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全球化浪潮下的全球宏观经济分析
目前主要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已回升到“镀金年代”的水平，全球化生产离岸外包所造成的工作流失和金融危机后资产价格暴涨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加深了政治的极端化并限制了社会流动性。本文认为，民粹主义存在的根源短期内难以解决，加上其他因素推动，民粹主义运动会长期存在。
表1至表4分别给出了ARMS误差，平均值，标准误差，10%置信水平，90%置信水平和计算时间，这些数据与MCS结果进行比较。
民粹主义与去全球化
“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作平民主义、大众主义，指的是平民论者所拥护的政治与经济理念，支持由平民掌控政治，反对精英或贵族掌握政治。民粹主义的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同时也放松了自我奋斗的决心。一旦其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又会形成逆转社会心理，带来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成为习惯，其破坏力在欧债危机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在1988年至2008年这20余年全球化的浪潮下，全球剔除通胀后真实收入增长超过60%的人口集中在两个群体：美国及西方国家前1%的高收入群体和亚洲的中等收入群体。而全球化生产离岸外包导致西方国家中收入较低的民众或失去工作，或收入增长几乎停滞。再加上金融危机后资产价格暴涨，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导致了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主要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回升到“镀金年代”的水平：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再一次出现占人口0.1%的顶层与占人口90%的中下层人群拥有同样数量财富的极端状况（如图1所示）。据万斯（J.D.Vance）《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书中描述，贫困白人群体（Hillbilly）的孩子长大后前景黯淡，多深陷吸毒、酗酒、奉子成婚、家庭暴力、工作不稳定、贫困甚至坐牢的绝望处境。美国乡下人的生存状态，深刻折射出了美国经济结构的变迁，以及全球化对美国底层社会的冲击。去全球化也因此成为部分政客反建制和承诺改善中产阶级生活的一大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贫困的白人群体甚至部分中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特朗普的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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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情况确实预示着未来会有更多的冲突。过去10年的经济压力使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抬头，与20世纪30年代不同，无效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减弱，选民更倾向于更大的行政权力（总统令）和“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利益超出股东利益）。有研究显示，支持西方民主治理理念的比例在年青一代群体中正在下降。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大选中的选民投票率一直在下降，反映出选民对固有的政党不再抱有幻想。各政党会越来越多地被迫离开中立的议题，进而鼓吹极端的议题和解决方案以刺激选票，并以此对反对派做出压制。对当前民粹主义运动的响应可能是使得在下一个选举周期竞争中选出政治光谱另一侧更极端的候选人。而下一次经济衰退可能会加剧这些趋势，并推动贸易、国防和财政政策的重大转变，并使得信贷市场出现极端波动。
图1 美国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已倒退回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代的极端水平
数据来源：美国国际集团经济研究部
与桥水公司发布的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指数相符，最近主要西方国家的选举和民意调查中反建制党的表现，标志着西方民主国家中民粹主义达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这两个不同的时代，政治上的反建制运动都是在重大金融危机（1929年、2008至2009年）和几年的经济停滞（大萧条和大衰退）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世纪30年代民粹主义运动导致了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破坏，最终致使了独裁政权的崛起，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目前这次经济和政治条件远没有上一次那么可怕（因为是大衰退，而不是大萧条），但对目前的民粹主义运动不应低估它们对政治稳定、经济政策以及金融市场的潜在长期影响。
对未来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
民粹主义在收入极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差的国家，例如美国（特朗普当选）、英国（英国脱欧）以及意大利（反建制五星党的崛起）等国都产生了重大的政策影响。基尼系数（数值越大表示收入越不平等）的上升与代际流动（数值越大表示后代收入的高低更多取决于父母的收入，也就是说代际流动性越差）的固化，导致政治上的剧烈变化，甚至出现政治极端化，加深了民众对政府以及如欧盟这样超国家组织的不信任，加大了政治动荡风险。而财政紧张、难民流入、人工智能对蓝领乃至白领工作的挤占，也进一步催化了民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民粹主义运动，特别是反对移民的情绪高涨，使得右翼反建制运动近年来逐步占据上风，甚至在某些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达到了193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预计未来民粹主义会更多地由反对和抵触科学技术进步（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运动来推动，这将越来越成为未来几年民粹主义的主要推动力。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和生产力提升可导致更高的结构性失业。民粹主义运动将越来越多地抵制技术进步、互联互通（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执行认知功能的尝试。而日益增加的对数据隐私的担忧和网络攻击的脆弱性，可能引发对新技术的广泛拒绝，从而导致民众对技术进步的怀疑和恐惧。在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的党内初选中， 已有个别候选人提出每人每月发放一千美元救助金的极端措施以帮助应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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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运动已经改变欧洲和美国的政治话语权。极右的民粹主义运动或自己组阁，或与同盟者一起组成联合政府（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或对现在由中间党派组成的政府在移民政策上施加影响（德国）。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正在威胁全球贸易体系（美国的关税战和英国脱欧），同时也影响了国家的财政状况（美国减税）和债务的稳定性（意大利）。特朗普在美国的选举中已经对全球贸易框架和跨境投资流动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新评估，甚至试图改变全球贸易中的争端解决机制。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中美贸易战的升级，会导致全球供应链的（短暂）中断和重塑，影响汽车、农业、金属、采矿和科技等行业。而对移民的限制会加深发达国家技术劳工的短缺，也因为对人口结构的负面影响会降低潜在经济的增长率、推高通胀和信用利差。例如，在2017年美国的减税和就业法案之后，美国的财政前景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坏（如图2所示）；英国经济正感受到英国决定离开欧盟的高度不确定性的影响；因为民粹主义政府在财政规则上挑战欧盟，意大利的债务可持续性和未来的欧元稳定性则备受质疑。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重新兴起，给巴西急需的养老金改革和墨西哥能源行业的自由化进程带来阴影。
图2 美国财政前景在2017年税收改革方案通过后遭受严重打击
数据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总结
尽管现在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远没有大萧条时代动荡，但其中仍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值得深思。
民粹主义存在的根源短期内难以解决，加上自动化、人工智能和退休金负债错配的因素推动，民粹主义运动会长期存在。对民选政府支持的削减、缺少政府财政上的自律和不断出现的全球贸易及地缘政治上的冲突有可能从根本上重塑政治版图，引起信用市场的主要波动。但民粹主义也并非全部都是坏事，它受到弱势群体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政治参与度，有潜力打破政治和立法上的僵局，帮助重塑政策、企业和消费文化，推动社会责任投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这些都有利于创造稳定和机构透明度。
莫恒勇
（莫恒勇为美国国际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本文编辑/谢松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