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分歧和离合的缘由——纪念瞿秋白就义6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瞿秋白论文,缘由论文,离合论文,分歧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从容就义于福建长汀罗汉岭前。在他短促而光辉的一生中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是在第三国际的关怀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和文学家。他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努力贯彻了第三国际许多正确的指示，也在第三国际某些人的影响下犯过“左”倾错误，并在与第三国际内部一些人的错误主张的斗争中受到打击迫害。因而研究瞿秋白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对了解瞿秋白一生的坎坷经历和思想发展，了解第三国际的历史，认真吸取中国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有重要意义。
1919年3月2日至6日，共产国际在列宁领导下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第三国际的成立。对此，瞿秋白认为“莫斯科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①
第三国际成立后，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着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推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从1920年下半年至1927年7月中国革命大失败，这是瞿秋白和第三国际关系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瞿秋白在第三国际的哺育下，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向中国人民系统宣传了第三国际的纲领和性质，努力贯彻第三国际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对共产国际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言行进行了斗争。
1920年10月18日，瞿秋白抱着“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的强烈愿望，以《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后的俄国考察。12月18日抵达赤塔，赤塔共产党委员会送给瞿秋白《共产国际》杂志等书刊。瞿秋白读了这些书刊后，初步了解了第三国际的性质和状况，增强了他“再往前去，感受其实际生活”的决心。1921年1月4日，瞿秋白离开赤塔，继续西赴俄京，途中他写了《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于1921年2月27日发表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1期《远东来信》栏。该文高度赞扬了第三国际与俄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我们尤为赞赏的是，你们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性质，而且具有国际性质。……我们希望，由于你们的努力，世界上将会出现人道和正义，由于你们的努力，全世界人民将会觉醒起来。”并表示：“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这是瞿秋白最早在第三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著作，也可以说是他与第三国际联系的开始。
1921年1月25日，瞿秋白抵达莫斯科，他以万分喜悦的心情说道：“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②。他自称为“东方稚儿”，开始接受第三国际“甘露”的哺育，“理智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的社会主义”③。当时，他除考察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社会外，还积极参加了第三国际的活动。1921年6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妇女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在莫斯科举行，瞿秋白把这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盛大集会，形象地比喻为“莫斯科的赤潮”，并投身于这股伟大的“赤潮”之中，经受革命的洗礼。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大会，并以满腔的激情报道大会说：“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赤色光辉四射，全宇宙映耀”，“各国劳动者代表的演辞，声音震及环球——第3次大会的共产国际；今日之克莱摩宫真做得人类文化第三阶段的驳杂光怪的象征。”④7月6日，瞿秋白见到了列宁，列宁简略地与他谈了几句话。瞿秋白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说：“政治生活的莫斯科这次才第一次与我以一深切的感想呵。”⑤
在第三国际与列宁的教导下，加上生活在俄国热火朝天的革命环境中，促使瞿秋白的世界观向共产主义的方向转变，抛弃了“旧我”，成长为“新时代”的“活泼稚儿”。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参加了共产党。从此他积极地参与第三国际的革命活动。
1921年9月，瞿秋白开始在第三国际所办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
1922年1月，他又抱病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又写了诸如《世界劳工统一战线与莫斯科》，《赤俄之第四年》等大量通讯，在国内《晨报》上发表，据统计1922年7月到11月他共发表通讯17篇。可以这样说，瞿秋白是最早系统地向中国人民介绍第三国际情况的人。
1922年11月5日到12月1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派了由陈独秀、刘仁静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瞿秋白作为中共代表的译员也参加了大会。会议讨论了“东方问题”，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强调了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会后，瞿秋白应陈独秀之邀，决定回国参加斗争。
1923年初，瞿秋白回国后不久即参加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任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他进一步利用党的舆论阵地大力向中国人民介绍第三国际。
1923年6月由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共产国际号”出版，第一次刊登了由他翻译的《国际歌》词曲。他在发刊词中以饱满的激情宣称：“现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派别，是与实际的世界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共产国际。”⑥此外他还发表了三篇文章，分别介绍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和少年共产国际。他说：“共产国际是世界各地方共产党联合的总党，以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改造社会事业之先锋。”⑦共产国际的纲领是：“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设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达完全消灭阶级，实行社会主义”⑧，这是世界无产阶级“改造社会之计划，改造社会之步骤，改造社会之原则”。“有此，方能以革命方法改造社会，复兴人类的文化”⑨。共产国际的策略是：“必须以最大多数最低级的无产阶级为主体，进而联合一切劳动群众——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等……包罗一切种种革命派之要求，导之向真革命。如此，方能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就是“统一战线的策略”⑩。使中国人民对共产国际的性质、纲领、策略有了进一步了解。
