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与“丁戊奇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派论文,丁戊奇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正当洋务派“求强”“求富”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一场罕见的特大灾荒洗劫了中国大地，特别是北部中国。从1876-1878年，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持续三年大面积干旱，这场被称为“丁戊奇荒”的特大灾荒（注：这场灾荒以1877、1878年最为严重，这两年分别为农历丁丑年和戊寅年，故称“丁戊奇荒”。），造成上千万人口的死亡，给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风云人物，当时多任北中国各省的督抚，他们经历了这场奇荒的全过程，并亲自主持了赈灾活动。探讨洋务派赈灾实践及其对这场灾荒形成原因的反省，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
“丁戊奇荒”是有清“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注：曾国荃：《请饬拔西征军饷疏》，《曾忠襄公奏议》卷五、页三十三。），从光绪二年到四年（1876-1878年），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中国北部持续大范围亢旱，晋冀鲁豫陕各省80%以上的州县干旱，没有收成。大批饥民在本地吃完树皮草根之后，扶老携幼外出觅食。由于当时旱灾范围较广，相邻各省均发生严重饥荒，灾民多流离失所。灾荒前期是饥民塞道，向后发展则饿殍盈野，整个北部中国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旱魃肆虐，遭受了一场特大的浩劫。
1870年以后，洋务活动已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初见成效的“求强”基础上，开始向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求富”阶段过渡。这个阶段，洋务派除了继续兴办军工企业并编练新式海军之外，又创办了一批涉及采矿、冶炼、纺织、航运、电报等部门的民用企业。这些新式民用企业的创办，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开通社会风气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洋务派以其特殊的地位和特有的敏感，对与洋务活动高潮几乎同时到来的“丁戊奇荒”这一特大灾荒形成的社会原因及救治方法，也有比较深刻的独到的见解。洋务派旗手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湘系洋务派的健将左宗棠时任陕甘总督，洋务活动首创者之一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时任山西巡抚，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继曾国荃之后任山西巡抚。这些在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在赈灾和善后活动中对“丁戊奇荒”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检讨。综观其对“丁戊奇荒”社会原因的论及，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农民差徭过重是导致这场特大灾荒的最直接的社会原因。“丁戊奇荒”期间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认为，“北方差徭之重，由来旧矣”（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601页。）。查办山西及陕西同州赈务大臣阎敬铭说：“山陕百姓差徭过累，平日田产所入难资糊口，以致户鲜盖藏，罹此奇灾，几成大变”（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8页。）。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农民差徭过重与这次灾荒之间的关系。山西省右辅畿疆，西通秦蜀，“军差、饷差、藏差络绎于道，州县供亿之烦，几于日不暇给”（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8页。）。灾荒之后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更是直接地指出：“晋省虐民之政不在赋敛，而在差徭，所谓差徭者，非役民力也，乃敛民财也。”