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与中德日三角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特勒论文,外交论文,中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一方是急于重新瓜分世界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一方是极力维护既得利益的英国、法国和美国。1931年，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梦想以此猎取与英、美诸国在竞争中的优势；1933年，德国法西斯政权粉墨登场，希特勒第三帝国欲求用外交冒险和侵略战争重新瓜分世界。企图称霸世界的共同野心把德、日两个国家紧密地结合起来。德国期望通过联日达到牵制苏联的目的，日本则企图通过与德国结盟遏制英美等殖民势力在亚洲的扩张。德国是当时少数几个与中国平等友好的国家之一。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抗战爆发前夜，中德关系得到了空前发展，超过同时期中国与任何一个第三国的关系，被称为中德关系史上的“蜜月时代”。面对虎视眈眈的日本，南京国民政府联德的目的在于借鉴德国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并期望德国能援华抑日。然而，希特勒上台后出于其“世界政策”的需要以及对德国自身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考虑，使德国的东亚政策经历了一个从相对中立到两边讨好再到弃华联日的曲折过程。本文拟就希特勒上台后对中德日三角外交的影响作一历史考察。
一、1933-1936：实用主义
1933年以前，德国远离列强在东亚的利益角逐，采取了一种低调的姿态。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仅局限于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1933年德苏关系破裂，德国国防军部不得不为德国的军火工业寻找新的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而地大物博的中国则成了德国国防军部的首选目标。于是，在德国军方的左右之下，德国开始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政策。
1933年夏，已经退役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应邀访问中国。这位德国国防军的奠基者、魏玛共和国最著名的军人不仅是德国军方20年代对苏政策之父，而且奠定了该部1930年代对华政策的思想基础。正是得力于他的声望和经济关系，德国国防军部取代德国外交部执掌着德国对华政策，直到1936年底。在访问快结束时，塞克特在北京口授了一份致蒋介石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于1933年6月30日呈送蒋介石。建议书不长，只有几页，却包含了德国对华政策要领。塞克特建议蒋介石遣散现有的臃肿军队，重新建立一支能作战的精干部队。出于对德国国防利益的考虑，塞克特特别强调了未来中国军队的装备。他建议委托欧洲的公司建设相应的武器工厂和弹药工厂。他还在报告中提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并任命一个专门对蒋介石负责的总顾问。（注：Julius Epstein,Seeckt und Tschiang Kai-shek,in:WehrwissenschatlicheRundschau,3.Jg./1953.p.534-543.）由于德国扩充军备所急需的锰矿，特别是钨矿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和广东三省的交界处，经与德国国防军部多次磋商，并在德国外交部知情的情况下，塞克特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开辟与陈济棠广东实力派的关系。他授意访华陪同普莱上校和他所熟悉的军火商汉斯·克兰一起，与广东政府就建立军事工业、派遣德国顾问和换取中国原料作为回报等进行了谈判。（注：Fritz Lindemann,Im Dienste Chinas,Pcking 1940.p.386.）7月中旬，塞克特离开南京返回德国的途中，取道广东，逗留了几天。期间，塞克特已经很清楚，他对德国国防军部广东项目的介入显然与他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所以，在这之后，他把广东项目的进展委托给了克兰和普莱，自己则致力于柏林与南京之间的合作。7月20日，克兰与两广当局签订了《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简称《中德交换货品合约》）。（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年—194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0-465页。）但是，广东政府与南京中央政权的两相对峙这个政治不稳定因素，激起了德国驻华外交官们的反感，从而使物物交换计划初次受挫，不得不重做打算。因此，经德国国防军部许可，克兰于1934年在柏林成立了合步楼公司。（注：Akten zur deutschen Auswaertigen Politik（ADAP，《德国外交政策》，下同），Serie C,Bd.Ⅱ,Dok.Nr.262(16.Februar 1934).）
1934年5月再次访问中国时，塞克特与蒋介石在牯岭进行了建设性会谈，并取代佛采尔成了蒋介石的总顾问，希望在国民党的经济重建与德国的扩充军备之间牵线搭桥。为了集中精力中介德国的军火经济项目，同年6月，塞克特就把在蒋介石政府的军事事务委托给了他当初亲自从德国选拔来华的法肯豪森。在塞克特的精心安排下，1934年8月23日，克兰和孔祥熙签订了《中德易货合同》草案。根据草案，中国将用钨矿、锰矿和农产品等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主要是军需品。9月8日，克兰又与广东方面签订了《防毒面具厂合约》。（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年—194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8页。）
