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传友[1]2003年在《陈与义战乱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前绍江西诗派余绪，后开陆游、杨万里等中兴诗人的先河，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靖康之乱是陈与义诗歌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在此后短短五年多的战乱期内，他创作了二百八十余首诗，几乎占了他诗歌创作总数的一半，与此同时，他的诗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独具特色。陈与义在宋诗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而战乱诗又是他本人诗歌创作的转折点和最高点，所以加强陈与义战乱诗的专门研究，不但有利于我们把握陈与义的诗歌全貌，而且有利于更好地考察宋代诗歌流变的历程。然而，陈与义诗歌研究在宋诗研究中一直都是“冷门”，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而对陈与义战乱诗的研究就更少了。虽然，莫砺锋的《江西诗派研究》，吴淑钿的《陈与义诗歌研究》等专着，艾思同的《论陈与义的诗歌》、吴中胜的《战乱年间的陈与义的几个问题》等论文，对陈与义的战乱诗也有所论述，但都是较为零散，不成体系，有嫌肤浅。他们都指出陈与义的战乱诗风发生了变化，但究竟它在内容题旨上有哪些开拓，在艺术风格上有什么革新，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一转变，诸如此类的问题却很少有人作过更深入的研究。本文拟针对上述问题作一番力所能及的研究。一、二章从主题取向、美学特质两方面对陈与义战乱诗作了文本上的研究，以探求其在内容质素和艺术质素上的创新。第叁章则从战乱现实、文字之禁等外在因素和创作追求的转变这一内在因素，对陈与义战乱诗风转变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从而对陈与义的战乱诗有一个较全面、深入而又系统的把握。
刘雄[2]2013年在《陈与义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与义(1090-1138)是南北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他师尊杜甫,推重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称杜甫为江西派的“一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叁宗”。陈与义在诗歌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后世亦有深刻的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艺术角度来研究陈与义的诗歌。本文分上、下两编,上编是陈与义诗歌研究正文。对于前人论述较多的问题比如陈与义与江西诗派的关系,简斋体或新体等不再赘述,而是集中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陈与义的家世、生平及与党争。陈与义生活于北南宋之交,正是赵宋王朝内外交困,整个统治最为黑暗也是最困难的时期。陈与义作为生活于这一时期官至执政,进入最高统治层的政治人物,考察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与政治态度、政治品质,对于在党争与抗金斗争的中态度与表现是不可回避的两个问题,也对他的诗歌有着重要影响。对此,本文除了对其家世、生平作了介绍外,着重对以上两个问题作了考析。认为：首先,在北宋党争最激烈、蔡京等六贼对元祜党人迫害最厉害的时候,陈与义还与多名入元祜党籍者及其子孙交往酬唱,说明陈与义虽为王黼荐引,但并非与王黼之流同流合污,更没有投石下井,参与对元祜党人及子孙的打击迫害,但由于与王辅的关系,他也成为北宋党争的牺牲品。其次,在抗金问题上,陈与义受南宋党争影响,前期主战以附和张浚,后来主和,以“调停两可”,受到诟病。二、陈与义诗歌的继承和影响。这个问题前人讨论已经比较多,本文力求在前人基础上更加深入和细致。就其突出者而言,论述了陈与义学杜、学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和王维、学黄(庭坚)陈(师道)以及对于杨万里的影响。借用了皎然的“叁偷”理论说明简斋学杜的层层深入；分析了陶韦柳王的同中有异,更精确地把握简斋诗的特色；从重锤炼、忌俗的诗学主张以及袭用点化其诗句的手法等方面考察了简斋的学黄陈；从对灵感的重视、善于写生、对味的重视等方面分析了简斋对杨万里的影响。叁、陈与义诗歌的类别。这主要是考察相同题材的不同处理手法和艺术特点。选取了登览、旅况、节序、晴雨、送别、忠愤等有代表性的六类,主要同杜甫、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相同的题材作比较,揭示出陈与义诗歌的特色。四、陈与义诗歌的修辞。虽然涉及陈与义诗歌艺术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概括地谈及风格的多,落实到具体修辞的少,本文试图着力于此。古人的诗话受“言不尽意”思想的影响,偏重于印象式的批评,难以征实。而如今人王力的《汉语诗律学》这样,讨论“语法”、“词汇”、“修辞”、“结构”等,有助于一般读者的理解,却又没进入审美领域。本文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用语言学方法分析诗歌的艺术。本文分析了陈与义诗歌对仗、用典、字法、句法、声律、意象、比喻、拟人等八个方面的内容,是从广义上使用修辞这个词。下编为陈与义生平事迹与诗歌编年,按年月编排了陈与义的事迹以及有关当代政治、军事大事；考订了陈与义诗歌的写作年代；参考了白敦仁和郑骞的年谱,并纠正其错误。
张奇[3]2007年在《陈与义诗歌叁论》文中研究指明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虽然目前学界对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比较深入,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显得很不够,而且有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在总结前人有关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几个方面进行开掘:陈与义和江西诗派的关系,力求在文本解读的同时,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论述陈与义并不属于江西诗派;陈与义的思想中有着强烈的山林隐逸情结,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文中,更体现在他的具体行为上,文章在揭示这种情结的成因的同时,也探讨这种思想对他创作的影响,揭示其诗歌风貌形成的内在因素;陈与义诗歌的艺术渊源,前人多论述他学杜甫,而本文着重探讨了不为人注意的他和王维、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之间的联系,并就此探讨了这种诗歌渊源对他的诗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此外,还有两篇附录的文章:一篇是考证陈与义一首词的写作年代,一篇是对白敦仁先生的专着《陈与义集校笺》部分注释的商榷。
吴忠胜[4]1996年在《“诗宗已上少陵坛”吗──再评陈与义学杜》文中认为“诗宗已上少陵坛”吗──再评陈与义学杜吴忠胜如众所知，杜诗在唐宋诗坛的影响具有一个发展过程。盛唐时期，杜诗身价远不及王维、李白二人。中唐，由于元稹、白居易等推赞，杜诗诗名有所上升。晚唐，杜诗声望也很低，时人的几个诗集如姚合的《极玄集》，韦庄的《又玄集...
