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西藏工作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中共论文,领导集体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9-0067-05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不仅作出了大量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而且亲自做西藏工作。他们在领导西藏工作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西藏实际结合的一系列科学的理论观点。这是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中不可缺少、十分珍贵的一部分。
如何正确认识西藏在全国工作中的地位及西藏的基本区情，是研究和开展西藏工作的基础。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及党中央曾有许多论述，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西藏工作思想中十分重要和基础的部分。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单纯“史”或一般情况介绍的较多，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研究的则较少，特别是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论述及中央文献为依据，系统考察研究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的论述，至今尚未见到。因此，开展这一课题研究，不仅对认识今日西藏，做好西藏工作有直接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整个西藏工作思想，及中共中央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西藏工作的思想，对全面理解掌握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深刻内涵，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进行西藏工作的几十年历史中，形成的第一个重要认识是：西藏工作关系国家全局，具有重要意义。
还是在1950年1月2日，即中国共产党开始处理解决西藏问题之时，毛泽东从莫斯科向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要西南局担负进军和经营西藏任务电报中就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强调：“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1](p6)以后，毛泽东在同西藏上层人士谈话中又指出，“西藏民族在政治上给我们的帮助很大”，“比如拿国防来说，西藏对我们的帮助也是很大的”[1](p116)。他还说：“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1/8……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p138)
1961年4月2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其中，谈及西藏的统一战线工作及对班禅、阿沛、帕巴拉等人的团结工作时，党中央都强调：做好这些工作“无论对于团结整个藏族，或者是对于国际斗争，都是十分重要的和必要的。”谈到西藏的宗教，党中央也指出：“西藏的宗教在国外也还有着不少的影响，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不适当，不仅会脱离一部分群众，而且不利于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2](p243-244)
西藏在全国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不仅表现在政治，而且表现在经济上。毛泽东多次说：“西藏地方大，地下有很多好东西。”[1](p139)“那里可能有大量的石油，同时还有各种矿产，将来开采后对国家建设很有用”。毛泽东对西藏上层人士说：“我们对西藏民族寄于的希望很大，将来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在经济上西藏也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1](p116)
综合以上各种论述可以看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西藏重要地位的认识是包括政治、经济、国内、国际等多方面的。其基本依据是：西藏地处祖国边疆、面积大，且民族、宗教问题突出和具有特殊重要性。对于这一点，邓小平1950年曾说：“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3](p161)周恩来还说：“把国内民族关系搞密切，把同西藏的关系搞密切，使整个国内民族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国家西北与苏联接壤，西南有祟山峻岭，搞好这两面，然后就只需面向海洋了。”[1](p132)从中也可以看出，党中央是把西藏工作摆到了战略全局高度重要地位上的。
党中央对西藏重要地位的认识，还可以从其长期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中得到印证。
从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解决西藏问题任务和基本政策后，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关注西藏的发展和变化。
1949年2月初，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决战刚取得胜利，毛泽东同来访的斯大林特使米高扬谈话时就谈到了西藏，要求予以特别的注意[5](p911)。
同年8月6日，人民解放军兵临兰州，毛泽东又及时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要他们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责成西北局担负解放西藏的主要责任。1950年1月2日，根据进一步掌握到的情况，毛泽东又从苏联致电中共中央，改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任务，并提出：“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5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1](p6)
党中央亲自领导了解放西藏的整个过程。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年一年，毛泽东代表中央对西藏发出的指示、批语、信件、谈话就达18次之多。其中，既有军事方面的部署，也有后勤物资供应甚至如飞机及驾驶员应具备的条件等一些具体问题的指示。为实现和平解放西藏，毛泽东不仅亲笔给达赖、班禅等西藏主要领导人写信，而且给才旦朋杰、扎西才让这样的一些地方官员写信。在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上，不仅中央政府直接出面，而且由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等国家主要领导人到车站迎接西藏谈判代表。协议签订后，毛泽东主席亲自举办宴会庆祝，并发表讲话。