（注：张之洞：《裁减差徭片》，《张文襄公奏稿》卷三。）民间本来就鲜有积蓄，官府的差徭不仅驱使农民出力，而且向他们搜刮钱财，这就使本不富裕的农民更加贫困化。陕西也是“民力之竭，苦在差徭。役车载道，摊派频仍，官吏借此开销，书吏从而需索”（注：刘典：《陈复边防现在布置情形并筹垦荒折》，《刘果赦公奏稿》卷七，页九。）。光绪四年，华州虽因大灾蠲缓钱粮，但“差徭车马杂用摊派至万余串”。这年冬季，礼部尚书恩承和吏部侍郎童华出使四川，他们的家丁沿途需索杂费，至华阴时“闹至县署”（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8页。）。在皇帝身边的尚书尚且如此，其他官员可想而知，灾区如此，它处更甚。近代北中国各省差徭繁多，诸如正差、兵差、流差等等，不一而足。兵差为清末创设，当时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和收复新疆等，多向北中国派差，往往“粮银一两派差钱数倍不等”（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9页。）。流差包括藏差、借差、例差等。当时一些官员常借办公事之名，行办私事之实，称借差，奉使大臣“朝出国门，便作威福，需索供应，麾斥厨传”，“折夫折车，漫无限制”（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61页。）。藏差是指西藏喇嘛进京朝贡途经四川、甘肃、陕西、山西等省时所派的差银。一些喇嘛及随从人员“稍不遂意，非曰贡件被窃，则曰官物损坏，诈讹多端，官民深畏生事”（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60页。），不敢得罪。例差则指候补官员的眷口奴仆所供差使，这些人任查烧锅、查驿站、查小钱等差使的费用和补用，全由民间负担。由于官吏的贪渎，种类繁多的差银并不是如实报销，而多是“用一报三”，分管官员又“知而不问* ，彼此含糊”（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61页。）。除山西和陕西之外，“河南、直隶、山东等省，差费甚重。尚有税银一两，而差费派至制钱五六串者”，“查河南等省陋习，凡州县官之子弟亲友，无不擅用差车……甚至家丁之丁，幕友之友，俨然乘传往来，相习成风” （注：《皇朝经济文编》卷二十二，页二。）。各省对于地丁正赋，则任意亏空，平时预行捏灾清缓，捏官征为民欠，遇有恩诏，照例请免。难怪民间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这正是对晚清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的高度概括，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原因。
近代农业技术极为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北方自然条件又远不如南方，农民原本是靠天吃饭，丰年尚不得温饱，稍遇大灾便会饿殍盈野，广大农民在沉重的差徭之下难以喘息，因而失去了起码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第二，滥种罂粟造成粮食减少，也是导致这次灾荒奇重的社会原因之一。中国本不种罂粟，鸦片战争以后英印鸦片大量输入，印度种植罂粟、制取鸦片的方法也传入我国。在进口鸦片（洋药）泛滥的同时，国内自种罂粟自制鸦片（土药）也日益增多。滥种罂粟，直接后果是导致鸦片泛滥，吸食者增多，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洋务派认为，滥种罂粟是“丁戊奇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曾国荃曾尖锐地指出种罂粟与粮食争地、争劳力的问题：“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种罂粟之户，将强壮劳力首先保证罂粟田的管理，“良田反荒芜而不治”，这样“地利既差，人力又减，……一遇天灾流行，遂至疲荼而不可救药”（注：曾国荃：《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曾忠襄公奏议》卷八，页二十三。）。灾后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晋民好种罂粟……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注：张之洞《禁种罂粟片》，《张文襄公奏稿》卷三，页二十三。）陕西自回民起义被镇压之后，渭南肥沃之区“亦遍地罂粟”（注：曾国荃：《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曾忠襄公奏议》卷八，页十六。），粮食供不应求，反从渭北采买。左宗棠也多次谈到滥种罂粟对粮食生产造成的严重影响。宁夏中卫盆地土地肥沃，产粮一向较多，平时可供陕西、甘肃等地食用。后因广种罂粟，粮食产量骤减，“丁戊奇荒”中陕西派人前往采买粮食，该地虽未受灾，亦无粮可供采买，因而左宗棠痛心地指出：“上年旱灾，秦次于晋，河西不能采运麦粟供泛舟之役，岂非荒百谷而广植妖卉之明证乎？每一言及，心为之腐。”（注：《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第737页。）可见，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滥种罂粟造成粮食短缺与“丁戊奇荒”联系了起来，说明它是造成这次特大灾荒的重要的社会原因之一。
