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翻译可译性障碍及其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限度论文,性障碍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历来国内外各家各有各的看法，有的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看这一问题，而有的却从文艺学、美学的角度去看这一问题，因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标准。然而，从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全人类具有相同的思维的基础，都具有思维能力，并能反映外部客观世界这一特征来说，双语间的翻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文学翻译也不例外。但是这种可译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接受的？在多大程度上又是不可接受的？也就是说可译性是否存在一定的障碍和限度？本文试从这角度来阐述有关文学翻译可译性的障碍及其限度。
一、文学翻译可译性存在的障碍
1、意义方面存在的障碍
意义在语言中具有各种不同的意义。美国语言学家奈达把语义分为所指意义、内涵意义和语法意义三种；俄国语言学家巴尔胡达罗夫则把意义分为所指意义、实用意义、语言内部意义和语法意义四种。〔1 〕显然，意义方面的障碍主要体现在除了所指意义之外的其它意义方面，如内涵意义、实用意义、语内意义和语法意义等，可归纳为言语意义，即是在特定的上下文中，词与句子以及整个语篇的特别含义，还包括人们在参与话语活动过程中赋予语言符号的附加意义，主要体现为语境意义、修辞意义或蕴涵意义，还包括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以及美学意义。在文学翻译中，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语言符号的声音形象和意义的组合具有约定俗成性与任意性，因此，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相应语言单位的意义范围不尽相同；二是不同语言符号系统的使用者在参与言语活动过程中赋于某些语符的主观价值不尽相同；三是某些意义的产生与该语言符号系统的本身特点如汉语方块字的音、形、义的三位一体和英语的语调和节奏等紧密相联，产生如谐音、双关语等等难以翻译的障碍。〔2〕
2、形式方面存在的障碍
由于各种语言表达思维具有不同性，使用来表达同一概念的方法也不同，因而就在翻译中形成了形式与内容的一对矛盾。人们常说，文学作品不重在说什么，而重在怎么说，相同的内容，可有多样的表达方法，声音、形态、结构等无不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就拿汉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的表现手法来说，就具有很大的差异。汉语是一种意合型的声调语言，其意义是靠四声和其语内的逻辑关系来区别，而英语是形合型的语言，其意义是靠语调及其大量的逻辑关系连词来区别，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阻障了两种语言间的形式对译。汉语的语义结构具有许多与英语不相同的特点，如①汉语使用大量的虚词，虚词是汉语构架语义的最基本单位，除了具有语法功能，承载语法信息外，还具有语义功能，承载语义信息；而这一点，英语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时”和“体”来体现的。②在语序方面，汉语的语义着重在句法层的语义结构机制上，形成为强制配列式，采用意义支点联接式，凭借意义的逻辑组合或语感构成。③文字方面，汉语是音、形、义结合成一体，具有整体的功能。这三个主要特点，都是构成汉语和其它语言的最主要的形式差别，从而也就构成了汉语与其它语言的语际转换的困难。
3、风格方面存在的障碍
《辞海》中说，风格是“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作家、艺术家由于生活经历、立场观点、艺术素养、个性特征的不同，在处理题材、驾驭体裁、描绘形象、表现手法和运用语言等方面都各有特色，这就形成作品中的风格。风格体现在文艺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各要素中”，即“文如其人”。张今先生也指出〔3 〕“作家的风格就是作家的精神风貌的显现，作家的社会观，审美观和创作个性的表现；作家的风格就是作家的形象，就是作家作为社会人和艺术家的风貌。”“作家的风格总是要具体表现在作品的语言形式中，也就是表现在一定范围内的词语、句型、修辞手法和艺术手法的性质及其重复频率中。”显然，这里所说的作者的艺术风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内，是体现着其文艺思想和指导原则的艺术创作的全部风格的总和，包括作者的时代风格、民族风格以及个人风格三方面。在文学翻译中，除了文学风格可译性存在限度外，还存在着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这一对矛盾，由于切入的角度不同，对如何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所采用的手法也就不同。有的译家认为须完整地再现原作的风格，有的则认为文学翻译是再创造，也应具有译者的风格，各执一词，尚未有一个明确的定论，这也是造成风格可译性障碍的一个原因。