瞿秋白回国之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建立之日，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瞿秋白担任了苏俄与第三国际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直接参与了国共合作的筹建工作，忠实地贯彻了第三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前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精神，主持起草了党纲草案，力主国共合作，坚持了第三国际的“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11)等正确主张。以后，瞿秋白又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并于1924年1月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促成了第三国际国共合作计划的实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过正确的决策。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共产国际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12)。在武装斗争问题上，则认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13)在土地问题上，主张“改变土地所有制基础”(14)，“中国当前革命运动发展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是开展土地革命”，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而在国民政府辖区内，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地租”(15)。瞿秋白对于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都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予以阐发、宣传和贯彻。他首先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认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16)他主张“中国之解放必在于战”，“舍一战别无他道，”(17)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行动……是殖民地农民革命的特征”(18)。在土地问题上，他赞成“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心”(19)，提出了“耕地农有”，“率土之滨，莫非农土”(20)的口号。在方法上他主张“压迫地主使其减租”，“减少农民的剥削”，“减少地主的收入”，“使农民收入得到其收获之百分八十”(21)。以后又根据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精神，主张自下而上发动农民夺取地主阶级的土地。
国民党“一大”以后，瞿秋白奉组织之命，赴上海中共中央所在地开展工作。从1924年2月初至10月底，他先后9次给在广州的鲍罗廷发信，反映情况、请示工作和传达党中央的意见。内容涉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建立及工作情况；关于宣传和贯彻国民党“一大”精神问题；关于上海大学党的工作计划；关于《民国日报》的办报方针、内容和扩建规划；关于上海国民党左右派的意见分歧和斗争；关于上海工人运动的状况和10月黄仁事件的始末；关于中共中央、陈独秀对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某些问题上的处置所持的不同态度。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瞿秋白当时担负着中共中央与鲍罗廷之间联络的重任，他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苏联联系的中间环节与桥梁之一。
瞿秋白在宣传执行第三国际的正确主张的同时，对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右倾错误展开了斗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瞿秋白对此非常愤怒，在一次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维金斯基参加的会议上，瞿秋白提出中共中央存在严重的危机，武装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对蒋介石的反共行为早就不满，主张积极反蒋，但国际代表和中央却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一让再让，因而招至“四·一二”的失败。广东的党组织早已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导致中共中央丧失威信的危机，被维金斯基掩盖了，共产国际并不了解。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陈独秀不仅为自己的右倾错误辩护，而且根据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的意思，主张广东、上海、汉口以及其他工业地区的革命力量应当退到西北区去，因为上述地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力量大，西北地区敌人力量薄弱。这种右倾退却的错误主张受到瞿秋白等党内多数同志的反对。瞿秋白还针对鲍罗廷、维金斯金、罗易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写了《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尖锐地抨击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却拒不承认错误，并为自己开脱说：“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的斗争，因此，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由于陈独秀等人坚持错误，瞿秋白等人的正确意见未被重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
二
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至1930年8月26日瞿秋白奉第三国际之命回国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止，这是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瞿秋白根据第三国际的指示精神，为挽救中国革命作出了努力，也在共产国际某些人“左”倾思想的影响下，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中共“六大”以后，瞿秋白留在苏联，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了第三国际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他对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和王明一伙的错误言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性。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7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进行了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组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在晚些时候参加了常委会。7月13日鲍罗廷请瞿秋白一起赴庐山商讨中共中央领导的改组问题和计划发动武装起义。7月25日瞿秋白回武汉参加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他在庐山与鲍罗廷商定的关于在南昌举行暴动的提议。7月26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加仑等也出席会议，确定了在南昌举事的方针。
