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观念与欧洲一体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近代论文,观念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5月1日欧盟实现历史性东扩，欧洲一体化不断向前发展，世人为之瞩目。学术 界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它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然而，关于近代欧洲观念对欧洲一体化 的影响，学术界尚缺少系统归纳。笔者认为没有历史便没有现实，正是源远流长的欧洲 观念的深入人心，才有了今天的欧洲一体化。本文试从四个方面阐述近代欧洲观念与当 代欧洲一体化的联系，以期找到欧洲一体化的思想渊源。
一、以联邦求和平
“欧洲观念”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后期。但是，给“欧洲观念”赋予政治 内涵却是进入近代以后的事。伊曼努尔·康德是近代欧洲政治思想家当中较系统地探讨 以联邦求和平的典型代表。他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和《永久和平论 》等著作中，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用社会契约论观点论证了建立一个“自由国家的联 邦”是实现欧洲永久和平的必由之路。在他看来，人类具有一种非社会的本性。这种非 社会的本性决定各人都要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摆布一切。这样人们就处处遇到阻力 ，而自己也成为对别人的阻力。于是便纷争不和，由此产生出许多灾难。因此，人类不 能长期地在野蛮的自由状态下彼此共处。应该按照社会契约的原则，“组成一个政治共 同体，大家共同服从由公共强制性法律所规定的外部限制”。(注：[德]伊曼努尔·康 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38页。)这个政治共同体就是国 家。只有在这个民族国家中，每个人才能根据法律规定，拥有那些被承认为他自己的东 西，并通过一个强大的外部力量来保证他的占有物。
但是，国家建立之后，单个的国家正如个人一样，在自然状态中也是由于彼此相处而 互相侵犯的，于是各国便“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驰的备战活动”来对付 这种征服和侵犯。这样，世界便永无宁日，没有和平可言。那么，如何共同保卫他们自 己来反对一切外来的甚至内部的袭击呢?如何消除战争，实现永久和平呢?康德认为唯一 可行的就是走和平联合的道路，建立一个“自由国家的联邦”。
康德的“以联邦求和平”思想成为现代联邦主义最早的起源。它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一些人的主张，促成了二战后人们建立某种欧洲联邦以消除战争的想法。最早主张以联 邦化解决战后和平问题的是邱吉尔。早在1942年，他就在给外交大臣的信中谈了战后建 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的想法，认为“欧洲的经济应该结成一个整体”。1946年9月， 他又在苏黎世大学发表了著名的《欧洲的悲剧》演说，向欧洲发出了“联合起来”的号 召，呼吁“所有欧洲国家能联合起来，……建立起某种类似于欧洲合众国的东西。”( 注：[法]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第49、98、14页。)然而，丘吉尔倡导的欧洲联合仅仅是欧洲大陆的联合，并不把英 国包括在内，他认为英国应当充当联合起来的“新欧洲”的保护人。相比之下，法国让 ·莫内的眼光要高远得多，他认为“欧洲的繁荣与必不可少的社会发展意味着欧洲各国 应该组成一个联邦，或是一个‘欧洲实体’，使欧洲成为一个共同的经济单位”。(注 ：[法]让·莫内：《欧洲之父—莫内回忆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0页。 )他的欧洲联邦向所有的西欧国家开放，并且其成员国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主张首先建 立一个煤钢联营，在“伙伴之间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然后将其逐渐扩大到工业、 商业和农业领域，再扩大到政治领域。这样，“一个负责管理煤钢共同市场的超国家机 构的建立已经勾画出一个联邦政府的轮廓”。(注：[法]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 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9、98、14页。)最后导致一个欧 洲合众国的建立。莫内的设想得到了时任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的极力赞同。1950年5 月9日，他向一百多名记者宣读了“舒曼声明”：一个有组织和有活力的欧洲为文明所 作的贡献，对于维持和平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二十多年来，法兰西一直是欧洲统一思想 的捍卫者，它总是以为和平效劳为主要目标。当欧洲没有得到统一时，我们便遭战争之 苦”。