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美学派的局限性看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分野与发展前沿_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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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作为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重要领域,虽然相关理论与经验文献大量涌现,但学科边界依然模糊,需要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进行界定与探究,其研究议题与方法也需要进一步清晰化。自20世纪70年代形成以来,经过不同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在议题和方法两个领域都取得了积极进展,在西方国家形成了美国学派、英国学派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三个主要学术流派①。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仍然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离成为一门成熟学科体系还有相当距离。[1]已有学者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总结。[2](P431-442)还有学者从过去、现在、未来角度对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流派与学术论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与总结。[3]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领域存在着六方面的学科鸿沟需要弥补:一是政治学与经济学两大学科在研究议题与方法方面的差异导致的元学科鸿沟,二是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两个次级学科之间研究领域差异导致的分支学科鸿沟,三是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分科研究导致的学术专业化鸿沟,四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分科研究导致的学术专业化鸿沟,五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交互影响研究局限性导致的多学科沟通鸿沟,六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与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学术界之间的全球学术共同体构建中的学术沟通鸿沟。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研究议题“泛化”与“窄化”两种现象,在研究方法方面仍然存在着“保守自固”与“方法崇拜”两种现象。如何弥补学术鸿沟,形成相对成熟的学科研究范式、话语体系与学术共同体,是该学科未来发展面临的任务。为了弥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存在的局限性和不足,需要积极吸收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在比较与综合的基础上构建微观理论基础与宏观解释框架,在研究议题和方法两个方面拓展学科研究领域。本研究以相关文献为基础,分析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英美学派的局限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源流与学术分野,同时分析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前沿。

      二、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共同局限与主要缺陷

      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作为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两个主要学术流派,是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导力量。本文把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统称为英美学派。虽然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内部也存在诸多学术分野,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两个学派之间的差异性更为显著,这种差异性也影响到这两个学派的学术交流。[4]当然分属于各学派的不同学者在研究议题、范式、方法与观点上的相似性和一致性现象仍然存在。事实上,虽然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但二者仍然存在着诸多学术共性,后者是前者发展与演变的产物,故可以在一个统一视野下分析二者的特点及局限性。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新兴边缘与交叉学科,其学科的交叉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科交叉性,既是政治学与经济学两个元学科的交叉学科,又是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两个分支学科的交叉学科;二是研究议题的交叉性,既涉及国际政治议题与国际经济议题的交叉性,又涉及国内政治议题与国内经济议题的交叉性,还涉及国际政治经济与国内政治经济的综合交叉性;三是研究范式与方法的交叉性,既涉及政治学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交叉性,还涉及政治学、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交叉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快速崛起,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英语国家在经济方面的逐渐衰落,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现象将逐步出现变化,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共同缺陷也将逐渐显露出来。

      英国学派以苏珊·斯特兰齐(Susan Strange)为学术奠基者,以《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和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为主要学术阵地。其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受到西方传统历史哲学、制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判性思维的深刻影响,关注多行为体分析,该学派中以考克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把社会、国际秩序、国家与社会联合体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核心议题。[5]该学派关注的议题更为广泛,英国学派虽然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边缘性、非主流学派,其学术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视。英国学派试图以西方社会传统道德哲学、历史与制度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视觉对国际政治经济现象进行整体性的社会科学解释,其固有缺陷和局限性也较为显著,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宏大叙事与论述背后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和经验证据支持,使得其理论构建空疏而失去科学性与严谨性,例如苏珊·斯特兰齐虽然把世界经济中权力结构区分为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但对具体的权力结构构成、演变及其关系的分析则显得过于简单和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6](P41-143)二是因为研究视角的多侧面、研究议题的多样性,导致同一学术共同体内部都缺乏一致性和共识性的核心概念、范畴体系与核心议题,不仅限制了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分工合作与交流协调,更限制了本学术共同体与外部的交往能力和影响力;三是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固有缺陷也削弱了该学派的理论解释力和可证实、可证伪性,其理论结构也过于宏观、粗放和模糊,使得该学派议题、方法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边界模糊,出现该学派研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化现象;四是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本位主义特别是英国政治经济文化本位主义的局限性。