第三，战争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而且破坏了农业生产，也是导致这场灾荒的一个人为原因。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从19世纪50年代爆发到60年代后期被清政府残酷镇压，坚持斗争长达近20年。清政府在镇压各族人民大起义和各次对外战争中，从全国调兵谴将，糜饷劳师，这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多数即是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是近代战争的参加者，对战争造成的破坏有深切的了解，因而或多或少地谈到了战争导致贫困和贫困导致灾荒加重的问题。曾国藩在谈到湘军入皖镇压太平军时指出：“各州县支应兵差，款项无出，每立公局，按亩捐钱……征求无度，百姓苦之。”（注：曾国藩：《报销皖省抵征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一，页四十八。）北中国虽非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但各省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战乱影响。河南是太平军和捻军向西北和北方进军的必经之地，农民军过境和清军追剿多次经过，严重影响该省农业生产发展；陕西和山东一些地区则是农民起义军与清军的主战场，战争对农业的破坏可想而知。山西在北方各省中受战争影响最小，但晋南各县经北伐军西捻军和清军几次过境后，民间积蓄渐空。直隶也不是主战场，但与山西一样，受战乱影响也很严重，如良乡、滦州、井陉等州县，地处交通要道，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从东三省征兵、调兵络绎于路，军队“供用皆资民力，吏胥浮派，地甲中饱，加至数十倍不止。以致闾闫凋敝，乐岁鲜饱”（注：王大本等：光绪《滦州志》卷十四，页十四。）。曾国藩指出，直隶“因连年用兵，差徭甚重，大亡则勒派车马，供支柴草；小户则摊派钱文，掳充长夫。劣绅勾通书役，因缘讹索，车辆有出而无归，贫户十室而九逃”（注：曾国藩：《略陈直隶应办事宜折》，《曾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七，页六十八。）。由于兵差繁重，“力田之骡马，户户充公；行路之轮蹄，条条绕道”（注：长馨：《良乡县杨子英县尊裁革车徭德政碑记》（光绪四年），民国《良乡县志》卷八，页四十七。）。陕甘两省“军兴以来，军饷军装，虽由粮台雇运，而一切杂差，仍不得不借资民力……查差徭之累，北省皆然”（注：谭钟麟：《裁革东西两路里车折》，《谭文勤公奏稿》卷十二，页二十一。）。将大牲畜和车辆充公以应差，就夺去了农民的半个家当，加之农民本身被拉夫应差，无力顾及田间劳作，而且还要供应军队的钱粮柴草，使他们在正常年景下赖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依托全
部失去，广大农民随时都有被天灾人祸吞噬的危险。
淮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人物刘铭传在其《郊行》诗中，记一老农叙述清军过境情景：“村内掳衣物，村外牵牛羊，人多不敢阻，势凶如虎狼。老妻受惊死，一子复斫伤，骨断不能起，至今犹在床。暮年寡生计，空室无斗粮。”（注：刘铭传：《郊行》，《大潜山房诗钞》，转引自《捻军》（六），第368页。）似此大兵几经过境，百姓几经洗劫，兵劫之后，妻离子散，室空如洗。数年战乱，农民何以为生？因而遇到“丁戊奇荒”这样的大灾巨馑，灾民只能束手待毙，逃死无所。
第四，乱砍滥伐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与灾荒频发有着密切关系。当时，西方国家的一些科学家已经证实了广植树木有防止水土流失，改良土壤，清新空气，减少自然灾害等作用。洋务派通过对外国的了解，也开始大量介绍法、德等国植树富国的做法。陈炽介绍说，法国原来也是个穷国，后来福禄特耳创兴种树之议，国内广种树木，改善了生态环境，“田之瘠者忽腴，荒者忽熟，举国大富”。他还介绍说，德国人花之安著《治国要务》，“以种树为第一事”（注：陈炽：《种树富民说》，《皇朝经济文新编》农政，卷二。）。英国人在印度恒河两岸多植树木，使两岸形成宽1里长2000里的树堤，“树木根株盘结，水力不能溃之”（注：陈炽：《种树富民说》，《皇朝经济文新编》农政，卷二。），恒河从此成为造福人类的益河。