(注：刘同舜、高文凡：《战后世界历史长编》(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第201页。)在德国，身为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也以积极倡导欧洲联合而著称。他深 信欧洲要实现和平必须建立欧洲联邦。他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建立欧洲联邦是 拯救欧洲生存、传统和影响的唯一途径。”(注：[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 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33、375页。)“建立一个联邦性质的欧洲， 它将成为世界上卓越的和平因素”。(注：[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33、375页。)
正是近代以康德为代表的以联邦求和平思想的发展促成了战后多数政治家建立欧洲联 邦以消除战争的想法。由于这些政治家曾多次在各自政府或国际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 因此他们的许多主张直接影响了战后的欧洲一体化。
二、既对各国主权加以必要限制又充分尊重各国主权
如果说康德注重对欧洲联合的必然性进行论证的话，那么圣彼埃尔、圣西门等人则更 倾向于对欧洲联合具体方案的设计。圣彼埃尔在他的《永恒和平方案》中提出建立一个 “牢固的和持久的邦联”，令加入邦联的所有国家“相互依存”，谁也不能单独地同其 他成员国的全体作对。他认为，建立“欧洲联邦”应该有5条通则。其中第1条规定，“ 各国由君主缔约结成永久性的和不允许废弃的联盟，委派特命全权大臣建立议会或常设 代表会议；结盟国家的一切纠纷均在这里通过仲裁或评判加以解决”。(注：陈乐民： 《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5、55、56页。)很明显，这个议 会具有超国家性质。但通则的第3条、第5条又规定，“邦联应保证每个成员国按现状治 理自己的国家，其王位继承方式，或选侯制、或世袭制，均依各国惯例”。(注：陈乐 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5、55、56页。)“特命全权 大臣有权根据各自宫廷的皇谕在议会中制定他们认为对于各成员国有利的条款”。(注 ：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5、55、56页。)这里 又含有尊重各国主权的意思。因为邦联内成员国可以选择自己的统治方式，有权根据各 国的皇谕在议会中制定有利于本国的条款。圣西门则在《论欧洲社会的改组》中主张建 立一个全欧议会。它是欧洲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在行政管理、科学和经济方面具有杰出 才能的，并具有真正的“爱欧洲主义”精神的人组成。欧洲所有国家的议会都要承认这 个总议会的最高权力，它置于一切民族政府之上，拥有裁决他们之间产生的纠纷和所有 涉及总体利益的问题的权力。(注：[法]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9、98、14页。)但在这个联合组织中，每个民族 的独立主权都应受到尊重而不得有任何侵害。
无论是圣彼埃尔的欧洲邦联还是圣西门的全欧议会，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其 中包含的既对各国的主权加以必要限制又充分尊重这些主权的思想却具有基本的合理性 和现代性。只要我们考察一下当代欧洲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究竟采取何种方式实现欧洲一体化，一直存在着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之争，结果二者 结合产生了更为实际的功能主义，即通过实现各国某些关键的职能部门如钢铁业、交通 运输业、能源等部门的联合来刺激其他职能部门内进一步的合作要求，从而将联合扩展 到其它部门乃至整个经济部门，实现经济一体化。这种理论后来又发展为新功能主义。 新功能主义认为，一旦经济领域的新结构得以确立后，一体化的进程将会“溢出”到更 广泛的领域，并最终“溢出”到政治领域，实现政治一体化。正如哈斯所提出的，“通 过经济一体化来建立欧洲的国际和平”。(注：《欧洲》2002年第5期，第3页。)无论是 功能主义还是新功能主义，其核心都是在保留主权国家的基础上，把民族国家的部分主 权逐渐转移到一个新型的参加国共同享有、共同执掌的公共权力之中去。这一权力既是 超国家的，又代表和体现每个参加国的利益。所不同的是新功能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 政治一体化。
欧洲一体化从煤钢联营这样一个超国家因素极强的组织，发展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创建 时，纳入相当大成分的政府间合作因素，再经过统一市场建设过程中超国家因素的增强 ，到《马约》签署的将超国家管制与政府间合作混合的欧洲联盟的三柱结构正是对这一 理论的实践。根据欧盟盟约，欧洲委员会代表的是超国家的利益。欧盟理事会则代表成 员国的利益。理事会由成员国政府部长级的代表组成，代表各自的政府行事。二者在欧 盟中分别是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充分体现了超国家机制和政府间合作的特点。