左继红[5]2008年在《陈与义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与义是两宋之交的一位杰出诗人,前人对其诗歌的研究可谓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果,但仍有不足。本文拟从陈与义诗歌的思想内涵及陈与义对杜甫、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的继承方面,对陈与义诗歌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陈与义思想丰富,儒、释、道思想兼具,他渴望仕进、心系时局,又向往山林、旷达超脱。此外,其思想又体现了时代之精神特色,即理学时代赋予诗人的理性精神,使诗人冷静而睿智,在诗篇中表现为尚意倾向和哲思理致的阐发。总的来说,陈与义诗歌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为两大倾向,一是社会责任感,一是个性自由的追求,这也是其诗歌的主要内容。且诗人在此两个题材上,都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这与对前人优长的学习、继承密不可分。他继承杜甫,不仅在诗歌句法、章法等艺术手法上取法杜诗,更能得其沉郁雄浑的风神,实现内在精神上的融通。此外,陈与义还继承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颇得陶渊明及韦柳的平淡自然、清新淡雅之风,延续了宋诗平淡清远一脉。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分析陈与义诗歌的思想内涵及陈与义对杜甫、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的继承,以充分认识其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进一步确立陈与义在宋代诗坛上的地位。
吴倩[6]2010年在《陈与义诗歌论》文中研究指明陈与义是两宋之交最着名、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前继江西诗派,后开南宋爱国主义诗歌先河,且为杨万里“诚斋体”导夫先路,在宋诗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但相对宋代大家苏轼、黄庭坚、杨万里等,陈与义诗歌得到的关注及研究还远远不够。本论拟对陈与义诗歌创作作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全文分叁部分:第一部分发掘陈与义的诗论。陈与义的论诗主张散见于他的诗歌作品之中,通过考察陈与义的诗学思想,透析影响其诗歌创作的理论性因素。从陈与义的论诗主张中既可见其与江西诗派的渊源,亦可见他最终得以挣脱江西藩篱的理论原因。不同于学术界对陈与义诗歌的粗略划分,第二部分以陈与义诗风变化为标识,以时代及其生活变故为依据,对陈与义诗歌创作作出新的分期。指出早期陈与义虽有江西之风,但已然出现新变。陈与义中期诗歌出现“关心政治”和“走向自然”两大主题:前者代表陈与义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后者上承陈与义早期新变的诗风,下接其后期诗歌风格。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多数成果,将陈与义后期诗风与早期诗风不加区别地等同起来。本论着重探讨了陈与义后期诗歌的抒情内核和境界构成,并细致辨析了与他早期诗风的差异。通过叁个时期的划分与创作分析,陈与义诗风嬗变的轨迹便清晰地凸显出来。第叁部分论述禅宗思想对陈与义诗歌创作的影响,从另一个视角,对陈与义诗歌的诗论、取材、用语和意境,作出了新的解释。对陈与义诗歌创作进行重新审视,不仅有利于陈与义诗歌创作研究的深入和系统化,还有助于认识南北宋之交宋诗的发展流变,以及宋诗的整体发展。
巨传友[7]2004年在《“陈简斋体”论析》文中认为今人在对“陈简斋体”的理解上产生了很大分歧,怎样看待这一分歧?如何理解“陈简斋体”?这涉及文学的接受问题。将“陈简斋体”还原到具体的历史中,通过考察当时人们对它的接受情况,发现“陈简斋体”具有的丰富内涵,揭示人们理解分歧的多方面原因。
参考文献：
[1]. 陈与义战乱诗研究[D]. 巨传友. 湘潭大学. 2003
[2]. 陈与义诗歌研究[D]. 刘雄. 浙江大学. 2013
[3]. 陈与义诗歌叁论[D]. 张奇. 安徽师范大学. 2007
[4]. “诗宗已上少陵坛”吗──再评陈与义学杜[J]. 吴忠胜. 杜甫研究学刊. 1996
[5]. 陈与义诗歌研究[D]. 左继红. 河北大学. 2008
[6]. 陈与义诗歌论[D]. 吴倩. 广州大学. 2010
[7]. “陈简斋体”论析[J]. 巨传友. 中国韵文学刊.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