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地理学：国外地理学科研究新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学科论文,新动向论文,地理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04)06-0721-05
金融地理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边缘交叉学科分为两类：一类是发展上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交叉，以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人口经济学。另一类是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交叉、取长补短，以分析、研究某类特殊问题的学科，如信息经济学。金融地理学则两者兼而有之：一方面给金融学发展一个地理学上的表述，探讨金融发展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借用地理学的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来作为研究金融的辅助工具和手段，如金融地图的运用。它的产生反映了科学研究沟通文理的要求和潮流。
1 金融地理学的演化
金融地理学应该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地理学本身也是一个学科联盟，体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融合。金融地理学家Leyshon在这一领域已从事了10年的研究，他在评价《资本的局限》一书在金融地理学科中的作用与地位时就曾指出：这本书是经济地理学分支学科产生的催化剂(acted as the catalys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recognizable sub-discipline of economic geographies)。由此可以推断，至少在Leysnon看来，金融地理学是由经济地理学分化而来。瑞斯托·劳拉詹南(2001)也曾指出：很难想象经济地理学如果没有对金融领域的基本了解如何能进行研究，这个领域把大大小小的无数工厂、商店、办公室以及人类居住地都编织在它的网络中。可以说，瑞斯托同样认为金融地理学是由经济地理学衍生而来。
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和配置、世界资源的使用以及世界经济的扩张和分布状况。在早期阶段，经济地理学被称为商业地理学。它产生、发展于15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大陆的发现与拓殖时期。当时经历刺激与冒险的商业地理学家在海上航行，他们为其他商人和政府官员记载并报告了世界其它地域的大量客观事实与信息。“经济地理学”术语的产生始于1888年的美国。12年后，Ellen Stemple写了一本书，书名即经济地理学。到一战结束时，经济地理学已成为经济学科中受人瞩目的一部分。新办期刊《经济地理学》于1925年开始出版发行。作为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经济地理学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研究：①人与环境的关系；②地区差异；③空间组织。虽然这三方面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但是第一方面研究的繁盛状况只持续到1930年代；地区差异研究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最具影响力；空间组织的研究则在目前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伴随着“量化革命”的兴起，经济地理学家在社会学和生物学中发现了他们要找的理论，其中包括著名的区位理论。1970、1980年代，区位理论又产生三个分支，即行为地理学、环境地理学和结构主义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的显著特征是其在思想方面的主要变化，这些转变反映了其应对世界新情况的需要。然而，尝试将经济地理学的多种观念归纳为一到两种理论是存在误导的(Srdtz & Souza,1998)。
国外的很多学者将经济地理学分为旧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并认为金融地理学的学术渊源应该在于新经济地理学。Yeung(2003)指出，自从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早期，经济地理学理论和实证上的进展已经越来越快地重塑这一学科的性质并且将其与社会科学的更广泛领域联结起来。尤其是，“经济”的概念已不再是单一的、单维的、决定论的和非空间的。Thrift和Olds(1996)认为，“我们需要为新经济地理学留出一席之地，使之与旧经济地理学相补充甚至取代旧经济地理学”。事实上，新经济地理学家研究的问题被认为超出了传统的主流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Amin and Thrift,2000;Peck and Wills,2001)，至少新经济地理学家开始关注历史、文化、制度和政治因素，并用之重塑经济。
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2]。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除了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兴趣外，至少在两个方面对经济学做出了贡献：①“新经济地理学”把报酬递增运用到规模上来解释集聚模式。该思路提供了将区域经济学中不同研究方法连接起来的一个框架，如离心力与向心力、一般均衡假设和个体相关选择等方法；②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对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主流经济学分支的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模型分析的方法。克鲁格曼就曾指出之所以在整个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几乎完全看不到经济地理学的身影，是因为其缺乏巧妙而有说服力的模型（克鲁格曼，2000）。地理学家却对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人类的环境并不是单纯的，不仅有各种自然的和生命的环境，而且还有每时每刻影响我们的活动、信仰和价值观的许许多多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其他的环境。任何一个数学模型都无法将这些因素全部囊括，而克鲁格曼依然依赖不现实的假设模型，并用之代替真实世界中问题的核心部分。地理学家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更多地考虑了区域的个性，文化、社会、历史、制度这些要素普遍受到重视。
