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盐业考古领域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盐业论文,中国论文,新进展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盐乃“国之大宝”。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和地区，盐既是民生之必需，也是国家财政赋税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甚至是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
有关盐业史的研究，我国有着悠久历史。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盐业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已积累了相当一批成果。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除去零星的几篇文章外，有关盐业考古的实践和作业在我国基本还处在空白状态，考古学家基本没能给予这个领域以应有的关注，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盐业考古的历史和现状更是茫然。
短短几年，确切讲，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经过考古界同仁的努力实践，我国的盐业考古实践已经起步，并取得了初步的可喜成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我们与国外有关科研机构开展的合作研究。这些对于促进中国盐业考古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一、背景
自1996年开始，北京大学开始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就盐业考古领域的合作开始接洽。1999年初，合作项目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很快，一个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三家组成的“中美盐业联合考古队”（以下简称“联合考古队”）组建起来。这是一个多学科的队伍，其成员分别来自中外9所大学、科研机构，所涉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学、 文化人类学、盐业史、历史地理、地质考古、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年代学、石器微痕分析等。
大致与此同时或略晚，一些地方科研单位和大学也开展了小规模的盐业考古实践。这些工作涉及到几个不同地区，在此按地域分别予以扼要的介绍。
二、考古调查
（一）四川蒲江－邛崃
四川成都平原在先秦时期为蜀国领地，这里有悠久的制盐历史。《华阳国志》记：“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成都等地曾出土一批盐井画像砖，以形象生动的画面语言传递出该地区古代制盐业的信息。
1999年3月，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蒲江、邛崃两县。在蒲江县白云乡考察了盐井沟内的古盐井、卤水漕运遗迹、盐井附近的佛教造像、毁坏的寺院遗迹及窑埂村一带的灰沙嘴遗址。对盐井沟内与盐产业有关遗迹进行测绘，对周围景观地貌作360度全景摄录， 全面搜集了遗址范围内的遗迹资料。另外，还在金华村金福井遗址进行测绘及景观资料的收取。与此同时，还考察了盐井崖、百家井（六合村）、毛赤井（蒲砚村）、小王井（松花乡）等盐业遗址点。在邛崃县，考察了盐沱村（油榨乡）、火井、盐井村（火井镇）等遗址点。
（二）自贡市
蒲江等地的工作结束后，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自贡市，参观盐业史博物馆并与该馆盐业史专家进行座谈。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的专家们介绍了他们以往在四川境内及云南等地进行的盐业调查及收获，放映了考察录像资料。联合考古队成员介绍了中美盐业考古合作的背景及研究目标、国外盐业考古的现状及进展、日本盐业考古及研究成果等。其间，联合考古队考察了东源井、燊海井及盐场内熬制盐卤的设施。实地参观了东源井附近一座由乡镇企业开办的盐厂。这座盐厂使用比较原始的熬盐、制盐工艺，其生产流程、熬盐用具、燃料及燃料渣滓废弃物的堆放及位置等引起联合考古队成员的极大兴趣，这些今天已难得一见的人类学材料对深入理解和阐释蒲江盐井沟－灰沙嘴遗存的关系及埋藏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重庆三峡地区
