跨界危机网络舆情扩散特征与发展动向 跨界危机网络舆情，是指在网络虚拟社会形成的针对复杂的跨界危机表现出的带有倾向性的网络言论，是现实跨界危机的延伸和影射，并对跨界危机的有效治理形成冲击。“网络舆论对于危机事件的引发、推动、扩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几乎每一次危机都与网络传播密切相关”（林景新，2009）。网络时代，伴随个体张力的夸大及主体性的释放，在跨界危机治理中被边缘化的公众，通过网络平台在虚拟场域设置危机议题，形成巨大的舆论冲击波，加大了跨界危机治理的难度和不可预测性。 （一）跨界危机网络舆情的扩散特征 第一，突发性。网络的开放性、即时性和匿名性，大大降低了信息传播与分享的成本，加上信息过滤机制的不健全及网络终端到移动终端的变换，加剧了跨界危机舆情扩散的迅捷性和突发性。每个网络和移动终端的网民都是信息的传递者，危机舆情在网民复制、粘贴和转载过程中以几何级数扩散，给跨界危机治理主体造成巨大压力和挑战。 第二，不可控性。网络虚拟空间的高度自由性、虚拟性和便捷性，加上网民分布碎片化及信息过滤技术的不成熟，导致网民意见分歧严重，加大了网络舆情整合的难度和信息传播的不可控性。网络时代“公众权力的崛起已成为不争事实，如今他们由‘抱怨’走向‘行动’，通过舆论和法律的手段汇聚大海一般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显然超过了以往时代组织面对个体时的强势”（胡百精，2009）。 第三，不确定性。在一个多元意识形态交织的虚拟网络空间里，信息传播的自发性、议题的不确定性、信源的多样性，极易造成虚拟网络空间话语失序。传统被边缘化的非主流人群在网络世界开始活跃，其信息传播的无组织性、评判标准的多元性及舆论引导机制的不成熟，给虚拟网络空间舆论走向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信息传递者的隐匿性、发布的自由性，导致虚拟空间理性与非理性的舆论混杂，模糊动荡的舆论环境极易使跨界危机决策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当跨界危机呈现复杂的交叠性并跨越政策边界时，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 第四，危害性。网络作为公众利益诉求的渠道在发挥安全阀功能的同时，亦演变成跨界危机舆情爆炸的引擎，形成巨大的涟漪效应。公众在网络空间聚集，海量意见表达汇聚成信息洪流，在无序的虚拟网络空间引爆矛盾焦点，形成舆论互动，造成民众质疑、恐慌和愤怒等负面情绪扩散。“具有相同诉求、利益和兴趣的人群通过网络聚集，跨越地域、行业、年龄等现实障碍，提高了社会自组织水平，同时，其潜在的社会动员能力也增加了社会动荡的风险，加大了社会管理难度”（赵国鸿，2011）。舆情扩散对治理结构以及程序的合法性也将造成一定的破坏。 （二）跨界危机网络舆情的发展动向 1.舆情发布主体实现了精英阶层向草根阶层的过渡 传统跨界危机管理过程中，由少数掌握网络技术和媒体技术的个体精英向受众发布危机信息，引导舆论走向。伴随网络技术的进步、操作系统的智能化以及移动终端客户的锐增，每个网民都有可能是跨界危机信息的制造者、发布者。网络颠覆了精英阶层掌控话语权的传统模式，网络空间话语权开始向草根阶层转移。网民群体实现了知识分子向普通民众的转化，突破了传统的文化限制和时空限制，直接绕过网络把关人对信息的过滤和取舍，在虚拟网络空间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和勇于发声。处于边缘的信息弱势群体在虚拟公共舆论空间开始与精英阶层分享话语体系并发挥作用，网络空间任何一个不确定个体的偶然活跃，都可能爆发一场舆论哗变。 2.舆情引导主体实现了政治领袖向意见领袖的过渡 在虚拟网络空间，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政府公共部门，凭借其对政治生态和国家体制的了解，及其信息传播能力和网络位置中心性，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构了一座沟通桥梁，成为公众的利益代言人，缓解了政府的舆论压力。跨界危机治理过程中政府部门的行为失范、言语失当在网络空间弥散，政治领袖的公信力日益受到挑战，而意见领袖则演变成网民利益表达的诉求者。掌握一定社会资源的意见领袖对跨界危机舆情有着深刻的见解和独到的分析，通过微博、微信和论坛等平台发表对危机舆情的意见或评价，引导、激发网民积极参与话题讨论。意见领袖通过议程设置、议题选择，引导公共舆论走向，一方面在引导民众合理表达利益诉求方面发挥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则可能畸形放大民众的偏激诉求而引发次生危机。 3.议程设置主体实现了政府部门向普通公众的转化 伴随移动终端客户的锐增，全民皆记者已成为现实。