1934年，德国新一轮扩充军备计划开始启动，苦于原料紧缺、外汇不足，特别是用于炼钢淬火的必不可少的稀有金属钨矿，希特勒对在中德两国之间建立军火经济合作的兴趣越来越大。其实，早在1930年他就产生了类似的想法。他曾经引用海尔曼·克立拜尔上尉从中国发回的报道中的话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德国“依赖进口一切重要原料……以及出口我们的工业产品。”（注：Otto Strasser,Aufbau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Prag 1936.,p.132.）
希特勒1923年1月9日发动的兵变失败后，克立拜尔曾经和他在朗茨贝格监狱一起坐牢，两人因此建立了比较紧密的关系。1929至1930年间，克立拜尔任蒋介石政府军队重组的总顾问，后于1930年返回德国。1934年他再次回到中国，受希特勒特别任命就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注：Hans-Adolf Jacobsen,Natinalsozialistische Aussenpolitik 1933-1938,Frankfurt/M.1968.p.26.）由于与蒋、希之间都有推心置腹的密切关系，克立拜尔的影响力有时甚至超过了德国当年驻华最高外交官陶德曼公使。
至于希特勒对1933-1934年间德国对华政策的态度，由于档案资料残缺，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但是笔者认为，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希特勒当时在东亚政策上对日本情有独钟的判断是不准确的。许多事实证明，希特勒执行了一种二元的东亚政策，亦即以结束外交孤立状态为目的的日本政策和以谋求德国扩充军备利益为目的的中国政策。1934年春任命克里拜尔为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这件事，就充分说明希特勒本人也积极参与了德国军方的对华政策。克兰在德国的代理人劳伊斯王子认为，希特勒非常关注德国国防军部的广东项目。劳伊斯还说克兰是“奉帝国国防部之命”在中国周旋。（注：Emil Hefferich,1932-1946-Tatsachen,Jever(Oldenburg)1969.p.107.）1934年春，“一个来自中国华南的军事代表团……受到了元首、帝国总理和帝国国防部的接待。”（注：ADAP C Ⅲ/2 Nr.476.）
从希特勒1933-1934年间对待承认“满洲国”问题的态度，就可以判断他在远东政策上是非常犹豫的。1934年2月初，德国新任驻日大使赫尔伯特·冯·狄克逊在致德国外交部的公函中引用了希特勒在他前往东京前的训示：扩大并深化德日关系，直到承认“满洲国”。（注：ADAP C Ⅱ/2 Nr.237.）然而，德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以及与其他列强相比之下不利的外交状况，却使德国外交部坚决避免偏向中日任何一方，严守中立。为了弄清希特勒对承认“满洲国”问题的态度，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安排帝国总理府经济专员威廉·开普勒前往打听。后来，开普勒把关于觐见希特勒的结果以书面的形式通报给了牛赖特。希特勒在对开普勒的训示中声明，“这根本就不是个火烧眉毛的问题。”（注：ADAP C Ⅱ/2 Nr.236.）开普勒没有提到希特勒是否或如何解释他的这个决定。我们只能推测，希特勒认为还没有到最终在中日之间选择的时候。此后的几年，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仍按兵不动，以便留下足够的空间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德中关系。1933-1934年间，德国鸦片贩子兼军火商斐迪南·海耶曾在伪满和日本之间积极活动，并取得了“德国临时代表”身份，试图与伪满政权达成《临时贸易协定》。但是，在德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强烈反对之下，希特勒没有应允海耶的计划，并于1935年2月4日免去了海耶的代表之职。希特勒的实用主义外交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表非正式的声明（即所谓《天羽声明》），反对中国利用第三国对日本进行以夷制夷，声称对第三国向中国提供武器、派遣顾问等问题不会置之不理。无庸置疑，这份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德国的。但是，德国只是装糊涂，敷衍了事。事实证明，希特勒的外交策略使以军火经济合作和军事合作为核心的德中双边关系在1934-1937年得到了盛况空前的蓬勃发展。
1934年，德国外汇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了制约德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新上任的帝国经济部部长希亚尔马·沙赫特提出，德国今后应该只从购买德国商品的国家进口商品。（注：Hjalmar Schacht,76 Jahre meines Lebens,Bad Woerishofen 1953.p.403.,p.415.）克兰在中国推行的补偿贸易正好符合沙赫特的这一贸易方案。希特勒也对中德补偿贸易表示支持。1934年11月21日，塞克特在致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的信函中提到，克兰11月16日告诉他说，牯岭合同“已经得到了帝国国防部和元首的认可。”（注：ADAP C Ⅲ/2 Nr.472.）
但是在对待克兰与广东方面的两份合同问题上，希特勒的态度却十分暖昧。1935年2月，塞克特在南京与德国驻华公使的“绝密谈话”中说，“没有得到元首对广东项目的明确首肯，而且没有指望”，建议暂缓。（注：ADAP C Ⅲ/2 Nr.493.）为此，德国外交部与帝国作战部（即1935年以前的德国国防军部）产生了严重分歧。5月13日，克里拜尔通过陶德曼和德国外交部致电希特勒。电函中，他迫切恳求希特勒迅速放弃所有的广东项目包括在广东的军事顾问，以便开展与南京之间的大宗贸易。克里拜尔认为，德国在广东的军事项目将导致南京方面解雇德国军事顾问的危险，而南京国民政府的德国顾问则是“德国武器和军火工业与南京国民政府做生意的前提”；帝国作战部对中国内部状况的把握显然是错误的，蒋介石在中国的地位很稳固，广东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对手。（注：Karl Mehner,Die Rolle deutscher Militaerberater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in China 1928-1936,Leipzig 1961.p.177.）