人民解放军及工作人员进入西藏后，党中央有时一天之内数次给西藏发指示。党中央不仅直接领导处理发生在拉萨的伪人民会议骚乱事件，而且在1952年4月8日指示西南局及西藏工委，提出：“嗣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关于西藏党和军区的内部事宜，包括编制、部署、整训、生产、修筑、支援等项仍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主管。西藏工委凡关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党中央在指示中还批评：“最近在拉萨创办小学一事没有报告和请示，是不对的。”说：“此外似乎还有一些事也未事先报告和请示。此点务请工委严格注意。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1](p65)这一年，党中央又两次指示西藏，反复强调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毛泽东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批语、信件、谈话达20次之多。
这一时期，西藏派赴北京的致敬团、参观团、观礼团等，毛泽东基本都亲自接见，并进行谈话。特别是1954年达赖、班禅联袂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并同他们谈话。1955年3月8日，毛泽东获悉达赖离京前要向他辞行，主动到御河桥达赖住处看望达赖，同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交谈、话别。3月9日，毛泽东又到班禅住处看望班禅，并也同他进行了交谈。这次两人来北京，达赖（19岁）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班禅（16岁）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都担任了中央领导职务。
1956年11月，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由于反动分子挑拨搞“西藏独立”，达赖回国出现困难。为此，周恩来总理两次访问印度，三次同达赖谈话，做达赖及各方面工作。1957年5月，党中央在做出西藏六年之内不实行民主改革重大决定同时，又决定今后在西藏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要求：“西藏工作统一由中央直接领导，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均不得直接向西藏指示工作，调动干部；否则西藏工委有权停止执行。”[2](p63)
以后，随着分裂分子活动猖獗，特别是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后，党中央不仅亲自领导西藏的平息叛乱及民主改革，而且在此后，又制定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指导西藏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工作的“稳定发展”方针。即使是后来“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困难的时期，党中央仍对西藏特别关心。据载，这一时期，仅周恩来总理就先后16次接见西藏军队、地方负责人和群众代表[6](p542)，解决西藏问题。
以上史实充分说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一贯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每一历史重要关头，都是党中央亲自过问和直接领导，特别是民主改革以前，不仅为西藏制定大的工作方针、原则，而且诸如由谁向谁去做工作，以及话如何讲等具体问题，党中央都一一给予明确指示[7](p58)。也正是在此情况下，先后取得了和平解放西藏、平息叛乱、民主改革等一系列重大胜利，创造了西藏解放后历史上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在西藏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其间虽有曲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但总的说，我们的西藏工作错误较少、较轻，纠正一般也比较快。
二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西藏工作十分重视的同时，又始终将其置于党的总任务一部分位置，要求西藏工作的任务、步骤服从党的总任务，强调西藏工作只能在党的总任务发展之中得到发展。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早在1922年就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任务和基本政策，但是，真正具体提出解放及建设西藏任务并开始工作，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正如后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所说：“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内部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8](p125-126)是在此基础上，和全国大陆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后，才开始了解放西藏的进程。也正如毛泽东在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宴会上讲话中所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解放西藏应当而且也只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在打倒各民族人民共同敌人，建立人民民主新中国，即建立各民族友爱合作大家庭基础之上才可能得到解决。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人多次阐述的一个观点。[9]
1951年西藏的和平解放，为其后振兴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条件，西藏工作从此进入建设发展的新时期。但是，在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西藏社会发展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快。众所周知，在以后很长时间里，党是把“慎重稳进”、“防左防急”当做西藏工作基本和主要指导方针的。而且在民主改革后，又提出“稳定发展”，并仍强调“防左防急”。对此，固然是党从当时西藏地方特殊复杂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的决定。但是，笔者认为，除此以外，也是与当时党的全局工作及党的总战略指导思想密切相关，也是党从自己工作总任务，从全局工作出发而不能不作出的决策。