三峡地区在历史上属巴人管辖，这里的制盐历史更为悠久。《华阳国志·巴志》中就有巴人向周天子贡盐的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巴氏之子……是为廪君，……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此后历朝历代，这里一直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盐产区。
1）忠县
1999年，联合考古队抵重庆后，前往涪陵参观了白鹤梁遗址。旋即赴忠县，重点考察了
井镇佑溪村中坝遗址、古盐井等，对遗址区域及周围的景观环境进行了测绘和全景摄录；自中坝遗址沿井河上溯，调查沿线古盐井的分布及佑溪村一带居民旁分布的盐井和与盐业产销有关的遗迹及炼渣。第三，自中坝遗址顺流而下步行至井河－长江交汇的河口，考察沿途景观地貌及井河口－带的瓦渣地、哨棚嘴、崖脚遗址，并对其相对位置进行了测绘。第四，对中坝、井口周围遗址出土的部分尖底陶杯、圜底陶罐进行形态学观察，并对部分器皿的容积进行测绘。第五，前往涂井镇红赤村考察汝溪河两岸分布的盐井、蓄卤池、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大型熬盐炉灶遗迹及损毁的寺庙基址。对这里的大型熬盐炉灶进行测绘。历史上，这一带的盐产业颇具规模，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停产。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四川省文管会等单位曾在井沟口一带作过调查（注：四川省博物馆：《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载《考古》1959年第8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井沟和中坝遗址进行过调查（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四川万县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载《考古》1990年第4期。）。1993—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再次对中坝遗址和井沟口等遗址进行复查（注：1993年12月—1994年5月，笔者曾负责在中坝和井沟口一带进行调查。）。
2）云阳－奉节－巫溪－巫山
联合考古队在云阳县参观了云安镇盐场（已停产）、白免井等，了解盐井的构造及提取盐卤的设施。然后前往巫溪县，重点考察了大宁盐场（已停产）和向厂区输送盐卤原料的大宁盐泉（后溪河北岸宝源山麓）。对盐场西端3号车间和东端3号车间内废弃的熬制盐卤的炉灶及相关设施、用具等进行测绘。
3）彭水郁山镇
1999年夏，联合考古队派遣北大城市与环境科学系硕士研究生李小波（现任教四川师范大学）前往重庆彭水县郁山镇，考察那里的盐业遗址（注：李小波：《重庆市彭水县郁山镇古代盐井考察报告》，载《盐业史研究》2001年第2期。）。与其他盐产区相比， 郁山盐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因此有“彭水型”卤水一说。其特点为：1.盐矿地质时代早、埋藏浅；2.盐卤多天然出露；3.盐卤成分较差。通过此次考察，了解到郁山镇共有古盐井13处。此外，明清两代，当地也曾开凿过一批盐井。1949年以后，当地实际有生产能力的盐井共9眼，日产卤1.32 万筒（每筒128斤），后又开凿了黄泥井、新皮袋井、郁机一井、郁机二井等，产量大幅飚升。但是，由于盐卤含氟量过高，1984年郁山盐厂全部停产。另据调查，除郁山镇外，彭水鸡冠山、温泉等地也有产盐历史。
（四）鲁北莱州湾地区
2002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环境学院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莱州湾及胶东半岛进行了一次盐业考古调查，考察地区和单位达20余处。通过此次考察，基本达到了从面上了解鲁北－胶东沿海与制盐有关的遗址，以及这些遗址的分布、数量、埋藏及所在地的景观环境。其中，考察重点是该区域内常见的一种陶质盔形器，详细考察了此类器皿的分布、埋藏、年代、器形、纹样及在遗址中所占的比率等，同时，对各地博物馆、文管所收藏的一批盔形器进行了形态学的观察和实测。经初步分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注：李水城等：《莱州湾地区古代盐业考古调查》（见本刊本期）。）。
三、考古发掘
（一）四川蒲江县盐井沟－灰沙嘴遗址