直到今天，史学界也无法判断希特勒当时对克里拜尔进言的反应。但是从德国外交部1935年5月24日致德国驻华大使的指示可以看出，希特勒事先已经根据克里拜尔的意见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德国外交部部长办公厅主任迈耶向德国驻北京使馆发了一份由德国国防军部部队室主任莱谢芳、外交部长牛赖特和国务秘书毕楼共同签署的电报，令克兰火速起程前往拜见蒋介石，澄清所有问题，特别是与广东有关的问题。与蒋介石谈判的前提是，克兰必须把“他在广东的一切活动移往南京”，逐渐放弃广东计划，不再向广东提供任何武器。不管在广东已经建成了什么规模的工业设施，也应转向与蒋介石的合作。如果蒋介石不愿意在广东的德国顾问们继续逗留，则令他们回国。（注：Karl Mehner,Die Rolle deutscher Militaerberater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in China 1928-1936,Leipzig 1961.p.178.）柏林这次的做法完全遵从了克里拜尔的意愿，终于为与南京国民政府顺利开展合作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此期间，塞克特已经离任回国，与德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者们进行了广泛交谈，希特勒的接见则是其中的最高点。接见时，牛赖特、沙赫特、开普勒和国防部长柏龙白在座。根据希特勒的副官豪斯巴赫记载，塞克特就自己在中国的情况做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希特勒大加“赞赏”。（注：Friedrich Hossbach,Zwischen Wehrmacht und Hitler 1934-1938,Goettingen1965.p.18.）次日，塞克特对夫人说，他对整个接见过程的方方面面都很满意，他的论述得到了希特勒以及其他列席者的赞同。希特勒宣布，他将采纳塞克特的建议，把1935年5月已经升级为大使馆的德国驻北京使团迁往南京。他请塞克特立即发电报告诉蒋介石，他已经布置好了迁移事宜。他指示牛赖特马上吩咐外交部执行。（注：Hans Meier Welker,Seeckt,Frankfurt/M.1967.p.687.）希特勒采取这一姿态，显然是为了强调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
与此同时，克兰正在中国与孔祥熙就牯岭贸易合同的正式文本进行新一轮谈判，最终于1935年6月29日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同。10月12日，翁文灏电告柏龙白，中国将根据合同将第一批钨矿2000吨运往德国。（注：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第214页，第409页。）1936年1月，克兰返回柏林。1月16日，克兰就他与柏龙白、沙赫特和牛赖特等德国要员会谈的情况致函蒋介石等人，称“昨与敝国国防部长柏将军、经济部长沙赫博士及里宾特洛夫将军之谈话结果如次：克兰之工作，幸邀各人满意赞许。……今日柏龙白将军向敝国领袖报告一切，克兰与敝国领袖个人之谈话，订于下周内。”1月24日希特勒接见了克兰，柏龙白、沙赫特和牛赖特也在座。克兰汇报说，一个中国代表团不久之后将到达柏林，将就易货贸易的具体细节进行磋商。中国将主要向德国提供用于军火工业的钨矿等稀有金属矿以及油料作物。（注：关于克兰致函蒋介石的引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年—194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希特勒召见克兰的情况见ADAPCⅣ Nr.517）
2月23日，由中国驻柏林新任大使程天放率领的代表团抵达柏林，次日便拜访了塞克特。塞克特则把他分别引荐给柏龙白、希特勒和沙赫特。（注：Karl Mehner,Die Rolle deutscher Militaerberater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inChina 1928-1936,Leipzig 1961.p.199.）代表团与德方围绕《中德易货合同》进行了谈判。4月8日，克兰出售合步楼，德国国防军部顺理成章地把它作为国有资产接管了。这一举措意味着希特勒把对华贸易上升到了国家级高度。就在同一天，中国政府代表顾振与德国经济部部长沙赫特签署了一份1亿德国马克的货款合同（亦即“合步楼合约”），双方还指定柏林的合步楼公司和南京的中央信托局为双方进行易货贸易的官方机构。而贷款资金不言而喻是德国国防军部的基金提供的。（注：Michael Geyer,Motive und Bedingungen einer aktiven Fernostpolitik des deutschen Militaers,in Bernd Martin:Die deutsche Beraterschater in China 1927-1938.Militaer-Wirtschaft-Aussenpolitik,Duesseldorf 1981.p.234,p.48.）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同时，合步楼合约宣布继承克兰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中德易货合同》。中国是德国扩充军备不可或缺的原料供应商，中国用德国提供的贷款购买开采钨矿所必需的机械设备。德国则通过进口原料逐步收回对中国的贷款。后来，德国计划用武器作为对中国的补偿贸易品，因为由于德国工业片面致力于扩军备战，武器便成了德国当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希特勒对发展中德双边易货贸易非常关心，从他5月13日致蒋介石的来函即可见一斑。他说：“中德两国之货物互换，实给予两国经济进展一莫大裨益，或蒙钧座异数关垂，谨为申谢。”（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年—194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5月底，莱谢劳受柏龙白的委托前往中国正式批准合步楼合约。他在克兰的陪同下离开柏林前往中国。1936年7月5日，中德两国在南京宣布合步楼合约正式生效，构成了30年代中德关系的高潮。莱谢劳在中国访问的几个月间，终于说服蒋介石恢复1935年中断的两个广东项目。（注：指克兰与广东方面签订的《中德交换货品合约》及《防毒面具厂合约》。）1936年蒋介石镇压了两广事变，并接管了德国与广东方面的两个框架协议。（注：Karl Mehner,Die Rolle deutscher Militaerberater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in China 1928-1936,Leipzig 1961.p.207.）