移动终端较电脑终端具备便携性、快捷性等先天优势，“移动端口比电脑端口更快达到舆论高峰”，“移动终端较之电脑终端表现出更强的便捷性，这就加速了突发事件舆情发酵时间，使得事件到达舆情高潮的时间大为缩短，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大大提升”。跨界危机事件爆发后，携带手机的自媒体用户在第一黄金时间先于公共部门发表意见、披露信息，率先发布议题、设置议程，掌握话语主动权，发挥舆论先导的作用。自媒体使用者往往是议题和议程的设置者。在任何一个网路能够延伸的角落，其议程、议题都会通过网络平台被网民转发、附议、围观，舆论跟进者以几何级数倍增，形成轰动全国甚至全球的蝴蝶效应。在虚拟网络空间，普通网民的集群行为，让跨界危机舆情和政府应对策略置于网络聚光灯下，给政府部门的跨界危机化解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 二、跨界危机网络舆情治理困境 虚拟网络空间在拓宽利益诉求渠道、重塑人类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既包含虚拟空间自身的管理问题，也包含虚拟空间给现实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跨界危机在网络的延伸与扩展下，极易陷入网络暴力、群极化以及反权力话语等困境。因此，虚拟网络空间不仅加大了跨界危机舆情治理的难度，更对政府公信力及其跨界危机舆情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 （一）网络暴力频发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期，各种社会失范带来的短期社会阵痛点燃公众对社会不公及权钱交易等现象的怒火，网络空间亦演变成怒火燃烧、网络暴力滋生的温床。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匿名性及法不责众环境下的集体行动极易引发网络暴力事件。在跨界危机治理过程中，公共部门的言行失当很可能引爆社会积怨。网民在虚拟公共场域用舆论暴力、符号暴力对跨界危机治理过程中的失德者、无德者大肆批判、人肉和追杀，形成全民审判。频发的网络暴力一方面反映民众在道德滑坡状态下对于无德者的声讨以及对道德秩序的渴望；另一方面体现了网络空间秩序的混乱。高发的网络暴力，偏离正常的舆论轨道，以非理性、偏激的方式对跨界危机治理中相关当事人口诛笔伐，不仅扰乱网络秩序，还会给现实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巨大冲击。“充满不满情绪的个体就会变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燃烧物质’，在一定突发事件‘导火索’的作用下，就可能形成破坏性的危机事件”（薛澜、张强、钟开斌，2003）。网络暴力正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借助跨界危机舆论在虚拟空间的无序释放。 （二）网络群极化现象严重 群体极化是指“群体中的成员一开始有某种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凯斯·桑坦斯，2003）。群体极化现象最早由著名学者詹姆斯·斯通发现，群体决策往往比个人决策更容易倾向于冒险，走向极端而背离最佳策略。斯通认为“人们在团体中作冒险决定将觉得较自在，因为其行动之责任已分散至所有成员；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一种想要被群体所接受及喜爱的需求，将使个体顺从群体之一般意见”（Patricia Wallace，2001），而网络群极化现象是网民群体针对某一事件或某一现象发表偏离常态轨迹的言论。在虚拟网络空间中，每个网民作为信息的承载者传播信息，网络为群体话语权表达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法不责众心理。理性网民的缺失更强化了群体极化风险。伴随舆论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加入，群极化现象升级，他们占据稀缺资源，更具备话题性、知识性和引导性，进一步为网络群极化现象的扩散提供助力。群极化现象对跨界危机舆论走向及虚假消息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 （三）网络反权力话语盛行 在一个人人享有网络话语权的时代，对跨界危机治理发表言论已经不是知识精英的专利。每个网民都是自媒体终端，在虚拟网络空间，他们既可以作为参与者对跨界危机治理进行话语表达，亦可以作为信息载体传递危机信息。围绕社会话语权的争夺形成了信息优势群体和信息弱势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影响力决定了其话语权地位的高低。弱势的一方往往采取偏离主流表达的形式，对强势群体开展社会话语权的抗争。话语主体在网络舆论渲染下极易形成集体行动，针对官方言论和权力话语进行攻击并提出反权力的非主流话语。