      美国学派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以《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杂志为主要学术阵地,具有哈佛大学学术背景的一些学者为学术中坚力量。美国学派是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科体系中形成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国家为中心并主要关注国家间关系,美国国家利益和霸权成为关注的重要领域②,同时借鉴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以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基础构建理论框架与方法论体系,强调形式化的数理模型、实证与经验方法的应用。美国学派的局限性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国家中心主义研究的局限性,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国际社会中,企业、政党、非政府组织、网络组织、新兴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行为的跨国外部性影响效应日益显现,跨国行为体的多元化必然影响到国家与政府行为,同时也与国家行为体形成某种分工合作与竞争关系,单一行为体研究框架必然制约理论研究扩展与解释力;二是理性主义研究假设的局限性,一方面,理性主义假设是一种极端假设,其建构的均衡与非均衡理论的现实解释力有限,完全理性与完全非理性都是政治经济行为体的极端状况,大多数社会行为体都处于二者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另一方面,即使是完全理性的行为体,其行为过程、行为结果也存在着非理性和理性不一致的情况;三是美国本位主义的局限性,美国学派的一些精英学者往往从维护美国利益和美国霸权角度构建理论体系和设置研究议题,必然导致其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非真理性和非公正性,不仅阻碍学术进步,还限制了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出现,例如王勇等学者指出的美国学派一些学者在对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表现出的美国霸权护持现象;[7](P137-152)四是经济学理论与分析工具引入过程中出现的“新古典经济学化”,失去学科特征并可能沦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分支的子领域,还可能重犯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例如利用引入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国际制度问题时,忽略了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相互转化问题、公共产品不同细分类型之间的差异和转化问题;五是引入定量化经验分析与实证研究面临的数据局限性和小样本困境,美国学派强调的定量化与经验研究面临数据可得性、事件可测量性等约束,基于大量小样本数据的实证结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是有限的。

      虽然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交流有限且存在长期的论争,但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充之处,具有共同的局限性和不足,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英美文化的局限性。英美文化作为当代西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作为当代世界的强势文化,主导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权。但英美文化毕竟不是西方文化的整体,更不是世界文化的整体。国际政治经济学以社会行为体的跨国政治经济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英美文化影响下的社会行为体不仅与非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社会行为体的政治经济活动方式存在着差别,与其他非英美文化的西方国家的社会行为体的政治经济活动方式也存在着差别。英美文化的局限性限制了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跨文化思维和多元化研究视角的形成。美国学派的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英国学派宏大记事的空泛性、模糊性与非逻辑性显著,是英美文化自身局限性的反映。

      其二,西方中心主义局限性。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主流学者主要以西方国家视角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并进行相关经验研究,西方国家出现的政治经济现象是其学术共同体关注的主要对象,他们也主要从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利益角度进行公共政策分析。这两个学派还没有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传统,对新型经济体的崛起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政治经济现象关注有限。两个学派的学者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对非西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存在着天然缺陷。英国学派虽然关注历史,但其历史视野是狭窄的,始终摆脱不了西方中心主义特别是欧洲乃至英美中心主义的历史视角的局限。美国学派的历史虚无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历史狭窄主义同样显著。随着西方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下降,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缺陷越来越显著。同时,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两个学派对国家、社会、市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的认识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和随机性。例如英国学派虽然关注社会正义与社会公正问题,但更多专注于西方社会。

      其三,理论碎片化及基础理论构建薄弱。英美两个学派的学者虽然发表了大量的有价值研究文献,但其理论来源仍然依托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缺乏独立的理论建构能力,基础理论研究薄弱。二者共同忽略了人类个体政治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行为体的政治经济活动之间区别与联系的内在逻辑与内在机制。所有的社会行为体,包括家庭、企业、政党、政府、非政府组织、国家及国际组织都是由人类个体以一定的组织方式形成和演化的,彼此之间围绕着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各种活动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如果缺乏对不同社会行为体特别是人类个体的政治经济活动与人类群体的政治经济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机制与边界的理论研究,则难以把握不同社会行为体的政治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内在逻辑。因为企业、政党、政府、非政府组织、国家等市场、社会与跨国公司形成的基础在于人的政治经济活动,没有微观层次的个体政治经济活动做基础的宏观的抽象的政治经济活动是不存在的。