正如中德双方所期待的，实施双边易货贸易后，中德贸易直线上升。中国成了德国武器的主要买家，1936年占德国武器总出口的28.8%。德国装备品和军需物资大规模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以至于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无力完成推销重型武器的重任。在合步楼条约的框架内，德国不仅仅是用武器换取原料，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钨矿供应和出口，而且还规定向中国供应所有的工业设备。1936年，德国超过英国、法国和日本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注：William Kirby,Developmental Aid or Neo-Imperialism?German industry in China,1928-1937.In:Bernd Martin,Die deutsche Beraterschater in China1927-1938.Militaer-Wirtschaft-Aussenpolitik,Duesseldorf 1981,pp.201-215.）种种迹象表明，德国左右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外交。
二、1936-1937：投机主义
德国在强化与中国关系的同时，也在紧锣密鼓地与日本拉关系。希特勒极力主张与日本人套近乎，但是由于德国传统政治精英们的反对，最后只能通过一种曲线方式小心翼翼地推进。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是希特勒的裁军问题特别代理和贴身外交政策顾问。自1935年起，里宾特洛甫便开始了锲而不舍的努力，8月份在日本海军那儿打开了缺口，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机会订立一项把矛头对准共产主义的盟约。除日本之外，盟约本来还打算把英国、波兰和中国拉进来。日本这份反对共产主义的盟约毫无疑问是希特勒直接授意的，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德国在中国的位置不得不受到影响。11月27日，希特勒在与里宾特洛甫的谈话中对条约的草案表示赞同；12月7日，里宾特洛甫在希特勒的授意下禁止德国继续在中日之间调停。（注：Manfred Funke,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aechte.Materialien zur Auss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Droste Verlag,Düsseldorf 1976.p.460.）在纳粹的政治鼓噪中，中国人是尚未完全开化的半野蛮人，而日本人则是秩序与和平的化身。（注：Die Technische Hochschule.Nr.9,1935.p.30.）大约1935年底，纳粹政府的远东政策开始向日本倾斜。但是由于日本国内出现骚动，德日盟约的最终签署不得不推迟了一年。然而，出于对日益上升的纳粹元首希特勒的投机主义，先前曾积极推进中德合作的德国国防军部部长柏龙白终于被纳粹分子开创的二元远东政策所俘虏，转而支持与日本就订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谈判。而随着柏龙白的撤退，德国传统政治精英们经营多年的“中国院外集团”刹时呈溃败之势。
1936年，随着德国扩军备战行动的不断升级，对油脂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于是把寻求油脂原料的目光投向中国盛产大豆的东北。4月30日，德国政府外汇局的代表与伪满代表在东京签署了《德满贸易协定》。通过这个协定，德国与日本在暗渡陈仓，实质上是间接地承认了“满洲国”，构成了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强烈抗议。对此，德国却反复自我辩解，声称并不打算承认“满洲国”。
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内战爆发，这使希特勒越发渴望提高日本的地位。1936年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又称《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份协定名义上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思想同盟，实际上却是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的政治同盟。其矛头除了直指苏联之外，还包括中国、英国和美国。德日两国通过这个协定相互利用、相互牵制。
面临中日之间日益升级的冲突，中国方面也在积极加强与德国的关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在访问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之后，于1937年6月中旬访问德国。孔祥熙在柏林进行了一系列的官方会谈，指出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德国官方则努力淡化德日两国对《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舆论鼓噪，反复宣称在东亚的一切行为都不带丝毫的政治目的。6月13日，孔祥熙在上萨尔斯堡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会谈中，希特勒首次就德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希特勒首先强调了德国目前在远东的经济利益，认为，如果说德国在政治上也在远东表现得活跃的话，那么只是为了反对扩散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这种解释显然降低了德日反共产国际的思想高度，因而不能令人信服。希特勒还表示要调解，德国提出不仅在巴尔干而且要在远东调停中日关系。（注：关于德方就德日反共协定对华影响的开脱请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年—194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2页；另见Nieh,Yu-shi,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onfliktes in Nordchina und die Deutschen Vermittlungs-bemuerhungen 1937-38.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uer Asienkunde 33.Hamburg 1970.p.139.）
