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长三角和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初探[1a]--从“苏湖成熟，世界脚”到“湖宽成熟，世界脚”_农业论文

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①a]——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湖论文,湖广论文,天下论文,长江论文,明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地区同属长江中下游平原，光、热、水、气、土等自然条件亦大致相当，但两地的经济水平却颇有差别，其原因复杂多样，本文仅以明清时期两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比较对象，讨论了以下问题：1.农业经营重点的次第转变；2.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结构转变的正负作用；3.城、镇工商业经济对当地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

“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流行于宋元时代，“湖广熟，天下足”则流行于明清之际，这两句略带夸张的谚语表明了苏湖（常）和湖广地区粮食生产不同时期内在全国的重要地位。“苏湖（常）”，代表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所谓“湖广”其实主要指令湖北、湖南境内的沿江濒湖平原地带，前者可上溯至古代的吴越文化，后者则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河姆渡稻作遗址，而两湖平原也有令人惊异的彭头山水稻遗存，这表明两地的稻作文明也可能是各自独立起源，且发展难分伯仲。实际上战国时期荆楚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一度领先于吴越，只是后来荆楚经济渐衰而吴越日盛，到宋元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已居国之首，其时的两湖地区在不少人眼中却仍是“火耕水耨”、“地旷人稀”的化外蛮邦。明清两湖平原农业经济的勃兴有渐振昔日雄风之势，“湖广熟，天下足”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斯时湖广地区渐成全国新的米粮中心，但还不能说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对这两个地区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已有不少学者作了大量卓有见地的精辟研究。因此本文无意对“苏湖（常）熟，天下足“及”湖广熟，天下足”二谚本身及其传布进行详细的考证与诠释，而想从这两条谚语的转变表象探究它所反映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含义，对诸如发生这种转变所代表的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异同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内外条件、结果与影响等问题进行粗线条的勾勒。如果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两湖平原可以作为封建晚期发达地区与已发展地区的各自代表的话[①b]，则这对发达地区与已发展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互补似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农业经营重点的次第转变

在开始比较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两湖平原明清时期农业经营重点转变之前有必要简要引述一下两地的自然经济地理条件。从全国地理区划角度来看，这两个地区同属于一个经济地理单元，即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光、热、水、气、土壤等条件大致相当，差别甚微。

长江三角洲地区通常是指围绕太湖的苏、松、常、镇、杭、嘉、湖诸府所属（明清时期行政区划），扩大时有时也包括宁绍平原。该地区地势低平，以平原和低山丘陵为主。苏南平原和杭嘉湖平原海拔只有2—5米，宁绍平原也低于20米；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000—1700毫米；水源丰富，太湖集水面积19000平方千米，最大蓄水量可达43亿立方米；土壤条件好，有机质含量高，熟土层厚，保肥性、通透性良好；热量条件好，年均气温15—19℃，年均无霜期230—280天[②b]。

两湖平原主要指江汉—洞庭湖平原及鄂东沿江平原。江汉平原及鄂东沿江平原地势低平，地面高程大多不到35米，较高亢平原与湖沼洼地沿江河成带状相间排列；年均降雨量1100—1400毫米，主要集中在作物生长期内；无霜期250—280天；区内大部分耕地系冲积土，富含有机质与矿物质，自然肥力高，土质疏松易于耕作[③b]。洞庭湖平原亦属湖积平原，土层深厚松软，富含有机质；年均降雨量1300—1400毫米；无霜期250—280天；年均气温16.5—17℃。[④b]

这两个地区的共同优势是宜农、宜渔，水上交通便利，贸易条件优越。

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唐末以迄宋元时代不断发展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盛产米粮是其典型特征之一，因此有“苏湖（常）熟，天下足”之谚的广泛流传，该时期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的种植是当地种植业，也是当地农业生产的主要内容。明代中叶这种情况发生改变，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渐次下降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渐次上升，不但如此，农民投入经济作物生产的人力也更多，技术更细腻，农户农业经营的重点已不在种植粮食作物的“田”，而在种植经济作物的“地”，有所谓“多种田不如多种地”的新的价值取向[⑤b]。这种转变在不同的小区域内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农业生产总的发展态势表现为多样化的特征。概括而言大致在太湖以东、以北的水乡地带仍基本以种植水稻为主，并辅之以麦类、油菜、席草等粮食、经济作物；在濒江临海的冈身沙土地带则以棉花、水稻为主，杂植麦、豆、靛青等作物；太湖沿边及浙西平原地势高亢而近水的地区则以植蚕桑、水稻为主，并兼植麦豆、烟草、乌桕等粮食、经济作物；苏南浙西的低山丘陵地带以植旱地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是竹、木、茶等。当地农民在种植上述不同经济作物时往往有与之相宜的生产活动互为关连，如植棉与纺纱、栽桑与缫丝等，并渐渐在不同自然区域或生产个体间形成分工，甚而演化为专业性生产，其收支盈亏与市场需求大小紧密相连。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结构演变的主要内容即这些多样化生产及由此而导致的农业生产综合化、专业化和商品化发展趋势。[①c]。