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队曾在蒲江县白云乡盐井沟－灰沙嘴遗址作初步试掘（注：蒋成、龙腾：《蒲江古盐井遗址考古调查有重要收获》，载《中国文物报》1999年3月3日第一版。）。在盐井沟发现2 口盐井和1处蓄卤盐池（图一），并作了初步清理。2眼井均圆形大口，直径170—175厘米，开凿在沟内山溪一侧基岩台地上，至今仍渗出卤水。从井内清理出的遗物有唐宋时期的板瓦等。在1号盐井上方约28米处发现一处摩崖造像，画面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两侧刻写“大中”、“元和二年”纪年题刻及“勾当盐井人”、“淳熙丙午年修井”等题记。2号井位于1号井的上游段。盐井上方阶地有一处用石板砌筑的蓄卤盐池，长375厘米、宽195厘米、深120厘米，中间用石板分隔成两个小池。2号井和蓄卤盐池附近发现有10个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及板基槽1处。笕槽支架的柱洞为圆形，开凿在溪谷旁基岩或巨石块上，直径20厘米上下，深12—26厘米，间距73—208厘米不等。支板基槽也开凿在基岩上，共14个，长36—100厘米、宽10—17厘米。估计当时可能在基槽上安置支板，再在支板上设置输卤笕槽，向下游窑埂村的盐场输送卤水。
图一：蒲江1#井
盐场建在溪谷下游窑埂村边，这里保留大量废弃堆积，埋藏丰厚，当地人称“灰沙嘴”。经试掘得知有6层堆积， 堆积物主要为熬盐时废弃的炭渣、盐卤渣等。出土遗物有釉陶碗、四系罐、灰陶盆、红陶缸等器皿的残件及板瓦、铁锅残片等。还有数量较多的长条形耐火石。从文化堆积及包含物分析，其年代大致在唐－宋时期。
（二）忠县
1）重庆忠县井沟口遗址群等
20世纪50年代末，三峡水库的建设开始酝酿，由此拉开了三峡考古的序幕。这一期间，四川省长江文物队和四川大学等单位曾在忠县（原属四川省）井沟河口的瓦渣地、哨棚嘴等地作过试掘（注：忠县试掘工作组：《忠县井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况》，载《文物》1959年第11期；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忠县井沟遗址的试掘》，载《考古》1962年第8期。）， 发现了以尖底羊角杯和花边口罐为特征的一组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后来有学者推测，此类遗物有可能为制盐用具。
20世纪90年代，三峡水库建设正式上马，一场世界上最大的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在三峡地区全面铺开。1993年末，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承接了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论证的任务，并立即派员前往三峡进行先期摸底和遗址选点工作（注：1993年12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承接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的任务后，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伯谦、赵化成及笔者即赴忠县进行先期考察。）。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已先期在哨棚嘴、崖脚遗址进行试掘，为后来的工作作了铺垫。
1994年初，北京大学组建了三峡考古队。2月前往忠县， 对忠州镇井口遗址群、乌杨镇汉－南朝墓葬、涂井李园遗址和魏晋时期崖墓等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获取一批重要资料。在当年作的论证报告中明确指出，井口遗址群、中坝遗址、李园遗址出土大量花边口圜底罐、尖底羊角杯应是一种特殊产业活动的遗留，探索这些遗址的性质及此类器皿的使用功能是考古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注：北京大学考古系：《四川忠县三峡工程淹没区地下文物保护规划报告》，1994年8月31日（草案）。）。
从1997年开始，井沟口一带的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2002年。
2）重庆忠县中坝遗址及古盐井
中坝遗址位于井河下游的佑溪村。该址曾于20世纪50年代末作过试掘（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报告》，载《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该址进行试掘，对遗址的埋藏状况有了初步了解（注：巴家云：《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商周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1997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址进行大规模的连续发掘至今。