为了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决定新形势下党的行动方针，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全力支持下，肩负起了中央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8月3日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央常委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在发言中认为：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中国革命的新的转机，我们应当接受并据此决定党的策略。会后，瞿秋白和罗明纳兹反复商量，由罗明纳兹用俄文起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然后由瞿秋白译成中文。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举行，罗明纳兹和另二位俄国人纽曼、洛卓莫娃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罗明纳兹就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迫切性发了言，由瞿秋白任翻译。“八七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使党前进了一大步。
但在“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接受了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某些“左”倾观点。斯大林认为：“四·一二”政变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七·一五”政变说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叛变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只存下了农民和城市贫民，大革命的失败“类似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遭到的失败”(22)，中国今后的革命进入了“直接为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斗争的阶段”(23)。“只有瞎子和懦夫才会怀疑中国工人和农民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24)罗明纳兹根据这种看法，在“八七会议”的报告中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并列，并说“只有资产阶级打倒后，帝国主义才能打倒。”(25)这种观点为“八七会议”所接受。在瞿秋白翻译并主持通过的“告党员书”中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具有生长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应当发展扩大并激励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1927年11月，瞿秋白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罗明纳兹和共产国际组织局领导成员米特凯维奇（派来接替即将回苏的罗明纳兹）出席会议。会议根据罗明纳兹的报告精神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形成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11月16日，瞿秋白根据罗明纳兹的报告和中央决议精神发表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文中说：“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显然在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中国革命“不能不超过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急转直下直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在阶级关系上，不仅要反对资产阶级，而且小资产阶级也“走入反革命，去当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从而曲解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混淆了敌友，给中国革命造成危害。
1928年2月9日至15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九次全会，鉴于中国革命在“左”的危害下所受到的损失，反思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会议认为罗明纳兹的“不断革命论”是错误的，中国现时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目前中共工作的重点是“争取千百万工农群众”，“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26)，明确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瞿秋白在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即于4月30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44号》），表示“接受这一决议案之一般方针”，宣告了瞿秋白“左”倾错误的结束。
1928年5月，瞿秋白为筹备中共“六大”再度赴苏，在莫斯科期间，他负责起草“六大”政治决议案。该议案由瞿秋白草拟，经米夫、布哈林修改，最后再由瞿秋白改定交“六大”通过。同时他还和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沃林、约克尔、塔尔汉诺夫、弗列依耶尔、米夫、米特凯维奇等人负责起草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决议案。6月12日，斯大林会见了瞿秋白等人，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退潮阶段，目前要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反对盲动主义倾向(27)。6月14日至15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和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与瞿秋白等20余人举行了“六大”预备会，会上就瞿秋白起草的政治报告进行了讨论，对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估计，党的机会主义错误，今后的方针任务广泛地听取了意见。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正式召开，瞿秋白代表五届中委致开幕词和政治报告并向大会作了自我批评，承认1927年秋至1928年春，犯有“左”倾错误。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向大会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重申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次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六大”以后，瞿秋白留在苏联，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瞿秋白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了纲领起草委员会。