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复杂多样，人多地少也许是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杭嘉湖三府洪武年间人均尚有耕地3.5亩，所产有余；至乾隆中期人均耕地已降至仅1.2亩左右，以当时平均约2石的亩产量估算，人均得粮仅2.4石[②c]，尚不敷日食之需，遑论税粮、饲料、种子等其它方面用粮。

以常理论，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多地少粮食不足当更应加强粮食作物的生产，如扩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提高复种指数、提高单产以尽量增加粮食总产量。但该地却恰恰相反，他们反常规的作法主要基于利益的考虑，因为种植粮食尤其是水稻不仅花工多、对季节要求严格，受自然条件如水旱影响大，且在生产技术未有重大突破的传统农业前提下，水稻增产潜力有限（御稻在苏南推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不合算，农民对它不感兴趣，封建帝王出面推广水稻品种也竟然无果而终，这说明当地民众对实际利益看重的程度），而种植经济作物如栽桑，用工虽多但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较小，更主要的是潜在产出值高，可获得比种粮食高出数倍的收入。有的地方最初只是在土壤条件较差的田块或田旁路边植桑，后来干脆用上好的稻田栽桑，即所谓“桑争稻田”。桑树部分取代水稻不仅仅是作物种类的简单置换，它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农业经营重点从集约化程度较低的生产部门向集约化程度相对较高生产部门的转移，由于栽桑比种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因而又有从劳动力密集向资金密集转移的特点，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③c]。类似情况还有因改种棉花、烟草而出现的“棉争稻田”、“烟争稻田”等。

当地农民用在经济作物上获得的、远远超过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不仅可以完纳赋税（一条鞭法施行后可以以钱代粮），也可以从市场上购得自己粮食需求中的不足部分。显然，要到市场上购买粮食就必须有足够的粮食进入流通领域作为前提条件，即要有充盈的卖方市场，此时的两湖地区正好充当了这一角色。

弘治以后两湖地区能大量输出米谷同样有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主要基于该地农业生产的勃兴和中转沿边省分米粮[④c]；其次是该地人均耕地较多，赋税漕粮负担较低，米价较低等[⑤c]。明代初期，两湖地区开始大兴垸田，并在明代中叶形成一个高潮，垸田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土壤特性较适宜于种水稻，因此垸田的大量垦辟实际上即不断扩大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的种植面积[⑥c]。这是明清两湖地区农业经济结构演变中最为瞩目的事情。尽管明清时期总体而论两湖地区的水稻生产技术水平及单产量均不及长江三角洲地区[①d]，由于在有明一代两湖平原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得以有大量余粮输出；沿边省分如四川、江西等地米谷亦藉此地（主要是汉口米市）转运，其相对较低的价格吸引了大量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人将其转运各方；加上漕粮、军米等官粮的大量调拔，遂给朝野人士形成“湖广熟，天下足”的感觉。

“湖广熟，天下足”一谚中的“湖广”经今人考证并非整个两湖地区，而主要是两湖境内粮食生产最发达的几个农业经济区，即今湖南境内的洞庭湖平原和湘中丘陵盆地，湖北的江汉平原和鄂东沿江平原（按有的划分方式，这其中的大部分亦可归为江汉平原[②d]），亦即广义上的两湖平原。所谓“天下”则主要指南半个中国，尤其是长江、珠江两流域对湖广米粮的依赖[③d]。当然其中也有相当数量逆汉水而上陕晋中原[④d]。