4、文化方面存在的障碍
语言是与文化紧密相连的，谈语言就少不了联系到文化，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某一民族所具有的文明特点如知识、道德、物质、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及组织机构。语言是表达文化的重要手段，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达形式。文化价值的翻译困难突出地表现在成语、俗语、意象等的翻译上，这是因为各民族的历史起源、生活地域及生活环境不同，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不同，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表达相同的概念或思维就具有不同的表达方法。文学作品中包含有大量的典故、成语、俗语、意象、隐喻等等语言表达手段，它们具有丰富的内容，源远流长，有的来源于神话寓言，有的来自历史典故，有的出自诗文语句，有的取自民间口头俚语，除字面意义外，还具有深厚的文化蕴涵，它们的语际转换往往也是具有相当大的困难，国内外译家也都具有不同的看法和变通手法。
二、文学翻译可译性的限度
前面先就文学翻译可译性的障碍作了个大概的阐述，虽说文学翻译中存在这么多障碍，但只要译者能准确捕捉原文的精神，充分调动译语的各种表达方法，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这些障碍的，但这种克服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即内容上忠实于原文，形式上尽可能贴近原文和风格上与原文保持一致，超越了这一限度，那么文学翻译就不是文学翻译，而是文学创作了，这样，文学翻译可译性就存在一个限度的问题。下面就可译性限度存在的四个主要方面谈谈本人的看法。
1、形式意义可译性的限度
所谓形式意义可译性的限度是指由于在语言的表层结构如语音、语法、语序方面不存在对应的信息转换通道而不得不转向求助于语言深层结构的对应信息转换通道，也就是只求双语间语义上的对等，导致形式意义的丧失。
（1）语法方面
由于汉语的语法功能不具备屈折型形态表达手段，因此英汉翻译中就出现了形式上的不一致，英语是利用它的屈折型形态表示它的语法意义，而汉语是利用词汇表达它的语法意义，试比较：
例①I ever worked as a waiter in a restaurant when I wasa boy.
汉译：我小时候，曾在一家饭馆当过跑堂。
例②I have finished my work.
汉译：我干完了我的工作。
从这两例的英汉句子可看出，汉语译句已经失去了形式上对原语的忠实，失去了原语的形式意义。
（2）语序方面 由于汉语是综合归纳性的语言， 英语是分析演绎性的语言，各自在表述对事物的看法上就会有差异，从而反映在语言表层结构上，如层次的主次之分，侧重面的主次之分等等，试比较：
例③We did not succeed because we did not work hard enough.
汉译：由于我们工作不够努力，我们没能成功。
例④He was hard hit by the flu.
汉译：他得了重感冒。
例③表明英语主层次在前，次层次在后，而汉语刚好相反，这表明双语的信息焦点所处的位置不同；例④则表明英语强调原发情况，侧重于行为的受事性和外在的逻辑关系，而汉语却侧重内在的逻辑意念，不重外在的表现形式，有时就免不了失去语法形式规范所具有的逻辑概念意义，这两例的译语也失去了原语的形式意义。
（3）语音方面 由于英语是表音语言，而汉语是表意语言， 因此，在语音层面上就无法实现双语的转换，比如说，英语中使用的头韵法，双关语以及汉语中的双声叠字词和双关词等，都构成了可译性的限度，导致形式意义的丧失。请看下面例句：
例⑤“Snap shot of a senorita sitting in
the sand——allitera tion unintentional”guessed White,lazily.
汉译：“一个小姑娘，坐在沙滩上，乘她不备，照了一个相——无意中押了韵。”怀特懒洋洋地猜道。〔4〕
该例原文连续用了5个S音押头韵，形成头韵法修辞格，产生了强烈的听觉效果，而在译文中，这种头韵法消失得无影无踪，头韵法所产生的强烈的听觉效果也消失了。
例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汉译1：Seek,seek;search,search;
Cold,cold;bare,bare;
Grief,grief;cruel,cruel grief.
——摘自 Clara Candlin译文〔5〕
汉译2：So dim,so dark,
So dense,so dull,
So damp,so dank,so dead.
——摘自林语堂译文〔6〕
李清照的这首词构成了双声叠字词，增强了听觉效果，虽说这两种译文都想尽量在再现原文的意美、音美的同时，再现原文的形式美，但只有第一种译文贴近原文，做到了形似，然英文中却少见同一个词相连构成重叠的现象，而第二种译文改用了头韵法，失去了原文的形式意义。
例⑦，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刘禹锡《竹技词》
译文：The willows are green,green;
The river is serene;
There's his song wafted to me.
In the east the sun is rising;
In the west rain is falling;
Can you see if it's fair or foul?
