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差距的增长效应分析：转型期中国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中国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效应论文,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二者之间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离开经济增长而单一研究收入分配或者只顾考虑促进经济增长不考虑收入分配问题，这在研究方法上是有一定片面性的。特别是判断一种收入分配差距究竟是否太大，分配差距是否合理，其主要依据就是应当根据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要求和标准来判断。为此，判断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是否合理，应当首先分析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究竟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何种性质的效应。这对重新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分配差距是否合理的判断标准
关于分配差距是否合理的标准应当首先予以明确。单纯的讨论分配差距过大或过小是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一般而言，判断一种分配差距合理的标准有两条：一是从平等原则出发，伦理学意义上讨论，即从公平观、平等观出发，从天赋平等权出发，应当着重收入分配结果的均等化；二是从效率原则出发，强调收入分配效率优先，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目标，显然分配差距有利于竞争，竞争产生活力与效率。笔者认为，上述两条标准都有一定道理，但二者各自都有一定偏颇。“平等标准”显然只重视结果均等化，但并未看到结果均等化首先是要有以经济增长为物化基础和前提条件，更何况，从价值观角度来看，平等观具有因人而异的特点，因而也难以形成统一的平等标准。效率标准则只强调增长效率第一，而忽视了由此所导致的收入差别过大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反过来最终会影响效率和增长，因此没有看到公平分配也有利于提高效率的一面。实际上较为合理的或者理性的标准应该说是从经济增长标准来分析。即判断收入分配差距是否合理，应当主要看这种分配差距程度是否影响了经济增长，即它给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积极影响，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就是说从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角度出发认识来判断分配差距是否合理。因为，一方面，经济增长本身会给收入分配带来影响，而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反过来也影响增长，所以，分析收入分配不可能离开增长而独立分析，必须把分配与增长结合起来考虑，从二者的互动关系入手分析收入分配制度。从经济增长标准判断收入分配，既反映了分配与增长的内在互动机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把增长中的效率与公平都能有效地结合起来。进一步说，就是在依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促进高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因为效率优先的结果导致了分配差距并已影响到增长本身或增长所必需的社会稳定条件和环境，表明这种分配差距已经过大，或者说这种分配差距就是不理性的；相反如果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有利于增长本身，或者说分配差距产生的积极作用明显大于消极作用，就说明这种差距状况是合理的，是理性的。当然，如果一种分配差距过小或者说平均主义分配已对经济高速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消极作用，尤其是损害了其他劳动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则同样表明这种分配制度也是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过小的状况应当予以解决，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从这里可以看出，增长标准与效率标准有一定联系，而且效率原则只承认差别与市场竞争，但却容易忽略由利益差别和市场竞争导致效率提高的同时却逐渐生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的可能，而后者也往往会逐渐生成增长对抗因素和负面作用，严重制约和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因此，单一的效率分配原则和标准会常常忽视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矛盾对增长的最终影响。所以经济增长标准比单一的效率标准更为理性，更为科学。下文分析差距拉大和消费需求与增长，基尼系数与消费倾向的相关性，城乡差距与增长、地区差距与增长等等都是从增长与分配相结合角度，从是否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出发讨论差距是否具有合理性，或说分配差距拉大的程度是否过大。
二、初步分析：转型期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效应
转型时期中国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即收入分配差距（包括居民个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等）呈现扩大趋势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一点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做了十分深刻的阐述和分析。但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分析收入差距扩大到目前状态下已经或即将给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何种影响，是有利于经济增长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由此才能对分配差距的性质进行判断并提出相对应的调整措施。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整体基尼系数在转型时期不断上升，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但是另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个人倾斜的过程中居民个人收入在改革时期却基本上是呈现放慢趋势。1978～1997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实际增长8.4％，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2％。从更长的时期段来看，还有一个收入增长长期慢于经济增长的累计效应。1953～1978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实际增长4.1％，而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3.3％，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1％。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是在过去25年收入缓慢增长基础上实现的。