陈炽还指出乱砍滥伐与自然灾害频仍的关系，他认为，西北各省进入近代以后，战乱频仍，树木山林破坏严重，以至“萌蘖无存”，“求一供把之木不可得”（注：陈炽《水利富国说》，《皇朝经济文新编》农政，卷一。），这样便导致“千里赤地，一望童山，旱潦为灾，风沙扑面，而其地则泉源枯竭，硗确难耕，其民则菜色流离，饥寒垂毙”（注：陈炽《渠树》，《皇朝经济文新编》农政，卷三。）。只有开渠植树才是防灾救灾的根本方法。洋务派主张植树防灾，建议各省于滨河两岸之山，广栽树木，认为植树不仅可以御河患，而且“荒沙瘠土皆可变为沃田，且无旱潦之虞”（注：阙名：《栽树以防水患论》，《洋务经济通考》卷十二。）。郑观应在谈到北方各省灾荒时认为，“比年北五省水旱偏灾无岁不有”，每次灾荒形成之后，赈款都多在数百余万，然而灾民“转徙于沟壑者尚不知几千万人”。他认为，造成灾害频发的原因是树木过度砍伐，“自粤捻构乱，燕齐晋豫诸省所有树木斩伐无余，水旱频仍，半由于此”（注：郑观应：《旱潦》，《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十四，户政十三。），因而要想长期从根本上抵御旱涝灾害，最好的办法是“开渠种树”。他建议，每省派一大员为水利农田使，专门到各州县恢复原有河渠，开挖新渠，于田侧隙地广植树木。还有人认为，在山西要想改变干旱频发，利用山多的特殊地理条件广植树木，是个很好的办法：“晋省多山，树木遍植山中，绝无害于耕事，果能绿树荫浓，满山苍翠，雨云喜至多树之所，自必五风十雨降而及时，不三十年应远天旱干之患矣。”（注：阙名：《论种植防荒》，《皇朝经济文新编》农政，卷四。）郑观应、陈炽等洋务派知识分子，通过对* 外国防灾抗灾的了解，认识到导致中国灾荒频仍的更深层的原因是乱砍滥伐。他们虽然还没有明确使用“生态环境”这个词，实际上已涉及到它的基本内容。他们从长远的观点出发，极力主张在渠旁、隙地、山坡广植树木，改变自然生态环境，以达风调雨顺和抵御自然灾害的目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它比一般洋务派官僚对“丁戊奇荒”社会原因的检讨要深刻得多。
二
“丁戊奇荒”期间，洋务派积极主持组织了赈灾。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洋务派所办军民用企业全面铺开，洋务活动涉及到广泛的层面，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需用大量款项，加上当时中国边疆普遍出现严重危机，海防塞防均需加强，所以清政府本来就很拮据的财政，到这一时期更是捉襟见肘。主持赈灾活动的洋务派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赈银赈粮，积极救济灾民，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首先，筹集赈银。光绪三四年的灾荒遍及各省，除了北五省持续亢旱以外，苏北、皖北、川北、甘肃及奉天部分州县也持续干旱，江西、福建则大水成灾，同时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台湾等省也不同程度地遭受洪涝灾害。以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根本无力赈济“丁戊奇荒”这样持续几年、遍及各省的大灾荒。赈灾中需要大量赈银购买转运粮食，这部分赈银除少量由清政府下令各省协拨以外，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员还动用了自己手中掌握的一些经费，如天津练饷生息银，津海关海防经费银等部分银两。其余大量的赈银主要采取捐输之法进行筹集。洋务派等筹集的赈灾捐银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捐官所得。早在乾隆年间，出于赈灾需要，在边远如甘肃等省区即有“捐监”的做法，即允许富户捐粮以备荒，政府给予捐者以监生资格。但因一些地方官员乘机滥收，贪污中饱，此法便也时行时止，不过当时都是给予监生资格而已。道光年间，也曾奏定过捐输章程，捐者也仅止封衔而已。同治中期的闽捐和光绪二年的津捐，对所捐官衔仍有限制。在光绪“丁戊奇荒”中，为了赈济数千万嗷嗷待哺的饥民，清政府只好允许重开捐纳，而且由捐资格发展为捐实官，从知县、知州到知府、道员，均可用捐输银钱的方式买到。光绪三年七月，在曾国荃的奏请下，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二千张，他除了在山西就地开捐外，还派人到商贾富足之区如天津、上海、汉口、宁波各处及皖、湘、闽、粤、桂、川、浙、赣各省设捐输局，按捐输数量的多少，分别给捐者不同的官衔和官职。后来，河南帮办赈务大臣袁保恒等又奏请户部发给空白执照，捐官可至道、府、州、县四项实官，该省在苏、浙、皖、赣、粤等省有捐局。“丁戊奇荒”中，北方灾区用此法集捐赈银多达四五百万两以上，其中山西捐得赈银三百余万两（注：李鸿章：《晋赈捐运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五，页一。）。这种卖官鬻爵的做法，致使人心侥幸，名器之滥，无异于饮鸩止渴，正如李鸿章所说：“鬻爵数万，不过活人数千，言之痛心。”（注：李鸿章：《南绅会办工抚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五，页四十九。）