还是在1949年2月，毛泽东同米高扬谈及西藏问题时就指出：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5](p911)，这就反映了党从全局、整体角度思考西藏，不是简单孤立思考、处理西藏问题。认为西藏问题解决取决多种因素，要根据整体工作进展的情况，不能急的思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在全国主要任务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以便为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和有计划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为此，1950年6月6日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并发表讲话，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
6月26日，周恩来在《关于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讲话中说，西北的民族工作不能操之过急。比如土地改革。他说：“少数民族只有三千万人。在五亿人口的中国，这三千万人的地区晚一些时候土改，对全国来说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慢一点搞，比闯出乱子来要好得多。”[10](p192)7月21日，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讲话中又说：“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他说：“不能患急性病”，“别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这件事情不要怕患‘慢性病’”。强调：“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工作，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不能把事情搞坏。”[3](p164-165)
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出，根据党的总任务要求，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地区的任务，主要是稳定，这是全局，是第一位的。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地区的发展要服从这一全局的需要，要在这一框架内进行。为了这一点，正如毛泽东所说：“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1](p102)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和原则，党不仅努力争取以和平方式解放西藏，而且在以后处理与西藏有关的许多问题中，都特别强调慎重稳进方针，强调防左防急。
在帮助西藏发展经济文化方面，还是在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就指出：共产党“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并说：“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1](p89)但是，如何帮助？帮助多少？则还要看整个国家的建设发展情况，比如进藏公路何时能够修通，国家“一五”计划的进行情况等等。正是这一原因，毛泽东经常向来京的西藏人士讲全国形势，讲全国经济建设的情况。1953年10月，毛泽东对来京的西藏人士说：“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到那时，“对西藏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了”[1](p102)。这就是说，对西藏的帮助不仅要看西藏各方面的条件，还要看整个国家的建设情况，要随着整个国力的不断增强逐步加大对西藏的支持和帮助力度。
再者，党在西藏采取的这种方针政策，还与当时党的工作重心在东部有关。关于党的工作重心问题，毛泽东在审阅中国外交部关于1959年4月26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谈话答复稿时，加写的一段话讲得很明白，针对当时中印双方出现的一些分歧，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11](p150)正是这样一种把“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都放在东方，民族工作只是其工怍一部分的战略思想，使我们不仅应该，而且能够将西藏工作安排得更从容，进行得更稳妥一些。
总之，西藏工作是党的总工作的一部分，受党的总战略和进程制约。它不能离开党的总工作孤立存在和解决，只能随党的整个事业发展而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西藏在全国工作中地位的第二个重要观点。
三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不仅把西藏视为全国工作的重要一部分，而且认为其具有与其他省区不同的一些特点，这就是西藏的基本区情问题。对此，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中，形成了如下基本认识。
首先，认为西藏地处祖国边疆，地理位置特殊。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与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接壤，国境线近4000公里。还是在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提出西藏问题时，党就指出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与我国其他各省区不同，主张采用不同的政策。以后，我党之所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并持特别慎重、稳妥的方针政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地处祖国边疆，其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国防巩固和国家统一。
第二，民族宗教问题比较突出。
还是上述中共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在谈及西藏、蒙古、新疆等地区与其他各省区的不同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它在历史上为少数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关于这一点，毛泽东1949年2月同米高扬谈话时，也是说它的民族问题。[12](p39)后来，毛泽东在1952年4月6日写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一文中，又进一步说：“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1](p61)这就更加清楚地指出了西藏突出的民族问题。关于西藏的宗教问题，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1951年5月28日社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明确指出：“在西藏人民中，佛教有很高的威信，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1952年10月26日，党中央又指示西藏工委：“必须充分认识到佛教在西藏民族的悠久历史，及其深入人民的传统影响，以及达赖、班禅在各阶层中享有很高的宗教信仰。同时充分认识到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国际关系，从而在西藏地区怎样对待佛教问题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13](p45)也正是因此，在人民解放军及工作人员进藏之前，毛泽东特别叮嘱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13](p28)