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居民收入增幅不仅低于人均GDP增长幅度，而且还明显小于80年代的收入。199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幅达到1990年以来的最高点，为10.2％（系指名义收入增幅，下同），在此后的4年里连续下降，1994年为8.8％，1995年为4.9％，1996年为3.3％，1997年为3.4％。“八五”期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4.3％远低于同期人均GDP12％的增长速度。199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1997年大幅度回落至4.6％，1998年只增长3.5％（见表1）。
表1 农村人均收入和农村零售额的年增长率（％）
┌──┬──────────────────────────┐
│年份│农村收入增长率农村零售额增长率农村收入与零售总额比率│
├──┼──────────────────────────┤
│1985│7.9 25.9 58.5 │
│1990│1.8-2.11 55.0 │
│1991│2.0 7.39 53.6 │
│1992│5.9 7.34 51.9 │
│1993│3.2
-14.35 44.6 │
│1994│5.0 4.07 43.9 │
│1995│5.3 6.12 43.1 │
│1996│9.0 12.1 43.5 │
│1997│4.6 9.7 43.0 │
│1998│3.5
40.0 │
└──┴──────────────────────────┘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人类发展报告》，1999年。
根据消费函数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长快慢就决定了消费增长的快慢。改革开放以来，在供给能力（特别是消费品供给能力）迅速增大的同时，由于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改变了GDP的支出结构，使消费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趋于下降。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最终消费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曾一度从1978年的61.8％连续上升至1982年的68.7％，但以后连年下降至1990年的61.3％，并继续下降至1998年的58.0％。如果把改革开放的时期分为两个阶段，那么整个80年代的消费率平均达到65％，而1991～1997年间则下降为59.5％。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就可以发现我国居民消费比重是极其低下的。从表2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变化轨迹可以发现，1978～1998年的21年间，我国支出法GDP增长逐年稳步上升，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经历了一个“迅速上升—逐步下降—略有回升”的过程，总体轨迹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最高点是1980～1981年的53.1％，最低点是1994年的44.6％，但到1998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仍只有46.0％，不仅远没有回升到1988年的高点，而且还比1978年48.8％的水平低了2.6个百分点（见表2）。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在宏观层面上是不断趋于萎缩的。在这一个较长时期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9.5％。
表2 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年份 支出法GDP 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占GDP 年份 支出法GDP 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占GDP
（亿元） （亿元）
比重（％） （亿元）
（亿元） 比重（％）
1978 3605.61759.148.81989 16466.08523.5 51.8
1979 4073.92005.449.21990 18319.59113.2 49.8
1980 4551.32317.153.11991 21280.410315.948.5
1981 4901.42604.153.11992 25863.612459.848.2
1982 5489.22867.952.21993 34500.615682.445.5
1983 6076.33182.552.41994 46690.720809.844.6
1984 7164.43674.551.31995 58510.526944.546.1
1985 8792.14589.052.21996 68330.432152.347.1
1986 10132.8
5175.051.11997 74894.334854.446.5
1987 11784.0
5961.250.61998 79853.336921.146.0
1988 14704.0
7633.151.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
从上面这些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民收入分配整体格局在不断向个人倾斜，但是由于居民收入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结果使消费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趋于下降。至于为何在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过程中居民收入却始终滞后于经济增长，学术界对此已经做出了非常深入和科学的分析（注：周振华认为，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从根本上说是与“高积累带动高增长”发展战略有必然联系。改革以来，这一战略的本质内涵并没有得到改变，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仍然沿着投资推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轨迹运行。在高投资的生产能力扩张中，尽管居民收入水平较过去有了明显提高，但居民收入增长仍赶不上生产能力的粗放型扩张。）。笔者在此更加关心的问题就是在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并导致消费率趋于下降究竟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之间有无内在联系？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居民消费率下降对消费需求份额减少从而对增长会产生何种影响？