孔祥熙访德期间，中日战争爆发。孔声明中国仍随时准备与德国进行毫无保留的合作。但是德国与中国的敌人日本签订的协定已成事实，覆水难收，于是，德国便建议中国也加盟《反共产国际协定》。七七事变发生后，中日冲突的性质已经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就迫使德国像其他西方列强一样，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作出旗帜鲜明的抉择。但是由于考虑到与战争双方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德国纳粹政府的决定却一拖再拖。希特勒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而戈林则顾及威廉帝国在中国奠定的经济地位。日本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德国撤回顾问团，因为此时的顾问团正在法肯豪森领导下协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但是日本人关于撤回顾问团的要求却被柏林轻蔑地搁置一边。德国政界及军界人士反复向日本人指出，日本在中国的战争不属于反共产国际协定框架所指的反共产主义斗争。（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1937年8月16日，希特勒在与牛赖特及柏龙白的谈话中指示，“坚持联日，但是在中日当时的争端中，德国必须保持中立”。关于德国继续向中国供应军火问题，他明确表示：“至于在与中国的合约的基础上的供应问题，只要中国用外汇或者相应的原料支付，就应该继续下去，当然必须做好外表的伪装。但要尽可能不再接收中国关于军需物资的其他定单。”（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可见出于对与中国之间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的考虑，希特勒采取了中立、实用的观望主义政治和外交策略。这样，根据合步楼合同规定的战争物资仍按部就班地运往中国，以保证能毫无障碍地从中国获取钨矿。希特勒根本不想主动放弃通过合步楼合约得到保证的原料和节约的外汇。（注：Theo Sommer,Deutschland und Japan zwischen den Maechten 1935-1940,Tuebingen1962.p.63.）事实说明，希特勒作出的上述决定对1938年5月以前的德中武器贸易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虽然里宾特洛甫于1937年终于促使希特勒不得不说“与中国断交”，（注：Theo Sommer,Deutschland und Japan zwischen den Maechten 1935-1940,Tuebingen1962.p.65.）但是希特勒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还是坚持既有的德国对华政策。
1937年8月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友好条约，纳粹政府中的反共产国际分子抓到了反华新证据，并使希特勒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
德国驻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一直没能使英国顺从德国向远东扩张的设想，因此试图利用东亚狼烟四起的机会，把希特勒授意的笼络英国政策转为反对英国政策。在里宾特洛甫的暗中撮合下，意大利于1937年11月3日加入了反共产协定。毫无疑问，意大利的加盟增强了反共产协定中反对英国的力量。意大利本来是三国同盟中最弱的成员，应日本方面的要求，立即停止了对中国的所有援助，在中日争端问题上采取的是把矛头指向西方的外交态度。1937年10月中旬，希特勒受里宾特洛甫的影响，已经决定改变德国的远东政策。11月初，柏龙白建议希特勒继续执行现有的德国对华政策时，希特勒指示说，德国作战部应该注意“摆脱亲善中国的名声”。（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希特勒这一指示标志着希特勒对德国作战部亲华政策的初步疏远，但是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意见。戈林对希特勒的指示心领神会，马上宣布向中国禁运军用物资，吞并了德国四年计划的职能部门、一直属于帝国国防军部的合步楼公司，以进一步加强国家监督。向中国禁运军用物资引起了德国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主要针对传统政治精英们的亲华态度。柏龙白想利用里宾特洛甫远在伦敦的机会，一方面结束关于撤回顾问团的争议，另一方面恢复对中国的军需供应。（注：Michael Geyer,Motive und Bedingungen einer aktiven Fernostpolitik des deutschen Militaers,in Bernd Martin:Die deutsche Beraterschater in China 1927-1938.Militaer-Wirtschaft-Aussenpolitik,Duesseldorf 1981.p.234,p.48.）但是中日双方都希望德国能出面调停，所以，德国最终还是不得不重申中立政策。于是，德国在中日之间充当了一个“信使”的角色。
不过，希特勒对德国外交部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1937年11月初——1938年1月中旬）的结果还是很感兴趣的。1937年11月底，希特勒再次拒绝承认“满洲国”就证明了这一点。11月24日，意大利驻德大使阿托利可在向德国外交部连续几次动议失败的情况下，遂向希特勒求助。阿托利可探问“德国是否根据日本的愿望已经做好了承认满洲国的准备”，却没有得到希特勒的果断答复。几天之后，希特勒才委托牛赖特通知阿托利可：“我们原则上已经做好了承认满洲国的准备，但是具体时间必须保密……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意大利为了回报日本承认罗马帝国而理所当然地承认满洲国。”（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