      其四,学科边缘化。英美学派不仅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缺乏影响力,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也不处于主流地位,学科发展的边缘化特点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大多数英美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主要学术背景来自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少部分学者虽然有经济学背景但在经济学界的影响有限。这两个学派虽然已经成为推动西方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但其影响力仍然有限,在主流国际经济学和主流国际政治学界仍然处于边缘地位。虽然英美两个学派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跨大西洋学术论战和学术竞争,但论战和学术竞争的影响仍然局限在学派的小学术圈之内,为本国的主流学术界所忽略。美国学派虽然延续了传统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范式,以国家为基本行为体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但在该国国际关系主流学界仍然处于从属地位。

      简言之,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作为西方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流派,在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发展方面贡献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文献,但二者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特别是存在的共同局限性仍然显著,主要表现为学术研究的英美文化视野约束、西方中心主义的利益偏好约束、学科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学科边缘化和依附局限性。

      三、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源流与学术分野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不仅存在着复杂的学术源流关系,还存在着持续的学术分野趋势。本文中的学术源流是指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与理论演变,学术分野是指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分化与重组特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社会中人类及其组织的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与经济财富(economic wealth)的跨国配置、相互转化及其规律的新兴独立交叉科学。经济财富是人类及其组织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政治权力则是人类及其组织资源分配与治理分工的制度前提。一般而言,经济财富是指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各种具有稀缺性(scarcity)的物品的统称,有用性与稀缺性是经济财富的基本特征。非经济财富(non-economic wealth)则是能够满足人类需求但不具有稀缺性的物品。在一定条件下,经济财富与非经济财富可以相互转化。政治权力则是指人类社会中经济财富配置、治理规则及制度安排的最终决定权,是因为拥有强制力优势而获得的人类个体或者群体对其他个体或者群体的强制性影响力。虽然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化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但它并不从属于前二者的任何一者,它是一门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从属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任何一门学科而作为一门新兴交叉独立学科而存在,原因有三:

      第一,从研究议题看,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社会中社会行为体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配置及相互转换的机制与规律,专注于国际社会中社会行为体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配置转换议题的研究,国际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社会中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原因、机制、影响效应及政策选择问题,专注于国际社会中社会行为体经济财富配置议题研究,国际关系学或者国际政治学则主要研究国际社会中以国家为主要代表性社会行为体的政治行为及规律,社会行为体的政治权力配置与安全问题是其研究的主要议题。

      第二,从研究方法看,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可以采纳和借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种有用的研究方法。除了政治学、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外,该学科还可以借鉴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统计学、数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具有多学科交叉特征,而不仅仅是吸收传统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因为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相互转化的复杂性,仅仅使用传统的政治学方法与经济学方法已经不能够完全满足研究的需要。

      第三,从理论基础看,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行为体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配置及相互转化问题,虽然可以从传统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中吸收和借鉴其有益成分,但传统经济学理论与传统政治学理论都不能够提供对社会行为体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转化现象的全面的理论解释。传统经济学理论主要专注解释人类社会中的资源配置及其机制问题,社会行为体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相互转化问题不是经济学理论需要解释的关键问题。传统政治学理论则主要专注于解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行为、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社会行为体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转化问题也不是其理论能够解释的问题。

      可见,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新兴独立交叉学科,受到传统政治学及其重要分支国际政治学、经济学特别是重要分支国际经济学的影响,二者同为该学科的理论源头。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还在吸收了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数学及统计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学科专业化与体系化演变的特征显著,学科内部存在着显著的学术分野特征。事实上,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存在着密切联系,而国际政治学则是政治学的重要分支,国际经济学则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可以用图1表示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源流关系。

      

      从图1可以看出,政治学、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理论源泉。

      不难发现,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存在复杂的学术源流关系也隐含着该学科存在着显著的学术分野演变趋势。事实上,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形成和演变,就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分野特征的重要表现。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英美学派作为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其存在的诸多缺陷和不足,也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内在局限性和学科不成熟的反映。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英美学派的共同缺陷与局限性,也是导致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内部分野的重要原因。