首先笔者完全赞同居民个人收入增长缓慢与消费率下降与粗放型增长和扩张模式之间有内在关系，但是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可能还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从而与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有着一定的关系。改革以来，全国基尼系数不断提高，无论是城市内部还是农村居民内部及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都在拉大；结果在造成高收入居民边际储蓄倾向较高的同时，也导致了农民及其他低收入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趋于下降趋势。根据刘建国的实证材料，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1985年和1997年均明显低于城镇居民，1990年和1995年略高于城镇居民。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提供数据的3个时期中均低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见表3）。
表3 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的比较
┌──┬─────────┬─────┬─────────┐
│年份│平均消费倾向 │时期 │边际消费倾向 │
│├────┬────┼─────┼────┬────┤
││城镇居民│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农村居民│
├──┼────┼────┼─────┼────┼────┤
│1985│0.9108 │0.7983 │ │││
│1990│0.8468 │0.8518 │1985～1990│0.7855 │0.7525 │
│1995│0.8260 │0.8305 │1990～1995│0.8146 │0.8141 │
│1997│0.8112 │0.7737 │1995～1997│0.7387 │0.5987 │
└──┴────┴────┴─────┴────┴────┘
资料来源：刘建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
从这一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虽然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逐渐缓慢，而另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致使农民相对收入更低，再加上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致使这种低收入还缺乏稳定性，最终造成作为低收入的农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注：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收入不稳定的个人通常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其边际消费倾向大大低于建立在持久收入基础上的平均消费倾向。此外，弗里德曼、费希金等人也明确认为农户有着极其易变的收入和较低的当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由此表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有内在关联性，并可导致消费需求下降。
其次，由于收入增长缓慢和收入差距过大的双重作用导致消费率下降和消费需求不足也对GDP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制约，近几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分额逐渐下降就是一个例证（见表4）。
表4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
年份
消费贡献率 投资贡献率 净出口贡献率
1952～1970
73.2 26.6
0.2
1971～1980
64.6 35.3
0.1
1981～1985
66.9 33.4 -0.3
1985 64.4 37.8 -4.1
1986 64.1 37.7 -2.5
1987 62.3 36.1
0.1
1988 62.7 36.8 -1.0
1989 62.4 36.0 -1.1
1990 61.3 34.7
2.8
1991 60.8 34.8
2.9
1992 59.9 36.2
1.0
1993 58.3 43.3 -2.0
1994 58.2 41.2
1.4
1995 59.0 40.8
1.7
1996 57.6 36.3
6.1
1997 56.0 36.0
8.0
注：本文中所有的国内数据都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GDP的两种计算方法之间有一定误差，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贡献率之和不一定等于100％。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信息网。
从表3可看出，1992年之前，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都有在60％以上，但从1992年之后，消费贡献率连续6年低于60％，这6年的平均贡献率比前几十年平均贡献率低6个百分点左右。这一变化表明，需求不足是影响GDP回落的最主要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已经初步表明，居民收入差距，收入增长、消费需求之间有内在关联性，中国转型时期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已经严重影响了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三、实证分析：分配差距与消费倾向的相关性问题
上面的有关分析中已经涉及到了基尼系数（分配差距）与消费倾向的关联性。这里从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角度作进一步说明。