反权力话语在网络空间大行其道，主要表现为对跨界危机治理中官方的不当言行大肆渲染、围观和批判，以及对官方发布的危机调查结果和数据统计表示怀疑、质疑，并自行组建调查团挖掘所谓的真相。 三、跨界危机网络舆情治理困境原因解析 伴随网络的兴起与普及，跨界危机舆情治理由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延伸与拓展，加上网民主体性的复归、私人空间公共领域化以及入网把关机制的不成熟，加大了跨界危机网络舆情治理的难度。 （一）网民主体性的复归 网络阶段性的质变重塑了人类社会结构，也使得网民主体性的复归成为可能。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自由性、流动性和开放性极大地激活了民众的主体性、创造性和能动性。思想家梁漱溟（2005）认为，“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虚拟网络空间为网民主体性的复归创造了平台，网民在虚拟空间提供的关于跨界危机的内幕信息、非主流意见吸引了大众眼球，海量负面信息、情绪和意见汇聚引发轰动效应、引爆舆情危机。因社会失范而积怨已久的个体终于在网络空间找到了宣泄口，主体性的释放是跨界危机网络舆情治理困境的内在心理因素。 （二）私人空间公共领域化 私人空间的个别言论不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仅仅是自我情感的抒发，而在网络催生的微时代下，微博、微信等平台强化了个体之间的联合程度，在关注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上，使得平等个体在虚拟空间走向自由联合，私人微信、微博空间则演变成公众讨论的公共舆论场。个体关于跨界危机的报道被其他网友阅读、转载和评论，私人空间公共领域化，造成网络空间爆炸式发展和舆情冲击波。“那些在传统媒体时代可能根本不会引起注意的事件，通过网络传播可能一夜之间酿成重大危机。网络对危机事件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有些危机本身就发端于网络”（唐钧，2009）。如果没有虚拟网络，跨界危机事件或许只能局限在少数知情者之间，不可能跨越地域边界。私人空间公共领域化是破解跨界危机网络舆情治理困境的客观障碍。 （三）入网把关机制不成熟 网络进入的低门槛、智能化，人人都可以作为信息的承载者传递信息、发表言论。入网把关人专业素养缺乏、把关技术不成熟，导致跨界危机一旦爆发，负面舆情爆炸式扩散。网民群体绕过传统媒体的审查把关机制，对跨界危机舆情评论、附议和转载，积怨已久的社会矛盾触动移动终端客户的敏感神经，跨界危机成为网民积怨的泄洪闸。跨界危机往往是“非阶层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其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民怨很深”（中国社科院，2009），带有偏激性的爆炸言辞往往比正面弘扬的话语更有影响力，更能吸引公众的眼球。入网把关人缺乏专业的培训，入网把关机制不成熟，是破解跨界危机网络舆情治理困境的制度因素。 四、破解跨界危机网络舆情治理困境的路径选择 （一）网络舆情规范化、程序化制度的构建 有效化解网络舆情危机、净化网络空间舆论环境，依赖于程序化、规则化的制度构建。面对虚拟空间多元话语表达以及高发的网络暴力等话语失序危机，政府部门迫切需要提供强制性规范及程序化路径。哈贝马斯认为，“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公民的整体性不再通过一种实体的价值共识，更不能由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来维持，而只能通过一种旨在实现普遍民主、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合法的方法和权力行使的程序的共识来维持。在本质上，程序不是使主体客体化的流水线，相反，程序是参加者角色互动、意见对话与整合的场所”（尤尔根·哈贝马斯，2002）。政府对于网络空间秩序的维护及制度化程序、规范的构建，对跨界危机虚拟网络空间冲突力量的整合、社会问题的化解至关重要。网络舆情的管理仅仅依靠伦理型的秩序自发的自觉性已经难以约束多元利益主体的话语冲突，必须依赖政府契约型的强制性规则程序来约束虚拟空间的秩序，促进公众有序参与、合理行使话语表达权。如针对高发的网络暴力，政府出台明文规定采取强制性的惩罚措施以整顿公共舆论场域的环境；针对一般的网络话语冲突，要进行必要的规制。只有规范化、程序化的话语参与，才能有效化解跨界危机网络舆情治理困境。 （二）跨界危机网络舆情对话协商机制的构建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突破时空限制为对话协商提供了新途径，在扩大网民参与、提升参与的质量的同时，打破了精英阶层对话语权的垄断局面。