大会领导机构还指定他担任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问题的三位补充报告人之一。他在主报告人库西宁发言后，于8月15日、21日向大会作了补充报告，同时还在7月17日、8月4日、23日，就布哈林报告、战争危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发表了意见。8月23日，瞿秋白代表日共、印共、印尼共代表团和其他东方国家代表团，向大会声明，完全同意和拥护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国内和国外政策，拥护共产国际通过的各项决议。9月初，瞿秋白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9月5日，主席团又产生了政治书记处，瞿秋白为书记处成员。1928年10月下旬，共产国际成立了有斯大林和米夫参加的中国问题委员会，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形势，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商量拟就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委员会决定派中国问题专家加强设在中山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创办了俄文刊物《中国问题》，由瓦尔加、威格尔、马札里尔、米夫、瞿秋白、沃林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加强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
共产国际六大以后，国际内部的“左”倾思想继续滋长。1928年10月，联共（布）反布哈林“右倾”的斗争日益表面化。1929年7月3日至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十次全会，瞿秋白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的讲话。他根据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反对右倾的基调说：共产国际中，右倾危险不仅从宗主国的问题中表现出来，而且也从殖民地问题中表现出来，而且“机会主义者的殖民地弟弟，比其宗主国的哥哥，还走得更远。”(28)
1929年秋天，瞿秋白和黄平赴德国，出席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瞿秋白发表了演说，呼吁国际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
共产国际六大以后，瞿秋白在参与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活动中，环绕中国革命问题与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些错误言行展开了斗争，斗争主要集中在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关于“第三时期”的理论问题。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六大”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系统阐述了斯大林“第三时期”的理论。他认为1928年以后世界发展进入第三时期。在这个阶段各资本主义国家间与内部的矛盾尖锐化，因而各帝国主义的战争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将导至资本主义的总崩溃，因此具备了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这种理论无视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客观现实，直接导至中共内部“左”倾错误的抬头，是十分有害的。
瞿秋白对此首先提出了疑问，他认为这种理论的“许多问题，不甚了然”(29)，这种理论对殖民地人民所关心的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远东问题没有详细的分析，准确的估量，明确的回答，在“这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够清楚的”(30)。“既然我们在提纲中得不到有关农业、殖民地和太平洋问题的明确答案，那么，所谓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似乎就区别甚微了。”(31)他批评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殖民地国家的农民土地问题和农民战争采取了“叶公好龙”的态度。他郑重指出：“我仍然认为，如果承认殖民地是世界的农村，那民族革命问题就易于理解了。如果认为，就整体说，一切殖民地都是农业国家和农民国家，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整个国家就要有一套对待殖民地农民的策略，而且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就可以制订出东方革命运动的当前的策略。”(32)瞿秋白还根据自身的教训，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具备第三时期所谓的“直接革命形势”，而“中国党的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33)。
第二，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共产国际候补书记、美国共产党代表佩佩尔攻击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孙中山主义，现在是托洛茨基主义”，主张中国党搞“抵制、游行、集会、乃至罢工”的道路，走“在民主基础上选择农村的地方自治”道路(34)。为了实现他的改良主义主张，他攻击广州起义，攻击中国共产党人走武装斗争的路线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行动”(35)。对此，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六大”第39次会议的报告中严肃地声明：佩佩尔的言论“纯粹是诽谤”(36)，武汉事变后，中国党“找到了新的道路”(37)，但决不是佩佩尔所说的“宪政道路”，“自治道路”，这种仅仅依靠合法斗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过去吃足了它的苦头。“我们在香港组织了持续近两年的罢工，我们组织了许多游行示威等等活动。但是，我们这样做并没有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可以说，如果今后我们仅用这些方式斗争下去，我们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下把亿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38)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才能进行到底”，“绝不可能有什么宪政的道路，有什么农村自治的道路。”(39)“如果现在佩佩尔要把我们曾经吃过苦头的那种观点强加给我们，那么，这就意味着佩佩尔意欲顽固坚持我们过去过高估价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这就意味着佩佩尔不顾中国革命的教训，还要重复那些使我们遭到失败的错误。这就是主要问题。”(40)瞿秋白针对佩佩尔贬低广州武装起义的意义，指出广州起义“彻底打消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即苏维埃革命的新时代。”(41)“广州起义已作为中国工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的楷模深入到劳动人民心中”(42)。