——摘自张其春译文〔7〕
原文中的“晴”是一双关语，利用同音异义的手法，但译文中没能把“晴”和“情”同音译出，只是利用fair和foul的近音（near sound）来译出，已是最大限度的翻译了。
除了这三方面，译文难以完整再现原文，失去原文的形式意义外，还有诗歌中的格律与音韵问题，一般来说，双语中的格律难以在对方语中原样地再现出来，在韵脚的分布上，英汉两种语言相当不一致；在音律节奏方面，现在国内有人提倡“以顿代步”， 用汉语中的音顿（sou-nd group）来代替英语中的音步（foot），然而，音顿和音步不完全一样的，也就失去了原文的形式意义。
2、风格意义可译性的限度
风格意义可译性的限度是指在双语转换中，原文风格难以完整地在译语中再现出来，导致原文风格的部分丧失。
风格是一部作品的灵魂，翻译者要传达原作的风格，必须首先去感受、体会、领悟原作中的风格。一部文学作品的风格必然会以各种具体的形式体现在音系、词语、句法、语篇、修辞、语域等方面，成为风格分析的形式标记。译者首先要具备能识别这些标记的能力，才能有的放矢地去从事原作风格的翻译，比如说，以鲜明的风格去译鲜明的风格，文雅的风格去译文雅的风格，质朴的风格译质朴的风格，庄重的风格译庄重的风格，谐谑的风格译谐谑的风格，气势澎磅的风格译气势澎磅的风格等等方法，以便完整准确地再现原作的风格于译语中。请看下面例句，这是美国作家Jack London的作品《Martin Eden》中的一段话，张今先生认为原文文字优雅，使用了一连串优雅的形容词和名词，体现了优雅的风格，译文也大体上能再现这种优雅的风格。〔8〕
例⑧原文：：Her knowledge of love was purely theoretical,and she conceived of it as lambent flame,gentle as the fall ofdew or the ripple of quiet water,and cool as the velvet —dark of summer nights.Her idea of love was more that ofplacid affection, serving the loved one softly in
anatmosphere,flower—scented and dim—lighted,of etemal calm.
汉译：她对爱情的理解纯然是理论的，把它看作一股摇曳的火焰轻柔如有露珠的滴落或静止的水面上的涟漪，冷澈有如天鹅绒般黑的夏夜。她把爱情看得更象是平静的温情，在一个花香馥郁、光影迷离、虚天飘渺、万籁俱寂的氛围里，被拿来温柔地献给心爱的人。
然而，要完整准确地再现原作的风格，还存在不少的困难，如第一，语言差异。由于双语间的差异，特别是不同语族的双语差异更大，要转换原文的符号系统，将原文的风格传译到译语中来，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语言差异所造成的障碍，有些是难以克服的；第二，译者的文学素养和工作态度。一名合格的译者应精通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并具有相当强的写作表达能力，还须有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才能识别原作的风格标记，领悟原作的风格，在译语中再现原作的风格；第三，译者对原作中生活的参与度。译者对原作中描述的生活是间接的，他对作品的风格的翻译就必然基于他本人对这种生活的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而他对这种生活的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可能精确地等同于原作者；第四，原作的时代风格。原作的风格必然带有明显的时代性，它带有很长的时代跨越性，译者生活的时代和原作者生活的时代有可能跨越很长的时间，这就会遇到时代风格的障碍；第五，原作者的风格和译者风格的关系。这一关系问题仍然在译界争论着，有的认为须完整地再现原作的风格，有的则认为文学翻译是再创作，也应有译者的风格，没能辩证地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由于在再现原作风格方面存在上述5 个方面的障碍，那么译者在再现原作风格时，就不可能绝对完整准确地把原作风格再现于译语中，只能是相对地再现原作风格于译语中，也就是说文学风格的可译性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风格的翻译多少总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风格丧失，这就是风格意义可译性的限度。
3、形象意义可译性的限度
形象意义可译性的限度是指在双语转换中，由于双语在同一形象上所引起的联想和感觉有差异，译语形象给译语读者造成的联想和感觉与原语形象给原语读者造成的联想和感觉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导致在形象意义的转换中形象意义的损失或部分损失。
文学语言是一种形象化的语言，它赖以反映外部世界表达思维的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具体的形象（或称意象image）， 是作者借助感觉、知觉、联想和想象，通过比喻、隐喻等语言修饰手段创造出来的一种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从而给读者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例⑨“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
——《儒林外史》第41页
译文：“Don't be a fool! ”he roared."Just passing oneexamination has turned your head completely ——you're like atoad trying to swallow a swan.〔9〕
例⑩“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
——《毛泽东选集》第756页
译文：The old saying,"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combined woul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simplymeans the masses have grcat creative power.〔10〕
例①①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译文：All reactionaries are paper tigers.