      其一,学科属性的模糊性和学科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导致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方向的学术分野。学术共同体对学科基本属性缺乏基本共识,学科定位模糊,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大多数主流观点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属于国际关系学科,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把其归入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范畴,也有学者把其归入国际经济学的子范畴。

      其二,学科核心概念的认知差异和学科研究核心内容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导致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学术分野。对学科基本概念的认知存在较大偏差,缺乏对本学科的核心概念的基本共识。例如,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界定不清楚,概念模糊,相关性与关联性并不能够说明政治与经济的边界与相互关系,对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模糊,因为国家的多样性、多元性、多特征性,社会也具有多样性、多元化与多特征性。

      其三,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性和研究议题的广泛性,导致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与议题的学术分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够严密,缺乏逻辑性、体系性和科学检验,研究议题空泛,缺乏核心研究议题和独特研究视角,学科研究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落后于经济学、金融学的专业化和深度。

      其四,学科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多元性,导致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与范式方面的学术分野。缺乏本学科的核心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不规范,同一学科的学术成员之间仍然缺乏约定俗成的公用话语体系,经济学背景的学者仍然习惯传统的经济学思维与经济学研究方法,政治学背景的学者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政治学思维与研究方法,学科内部缺乏共同的方法论基础。

      其五,学术共同体不稳定性和学术背景的多元性,导致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分化组合和学术分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专业化学术共同体还没有完全形成,从事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大部分来自国际关系学界,少部分来自经济学界,学科内部的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学术沟通鸿沟。为了弥补该学科存在的缺陷和不足,需要从多个方面对该学科体系进行改进,促进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

      简言之,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特别是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交叉融合发展的产物,同时又与其他相关学科融合发展,形成复杂学科源流关系。受该学科发展演变存在着诸多缺陷和局限性特别是受到该学科居于主流地位的英美学派局限性的影响,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存在着显著的学术分野特征。

      四、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前沿

      正是因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存在着复杂的学术源流关系和显著的学术分野特征,导致该学科发展演变中表现出多方面特征。特别是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背景下,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演变表现出如下五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新议题不断引入与新学者不断加入,学科专业化与体系化特征日益显著。国际政治经济学将从学科探讨性阶段到学科发展性阶段转化,早期的对学科的研究的一般性分析思路将逐渐为学科专业化和体系化分析思路所取代。[8](P139-151)研究议题日益广泛,一些新议题不断纳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一些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关注的研究领域,例如种族歧视与种族冲突等议题将逐渐被纳入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9](P843-848)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学术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加入到该学科的理论、经验与政策的研究之中,不断推动该学科的专业化与体系化发展。[10](P443-451)公共政策制定、实施、调整和评估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11](P1-21)不同类型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存在着差异,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主要关注大国的政治经济活动而忽略小国政治经济活动,事实上,大国与小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已有文献关注小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和话语权问题。[12](P1091-1105)一些被英美学派所忽略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治经济活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逐渐被纳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已有文献关注俄罗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13](P111-120)新议题的不断引入与新学者的不断加入为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学科专业化分工创造了新的条件。