第三，关于红军与农村根据地问题。1929年10月共产国际在发出的指示中，认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仅仅是“一个支流”，其作用只是为了配合“武装保卫苏联”，配合城市暴动。而王明一伙竭力主张“城市中心论”。对此，瞿秋白有不同看法，他一再强调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壮大红军。他说：“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战争的任务，一天天的紧迫起来。这个斗争的前途不但是推翻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阶级的统治，并且也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43)1930年初他还在《共产国际》月刊上撰文称赞朱德、毛泽东的红军对中国革命势力发展的深远意义，并喊出“毛泽东红军万岁”的口号，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表示了衷心的拥护。
第四，关于“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当时在莫斯科的王明等人在米夫的支持下，为了夺取中共的领导权，首先反对中国共产党驻国际代表团，压制不同意见。由米夫操纵，由王明一伙与几个俄国人组成的中山大学支部局将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打成“反党小组织”，说他们组成“江浙同乡会”，进行“宗派活动”。瞿秋白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于1928年8月15日，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不同意见。指出一些江浙同学，由于对某些问题意见一致，比较接近，不能据此说他们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否定了“江浙同乡会”和“反动组织”的结论。瞿秋白曾以此事处理不当为由，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建议撤换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和中山大学校长职务，因而遭到米夫、王明的更大忌恨。
第五，关于对待富农的政策问题。瞿秋白从中国实际出发，认为中国农村“主要的敌人是地主”，要发动农民群众反对地主阶级，对富农应采取限制政策，不主张故意加紧反对富农。但共产国际中的一些人，因苏共在反布哈林，而布哈林的“罪名”之一是反对全盘集体化，反对消灭富农。米夫、王明一伙有意将瞿秋白与布哈林挂钩。他们查阅了自中共六大以后中共代表团及其成员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断章取义，罗织“罪状”。1929年6月，东方部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主张中国应同苏联一样，全力推行反对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瞿秋白反对，他仍然主张地主与富农要区别对待，主要反对地主阶级。这次论争被认为是瞿秋白与共产国际“正确路线”相抗衡的表现，是所谓瞿秋白“一贯右倾”的新发展，成为米夫等人反对瞿秋白的重要“炮弹”。
第六，关于中国党内的反倾向斗争问题。共产国际六大根据第三时期的理论，要求各国党加紧革命的进攻，反对各国党内的右倾。苏联反布哈林的斗争也直接影响到共产国际推进“反右倾”的决策。1929年2月，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示中说，中国党内右倾危险“特别严重”，要求中共加紧反右倾斗争。瞿秋白迫于形势，在表面上表示同意国际意见。但他深知中共党内的情况。他根据中共“六大”的决议精神，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当时存在的“左的病态”、“左倾危险”。对此，共产国际认为瞿秋白在唱反调，是“两面派”行为，是“右倾的代表”，诬蔑中共代表团是“右倾机会主义”。
第七，关于“中间营垒”问题。瞿秋白在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当作反革命看。但以后，他把自由资产阶级与地主豪绅阶级区别看待。因而，他认为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还有“中间营垒”，包括在野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对国民党改组派与第三党既要反对他们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又要利用他们反对蒋介石的言行，以最大限度孤立反革命营垒。但第三国际某些人，根据斯大林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说法，不顾中国政治势力的实际分野，主张坚决打击第三党与改组派，说中国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两个阵营，瞿秋白的“中间营垒”主张是“右倾观点”。
第八，关于对白区职工运动的方针策略问题。瞿秋白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作中，必须注意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原则，要反对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在大力恢复发展赤色工会的同时，要努力争取改造打入黄色工会(44)。而第三国际王明等人，反对任何合法斗争，主张对黄色工会只能揭露和打倒，不能争取利用。
十分明显，在这场争论中，瞿秋白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而王明、米夫等人的观点则是荒谬的和错误的”，“然而在当时，米夫、王明等被认为完全正确的。”米夫等人当时手中无真理，但有的是权力。他们经过精心策划，于1930年春，通过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在这个决议中出尔反尔，自食前言，推翻了以前的结论，指责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派别活动，未与托派进行充分的斗争，并宣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份，并与共产国际商定新的成份。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当时参加这场斗争，并遭受迫害的陆定一同志后来说：“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45)
三
从1930年8月瞿秋白根据第三国际指示，与周恩来一起回国着手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直至1935年6月牺牲时止，是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关系史上的第三阶段。在此期间，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但不久在米夫、王明等人操纵的四中全会上受到残酷斗争，1935年6月英勇牺牲。秋白牺牲后，激起了国际工人阶级的深切哀悼。
正当瞿秋白在莫斯科受到共产国际指责并被解除职务时，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统治了中央。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召开中国问题讨论会，研究中国形势和党的任务，瞿秋白应邀参加了讨论。会议通过了由米夫、马基亚尔、库丘莫夫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即共产国际七月决议）。7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把这个决议的内容摘要电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重申在最有保障的地区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方针，不同意立即在大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发动武装起义的冒险计划，但是受到了李立三的冷遇。因此，共产国际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制止李立三的错误。瞿秋白于当年8月26日抵达上海。