“天下”皆赖“湖广”的态势在清中叶后发生蜕变，两湖地区由于人口日多、水灾频仍等原因出现生产停滞，其米粮输出也盛极而衰，雄风不再。虽然两湖米粮济运江浙的现象直至解放前并未停止，但其可使“天下足”的米粮济运规模与声势已成昔日黄花[⑤d]。如果两湖平原在水稻生产达到一定程度难以再有突破时能循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轨迹开始结构转型亦属理想，然而两湖平原在此方面虽有发展趋势，但没有取得成功。该地区明清时期在发展粮食作物生产的同时其实并未偏废经济作物的生产，两者甚至可以说并行不悖，并终至形成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为辅的总体生产格局[⑥d]（洞庭湖平原的经济作物比重较小）。虽然两湖境内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超过粮食作物的地区不少，但主要集中在丘陵地带及沿边山区，平原湖区鲜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且该地经济作物的种植以棉花和麻类为主，均属劳动密集型种植生产，需要资金投入的蚕丝业则极不发达。麻类主要以原料形式自用或出售，棉花则用于家庭纺织或直接进入流通领域[⑦d]。当湖广棉布行销天下时，长江三角洲地区并未在棉布上与之一争雌雄，而是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转向效益更高的蚕桑业[⑧d]。两湖地区的农业发展较之三角洲地区总是慢一拍，但当清中叶之后两湖平原出现严重的农业人口相对过剩时却没有发生如当初三角洲地区由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生产的大规模倾斜转移，粮食作物生产始终占主导地位，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农业生产性质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完全不同。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种粮自食、经作换钱，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分离，副业商业化是其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两湖平原粮食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二位一体，粮食商品化亦即主业商品化是其发展的主要方向，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⑨d]。

二、两地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结构转变的正负作用

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人口的相对过剩现象出现较早，这些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出路大致有内外两种消化途径。内部消化或称内部转移是指农民并不离开土地抛弃田作，而是在努力经营好大田生产的同时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包括丝织、纺纱、编织、烧窑等业。这些家庭副业、手工业在当地农村经济生活中作用甚巨，不可或缺，农家既以其收入维生计、纳赋税，还要靠它反哺农业，谁家的副业和手工业收入高，对农田投资就多，田也种得好，反之则否。从事农村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有农闲的青壮劳力，也有劳动力机会成本几乎为零的妇女儿童，他们昼耕夜织终岁辛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富庶正是建立在农户日夜劳作的基础之上，甚至有以此而致富者[①e]。

外部消化或称外部转移是指农民离开土地，向其它行业或异地谋生，这种途径的农民又可细分为三类：1.离土不离乡，指被迫沦为奴仆，依附于富家大族卖身过活者，总人数当不多；2.流入城镇成为工商人口，这些失去土地的城镇新成员不仅为繁荣当地工商业经济作出了历史贡献，其中在劳工市场上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生存的人还是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滥觞；3.流向开发中或未开发地区，既有政府的强制移民也有向未开发地区或开发中地区寻求拓展的自然移民，其流向地便包括两湖地区[②e]。以上各种转移方式或途径当然并非泾渭分明，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多种形式交错发生，其中以亦工亦农亦商型的转移方式或称“不完全转移”的比例最大，属于可农亦可非农的过渡形态[③e]。

两湖地区开发滞后在移民上亦有所体现。西晋八王之乱及唐中叶安史之乱时大量北方移民迁居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他们对该地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直至明清时代两湖地区才成为移民出入的主舞台，在这次始于元末止于清代的长江流域内东西向移民运动中，迁入两湖地区的移民来自十余省分，而主体源于长江下游，尤其是江西。与此同时，大量的两湖人又移居四川，在这一进一出的过程中两湖地区人口结构与数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移入者多集中在平原湖区和河谷地带，而移出者多是毗邻川省的居民[④e]。外地移民入籍之后增加了对耕地的需求，而两湖境内平原地带的大量湖荒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不断开发，康熙末年至嘉庆年间两湖人口高速发展而垸田开垦也达到高峰并及至于滥。两湖地区劳动力转移与此密切相关。乾隆初年两湖平原的农业人口相对过剩已表现明显，“湖广熟，天下足”之说渐失其往昔诱人之魅力，该地农业人口相对过剩之后的出路也有内外两种消化途径，内部消化主要通过更多地垦殖进行，外部消化主要是向平原沿边山区移民[⑤e]。