虚拟网络空间在拓宽利益维权渠道、促进多元主体对话协商的同时，也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在发挥网络弘扬正能量功能的同时，要促进不同主体对话协商机制的构建，尤其是促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话协商。此外，综合运用法律、道德和经济等手段，控制网络暴力、群极化现象及反权力话语等网络空间失序的危机，规避风险。网络技术的进步和虚拟空间的成熟为对话协商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物质基础，网络空间的微博、微信、论坛等为公众参与对话协商创建了平台。为了促进对话协商机制的顺利构建，政府部门要积极创建官民对话论坛，开通政务微博，实行24小时对话与信息沟通，“信息的流动可能减少不确定性、无序性，带来熵减效应”（童星，2008）。对于涉及网民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政治热点，网民都会积极响应。政策制定前，政府可以通过政务微博发布信息与网民互动，征集民众的建设性意见；政策执行中，政府在网络空间对于执行的有效性主动接受网民的监督；在政策反馈阶段，对于政策执行的效果主动接受网民的评议，及时修正政策。 （三）虚拟网络空间与现实跨界危机治理互动机制的构建 虚拟网络空间是现实话语空间的延伸和映射，其素材和信息都来自现实生活，同时又冲击现实公共舆论领域，两者内容虽有同构性，但是并不意味着一致性。虚拟场域的矛盾较现实场域更具隐蔽性、扩散性和复合性，应加强双重空间的互动和合作，形成网上网下协同治理的整体合力。现实空间为虚拟空间的舆情治理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空间为现实空间的舆情危机设置正面引导和化解渠道。在隔离又联通的双重空间，虚拟网络空间第一时间将危机信息传递给受众，保证信息的透明度，提升互动的时效性。同时，发挥意见领袖引领主流话语权的功能，与网下公众进行实时互动，鼓励民众针对危机事件的应对策略、处置过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同时，为官方决策提供参考。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相互影响，迫切需要增强双重空间的互动。 （四）政府主动介入议程设置引领网络话语主导权 跨界危机管理的关键是信息管理，如何在网络危机管理中掌控话语权、畅通网络诉求渠道、稳定虚拟空间秩序，需要政府部门及时发布信息，第一时间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跨界危机事件的爆发，往往是由于网络空间的议程设置、议题选择引爆民众的非理性情绪。议程设置理论认为，议程设置不仅直接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评判，而且引导舆论走向。因此，政府部门需要主动介入议程设置，融入虚拟网络空间，对网民心理开展长期的调查研究，通过把握网路话语主导权，引导舆论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无论怎样复杂、多变的公众舆论，总是由若干特定的议题引发、影响和支配的……唯有针对这些议题展开充分对话，危机各方才能走出冲突、走向和谐”（胡百精，2009）。政府部门要采取与网络时代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和思维方式，抢占舆论制高点和舆论引导的最佳时机，在与网民互动中澄清事实真相，不给谣言和不实信息留下任何传播空间。政府应注重发挥意见领袖的积极作用，相关部门要与意见领袖积极沟通与合作，鼓励意见领袖创设具有建设性的议题，为面对海量信息无所适从的网民提供正面引导。 跨界危机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要危机形态，而网络的普及对跨界危机治理具有双重作用。网络在跨界危机治理中，一方面，扭转了传统封闭状态下的政府主导跨界危机治理的局面，将大量跨界危机治理信息传播到社会各界主体中，保障信息弱势群体知情权的同时形成巨大的舆论场；另一方面，网络成为跨界危机的信源地和助推剂，网络舆情则加剧了网络暴力、群极化以及反权力话语等话语失序危机。要破解跨界危机网络舆情治理的困境，尤其当舆论引导者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身份出现在网络公共舆论场域时，政府必须介入议程设置，引导网络话语权，从制度建设与体制创新等多方面共同推进，将跨界危机网络舆情治理纳入政府决策议程，为跨界危机舆情的高效治理创造健康的舆论环境和制度保障。标签：舆情论文; 舆情分析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舆论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跨界合作论文; 话语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