第三，游牧业经济与基础比较落后。
中共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在谈及西藏时，指出其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说其“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1949年2月毛泽东同米高扬谈话，也指出西藏“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1952年4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又说：“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很多。”[1](p61)正是基于对西藏经济基础落后、物质条件特别困难的深刻认识，党中央从开始解决西藏问题，就采取了全国支援西藏的大政策。
第四，历史上曾遭受帝国主义侵略，遗留问题多，情况比较复杂。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一贯认为：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并且是许多优秀民族中的一个，在伟大祖国的创造发展中曾尽了光荣的责任。周恩来总理还说：“西藏民族是一个很有自尊的民族，过去藏族开拓了云南、四川、甘肃、青海、陕西等很大的地方。”[4](p131)但是，至新中国成立，西藏社会却仍停留在封建农奴制社会阶段。这一制度，1959年毛泽东调查后说：“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1](p176)
西藏人民不仅长期遭受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社会的严酷压迫剥削，而且还遭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正如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所说：“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同时也侵入西藏。”“随着中国人民大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更加像疯狗一般地狂妄起来，慌忙制造所谓‘西藏独立’和种种‘反共’勾当，企图使西藏民族和人民完全脱离祖国，完全丧失独立自由，完全成为他们的奴隶。”
社论还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西藏民族却处于汉族和满族的反动政府压迫之下，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更是民族压迫的最凶恶的代表。”正是“在内受这些反动政府压迫和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压迫之下，西藏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长期地陷于停滞衰退的境况，而人民生活则愈来愈贫穷愈痛苦”。这些情况不仅造成了西藏政治、经济严重落后，及边界方面等一系列遗留问题，而且由于“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挑拨和分裂藏族的各部分，以达其民族压迫的目的。帝国主义则利用藏族对于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仇恨情绪，培植藏族中的分离主义者，即‘西藏独立’主义者，以达其侵略目的。藏族中的一部分上层分子，由于不能分清祖国人民与祖国的反动政府，又由于不能认识帝国主义的阴谋，以致长期地陷入非爱国主义的泥坑”。[9]这样，就不仅使长期形成的我国各民族友好关系遭到严重破坏，使西藏民族内部出现不团结，而且还出现了亲帝分离主义分子及分裂祖国的活动。
对上述历史遗留问题，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有清醒的认识。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讲话中曾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他指出：“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3](p162)1956年3月周恩来对赴藏中央代表团全体人员讲话也指出：“过去在清朝统治者、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压迫之下，西藏同胞很不舒服。”并说：“各兄弟民族过去受欺侮，现在我们要在政治上尊重他们，特别是对藏族，更应注意这一点。”[4](p130-131)直至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西藏工委下达的《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中还认为：“采取一切必要的和适当办法，来消除西藏民族的这种不信任的心理，乃是我们党的一项极其重大的任务。”[2](p57)而对亲帝分裂主义分子的分裂活动，党则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并进行着斗争。
第五，自然条件比较特殊。
西藏平均海拔4000米，人称“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高寒缺氧，自然条件比较艰苦。这一点，党中央在处理解决西藏问题之初，就给以高度重视和注意。不仅调集全国各种力量支援西藏，为进藏人员做好身体、物资各方面充分的准备，而且，毛泽东1950年1月2日在《改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指示中，还提出了“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的建议。以后，凡同志进藏，党中央总是特别叮嘱：要注意身体，注意健康。1975年，已病重住院的周恩来总理，仍召见赴藏庆贺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华国锋，特别嘱咐他：你们到了西藏，要多鼓励在藏工作的各族干部，解放军指战员，他们很辛苦[6](p248)。
正是基于以上对西藏在全国工作中地位及西藏基本区情的正确认识，并由此出发，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党在其他地区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谱写了一部内容丰富多彩、而又颇具特色的党的西藏工作的历史画卷。
【收稿日期】2002-02-15
标签：西藏建设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论文; 毛泽东论文; 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