靠扩展耕地面积、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等农业内方法消融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粮食需求是传统的解决方式，但在某一具体地区当耕地扩展告罄而无重大技术突破的情况下其容量受到限制，当人口增长到一定临界点之后必然会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准，因此更积极的方式是依靠农业外的力量如进行择业的改变（其前提是整个社会有粮食供应，哪怕是洋米）来消融相对过剩的农业人口。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与努力，他们放眼于狭义的以种植业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之外，或者虽仍不离农业，但徙居生产条件相对落后的异地，以先进者身份带动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并同时获得相应的酬报，这些无疑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两湖平原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转移显然逊色不少，入城镇务工商的农业外择业变化极其有限，主要靠的是垦荒与向外移民。从宏观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方式不仅不具备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积极作用，反而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无穷的后患。两湖平原跨荆江而立，荆江乃长江水文最复杂、矛盾最多的地段，江南洞庭湖平原并无巨大堤岸屏护，向系长江自然调蓄池，但明清沿湖不断被垦，湖面日渐缩小并阻壅洪水自然渲泄，洪灾年甚一年，化解人口压力的恶果是环境的严重破坏与生命财产的不断损失。江北江汉平原襟江带汉，以堤为命，一旦堤决则漫漶无边、积水兼旬，恢复生产较难。明清由于不断滥围滥垦，把洪水大部逼入主泓，加大堤防压力，结果使得荆江两岸在清代后期几乎无年无灾。向平原沿边生产条件较差、生产水平较落后的山区移民效果亦极不理想。川陕楚交界地带、湘鄂西山区均曾掀起过垦山的高潮，虽则初期的垦荒为移民换得了一时之温饱，然而垦山对环境破坏的负面影响却是深刻而久远的，其后果用“灾难”一词形容并不为过。首先，毁林开荒得来的耕地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表土层侵蚀殆尽，几年之后人们只好弃地他往，与藉此地化解人口压力的初衷背道而驰。其次，也是更为可怕的是盲目的毁林开荒不仅大大降低了长江中游大小支流两岸地带蓄留水分的能力，致使山洪频发，加大中游主干流蓄泄洪水的压力，且流失的水土在各支流下游及荆江河段沉降淤积抬高水位又增加对堤防的威胁；不断的泥沙淤积还迫使堤岸不断增高，致使汉水、长江部分河段成为地上河。因此，即或无灾之年，由于水悬地上，许多地方地下水位偏高，极不利于作物的正常生长，两湖平原水灾之多、之重鲜有能匹。到清代后期，该地水患已严重到阻滞当地经济发展的程度[①f]。其结果受害最重的竟正是输出这些移民的两湖平原地区[②f]！直至今天洞庭湖区及荆江沿岸地带仍饱受潴水之苦而乏解决之良策。

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业相对过剩人口的出路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转移方式。两湖平原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转移属于平面拓展耕地的最低层次，主要属内部转移，也是同一时期内中国农业的普遍和典型代表方式，这种方式以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时间为前提，它要求耕地面积（或至少是作物播种面积）与人口成线性比例增加，当可利用耕地增加到极限程度而转移方式不变的话，人地矛盾就不可避免地总爆发，降低生存标准、社会剧烈动荡等情况都有可能相随而生。

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转移则已开始突破单纯内部转移的方式向外部转移过渡，并在局部地区取得成功。它并不要求耕地数量的等比例增加，但强调收入的等量增长，它仅代表了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农业经济区（另如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其外部转移是建立在内部转移已成熟或完备的基础之上，因此三角洲地区农村相对过剩人口的转移方式当更具有借鉴意义。

在粗略比较了两地相对过剩农业人口转移方式及作用后，这里附带提及一下两地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差异。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不仅经济繁盛冠于全国，亦是天下人文渊薮，整体文化素质较高，这不但表现在纯思想、文学等方面人才之多，作品之盛，即或地主小农亦多以“耕读传家”，有一部分士绅由于不同的原因参与了农业生产并记下心得要点，以农书形式传世。在王毓瑚先生《中国农学书录》中指明著者为江浙籍人的便有130部之多（全书共辑录存佚农书545部），其中属于反映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著名地区性农书有《沈氏农书》、《补农书》、《浦泖农咨》等（姑不论松江人徐光启所撰之集大成的煌煌巨著《农政全书》）。这些农书记载了当地较其它地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掌握了这些先进生产技术的农民其素质亦当较其它地区农民素质要高。

明清两湖地区虽曾有公安三袁、湖湘学派等领一时之风骚，但就农业文化而言，其地的农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却都无法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两湖地区未曾见有发生重大影响的综合性传世农书，寥寥数部小型专业化农书亦且散失殆尽，所保存者其价值无一堪与《补农书》之类农书相比较。如果从各地农书多寡与质量高低可以判别各地当时业农者农业技术水平高低的话[①g]，则两湖地区农民文化素质低于三角洲地区也是影响两湖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②g]。从这项比较可否引申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人口的多寡并非一地经济落后与否的决定条件，人口作为一柄双刃剑，既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可以阻滞其发展，这其中包含一个适度的问题，在适度的前提下人口素质的高低则起主要作用，相同密度但相对较高素质的人口显然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反之则否。