在例⑨中，作者用“癞虾蟆”和“天鹅”分别喻指“丑陋”和“美丽”；在例⑩中，作者分别用“臭皮匠”和“诸葛亮”喻指“无知”和“智慧”；例①①中用“纸老虎”来暗喻“外强中干的敌人”，读者在阅读中，通过这些文学形象可引发其它的联想和想象，给人与美的享受。
目前关于文学形象的翻译，我国译界普通采用以下一些译法：①直译以保存原语的形象，如例⑨⑩①①的译文。②直译行不通改用意译法，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译为"The best policy is to go away "。③改变形象的译法，用译语形象代替原语形象，如“班门弄斧”译为"Teach one's grandmother to suck eggs."。④直译加上注释。 这四种形象翻译法，都各有其优缺点，能保存原语形象的，又难以在译语读者中引发与原语读者相一致的联想和想象；不能保存原语形象的，又失之于艺术形象的丧失；而用译语形象代替原语形象又失之于语言的文化传播功能的丧失。总之，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心态和审美习惯的差异，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在文化和审美等方面存在着客观差异，同一形象引起的联想和想象就会有差异，这就给文学形象在译语中的再现构成了一定的难度，导致形象意义在双语转换中的损失或部分损失，形成了形象意义可译性的限度。
4、文化意义可译性的限度
文化意义可译性的限度是指双语中同一表达对它们所涵盖的文化蕴涵不完全一致，在译语中没能完整准确地传达出原语的全部文化意义，没能使译语读者感悟到原语所蕴涵的文化价值，这就导致文化意义的丧失。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最重要构成部分，特定的文化现象常常把某种烙印牢牢地刻在语言之中，尤其表现在词汇这一层次上，更多地带有某种文化的价值观。举liberalism一词为例，常译作“自由主义”，西方人和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就有所不同，其中还蕴涵有开明、主张进步和改革、反对特权、主张文化自由等意义。〔11〕还有politics和“政治”、social science和“社会科学”、community和“社团”、 idealist和“唯心主义者”、individualism和“个人主义”等， 这些词的差异既反映了文化上的不同，也反映了政治上的不同。〔12〕
再如汉语中的表亲关系严格区分，表兄妹、叔伯父、婶姆都有专门的词来称呼， 既要区分性别又要区分辈份， 而英语却笼统地称之为cousin、uncle和aunt，它们和汉语无具体的对应词。 汉民族严格区分亲属关系，这反映在汉语言中还残留有宗法制度的观念，表明汉语还刻有深深的封建主义的烙印，也表明汉语和英语在文化上有较大的差异，常常出现词汇空缺或意义空缺的现象。
对文化烙印深刻的词语的翻译，我国译界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因此，在翻译实践中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也有所不同，有的主张直译，不必考虑译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理由是翻译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传播文化，促进交流；有的则主张变通的手法，能接受就直译，不能接受就采取意译，只求概念意义的对应，表达功能的对等，理由是文学翻译的任务就是要再现原作的美学价值，传播文化才是次要的。其实，文化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中，还体现在我们的思维和日常行为规范中，在交际中，非语言手段也会使语言带上附加的文化色彩，使得双语间的转译增加了难度，导致双语转换中文化意义的丧失，造成了文化意义可译性的限度。
前面，我们分析了文学翻译面临的各种障碍，然后，从四个主要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可译性的问题，表明在文学翻译中确实存在可译性的限度问题，这种可译性限度的存在是由于双语在形式、风格、形象、文化等方面存在客观的差异所造成的，导致在双语转换中，可译性的降低。虽然，我们可采取各种变通手法来加以传达，然而，就这些意义的转换来说，它们不是绝对地完美的，它们的可译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们的可译性是存在限度的，在翻译实践中，应该对此有所认识，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才能尽最大努力做好翻译工作。
注释：
〔1 〕〔2 〕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2年，第7页、8页。
〔3〕〔4〕〔8〕张今《文学翻译原理》，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8页、89页、131页。
〔5〕〔6〕张泽乾《翻译经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
〔7〕杜承南、文军编《中国当代翻译百论》，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
〔9〕《中国翻译》，1997年第2期。
〔10〕杨自俭《翻译新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57页。
〔1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
〔12〕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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