瞿秋白在上海做了李立三的大量工作，并于9月8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致电共产国际，表示接受国际七月指示和关于停止武汉南昌暴动计划，承认“坚强红军、建立根据地与苏维埃政府是第一等工作”，“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并表示中共中央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坚决反对右倾及调和派的斗争”。电报于最后向国际提出：由于工作需要，请准李立三暂不去国际。这样，作为李立三错误的主要方面实际已经纠正。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周恩来传达了国际的七月决议，李立三作了检讨，瞿秋白最后做了政治讨论的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从而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国革命史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瞿秋白回国贯彻了共产国际七月决议，按理说共产国际该满意了。但事与愿违，共产国际对他的行为强烈不满，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以下四点：
第一，共产国际对瞿秋白说李立三只是“策略错误”不满。六届三中全会认为李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一致的”，李立三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瞿秋白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截止瞿秋白离苏回国时，共产国际尚未把李立三错误上纲为路线错误，直到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中才升格说李立三推行了一条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原则上根本不同的相对立的路线。此信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才收到，当时三中全会已召开一个半月之久，即使这样，瞿秋白在收到此信后，于11月22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1月25日通过《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接着又有12月9日决议和12月23日中央96号紧急通告的发表。在这些文件中承认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违心地承认三中全会对李立三错误犯有调和主义。由此可以看出：瞿秋白对国际七月决议与十月来信的精神是坚决贯彻的，由于七月决议与十月来信精神的不一致，造成瞿秋白执行上的被动。这完全是共产国际造成的，瞿秋白不能负任何责任。二是瞿秋白在三中全会决议中说：李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是根据事实。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生，是受了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和反布哈林右倾斗争的影响，是贯彻执行了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的“左”倾内容的结果。共产国际与李立三之间的分歧，仅仅是关于行动时机是否成熟，行动采取什么方式的区别，加之李立三不够“尊重”国际所致。从全局而言，共产国际这时执行的是一条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所以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判只是百步笑五十步而已。瞿秋白由于早先参加第三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策，了解立三错误的来龙去脉。耿直的瞿秋白在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如实反映了肺腑之言，而96号通告的说法，是瞿秋白违心之言，不符合史实。
第二，瞿秋白在三中全会没有贯彻共产国际“以王（明）代李”的意图。共产国际让瞿秋白回国的“第一个任务是赶掉李立三，也许还要赶掉其他赞成的重要委员”；同时要他“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之间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因为“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抑制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显然，共产国际要瞿秋白通过三中全会打击与排斥李立三及其他干部，并以“派别观念”的大帽子“抑制”反对王明一伙上台的中国党内同志，让“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好同志”“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王明等人上台，取代李立三，担任中共领导，从而达到“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构的目的。而正直无私、襟怀坦白的瞿秋白，正确地掌握了党内斗争的原则，“所做的事情则刚相反”(46)，让承认了错误的李立三留在政治局，留在国内，而“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王明等人不仅没有进入中央，而且连早先党中央给王明的正确的党内警告处分也未撤销。共产国际对此大为恼火，非要把瞿秋白“赴掉”。
第三，共产国际认为瞿秋白在主持三中全会的过程中“故态复萌”，重又犯了莫斯科时期的“不尊重”国际领导的“错误”。三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认为三中全会决议案应写上李立三的错误是原则性错误，但瞿秋白和政治局的同志都不同意，因而未采纳他们的意见(47)。共产国际以后又认为：瞿秋白与远东局的意见分歧未及时向他们报告，造成共产国际代表未及时“纠正”“中央政治局的调和主义”(48)。因此，他们认为瞿秋白已丧失了继续担任中共领导人的资格，“不能领导全党工作”了(49)。
第四，共产国际让瞿秋白回国，目的是要他为王明一伙上台扫清道路，并没有要他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图。瞿秋白回国前已因所谓“派别活动”被解除了职务，所以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的委员都没有认为秋白退出代表团就要加入政治局”(50)。瞿秋白原来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这里“加入”的意思，指的是“主持”。但是，由于瞿秋白在党内的威望，又一次造成了“历史的误会”，他回国后不仅主持了三中全会，而且实际上领导了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这在国际看来是“逆举”，是“大权旁落”，无法“容忍”，必须改变之！
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听取了李立三的检查并审查了三中全会的文件以后，写出《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认为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实质”，“模糊了这个路线与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没有责备……那些反共产国际的言论”，“表现了领导机关之中有不健全的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51)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完全同意对瞿秋白的上述指责，7名成员异口同声说瞿秋白“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无原则的领导了三中全会”，秋白“不是中国全党的代表”，“不过是一个小小团体的首领之一”等等(52)。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包办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更“左”的立场反对李立三和瞿秋白。米夫说：瞿秋白在三中全会上“一方面向共产国际行鞠躬礼；另一方面向立三路线行鞠躬礼……将国际路线推到立三路线后面去了”，要瞿秋白对此“负责”(53)。会议把瞿秋白开除出政治局，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后，瞿秋白继续受到共产国际的打击。1931年8月26日，共产国际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其中说四中全会“击退了右的分裂派”，“打击了‘半托洛茨基’的立场”。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在国际的压力下，瞿秋白于1月17日、28日先后二次写信向共产国际表明自己愿意承担“责任”，说自己犯了“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54)，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55)，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调和主义错误”和“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态度”负“最主要的责任”。表示接受国际的“指斥”，“全部完完全全拥护”国际决议(56)。