总之，欧洲一体化进程是超国家机制与政府间合作相结合的过程。它与近代那种既要 对各国主权加以必要限制又要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从这点看 ，近代欧洲观念应视为当代欧洲一体化的思想渊源。
三、和解基础上实现欧洲联合
近代欧洲两个积怨最深的宿敌是英国和法国。从17世纪起，英法就开始了争夺霸权的 斗争，并且多次兵戎相见。圣西门认为，如果欧洲两个实力最强、积怨最深的国家之间 未能和解，那么欧洲的和解与联合就无从谈起。因此，他力主两国在和解的基础上结盟 。在《论欧洲社会和改组》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两篇文章 中，他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欧洲各国的联合，特别是彼此长期交战的英法之间的联 合，乃是使欧洲普遍摆脱危机，并获得繁荣与和平的唯一保障。他主张欧洲联合首先从 建立一个法英议会着手，然后再吸收别国参加，最后形成一个全欧议会。
历史演进到现代，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欧洲的二个宿敌由英法变成了法德。1870年 以来，德国两次挑起世界大战，三度和法国兵戎相见，而法国则在每次大战后都力图肢 解德国以报一箭之仇，由此造成两国怨怨相报的怪圈。在这种情况下，欧洲要实现联合 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当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当中产生了法德和解的思想。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当推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他从欧洲联合与德国重建两个角度出发提 出法德和解的思想。阿登纳认为，法德两国都是欧洲大陆上传统的大国，对其它国家具 有较大的影响力，它们之间的和解将给其它各国一个示范作用。因此，“德法谅解即使 不是欧洲政治经济统一的一把钥匙，也是欧洲政治经济统一的一个开端。”(注：[德] 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第294页。)当然，法德和解没有法国人的支 持只是一厢情愿，所幸的是阿登纳的想法在法国得到了热情的回应。莫内和舒曼都认为 ，为实现欧洲联合必须法德和解；为实现法德和解，必须消除横亘于法德之间的基本矛 盾。而法德矛盾的焦点是鲁尔和萨尔问题，即煤和钢的问题。他们思考着如果超越国界 ，把两国的煤和钢的生产合为一体，转移部分主权，实现利益融合，就可以消除造成德 法及欧洲紧张局势的直接原因，从而实现欧洲联合。为此他们提出了著名的舒曼计划， 主张首先建立一个煤钢共同体，认为通过“对煤炭和钢铁实行共管，似乎会使一场新的 法德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事。”(注：[法]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 ，第97页。)事实上，正是这个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使欧洲一体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当代与近代的国际环境和主要对手不同，但是以和解为基 础实现欧洲联合的思想却是一致的。当代的法德和解可以从近代找到它的思想起源。只 不过在圣西门那里还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在当代则经过艰苦的努力把愿望变成了现实 。
四、各国实行民主政体是欧洲联合先决条件
近代首先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卢梭。他认为，欧洲联合的先决条件是推翻君主制度，建 立民主共和制度。因为在君主制下，国王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决不是社会的 公共福利。“就连最好的国王也都想能够为所欲为地作恶而又并不妨碍自己依然作主子 ”。(注：[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4、100页 。)为此他们“既需要对外不断地进行‘战争与征服’，又需要对内不断地加强专制政 治，从不讲任何信义，也从不愿接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强大时就倚仗自己的武力，弱小 时就依赖与别国的联盟——这一切充分表明，他们根本就不希望有什么‘永恒和平’” 。(注：郭华榕、徐天新：《欧洲的分与合》，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169页。)另外 ，在君主制下，“皇室政府时而规定这种计划，时而规定那种计划，全视统治者的君主 或其统治的代理人的性格而定；因此便不能长期有一个固定的目标，也不能有一贯的行 动。这种变化多端永远会使得国家动荡不定，从一种准则转到另一种准则，从一种政策 转到另一种政策；……”(注：[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 980年，第94、100页。)总之，在君主制下，君主们随心所欲地统治一切，人民主权和 公意得不到体现。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欧洲联合，建立一个“欧洲共和国”是行不通 的。因为欧洲联合需要各国协调，制定相对稳定的政策，确定一个长期稳定的目标并有 法律约束。而在共和制下，“一切都用之于共同利益”，并且与君主制政府那种变化无 常相比，“共和国则以更稳定的并且遵循得更好的观点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绝不会是 内阁的一次革命便引起国家中的一次革命”。(注：[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 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4、100页。)卢梭由此得出结论：欧洲联合的先决条件 是各国实行民主共和制。