从表5、6、7中的基尼系数与消费倾向的相关性可以直观地看出，基尼系数较高，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时，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也较低，二者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从表5中可以看出，随着全国基尼系数的逐年上升，即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平均消费倾向也基本呈下降趋势，从而边际消费倾向也有一定程度下降。尤其是90年以来受结构调整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人员增多等因素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和收入预期明显下降。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力度加大又导致居民支出预期明显增强，致使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98年边际消费倾向仅有0.268；而90年代最后5年恰恰是基尼系数变化最大，分配差距呈快速拉大之时，这反映出基尼系数与边际消费倾向之间有极强的负相关关系。再分别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和基尼系数（表6）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和基尼系数的关系（表7）来看，它们之间同样具有较强的负相关的关系。这表明，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而另一方面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倾向也逐步下降，据中国人民银行2000年5月中旬对20000名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增收信心继续减弱，全国城镇储户当期收入信心指数为0.25，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为8.3，分别比2000年1季度下降10.4和3个百分点。而边际消费倾向大小则直接决定着投资乘数效应大小和GDP增长。
表5 中国1978～1999年基尼系数与消费倾向
年份基尼系数 消费倾向
19780.201663.5
19790.216865.4
17800.220 68.5
19810.221271.7
19820.215671.2
19830.226870.3
19840.238468.5
19850.249265.0
19860.268465.3
19870.273665.9
19880.286865.5
19890.28 65.6
19900.294 67.2
19910.293668.0
19920.301265.6
19930.31 61.3
19940.324 59.9
19950.328 61.5
19960.37570.38
19970.37954.66
19980.38626.18
19990.39750.77
资料来源：（1）以上1978～1995年的基尼系数和消费倾向采用黄丹等《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论》，《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2）1996～1999年的基尼系数采用《国家统计局2000年重点课题研究报告》，邱晓华的研究报告资科数据，消费倾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表6 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与基尼系数
年份 平均消费倾向 基尼系数
19850.9108 0.19
19900.8468 0.23
19950.8260 0.28
19990.7885 0.30
时期 边际消费倾向 基尼系数
1980～1985— 0.17
1985～1990 0.7855 0.21
1990～1995 0.8146 0.27
1995～1999 0.6864 0.29
资料来源：（1）基尼系数是笔者根据赵人伟、李实、邱晓华等人计算结果进行整理而成；（2）消费倾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计算。
表7 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基尼系数
年份 平均消费倾向 基尼系数
19850.7938 0.2267
19900.8518 0.3099
19950.8305 0.3415
19990.7137 0.3361
时期 边际消费倾向 基尼系数
1980～1985 0.7525 0.2364
1985～1990 0.9255 0.2683
1990～1995 0.8141 0.3244
1995～1999 0.4222 0.3322
资料来源同表6。
四、转型期城乡差距拉大与二元结构刚性矛盾的自我强化
转型时期，中国二元城乡结构刚性矛盾在改革与非均衡高速增长的影响作用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缓解，反而有了进一步强化。从上面的实证分析已经知道，农民收入增长日趋缓慢，农业边际收益递减作用日益凸现，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从1978年的1∶2.57曾一度下降至于1985年的1∶1.86，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迅速扩大，1992年超过1978年的差距水平达到1∶2.59，1994年曾一度高达1∶2.86，1999年依然是1∶2.59，城乡差别收入差距超过2，已属不太正常了。
虽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在双重转型时期是有内在必然性，也是市场机制在城乡二元结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差异的反映和表现，但必须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刚性矛盾本身就十分突出的国家，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拉大，人口占70％以上的农村巨大的潜在的消费市场因为农民收入增长趋缓且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日益萎缩，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据统计，1988年以来，农村居民拥有的自行车等传统消费品迅速增加，只稍低于城市地区，但一些较新的耐用品拥有量提高很少。1997年的城市居民彩电、洗衣机和冰箱拥有率分别为100％、89％、75％，而农村地区的比例仅为27％、22％和8.5％（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人类发展报告——199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11月。），如果农村收入能大幅度增长，这些较新的耐用品在农村就会有很大的市场前景。
二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客观存在也决定了城乡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在差异。农村落后的公共卫生资源、通讯设施等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身心健康并抑制了农村劳动生产效率和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目前，农村居民在享有国家公共卫生资源方面远远落后城市居民，以医院床位来看，城市居民人均医院床位数是农村居民的6倍，农村居民虽然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但他们只享有大约全国卫生资源的30％。公共卫生资源状况落后，已使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得不到基本保证，劳动生产的效率大大受到影响。另外由于农村收入缓慢和城乡差距拉大，农村拥有的电话机数量占全国总数比例也不断下降，电话普及率相差9倍。农村在享有公共通迅服务方面大大落后于城市，造成农村在获取知识、传播知识和信息、技术等方面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知识差距进一步拉大，信息受阻和封闭更是难以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