另一类是绅商义捐。南方各省绅士富商“素多急公赴义”，他们得知北方遭受特大灾荒之后，苦口苦心，多方劝集，“贫士捐膏火，妇女脱簪珥，百工减佣资”，很快集成巨款，并派代表亲自携带义捐赈银到灾区，发放到灾民手中。光绪三四年，江苏廪生严作霖等人就曾到直隶、河南、山西各省发放赈银。五年，又携带赈晋余银五万多两赴直隶任邱等地办理工赈，兴修被洪水冲毁的河道。这些绅员“遍历灾村，抚问疾苦，处处认真”（注：李鸿章：《南绅会办工抚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五，页四十九。），在赈济灾民中起了很大作用。浙江绅士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胡光墉在这次灾荒中，为陕西捐银5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1.5万两，为山东捐银2万两，制钱3100串，另有新棉衣3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588页。）。在整个灾荒过程中，洋务派官员多带头捐献，如吴大澂、黎召棠、朱其昂、唐廷枢、徐润等人，捐银从几百两到上万两，这种方法不仅效果好，而且为后世发动社会力量捐资济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三类是华侨捐款。在洋务派的活动下，新加坡、小吕宋、暹罗、越南各埠华侨多向北方灾区捐款。李鸿章奏请派候选知府柯振捷、候选同知高廷楷等人到以上各地潮州籍华侨中劝捐，捐额高达“百数十万之多”（注：李鸿章：《南洋劝捐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四，页三十七。），在各省开捐之前首先解济数十万，李鸿章称“收缴转运均极迅速”，“实为赈案中未有之盛举”（注：李鸿章：《南洋劝捐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四，页三十七。）。
上述所捐赈银，除捐官之外，多为义捐。特别是绅商在民间的集捐，使南方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人民群众开始关心北方灾民的不幸遭遇。应该说，这是洋务派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促使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在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方面发生新变化的又一表现。这种为“丁戊奇荒”慷慨解囊，捐献巨款的做法，“为百数十年来海内未有之事”（注：李鸿章：《林维源母请匾额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一，页三十二。）。
其次，筹集赈粮。进入近代以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清政府为备荒赈灾所创设的仓储制度已名存实亡，各地常平仓、义仓、社仓亏空严重，康乾盛世中京仓粮食陈陈相因年年霉烂的报告不再出现，见之奏报的多为仓储“亏短”、“匮乏”、“竭蹶”之类。为了赈荒，各省不得不请求政府截拨漕粮。对于这场蔓延数省、长达三年的奇灾巨馑来说，清政府所指拨的漕粮是远远不够用的。因此，被灾各省除将部分残存的常平、义、社等仓粮谷全部用于赈灾外，主要的赈粮则是洋务派在无灾区采买得到的。山西巡抚曾国荃曾派候补道员赵怀芳到安徽六安、颖州、陈州、正阳关等地买粮，派晋南绅士李钧到河南南阳赊旗镇采买米麦豆粟，同时派人到锦州、甘肃、宁夏、归化等地采买杂粮。光绪三年九月，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道员朱其昂、唐廷枢等到苏常、镇江、上海等地采买粮食，以供晋豫之用。年底，李鸿章还托人在热河、锦州、牛庄等处预购粮食。陕甘总督左宗棠派人到湖南、湖北、四川、甘肃等地买粮，以供陕西灾区使用。
“丁戊奇荒”期间，尽管灾荒几遍及全国，各省“民鲜盖藏”，但在全国范围内调拨采买粮食以供赈灾之用，比起从采购地往灾区转运粮食还是要容易得多。在当时的中国，由于近代化交通——铁路和公路尚未兴起，比较先进的交通工具首推轮船，这样就使各地区之间的交通贸易受到很大的限制。除了大河流域交通还相对方便外，其余陆路只有靠旧式车运、牲口驮或人挑背负。清政府从各省调拨的漕粮和各省在丰稔之区采买的粮食，要运到河南、直隶和山东还算方便，要运到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和陕西，则是相当困难的，以致“脚价数倍于米价”。如陕西省在运购外省粮米时，因“不通水道、劳苦万分”（注：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二十七，《荒政》一，页十八。）。