三、城、镇工商业经济对当地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

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对过剩农业人口部分移入当地市镇，一方面减轻了对有限耕地的压力，一方面也促进了市镇经济的繁荣，该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周围农村的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一地市镇数量的多寡往往与当地农村经济的盛衰相辉映[③g]，而市镇的类型及发展规模亦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地农村副业、手工业的特色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保证了城镇非农产业人口对农副产品如粮食、菜蔬等的需要，不足部分才输自外地；农业生产同时也为当地市镇手工业、城市工业提供了原材料及半成品，包括供纺织印染用的棉花、棉布，供丝织用的蚕茧等，也正是因为当地城镇工业、手工业对丝、棉等原料或半成品的不断需求才保证了周围农村的农民能尽心于栽桑养蚕种棉织布等属于传统农业中副业部分的生产（实际上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副业在许多地方很大程度上已成主业）[④g]。研究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主要农村市镇按重要性依次为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及粮食业市镇[⑤g]，其与农村经济的紧密相关程度不言自明。

明清两湖平原的农村市镇无论从规模、数量还是功能上都无法与同一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同类市镇相比拟[①h]，影响较著、稍可比拟者唯几个大中城市。按照区域市场经济理论，每个经济区都有它的中心市场，长江三角洲地区充当此类角色的大中城市较多，如苏、锡、常、杭、嘉、湖皆然，沪、宁作用更大。尤其是上海，晚近曾是远东第一大城，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强大的经济辐射作用，该地许多新镇即由于设立新工厂、出现新行业而形成[②h]。汉口是两湖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在全国也享有盛名，其名不在生产而在流通，因其处江、汉交汇之宝地，扼“九省通衢”之要冲，舟楫往来、百货充积，通过该地转运的绝大多数是粮、棉、茶、木材等农业初级产品，两湖产品在其中占了相当的份额[③h]。江汉平原是两湖境内的富庶之地，其境内的沙市在宜昌、汉口等城市未崛起前是荆江两岸即两湖腹地的重要中心市场，该城也是一座贸易城[④h]。两湖地区的大中城市极少具有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相同的生产功能，它们的单纯转口贸易性质未能形成足以自立的手工工场或大型专业化手工业市场，也没有发生大量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⑤h]，因而未能有效吸纳周围地区的相对过剩农业人口，未能形成相当规模的早期产业工人后备军，未能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初级产品加工增值，整个地区的经济格局亦完全未能突破传统农业的樊篱。至于散处各地的市镇功能更形单一，除了是政治中心以外，商业功用多仅交换货物而已，鲜有从政治、军事功能分离出来成为以经济功能或生产中心面貌出现的市镇，而这样的市镇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显然较多[⑥h]。

由于两湖地区的市镇主要只能吸纳当地农村的农业初级产品，极不利于该地农业过剩人口的非农转化和农业生产结构的深层次变化，农民主要是追求如何多垦荒地来增加总产而较少考虑择业的变化，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种植业（又主要是水稻种植）一直是该地农业生产的主要内容。其经济作物生产的大宗是种植棉花，两湖平原地区（尤其是江汉平原）虽亦以输出棉布闻名于世并曾一度挤占长江三角洲地区所产棉布的市场[⑦h]，但细究发现这几乎全是农余的手工制品，它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其产品用于到墟市上交换农户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或完纳赋税，个体生产规模未能扩大，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转运贸易主要是靠贱买贵卖套取利润，无助于商业资本向生产的转移，它可以更多地利用闲暇时间，尤其是妇女儿童的时间，反正他们的机会成本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几乎为零。这一点与长江三角洲地区较相似，但此类劳动的使用在两湖平原地区并未导致青壮劳力从农业中分离，而且当两湖平原地区所产棉布挤占长江三角洲地区所产棉布市场之时，后者也已向经济收益更高的产业如丝织业进行转移了，倒不是这一地区棉纺织技术落后了或产量降低了[⑧h]。