三是巨大的收入差距和预期致使人口流动与现有城乡结构、体制安排发生严重冲突和矛盾，致使城乡二元结构刚性矛盾更加突出，城乡二元结构严重背离而并非走向一体化。一方面城乡之间现实的收入差距与预期收入差异都会促使人口流动加快，而另一方面，长期形成并持续存在的城乡之间特有的严格的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不同政策与体制安排及由此造成城乡之间居民的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身份，又严格限制了人口乡—城流动，不仅致使有利于缩小差距的内在机制难以发挥作用，而且也导致了城乡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和强烈冲突。
五、转型时期地区差距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效应分析
双重转型时期地区差距的逐渐拉大也是市场机制在不同空间资源配置效率差异的必然结果，更是国家宏观分配政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及“先富后富”效应的必然结果，但当从是否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判断地区差距拉大状况、程度和性质时，则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地区差距拉大显然已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并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1.地区差距扩大加剧了全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状况，导致宏观经济运行日益缺乏稳定性。一方面在通货膨胀时期，发达地区由于人均收入增长较快，消费需求迅速扩张，带动当地价格水平迅速上升，而且还通过一系列传递机制和消费示范效应影响周围全国物价水平不断上升，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和需求过旺。另一方面，在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出现衰退以后，发达地区人均收入较高但消费倾向较低，甚至出现消费饱和，消费需求不足；而落后地区则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所以无法形成足够的市场购买力，同样也是消费需求不足，致使有效需求难以启动并拉动经济增长，经济更加持续衰退，加剧通货紧缩；而在此同时，落后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形成对当地较大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形成对发达地区的就业压力，出现连续不断的“民工潮”（注：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等人，1995。）。
2.地区差距拉大导致各地区“画地为牢”、“各地为政”、“自成体系”与“大而全，小而全”的重复建设和结构雷同代替了区域间“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分工体系和比较优势的发挥。地区差距拉大以后，落后地区为防止出现“贸易条件恶化”（注：这里指地区间贸易价格体制不合理的情况下，落后地区输出低价的初级产品，而输入发达地区高价格的加工产品，导致不等价交换的局面。），防止“价格剪刀差”而产生大量利润流失，也先后重点发展价高利大的加工产品，结果形成各地区“自成体系”，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进，地区间难以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分工局面，反而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结构雷同现象。尤其是“各地为政”以后，行政性障碍和地区封锁及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制约产品和要素市场的跨地区流动，产品供求非均衡状况和资源有效配置难以得到改善，严重影响了经济高效率增长。
3.地区差距拉大已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潜在影响和威胁。应当承认，包含地区差距在内的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恶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整体不平等“是所有资料国家中恶化最快的”（注：World Bank，Sharing Rising Income，P7～8.）。而这种“伴随着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人们无法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贫富差距就会变得让人难以接受，政府的道义基础就会削弱，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怀疑（注：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225，第226页，第8页。）。“如果只有少数地区、少数人口和少数阶层能从市场转型和经济增长中获利的话，人们对不平等的忍耐力就会降低，不满情绪迟早会爆发”，“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没有任何政府能在经济极端不平等的条件下维持政治稳定。”由此可见，地区差距拉大及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会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甚至引发地区冲突，并由此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落后地区人民的失落感与发达地区由于经济主导地位所决定的政治上更大的发言权会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和冲突，尤其是由于当某些落后地区在民族、宗教或语言等方面与国内其他发达地区存在文化差异的情况下，民族分裂局面更容易产生。