赈陕粮从湖南湖北运到潼关后，大员“设法筹运，殚精竭虑，备历诸艰，昼夜焦思，鬓发为之一白”，亦无妥善之法（注：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二十七，《荒政》一，页十九。）。左宗棠在谈到西北交通不便时说：“度陇以来，备尝其苦，每念及此，犹为心悸。”（注：任光亮等：《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38页。）为了将大批赈粮运往灾区，洋务派采取各种方式总动员，人畜车船一起上，节节设局，节节挽运的办法。如从潼关将赈粮运至重灾区同州，有夫运、骡运、车运、牛运、小车运（注：小车指人推的木制独轮车。）等数种办法。当时的小路虽可行骡，但因新疆军务未竣，原有骡只多承运军火粮饷，山区牲口因荒年宰杀而难以找寻。车运则需雇车、牲口和脚夫，因荒年草料奇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人背。山西运粮之难数倍于各省，在赈灾中支发的一千余万两白银，绝大多数用于赈粮挽运（注：《荒政记》，光绪《山西通志》卷八十二。）。
赈粮赈银的使用方法，除以一部分直接向灾民散发外，多数赈银用于采买转运赈粮。赈粮主要采用设局平粜，以工代赈，设厂放粥等办法向灾民散发。（一）设局平粜。张之洞认为，实行平粜有数利：其一，可使京外数省食广价平；其二，米纲充途，可使人心自定，盗萌自息；其三，转运总局设在天津，可直接雇用直隶农民，以役代赈，活人命，留牲畜，以备春耕（注：张之洞：《灾象可忧请储粮平粜折》，《张文襄公奏稿》卷一。）。平粜就是按市价酌量减值，粜买粮食，目的在于防止奸商囤积居奇，使手中稍有余资者可购得平价粮食，作用在于平抑市场粮价，“使市价不致腾贵”（注：李鸿章：《筹议京城晋省运粜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页十二。）。光绪三年十一月，李鸿章派直隶候补知府恽桂孙等在京城办理平粜。当时采用两种形式，一是由官员设局平粜，二是由粮户承买出粜。在京城设有四局两栈平价粜卖粮食。从光绪四年正月至八月共平粜大米3.9万石，小米杂粮4.8万石，收回粮价18万余两。实际上，当时的平粜“事属创始，头绪繁多”，由于没有经验，加之灾民手中并无余钱，故平粜至一升几合均行粜给，“几与散赈无异”（注：李鸿章：《京师平粜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四，页三十五。）。平粜也好，“散赈”也罢，赈粮能变成饥民的救命粮，这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来说都是“雪中送炭”。这次灾荒中，在山西太原、平阳、河南开封、怀庆均没有平粜局。（二）以工代赈。李鸿章认为，以工代赈可“使强壮灾民有糊口之资，地方河渠获善后之益”（注：李鸿章：《光绪二年赈抚实数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三，页五。），是一举两得之事。从光绪二年十月到三年正月底，直隶河间、天津等20余府州县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筑疏浚了河道，修复了城垣。后来，该省还推行井工代赈，即鼓励农民打深井以资浇灌，给打井户一定工费。这种方法在当时的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各省均使用过。当时，各受灾省都用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灾民挑河、修河，办了一些对公众有益的实事。（三）设立粥厂。粥厂主要是为赈济老弱饥民而设的。在京师，由于灾民过多，洋务官员请求将每年十月至次年二月的例设粥厂改为常年开设。当时在其它重灾区的省城和一些府县也设有粥厂并有扩大。直隶省在大名、元城、天津、迁安、滦州等地均设有粥厂，仅天津一地就设有粥厂13处，分别设在城隍庙、海会寺、南大寺、如意庵、乡祠、大悲庵、育黎堂、北大寺、玉皇阁、阎家大院
、庆芳园、大佛寺、西沽营等地。
综上所述，洋务派以其特殊的经历和身份，不仅创办了近代军民用企业，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而且积极参与了他们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时期发生的各次重大事件，发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作用。对于有清二百余年罕见的以北中国为主的“丁戊奇荒”，洋务派不但积极主持参加了赈济，为后世留下了诸如发动社会力量义捐赈灾等许多有益的经验，而且对这次奇灾异荒发生的深层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探究。这些不仅在当时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而且对后世的防灾和发展农业都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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