为配合中美盐业考古合作项目的进行，经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商同意，从1999年末至2001年5月， 北京大学考古系每年派遣部分外国研修生、研究生承接中坝遗址一座探方（编号99ZZDT0202）的发掘（面积10×10米，实际发掘面积9×9米）。自第18层（约东周晚期）到第69层（生土）发现的遗迹有：龙窑3座、房基地面（或工作面）33处、 灰坑42个、方形粘土壁坑2座、沟槽6段，以及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角器、卜骨及其他遗物。
发掘中我们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1.对探方内所有土壤均作筛选（筛网孔径约0.6厘米）。2.鉴于中坝遗址堆积丰厚、 陶片数量极其巨大，在探方内只选取了一个1米见方的抽样区（witness section），抽样区内出土陶片全面收取。3.探方内出土兽骨全部采集。
发掘过程中，联合考古队的地质考古专家和地理学家还对井河流域进行了地质构造和地貌景观的考察。此外，德国、法国、美国、瑞士等国的盐业考古专家也曾前往中坝遗址进行参观，他们对这座遗址表现出高度的兴趣，并一致认同这是一座与制盐产业有关的重要遗址。
3）山东寿光大荒北央遗址
2001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在寿光县大荒北央遗址进行试掘（王青：《山东寿光大荒北央遗址发掘简介》（特刊）。）。此地距莱州湾15公里，是鲁北沿海地带集中出土盔形器的一处遗址，地表采集盔形器残片占陶片总量的95％以上。该址文化层厚约1米。第一层为表土，第二、三两层为文化层，包含物仍以盔形器为大宗，其比例超过90％。发现的遗迹有灰坑和灰沟。灰坑圆形，圜底，直径50厘米左右，深40至50厘米。坑壁用红褐色粘土涂抹，加工规整，透水性差。发掘者推测它们有可能是保存淡水或卤水的设施。
此次发掘有两个收获：
1.在文化层中发现大面积分布的白色沉淀物硬面，表面平滑，推测是人工形成的遗迹，有可能是与制盐产业有关的遗留。
2.发现大量盔形器。其质地分两类：一类红褐色，质地差，估计是用当地的土壤在当地烧制的。另一类灰色或黑灰色，质地好，应是在外地烧制好以后的输入品。这些盔形器内壁底部有白色沉淀物，发掘者已采集样品，希望通过检测以证实此类器物是否为专门的制盐器具。
四、初步的研究成果
（一）成都平原
在蒲江一带进行的考古调查和试掘未发现早到先秦的制盐遗物和遗迹。目前，这一区域发现的盐井一般被定在唐代，蒲江白云乡窑埂村灰沙嘴的试掘证实其文化堆积为唐宋时期。我们认为，尽管未找到年代更早的遗存，但也不能说那些大口盐井都是唐代的。事实是，自汉代起川西盆地就流行凿挖大口浅井；另一方面，目前断代的凭据大多为盐井附近的摩崖造像及上面的年款题记，但这些盐井可能开凿在唐代以前，延续到唐代或更晚仍在使用。也就是说，摩崖题刻并不说明盐井的年代上限，但对此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调查结果证实，蒲江一带的盐井均开凿在山溪两侧或山崖下，井口大而浅，有的在盐井附近砌蓄卤盐池，或利用溪谷的高低落差架设笕槽向下游盐场输送卤水；盐场内用耐火石构建熬盐炉灶；燃料可能多为木柴、木炭，也可能使用煤炭（蒲江白云乡盐井沟内山崖下有自然出露的煤层及早年挖掘的矿洞，但具体何时开采？不详。但煤的质量极差）。另一现象是，盐井附近往往开凿摩崖造像，上面的题刻内容往往与盐井有关，说明当时的制盐产业与宗教之间存在联系，此类造像似乎充当着盐井保护神的角色。总之，上述工作及新的发现为探索川西平原制盐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三峡地区
上世纪50年代末在井沟口发现羊角尖底杯后，有学者就推测这是一种制盐的器具，有人还进而推测，之所以制作尖底陶器，目的是利于将其插在江边沙滩地上，经日晒盐卤获取食盐（注：1982—1985年，笔者在四川省博物馆工作期间，曾负责四川省博物馆历史文物展览改陈及文字说明，当时已有学者持这种说法。）。但是，如果考虑到三峡地区一年四季潮湿多雨的气候条件，这一推测显然经不起推敲。
我们认为这里的遗址是专门的产业遗留，其中以制盐的可能性最大。根据如下：
1）文献记载，井沟一带在历史上是重要的盐卤产区。 至今在井河沿线仍分布相当数量的盐井。
2）这里发现的古遗址埋藏状况特殊，堆积物以尖底杯、 花边圜底罐为大宗，种类单一，形态特异。
3）此类器皿不是日常生活用具。
4）参阅国外考古资料，上述器皿及特殊的堆积现象与国外一些制盐遗址的堆积和器类极其相似。
中坝遗址探方99ZZDT0202的发掘有这样一些规律性的现象：