瞿秋白在受到打击后，“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在文化方面）”(57)，1935年6月他英勇地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他的牺牲激起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无比悲愤，共产国际、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安南共产党纷纷发表追悼文章，称他为“中国革命英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领导之一，而且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领袖之一，他一生为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到底！”(58)瞿秋白同志革命精神将会“流芳百世”(59)！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对瞿秋白一生的最公允的评价。
瞿秋白不仅对中国革命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他对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与错误意见都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瞿秋白在参加共产国际的活动中与在国内一样坚持原则、光明磊落，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高尚品格。瞿秋白一生的荣辱功过，是与第三国际休戚相关的，他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有威望的领导人，是与第三国际的培养与提携分不开的。但当他根据列宁的教导，在国际内部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把他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拉下来，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也是共产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的这种错误，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曲折，造成瞿秋白历史的悲剧，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应该忘记的教训！
1995年3月10日修定于上海师大
注释：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59页。
②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09、104页。
④⑤《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59页、第162页。
⑥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季刊第1期。
⑦瞿秋白：《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新青年》季刊，第1期。
⑧瞿秋白：《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见《新青年》季刊第1期。
⑨瞿秋白：《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新青年》季刊，第1期。
⑩瞿秋白：《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见《新青年》季刊第1期。
(11)(12)(13)(15)《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6、266-267、244页。
(14)《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辑第445-448页。
(16)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
(17)《热血日报》第17期《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
(18)瞿秋白：《中国革命战争中之争论问题》。
(19)瞿秋白：《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1927年5月4日，《向导》第5期，第195页。
(20)(21)《瞿秋白选集》，第345页，第306页。
(22)《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08页。
(23)《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44-345页。
(24)《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42页。
(25)《八七会议》，第52页，《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
(26)《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50-351页。
(27)周恩来：《关于中共六大之研究》。
(28)《第三国际》第205页。
(29)(30)《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77、379页。
(31)(32)(33)(34)(35)(36)(37)(38)(39)(40)(41)(42)《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550、382、543、544、546、543、544、546、330、532页。
(43)瞿秋白：《军阀混战和汪精卫》（1929年10月9日），《布尔什维克》第3卷，第2、3期合刊。
(44)瞿秋白：《中国职工运动问题》，《布尔什维克》第3卷2、3合刊。
(45)陆定一：《忆秋白前言》，1980年5月3日。
(46)《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
(47)《瞿秋白给国际执委和中央的声明书》，（1931年1月17日）。
(48)向忠发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所作的《中央政治局报告》。
(49)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0年秋冬）。
(50)《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
(51)(52)《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
(53)《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1931年1月7日。
(54)(55)(56)《瞿秋白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见《党的建设》第3期。
(57)《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60页。
(58)(59)见《殉国烈士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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