卢梭着重从批判君主制出发来论述实行共和制的必要，而康德则更多地从阐述共和体 制的优越性来说明它是欧洲联合的前提。首先，共和体制具有起源上的纯洁性，“它本 身就权利而论便是构成各种公民宪法的原始基础的体制”。(注：[德]伊曼努尔·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06、124、107、113、116页。)唯 有共和的体制才是完美地符合人类权利的唯一体制”。(注：[德]伊曼努尔·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06、124、107、113、116页。)其次， 共和体制是导向永久和平的唯一体制。因为在这种体制下，国家的所有公民拥有选举、 战争或和平的决定权，而公民们一旦拥有这种决定权，他们在作选择时就不能不顾忌战 争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全部负担，“其中有：自己得作战，得从自己的财富里面付出战费 ，得悲惨不堪地改善战争所遗留下来的荒芜；最后除了灾祸充斥而外还得自己担负起就 连和平也会忧烦的，(由于新战争)不断临近而永远偿不清的国债重担”。(注：[德]伊 曼努尔·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06、124、107、113 、116页。)这样，他们就会尽可能地避免玩如此危险的游戏而选择和平。由于共和制国 家的本性是爱好和平的，因而他们之间的联合也就具有了客观现实性。“因为如果幸运 是这样安排的：一个强大而开明的民族可以建成一个共和国(它按照自己的本性是必定 会倾向于永久和平的)，那么这就会为旁的国家提供一个联盟结合的中心点，使它们可 以和它联合，而且遵照国际权利的观念来保障各个国家的自由状态，并通过更多的这种 方式的结合渐渐地不断扩大”。(注：[德]伊曼努尔·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06、124、107、113、116页。)这样，“相距遥远的世界各部 分就可以以这种方式彼此进入和平的关系，最后这将成为公开合法的，于是就终于可能 把人类引向不断地接近于一种世界公民体制”。(注：[德]伊曼努尔·康德：《历史理 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06、124、107、113、116页。)
历史证明，卢梭、康德关于各国建立民主政体是欧洲联合先决条件的思想是合理的。 事实上，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尽管也有许多先哲大声呼吁欧洲联合，但它只能是一种幻想 。到了两次大战之间多种政体并存的情况下，欧洲联合也是不现实的。白里安计划流产 的原因之一便是各国政体不同。只有在各国实行同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条件下，欧洲 联合才具有现实可能性。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来看，无论是最早的成为一体化核心的西 欧六国，还是后来三次扩大时加入的英国、爱尔兰、丹麦、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奥 地利、芬兰、瑞典等国，无一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其中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战后 长达几十年的独裁统治，而长期不为欧共体所接受。直到佛朗哥、萨拉查统治相继结束 后，两国才被吸纳进来。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东欧一些国 家纷纷要求加入欧共体，融入欧洲。对此，共同体在1993年6月的哥本哈根欧洲理事会 上正式确立了吸收中东欧国家加入的原则和条件，其中第一条就规定：“民主状况与民 主机制的稳定，包括法制的原则、多党体制、尊重人权、保护少数民族、多元主义等等 ；”(注：刘同舜、高文凡：《战后世界历史长编》(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第470页。)如达不到该条件，便不予接纳。这一原则难道不是与卢梭、康德的思想如出 一辙吗?
从以上四个方面看，当代欧洲一体化与近代欧洲观念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正是源远 流长的欧洲观念不断发展，才使现代欧洲人认同和接受了它，最后水到渠成，由理想变 为现实，将理念物化为实体。近代欧洲观念成为当代欧洲一体化的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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