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2002年中国政治发展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政论文,动向论文,年中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将是中国的“政治年”。2002年，中国可以预见的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是将在秋季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进入21世纪后举行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即将进入开放改革的新阶段之际，中国政治权力核心的一次盛会。
“十六大”将提出和确认未来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和各项经济、政治、文化事业的政策方针。“十六大”将对过去作出总结，决定未来的方向。“十六大”为中国乃至世界所瞩目，中国社会各界对“十六大”抱以关注和期望，关注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来，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经济建设成绩显赫。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又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进一步的政治发展势在必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为各界所瞩目。
一、政府冲击：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动力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实行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用“开放改革”加以概括则更为恰当。即从以前的自主改革，辅之以开放，向在全面开放条件促进下的改革转化。今后中国的改革将成为开放带动、开放推动下的改革。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中国的法律体系以及政府管理模式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巨大而迅速的改变。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为了调整法律体系，废止和改变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相适应的内容，对原有法律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依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修改了近千条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调整，主要是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处理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做好了法律准备。然而我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遇到的冲击与挑战，很可能将与许多经济学家预计的不同。
经济学界一般很自然地认为，加入世贸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主要集中于经济方面。许多经济学家对于各个产业可能受到的冲击进行了相当全面、细致的分析。这些前瞻性的研究无疑是重要而有益的。但中国加入世贸后直接面对的问题很可能首先不在经济领域，而是发生在政府行政领域。中国大陆各级政府以及政府的行政、管理将首先遇到新的、大量的问题，甚至冲击。
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一个国际贸易的多边谈判机制，是在众多的国际通行的经济贸易规则之下运行的，该组织成员之间制订了浩如烟涨的各种协议、规约和承诺。然而这些具体的经济贸易协议是具有流动性的。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各国间的讨价还价一直在进行，一直在变动，今后这种变动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仅仅依据现有的中国加入世贸的条款和承诺，来全面而具体地判断“入世”给中国经济及各个产业带来的影响，显然过于笼统，至少是为时尚早。况且也不能仅仅作静态地观察，须知世贸组织是个动态的谈判机制。
在做具体判断为时尚早的情况下，中国更应将注意力集中于世贸规则更加实质的精神和恒定的内容上面——无论世贸谈判的结果及其协议多么具体、多么琐碎，都不应忘记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实质——自由贸易的原则和对政府干预的排斥。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规则条款，与其说是对国际间经济贸易行为的规范，还不如说是对各国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限制。
毋庸讳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着巨大而广泛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保持较大规模并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扶助补贴的国有企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制订的扶助新兴产业和鼓励与补贴出口的产业及贸易政策。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占据中国市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中国经济，而国际资本在进入中国竞争的主要对手也包括中国的国有企业。
可以预见：国际资本在“入世”后大量进入中国的主要动向将是割断、制约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密切联系，以期未来在中国本土上与中国国有企业展开的竞争中占据上风。据此判断，“入世”后的第一冲击波将是针对中国政府的行政方式和行政行为的。其形式和手段将包括：利用大量的国际通行的或外国及中国法律承认并保护的条款、规则进行诉讼，以改变中国本土的政府的管理方式和行政环境。
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的第一道冲击波，可谓“政府冲击”。这一方面将是中国政府从2002年开始以至今后四五年面临的主要压力，而另一方面也将成为中国政府转变职能，造成一个使其适应开放改革新形势的重要契机。政府冲击将促进中国的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外来的压力将转化为改革的内在动力。
二、第二次改革：执政党完成转变
适应正在发生的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急剧而深刻变化，适应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根本原因。而目前中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和实质，即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建设党的转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政治理论意义在于：它突破或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学说，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含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压通的暴力工具。依此逻辑演绎，国家政权和执政党必然是某一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代表。这一经典认识强调了国家政权及执政党的阶级属性，而忽视了政权和执致党的社会属性，尽管恩格斯等人并没有否认国家政权的社会属性，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回避政权的社会属性，即对于社会非主体的、非统治的阶级的权利、利益的代表性问题。“三个代表”思想首次从理论上澄清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代表工人阶级基本群众的利益的同时也要代表社会其他利益群体的利益，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是全社会的代表。
在当代条件下，执政党唯有适当脱离社会阶段、阶层间的利益搏弈，保持其裁判和调解者的身份与功能，才能巩固执政地位，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三、政策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视野
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实际上一直在进行着谨慎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是政治体制改革并非经济体制改革那般的直线推进也非经济体制改革那般轰轰烈烈罢了。所以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政治体制改革若有若无，步履蹒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基本上是沿着一个思路进行的，即逐步推进的基层民主建设，主要是村民委员会的普选。基层民主及村民委员会的普选开辟了当代中国民主选举的先河，功莫大焉。这是中国20年来民主政治发展的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
现代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从结构和功能两方面概分为两类：选举民主和政策民主。选举是现代国家政权及执政党获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在西方国家选举几乎成了民主的代名词。然而，选举毕竟不能全部地等于民主。应当说，选举是一种结构性的民主，从政治权力的产生与形成上提供了一种合法的、反映民意的机制与过程。在逻辑上，由于结构的合理性应当导致政治过程结果的合理性。这就好像人们去餐馆就餐时选择了一位满意的厨师，而被选定的厨师做出的饭菜应当能够满足就餐者的愿望。但是，选举民主并非民主的唯一形式。也好像人们去餐馆就餐，不一定要点厨师，人们通常是直接点菜，人们可以直接选择他们喜欢和满意的菜肴，同样也可以达到品尝美味佳肴的目的。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思路，或者说正在展开的另一个新的视野是政策民主。所谓政策民主，即是公众对社会的公共政策制订、决策过程的参与。政策民主的主要形式是公共政策辩论。如果说，选举提供一种民主的政治结构，那么公共政策辩论则赋予社会政治过程一种民主的功能。选举民主和政策民主相比较，如同人们到餐馆点菜，点厨师也好，点菜也罢，人们的目的无非是想吃到顺心如意的菜肴。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来看，似乎政策民主比选举民主具有更加重要、更加现实意义。理由有三：
其一，从中国当前的宪法体制看，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局面将长期存在且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及稳定的需要：在一党执政格局长期不变的前提下，选举民主发展的空间毕竟有限。
其二，政策民主具有明显的有效性。一方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诸多重大经济、社会冲击与挑战，在公共政策层面上提出诸多问题，需要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一系列改革和调整以适应“入世”的考验，而这些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减少行政垄断、政府干预，相应地扩大社会参与，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的民主性；另一方面，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发展水平和政治文化氛围下，实施普选的时机条件尚不具备，且成本很高。与之相比，政策民主及公共政策辩论的功能直接，且成本较低。
其三，着力促进政策民主，质言之即倡导政策民主优先，符合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政策民主论的批评者或许会指责：政策民主优先实质是精英民主优先。的确，主张政策民主优先确有精英民主观念之嫌。但纵观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包括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的探索，无不是从精英民主起步，逐步扩大、推广民主的社会参与范围和实践范围。因此，在中国现实条件下，着重推进政策民主，倡导公共政策辩论具有积极而又稳妥的实践价值。
事实上，中国政策民主近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始终在引发着公共政策辩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公共政策辩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在实践中实际影响了政策的形成和制定。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所引发的一系列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政治过程对公共政策辩论的客观需求将大大增强，将大大促进中国政策民主进程的发展。人们在期待着政策民主的春天的到来，期待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春天的到来。也许，人们会在不远的将来享受春天的阳光和温暖。
（摘自香港《广角镜月刊》2002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