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地区农村经济结构的演变是相辅相承、次第进行的。当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将经营重点转向经济作物种植、进入城镇成为工商业者时，依赖的正是以两湖平原为代表的地区的米粮供应，或者说两湖平原地区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正是因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经营重点发生改变而提供了机遇。两者经营重点的次第变化虽说是当时经济条件下专业生产在不同地区的理性分配，有利于全国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但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却相差了一个层次并对以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两湖平原农民以低效率、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支持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结构的逐渐转型。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与两地农村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不同转移方式及市镇经济对农村的不同反馈作用密切相关。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剩余劳动时间的农业外转移（这里的农业主要指狭义农业即传统意义上的种植业）有利于当地农村经济结构向专业化、商业化转变和整个地区工商业经济的繁荣，而两湖平原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平面转移（即尽量扩大作物种植面积）不仅融纳程度有限，垦山围垸反而带来阻滞当地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同时，长江三角洲地区发达的市镇工商业、手工业经济无疑也有助于当地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变，而两湖平原地区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长江三角洲地区明清时期农村经济结构向多样化、专业化和商业化的缓慢转变及由此形成的相对发达的整体社会经济基础，为以后的工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该地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萌生的乡村工业及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强大的乡镇企业均与明清时期形成的传统一脉相承。相反，两湖平原直至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仍依然以农业为主，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农村工业的艰难起步。

注释：

①a本文所指明清时期下限在鸦片战争前，鸦片战争后涉笔不多。

①b按郭松义《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2）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列为发达地区，包括两湖平原在内的绝大多数传统农业区列为已发展地区。

②b转引自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③b本书编写组：《湖北农业地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b湖南省农业区划委员会编著：《湖南省农业区划》，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⑤b张履祥：《补农书》。

①c陈忠平：《论明清江南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

②c范金民：《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

③c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

④c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第3期。

⑤c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论述》，《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

⑥c最近龚胜生撰文（《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2）否认了这一公认的观点。他认为垸田集中的洞庭湖和鄱阳湖（没有提到江汉平原）湖区州县水田比重的均较周围地区低，而且愈往湖区中心比重愈低，其原因是①怕水淹而植麦非植稻；②洲渚涨塌无常宜旱作。但作者同时指出“湖区成为重要的稻米产区并不在于其水田比重高，而在于其垦殖指数高，水田绝对数量多和水稻单产高”、“水田绝对数量多”实际上佐证了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种植面积随垸田扩大而增加的观点。

①d对此有争议，本人对清代江汉平原的研究（《清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详析》，《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持此论，对两湖地区的考察待刊。

②d本书编写组：《湖北农业地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③d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

④d谭天星：《简论清前期两湖地区的粮食商品化》，《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

⑤d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外运粮食之过程、结构、地位考察》，《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

⑥d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3年第2期。

⑦d梅莉：《清代湖北纺织业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

⑧d这是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但美籍学者黄宗智先生在其近著《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就耕地面积的总收入而言，栽桑养蚕显然比种水稻要高得多，但如果考虑单位劳动报酬则养蚕的工作日均毛收入远低于种稻，极少例外，这并不排除劳动力年收入（而非日收入）和家庭总收入（而非人均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因为许多闲暇时间和没有机会成本的家庭成员都得到了利用。在这样的前提下，在耕地严重不足的地区发展蚕桑业亦是势在必行。该书提出了许多类似与中国主流学者相左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对其进行详细的介绍与讨论显然已超出本文的范围。

⑨d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农经济》，《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作者在文中论述的是湖南四川小农，但笔者认为在粮食商品化方面湖南湖北的平原湖区地带比较相似。旱作区或经作区则当别论。

①e范金民：《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

②e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③e马学强：《试论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内变迁”与劳动力转移》，《史林》1993年第1期。

④e张国雄、梅莉：《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的地理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

⑤e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①f张建民：《清代江汉—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1987年第2期。

②f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

①g大致当正确，但不尽然，同时代的四川盆地及江西地区均有较有影响的传世农书，而两湖地区没有。此点同事王利华先生提及，惜未深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②g农业人口素质高低与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此暂不申论。

③g吴仁安《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④g张华：《明代太湖流域专业市镇兴起的原因及其作用》，《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4期。

⑤g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学术月刊》1990年第12期。

①h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明清市镇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的盛况相反，学者们对明清两湖地区农村市镇的研究较为冷漠，与该地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不甚相称。此处提出的说法原自一些附带性的研究，如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等。

②h详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附录），中华书局，1992年。

③h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④h陈关龙：《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⑤h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⑥h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⑦h李伯重：《明清江南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⑧h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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