由此可见，1934年2月以来，希特勒的对华态度始终是一致的。他一直坚信，他极力奉行的列强政策，旨在中、东欧进行扩张，包括将来可能发生的边境战争，这些必须选择侵略性的日本，在这一点上，相对被动落后的中国是无法替代的。但是，他手里的这张中国牌打得太长了，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德中关系对德国军火经济举足轻重的影响。
三、1938-1941：军国主义
德国调停中日战事是德国外交部以及德国远东政策的最后一次重要行动，具体细节，前人已经作了详细和深入的研究，在此恕不赘述。事实表明，德国调停是失败的，也标志着希特勒在远东外交上的惨败。最迟从1937年起，希特勒对与英国结盟问题就不想再等下去了。他想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必要的话把英国也作为被扩张对象来实施他的扩张计划。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流露出很想与英国结盟的心理。希特勒在远东政策中对日本的态度与他对英国的这种矛盾心理如出一辙。
1938年1月26日日本发表政府声明，终止与蒋介石的谈判，德国的调停努力正式结束。这时，希特勒不得不在中日之间作出抉择了。中国虽然是德国重要的互补型经济伙伴，但是中国却不能像希特勒所希望的那样，对德国的领土扩张助一臂之力。德国在重整军备和重振军火经济之下暗藏着扩张野心，这就需要一个在其领土扩张中同样能叱咤风云的强大合作伙伴，以便击退西方列强对德国的干涉。1937年11月底，经济部长沙赫特退职就已经标志着德国开始转向掠夺战争的狂途。1938年2月4日，外交部长牛赖特、国防部长柏龙白以及德国陆军总司令弗里采三人同时被迫辞职，虽然与他们推崇的亲华远东政策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却是希特勒重新调整远东政策不可缺少的前提。实际上，希特勒早就想除掉他们这几个绊脚石了。
当天，一直带有弃华联日情结的里宾特洛甫于2月4日接管德国外交部。当希特勒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最迟在1937年已经毫不犹豫地把赌注压在了日本上。里宾特洛甫的亲日情结使他对远东力量对比的正确估计视而不见。他过高估计了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军，同时也低估了中国的抗御能力。他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首先看成是德国反对英国和美国在外交上的解脱，认为德国远东政策事实上是德国与西方列强之间进行较量的一种有力手段。在1938年1月2日致希特勒的报告中，里宾特洛甫已经点明了这一点。英国已经面临柏林—罗马—东京大三角的威胁。因此，英国会不惜一切地“与意大利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哪怕是付出高昂代价，也就是说挤兑德国。”（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他认为，无论是承认“满洲国”，还是持续多年的对华政策的解体，都是德国为与英国争夺日本而向日本付出的沉重代价。柏龙白被迫辞职之后，新上任的陆军总司令布劳西奇则是因为“贿选”而产生的。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指望外交部的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国防军部的布劳西奇对纳粹的冒险主义外交政策提出异议，更谈不上去反对把德国的东亚政策从中国转向日本。新成立的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凯特勒走马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凭里宾特洛甫召回被日本人喋喋不休了很久的德国在华顾问团。2月17日，希特勒便作出了承认“满洲国”的决定。由于希特勒的纳粹思想路线影响以及里宾特洛甫在外交政策上的错误估计，德国的东亚政策从中国倒向了日本。希特勒希望德国现在明确地站在日本一边，同时把德国持续多年的对华政策划上了句号。随后的几个月，希特勒疏远了一直被视为自己心腹的莱谢劳和克里拜尔。赖、克两人在德国远东政策上奉行的亲华主张在希特勒面前彻底失宠了。在1938年2月20日帝国议会的讲话中，希特勒正式宣布准备承认“满洲国”，盛赞日本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对自己的亚洲盟友表示敬意和安慰，并借此机会详细论述了德国的远东政策。在谈到德国的对日政策时，他说，“日本在东亚的失败绝对不会对欧洲或者美国有利，而惟独苏联会渔翁得利。我不认为中国在思想上和物质上有足够的能力经受得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冲击。”另一方面，他认为德国对中国的“关系一贯是友好的”。他强调说“最初的时候，我们的确是这出戏的中立的看客”，“我们过去是，现在还是希望这两个东亚大国之间能够重新出现安定乃至和平”。希特勒企图用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混淆国际视听，尽可能降低德国因为选择日本而对德中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注：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Bd.6/Teil 1.Grossdeutschland 1938,Berlin 1939.p.42.）希特勒以这种圆滑的外交态度，一方面不赞成马上召回在华顾问团，另一方面却给里宾特洛甫保留了随时召回顾问团的优先权，以利在外交上认为有利的时候作为对付西方列强的重要筹码。里宾特洛甫估计，倘若撤消德国在华利益，那么同样与西方列强矛盾重重的日本则将与德国打得更火热，因而可以进一步推进柏林—东京—罗马世界政治大三角与英—美联合抗衡。