1）从第56层开始出现羊角尖底杯，但直至第51层， 其总量仅占该层陶器的5％，第50层增至23％，第49b层激增至75％以上。
2）羊角尖底杯的衰退亦极其迅速，第49a层时锐减至7％强。 取而代之的是此前仅占5％左右的大口短身尖底杯，第49a—48层，后者跃升至25％，此后迅速回落并走向消亡。
3）与尖底杯衰退的同时，厚胎花边口圜底罐逐渐成长起来。到49a—35b层时，大小不甚匀称的花边口圜底罐成为主流，比例占50％—80％以上。到35a层以后，此类器又迅速被一种容量均等的束颈花边圜底罐取代，后者比例激增至80％—90％。
4）到第21层左右， 花边口圜底罐陆续被容量大小相差无几的平口圜底罐取代。
通过对探方99ZZDT0202出土的近200个完整的圜底罐、 尖底杯容积的检测，可知圜底罐容积在500ml左右， 但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另一共同点是，同时段的陶罐容积非常接近。因此有理由推测，这些陶罐可能同时还扮演着量器的角色。
对探方内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我们全面予以收集，并特别关注这样一些问题：
1）动物和鱼类的比例及变化；
2）不同时期动物种属的变化；
3）鱼类体积的变化（可反映环境变迁或捕渔技术的改进）；
4）兽骨一类遗存与制盐业之间的联系？ 即是否存在盐产业的副产品，如腌制鱼（肉）、鱼酱等？
尽管我们提出了上述结论，但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尚不十分明确当时究竟如何用陶器制盐，在哪些地方制盐？工艺流程如何？盐产业的规模？是否存在贸易和交换？等。
（三）彭水郁山镇
郁山镇是一个比较偏僻的盐业产区。由于储量、质量、交通等各方面原因，这里的井盐业生产不象自贡、乐山等地那般举足轻重，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但是，由于郁山盐泉具有的天然性和浅埋藏的特征，又很容易成为早期人类开发利用的盐业产地（注：李小波：《重庆市彭水县郁山镇古代盐井考察报告》，载《盐业史研究》2001年第2期。）。假如真是这样的话，这一带的盐业开发必然与巴蜀、荆楚地区的早期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四）山东莱州湾地区
通过实地考察及对已刊布资料的梳理，了解到这一区域内盔形器的分布基本环绕莱州湾，西起无棣县，东止于胶莱河，南界大致蔓延到泰沂山系以北、胶济铁路（济－青高速公路）沿线。据各遗址点出土盔形器的比例，或可将上述区域进一部细化为两小区：1）高密度区。 以莱州湾为圆心，沿海岸线15—30公里构成一面向海湾的弧，这一范围内凡商周遗址均出盔形器，而且所占比例甚高，最高占陶器总量90％以上。2）低密度区。在高密度区外围，商周时期遗址也经见盔形器，但为数不大，呈零星分布。
对盔形器的年代还有不同认识。一般将它们推定为商周时期；或将年代下限延伸至春秋－战国或更晚。对其功能也有不同看法。1 ）汲水器；2）煮盐或晒盐用具；3）陶臼。
结合四川及三峡地区的盐业考古实践，我们对盔形器有如下基本认识。1）盔形器集中分布于胶济线以北， 尤以莱州湾近海滩涂地带最集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盔形器的遗址座落在现今盐场范围内或附近。2 ）参考全新世以来海面的变化研究，距今3000年前后，莱州湾的古海岸线大致在现今海岸线以内15—20公里范围，也就是说，那些出有盔形器的遗址当时更加靠近海岸线。3）沿海滩涂地下水位高，加之潮水涨落， 土壤高度盐碱化，极不利于农业垦殖。4）盔形器胎体厚重，不具备一般生活用具的特征。有的遗址还发现将盔形器集中放置在地面或窑内，表明盔形器是一种特殊的专业化生产用具。
莱州湾地区的盔形器形态与三峡地区的花边口圜底罐类似，遗址的埋藏状况也与三峡井沟一带的埋藏一致，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制盐遗址的堆积及出土物也十分接近。此外，历史上齐国一直为重要的海盐产地，并因占有“渔盐舟楫之利”，而称霸一方。再往前看，《世本》记：“夙沙氏煮海为盐”。夙沙氏为传说中与神农同时的人物，被尊为海盐之神，其部族应活动在山东境内。可见，那里的盐产业出现得相当早。
（五）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重要的盐产地在山西南部的河东地带。古史传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尧、舜、禹之所以将都邑选在靠近河东之地，首要原因是为了控制那里的资源，解池之盐即为其中之一。尽管上述传说还需要考古方面的证据，但晋南一带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古遗址的分布密度一直较高，暗示上述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