      第二,特定商品、特定要素与特定议题的政治经济分析,将推动学科内部专业化分工和新分支学科的产生。某些特定商品与特定要素跨国流动与配置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某些要素或是某些商品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例如有文献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某些国家某些阶段的某种商品和货币引发的政治经济现象,例如有文献对1624-1776年间瑞典的前现代铜币重商主义及寻租现象进行探讨。[14](P303-315)事实上,要素跨国流动和配置构成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由此要素跨国流动始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领域。[15](P201-219)不同商品和要素对国际政治权力配置与经济财富分配的影响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一些重要商品和生产要素,例如能源与原材料产品、高技术产品、人力资本等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专门对象,甚至出现以某种商品与生产要素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支学科,例如石油与能源产品国际政治经济学、矿石与原材料产品国际政治经济学、技术开发与技术产品贸易国际政治经济学、跨国移民与人力资源开发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第三,数理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方法的不断引入与创新,学科的科学主义与经验主义特征日益显著。新数理方法工具和经验研究方法将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继承传统政治学特别是国际政治学研究思维和方法论、传统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研究思维与方法论的基础上,将不断吸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创新研究方法并构建本学科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验与实证研究文献日益增多。[16](P287-304)有学者试图引入其他学科例如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金融学、心理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现象,例如有文献从政治地理角度研究重构全球政治经济,还有文献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构与整合问题。[17](P658-659)各种新研究方法的不断引入和创新,将从方法论方面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第四,传统研究议题与研究范式不断被扬弃与超越,催生新学术研究范式与新的学术流派。为了反对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过度经济主义的研究倾向,有学者提出了超越经济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除了吸收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之外,还必须超越单纯政治学思维或者单纯经济学思维的约束,已有学者提出了超越经济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18](P79-97)一些新的学术思想例如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建构主义等不断被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之中,例如有文献从建构主义角度分析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19](P1276-1299)一些新的研究议题、研究范式、新的行为体被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已经有文献从研究议题、行为主体角度对此进行系统阐述和分析。[20]新研究范式与新学术流派的出现和演化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演化的重要标志。

      第五,对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论解释与经验分析,促进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并推动新的边缘交叉学科的出现及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形成与发展演变不仅是社会科学特别是国际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学发展演变的直接产物,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演变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中东石油危机和西方主要国家滞胀现象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已经有文献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变历史及方向进行了总结。[21](P479-492)例如,对历史现象的观察和解释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注领域,甚至有学者提出历史国际政治经济学,[22](P53-71)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学研究融合交叉形成的新学科的典型现象。此外,国际政治经济学还可能与地理学融合发展形成地理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法学、社会学融合发展形成法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学等新兴交叉学科。

      简言之,随着新议题与新研究范式不断被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专业程度不断提高、学科发展更加体系化,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新的学术流派会不断产生。对特定商品、特定要素与特定议题的政治经济分析有利于推动学科内部专业化分工和新分支学科的产生。随着数理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方法的不断引入与创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主义与经验主义特征日益显著。随着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现象与重大历史事件研究的不断深入,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程度进一步提高,为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出现及发展创造了新的学术环境和学科基础。随着以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和地位上升,西方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和地位相对下降,美英学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和学术话语权逐渐弱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将成为推动该学科发展的新兴力量。

      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作为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流派,在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发展方面贡献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文献,但仍然存在多方面的局限性和不足。根本原因在于该学派的学者主要从英美文化视角分析国际政治经济现象,不了解非英美文化国家及其相关社会行为体政治经济活动的特殊性及与英美文化影响下社会行为体的差异。同时,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大多数学者以西方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新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及相关社会行为体的政治经济活动有所忽略,始终没有摆脱学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间虽然也存在各种论争,但彼此都还没有完全摆脱在本国学术界的边缘地位,对传统政治学和主流经济学的依赖仍然存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交叉发展的产物,而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两个主要来源,国际政治学则是传统政治学的当代分支,国际经济学则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可以把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分为微观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两个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分野仍然处于演变之中。新议题与新研究范式不断出现推动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专业化与体系化发展,对特定商品、特定要素与特定议题的研究则推动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内部专业化分工和新分支学科的产生,新研究工具和方法的引入推动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主义与经验主义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交叉则推动着新兴交叉学科形成与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作为推动该学科的新兴力量需要承担其历史责任,以英美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的学术中心地位存在着逐渐弱化的演变态势,非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地位的提升仍然需要历史积淀和理论创新。

      ①以Benjamin J.Kohn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把西方从事IPE学术研究的学者区分为第一、二、三代学者,美国与英国两个学派。(Benjamin Cohe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n Intellectual History,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有文献提出“国际组织(IO)学派”并总结其特点。(李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进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

      ②Charles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Charles 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Exploitation,Public Goods,and Free Rid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2,1981; 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75; 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Robert Gilpin,"Three Models of the Futur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9,No.1,1975,pp.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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