为此，里宾特洛甫忙得不亦乐乎。2月21日，他电告陶德曼，德国将根据希特勒的讲话精神正式承认“满洲国”。因此，应避免“在德中关系方面产生消极的后果”。他引用了希特勒的讲话并希望“中国方面会重视我们在这次（中日）冲突中的一贯表现……中国方面不应对我们对中国的友好行为失去理智。”（注：Joachim Peck,Kolonialismus ohne Kolonien,der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China 1937,Studien zur Kolonialgeschichte und de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und kolonialen Befreiungsbewegung,Akademie-Verlag Berlin 1961.p.129.）尽管里宾特洛甫努力想抚慰中国，但是中国还是坚信德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只是考虑到自己当时在外交上的持续孤立状态，中国才不得不继续倚重与德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期望德国能在中日冲突问题上助中国一臂之力。4月22日，德国外交部奉希特勒之命作出关于召回德国在华顾问团的指示。这一决定并非主要因为日本人的干涉，而是因为狄克逊在柏林逗留期间的游说。早在1933年底，德国驻东京大使狄克逊就积极怂恿希特勒在对中、日两国问题上采取亲日政策，并不止一次地建议召回顾问团。另外，希特勒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与前一天发布的关于做好突袭捷克准备的命令有关。同样，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所追求的关于苏台德地区危机在外交上的升级，也与召回德国顾问的努力有关，大大促进了德国与日、意两国的紧密联合。（注：Wilhelm Deist,Die Aufruestung der Wehrmacht,In:Ursachen und Voraussetz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politik,Stuttgart 1979.p.623.）1938年5月3日至10日，希特勒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虽然在舆论上美化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个独裁者之间的紧密团结，但是却没有带来里宾特洛甫所预期的效果——缔结德意军事互助协定。于是里宾特洛甫继续致力于转轨中的亚洲政策，导致德国再次加快了争取日本盟友的步伐。5月13日，他致电陶德曼，命令法肯豪森率顾问团“刻不容缓”地“火速”返回德国。“若发生拒抗命令的个别情况”，“相关军官则将被执行严肃处理”。（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
5月28日，在希特勒宣布承认“满洲国”3个多月后，德国终于正式承认“满洲国”。1938年5月30日，希特勒发布了“绿色指示”，他在这份“不容更改的决定”中宣称，将用暴力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此时的里宾特洛甫正忙于向拒召回国的德国在华顾问团下最后通牒，并使尽浑身解数经营他所寄予厚望的与日意两国之间的联盟。6月20日，他再次致电陶德曼，声称将对顾问团中的滞留不归者处以取消德国国籍和没收全部财产的惩罚。（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此外，他还威胁蒋介石要召回大使陶德曼（6月13日），甚至最终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6月20日）。（注：Ostasiatische Rundschau,Nr.14 vom 16.7.1938.19.Jg./1938,p.339.）6月24日，里宾特洛甫又指示陶德曼离开中国返回德国。（注：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第214页，第409页。）
为了一个子乌虚有的联盟，德国牺牲了在华利益，却又没有得到日本相应的回报——使日本人在联盟问题上兑现相应的让步。日本人的军事联盟方案一直只不过局限于把苏联当着日德两国共同的敌人，特别是在日本与苏联陷入边境争端的1938年。无论是日本还是意大利都无意缔结一个把矛头指向西方列强和苏联的征服世界的联盟。德国在政治上从中国转向日本，操之过急地付出了沉重代价，既没有讨到日本的欢心，也没有吓住英国，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尽管1938年德国政府曾经出台过对中国实行军需物资全面禁运的禁令，包括合步楼合约在内，但是德国的武器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运到了中国，在1939年甚至还得到了法国方面的积极协助。1938年，尽管德国在外交上背弃中国倒向了日本，德国从中国进口钨矿的总量近9000吨，达到了历史最高点。1938年10月，作为国有资产的合步楼转归德国经济部，换成德国经济与监察协会的形式继续存在。直到1940年，中国仍然是德国钨矿最大的供应商。（注：Ludwig Werner,HAPRO-Daten,Frankfurt/M1967.p.124.）
失去中国这个经济伙伴之后，德国根本没有达到联合日本压倒其他列强的经济优势。德国调整后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向日本关于建立自给自足的“大东亚经济共同圈”的构想妥协。至于日本的这些构想，希特勒早在大战爆发前就已经承认了其合法性。1938年2月，他在一次帝国议会上的讲话中说，他想在德国和日本之间明确划分势力范围。（注：Ferner Hitler zu Oshima am 24.10.1939,in:Andreas Hillgruber,Staatsmae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1939-1941,p.59.）大战期间，希特勒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1941年3月5日，他在“关于与日本的合作”的指示中明确表示，德国在远东“既没有政治兴趣，也没有军事兴趣或者经济兴趣。”（注：Walter Hubatsch,Hitlers Weisung fuer die Kriegsfuehrung 1939-1945,Frankfurt/M.1962.p.103.）1942年4月20日，与德国外交部的意思相左，希特勒指出，德国的公司企业不应该还停留在东亚，而应该把眼光投向德国未来的殖民地——地大物博的苏联；大战爆发后，德国更应肃清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和贸易利益。（注：Bernd Martin,Deutschland und Japan im Zweiten Weltkrieg,Goettingen 1969.p.167）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署了《德日意军事同盟条约》。11月7日，日本让里宾特洛甫敦促蒋介石向日本让步，并以德意日三国承认汪伪政权相威胁。但是，蒋介石首先要求所有侵华日军无条件撤离中国。1940年11月30日，美国宣布向蒋介石政府提供1亿美元。当日，日本承认汪伪政府。