2000年，刘莉、陈星灿撰文（以下简称刘－陈文）讨论了黄河流域中心－周边系统的相互关系，特别谈到了夏商时期跨地域控制和运输重要自然资源等问题（注：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载《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这里的资源即指铜、铅、锡等冶金矿物原料和民生必需品——食盐。夏－商早期将都邑建在洛阳－郑州冲击平原，这里土地肥沃，便于军事防御和发展经济，但也存在一些缺憾，即缺少社会必需的一些自然资源，如铜、锡、铅、盐等战略物资。为获取并保障这些资源的供给，夏－商的统治者便将他们的政治－军事触角延伸到蕴藏有这些资源的周边地区。
晋南拥有中原最大的盐池——解池（图二）。解池之盐经日晒即可结晶，且蕴藏极其丰富，是晋－陕－豫地区唯一的大型盐业资源，也是夏商时期各方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
图二：山西河东盐池
刘－陈文统计，晋南已发现旧石器以来的古遗址300余处。到了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以陶寺为代表的大型中心聚落。龙山以后，夏代没有将都邑选在晋南，而是建到了豫西。但这一时期晋南的东下冯类型文化则趋同于豫西的二里头文化，这说明两个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到商代早期，晋南商时期文化则又与郑州商早期的二里岗文化保持一致。刘－陈文指出，这两次经历相似的文化变迁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夏人、商人都对晋南保持了浓厚兴趣？
刘－陈文通过对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分析，注意到该址第五期（约当早商二里岗下层）建造的一座夯土城，在城垣西南角建有40多座圆形建筑，分为7行，每行6—7座。经发掘可知，这组建筑形制非常统一，每座直径850—950厘米，基址为厚30—50厘米的夯土，高出周围地面，每座房基中心有一直径20—30厘米、深80厘米的大柱洞。地表挖十字形沟槽，宽50—60厘米、深80厘米，内有柱洞。基址周边还有一圈30—40个排列紧密的柱洞。这组基址可复原为无墙、无门道的木构建筑，地面被十字沟槽分割，空间狭小，不宜作为人类居住的房屋。此外，除发现少量的陶片外，基址周围不见其他遗物。反之，它们却更像古代的粮仓。可是，考虑到运城的地势、土壤及这组建筑的格局，刘－陈认为，粮仓说亦不足取。联系到当地重要的自然资源——盐，他们提出这组建筑可能是商代储盐的仓房，其形状与《天工开物》描绘的古代盐仓非常相似。
刘－陈还指出，东下冯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大型陶器——蛋形瓮、敛口瓮，这两类陶器中的一部分可能被用来储藏河东盐池出产的盐。在豫西二里头发现的蛋形瓮和敛口瓮与东下冯的同类陶器一致，可能意味着河东盐池的盐在这一时期被运到了夏人的统治中心。从空间看，解池位于东下冯西南30余公里，发源于中条山的青龙河可将中条山铜矿、东下冯遗址与河东盐池连接起来，经青龙河、涑水、黄河及其支流可将中条山所产之铜、解池所产之盐运抵伊洛地区。如此，东下冯实际上扮演了由国家控制的自然资源集散地的角色。
刘－陈文认为，商文化在二里岗上层的某一时期突然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商文化在晋南的消失恰好与二里岗上层时期商文化向东方、向南方的扩张趋势同时，而商人向东、向南的扩张正是为了攫取那些地区的盐（山东）和铜矿（长江中游）等自然资源。
利用文献探讨河东盐池及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研究从很早就开始了。但结合考古资料进行研究者可谓寥寥。由此，我们认为刘－陈的研究很有价值。尽管他们的结论还带有较大的推测成分，也有不少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和澄清，但他们毕竟以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这对今后该地区考古研究思路的拓展无疑是富有启发的。
图注：
①巫山：龙骨坡“巫山猿人”遗址，新石器时代之“大溪文化”遗址。
②奉节县：“白盐碛”等古盐井5口。
③开县：“温汤井”等古盐井20口。
④万县：“长滩井”等古盐井7口。
⑤云阳县云安镇：“白兔井”等盐井195口。
⑥忠县：“涂井溪”古盐井17口，“井溪”古盐井72口。
⑦忠县：井沟口遗址群之“哨棚嘴”、“瓦渣地”、“中坝”遗址，汝溪河下游之“李园”遗址。
⑧彭水郁山镇：鸡鸣井、飞水井（公井）、老郁井、鹁井（后井）、楠木井、母井、长寿井、正井、新井、斑鸠井、皮袋井、岐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