从以上这些分析都可看出，地区差距拉大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极容易导致地区冲突的民族分裂，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显然，目前中国地区差距扩大的程度尽管还没有直接引发民族冲突和社会不稳定，但确实应当对此予以高度正视和重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的地区差距已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构成了潜在的危胁，对此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毕竟我们不能否认“前南拉斯拉夫和前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分种族居住的共和国间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结果”（注：这方面先例很多，诸如印度的旁遮普邦，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前苏联的巴尔干国家，如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巴布亚-新几亚的布根维尔，意大利的兰巴蒂，扎伊尔的加提加，以及尼日利亚的比亚佛拉等。这些地区都是本国收入水平最高的。他们都认为从母国分离出来是摆脱穷亲戚的一个好办法。参见王绍光等，《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227页。）这一历史教训。
六、分配差距、贫困恶性积累与增长停滞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易产生社会贫困化。经济增长中的贫困化总是必然会给增长本身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和负面作用，尤其是贫困恶性循环更加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可以从下面两点分析中看出来：
1.贫困及其恶性循环。如前所述，贫困化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有密切关系。应当承认，双重转型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缓解绝对贫困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非均衡高速增长过程中未能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引起的贫困发生率尤其是相对贫困发生率上升速度大于经济增长引起的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前者的作用明显强于后者，致使净贫困人口呈现加速度递增。因此贫困与反贫困仍然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
无论是农村贫困还是城市贫困，贫困化首先表现为居民收入低下、收不抵支、债务沉重、低消费和低营养标准等。而且尤为突出的是家庭住房等基本生活条件明显低下，对疾病等其他灾害抵御能力也很低。因此贫困化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则很有可能导致恶性贫困循环的境地，这反过来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稳定。这一点可运用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予以说明。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存在长期贫困，并非这些国家资源不足，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经济中存在着若干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正是这些恶性循环，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持续的“贫困封闭循环”，无法实现长期发展。纳克斯进一步指出，在这些恶性循环系列中，主要是“贫困恶性循环”。
我们运用纳克斯模型来分析中国贫困问题时也会发现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即贫困居民收入低，储蓄也低；低储蓄决定低资本形成；从而也就决定了低增长和低收入。从需求角度分析也是如此，即居民收入低，消费水平和购买力也低；而低购买力又决定了消费需求不足；从而投资需求也不足；投资不足又决定了低产出和低收入。由此可见，贫困化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及时解决，一旦形成上述恶性贫困的怪圈，就会陷入牢固的死圈，很难打破；从而使贫困人口长期处在贫困的境地之中。从上述分析还可看出，贫困人口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它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循环效应，即会循环影响到投资需求、经济增长、收入增长许多问题，而且这种循环很容易陷入“之所以贫困就是因为贫困”，即贫困造就贫困的积累性恶性循环。
2.转型时期贫困化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分析。在当前多种转型发生及各种矛盾丛生的背景下，贫困对社会发展、经济效率等都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负面效应。具体来说：
第一，贫困化将扭曲人们心理结构，降低对改革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不利于市场化改革目标的实现，甚至成为深化改革的严重障碍。长期积累的贫困尤其是城市贫困会进一步造成贫困人员心理失衡、心灵扭曲，他们会认定自身贫困的原因来自改革，是体制改革尤其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福利体制，甚至认为是改革导致了收入分配两极化，从而使他们沦为贫困者阶层。不仅如此，以城市职工贫困为主体构成的城市贫困的存在，在职工基本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许多有关企业改革的措施就难以落实下去，如企业用工制度、分配制度、住房改革等都很难推行下去。
第二，贫困人口由于收入低下，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从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大大降低劳动和工作效率，结果导致使生产停滞不前，经济增长缓慢，反而使贫困者更贫困。尤为严重的是，贫困者阶层由于心理失衡，从“当家作主”的认识出发，会因自己的贫困境地而产生不满情绪，使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受挫，这同样也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创造力的发挥。
第三，贫困的长期积累会在社会上形成一个特殊的“悲观者”阶层，这一阶层对生活失去信心，对社会充满了各种不满情绪甚至是怨恨，这样就很能容易转化为各种社会矛盾，如暴力犯罪、吸毒贩毒、环境污染等。与此同时，也有可能引起社会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尤其是高收入者与贫困者之间的利益磨擦甚至冲突。这表明收入分配出现严重分配不公甚至出现两极分化时就会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动摇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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