尽管远东阵线因此而日趋明朗，德国对蒋介石政府的影响力也失去了基础，但是德国在承认汪伪政权问题上却仍然很克制。一方面是因为“（德国）经济界以及柏林亲华军事要员们的抗议”，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当时还在转道苏联从中国进口钨矿。（注：Theo Sommer,Deutschland und Japan zwischen den Maechten 1935-1940,Tuebingen1962.p.75.）在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莫洛托夫1940年11月12至13日访问德国。希特勒向莫洛托夫说明了中国在大陆封锁计划中的未来价值。他试图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表示德国在亚洲没有殖民兴趣，成全日本“在亚洲可以想象的殖民空间。”“倘若中国也被觉醒民族的魅力所迷惑，那么面临生息在那儿的众多人口，任何一个殖民努力都会立刻被宣判失败”。（注：Unterredung Hitler-Molotow am 12.-13.11.1940,in Andreas Hillgruber,Staatsmae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1939-1941.p.298.）在与莫洛托夫11月13日的会谈中，希特勒提到“由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苏联和日本组成的世界利益大联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一个由所有愿意摆脱不列颠遗产的国家组成的、从北非到东亚的利益集团”。（注：Unterredung Hitler-Molotow am 12.-13.11.1940,in Andreas Hillgruber,Staatsmae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1939-1941.p.314.）希特勒在此没有提到中国。他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独立力量因素，而不是大陆封锁框架内的可能性盟友。
但是希特勒关于德国向苏联宣战的决定使里宾特洛甫的欧亚大陆封锁计划彻底破灭。这可能与里宾特洛甫1941年春改变他对承认汪伪政权问题的态度有关。在征得希特勒的同意并与意大利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日本宣布三国决定于7月1日承认汪精卫政府。承认汪精卫是德国在东亚打出的最后一张王牌。德国外交次长魏茨泽克在6月30日致德国驻外国使团的通报中说，德国外交部打算“承认汪精卫的同时不自动中断与重庆政府的关系”。（注：ADAP D ⅩⅢ/1.Nr.47.）魏茨泽克这么做的目的却欲盖弥彰，试图把中德关系已经断裂这一既成事实的责任推卸给重庆政府。7月3日，陈介向魏茨泽克宣布断绝中德关系。（注：ADAP D ⅩⅢ/1.Nr.68.）继日本偷袭珍珠港后，重庆政府于1941年12月9日对德宣战，并以此表明把中国归入盟军的作战联盟。至此，中德日三角外交已不复存在。
结语
回顾1933至1941年中德日三角外交这段历史不难看出，作为第三帝国的头号政治人物，希特勒关于远东政策的策略和指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这一时期的中德日三角外交格局。1933至1936年，希特勒出于对德国国防经济利益的考虑并顾及到当时以英、法为首的保守的世界权力中心的威慑力，在针对中、日两国的三角外交问题上，希特勒奉行外交上的实用主义。与高度工业化的日本相比，处于发展时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疑会给德国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机遇，因此，希特勒听凭德国国防军部执行了相对中立的东亚政策，积极支持军方与中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努力在中国建立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希特勒的实用主义外交使德国成了亚洲事务中一支重要力量。1936至1937年，希特勒政权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日益巩固，德国传统外交家们的保守阵地宣告失守。当时的世界政治局势正处于旧有的外交联合将被打破，新的民族联合正在建立的除旧布新时期。希特勒不愿在这关键时刻坐失良机，于是，处于德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希特勒在其他力量集团尚未纠集起来之前，抢先一步与具有共同利益的日本缔结联盟。这时，希特勒奉行的是外交上的投机主义，鱼与熊掌欲想兼得，在远东政策上实行中日并重的二元外交：一方面与日本达成谅解，签订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共同对付苏联；一方面继续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七七事变后，德国在远东的政治影响决定了它成为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调停人。于是，德国在中日之间两面讨好，双边渔利。1938年初，德国调停失败。中日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导致世界主要国家力量的重新组合。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迫使希特勒不得不忍痛割舍了中国这块肥肉，采取了弃华联日的战略外交。1938至1941年间，希特勒通过承认“满洲国”、召回顾问团和陶德曼、宣布对华实行军火禁运、承认汪伪政府等一系列的外交措施，彻底地背弃中国，倒向了日本。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冷却了蒋介石政府对希特勒德国的最后一缕温情，中德日外交大三角遂成灰飞烟灭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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