国外金融地理学家往往格外推崇地理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并且认为，金融地理学应该汲取不同学科的营养，不能囿于传统的主流理论。他们指出，经济科学中的边缘学科主要是通过“移植”和“杂交”两种方式产生。“移植”，是指用某一学科的原覆或方法去研究解决另一学科中的某些问题，如演化金融学；“杂交”是指不同学科互相渗透、合流，内在地、有机地结为一体而形成的新学科，如金融地理学。金融地理学同时也是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杂糅的产物。演化经济学的渊源来自于Veblen的相关研究：制度的主要部分是习俗和惯例，Veblen(1919)认为，制度是确定的思维习惯，它影响到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并且对诸如市场这样的最具经济化特征的现象至关重要。Veblen在其著作中直接使用了生物学上的类比，他将自己的工作称为“后达尔文经济学”，对他而言，制度应该不断随外部环境而改变。Nelson和Winter(1982)将这些思想加以发展并纳入“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经过Romer(1986),Arthur(1989)和Krugrman(1991)的研究，演化的理念在数学上更加深奥，与空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它在1990年代纳入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Martin(1994)和Sunley(1996)明确提出沿着Veblen的路线来发展经济地理学。Stoper(1997)以及Stoper和Walker(1989)就利用演化的路径依赖理论来讨论经济地理学中的区域经济专业化的问题。由此可见，金融地理学不断地从一切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社会实践中吸收丰富的营养以求得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现代社会中货币与金融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人文地理学家只是在1980年代早期才开始真正关注货币与金融的地理学。对于此项姗姗来迟的研究而言，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4点：①David Harvey的专著《资本的局限》的出版，其中心章节是有关货币、金融和信用的；②地理学家不得不注意到198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服务以及金融劳动力的动态扩张，这种新现象不得不纳入有关增长和衰落的主流地理学的分析框架；③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周期性的债务和破产危机，金融繁荣的负面效应应受到重视；④货币与金融制度地理学本身成为经济结构的更加显著的组成部分，构成覆盖全球的富有影响力的网络形式(Ley shon and Thrift,2001)。因此，金融地理学的研究才开始真正进入发展阶段。
迄今为止，金融地理学学科的概念和研究范围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正如Leyshon(1998)所言，从货币地理学的文献来看，我们还只是处于入门阶段(end of the beginning)。但是，金融地理学家们在某些相关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强调根植性或曰嵌入性；主张跨学科的研究，社会学、心理学、历史与地理等都是其研究的工具；认为经济活动的背景或曰地理环境成为任何经济地理学解释的关键组成部分等。
2 区域金融学与拿融地理学的区别与联系
金融地理学与区域金融学这两个学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域金融学往往考察一个国家金融机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它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的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的金融活动；类似的，金融地理学则使用空间和地理的视角来考察区域金融问题，不同的是，这里的“地理”是广义概念，不仅仅包括自然地理环境，还包括社会人文环境。两者亦存在很多不同点：
2.1 方法、手段和观点的差异
传统的区域金融学采用的方法和手段比较单一，理论上也囿于新古典理论，强调均衡；金融地理学则不同，它强调社会网络、人文因素，蕴含了复杂系统论的观点，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因素众多、目标多样、情况复杂、彼此紧密相关的复杂巨系统。在这个复杂的巨系统当中，人类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是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因此经济、社会和金融这三大子系统存在关联性和互动性。任何一个子系统各要素的动态过程，都会与同样处于动态过程中的相关要素存在动态关联性（崔满红，2002）。社会、经济、金融三者既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影响、交叉重叠，因此考虑金融问题必须结合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来综合考察。这是传统的区域金融理论所无法做到的。金融地理学在这方面为我们研究金融问题提供了复杂系统的方法论。
2.2 金融地理学重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作用
Harrington(1999)等人指出，经济不再是孤立的实体，它“根植”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文化和自然环境之中，丰富的社会资本是本地化网络形成的重要条件，社会系统、经济系统、金融系统在这一网络中自主进化即自组织。自组织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指金融、经济、社会系统的自组织；另一方面指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遵循自组织规则。物质世界中的任何系统都处在一定的自组织的演化过程中，无论是系统的结构，还是系统的功能，以至于系统本身，都是系统所固有的自组织性在一定条件下、一定阶段上的具体表现。因此，自组织是一切系统所具有的普遍属性。任何一个系统都是以自组织性为其产生、存在、演化和发展的条件和背景的（赵凯荣，2001）。因此金融地理学强调金融系统的自组织，尝试把西方重视定量化的传统和东方强调自发自组织的传统结合起来。金融资源是构成国民经济的核心要素，与现代科学技术前沿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之一的自组织理论的联姻，必将提高金融调控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金融系统只有实现自组织，才可能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2.3 金融地理学借用了地理学上常用的地图工具
我们可以将金融资源的分布、流动绘制在区位地图上，这种视图上的直观感受使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金融资源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化，是分析问题的良好的辅助工具。利用金融地图作为辅助手段，我们可以观察较长时期内金融格局的变迁，分析如何从行政区金融过渡到经济区金融，并且利用金融地理学的信息腹地理论，构建多层次金融中心，发挥金融中心的扩散效应，从而为同质区域和异质区域的金融合作奠定基础。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因此，金融地理学的思想和理念为我们考察金融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论，这一理论较之区域金融理论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应用前景。
3 金融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
3.1 地理环境与金融发展的关系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速，很多学者认为地理的概念不再重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以O'Brien为代表的“地理已死”的观点。认为“可替代的货币仍将继续避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逃离现存地理条件的限制”(O'Brien,1992)。一些学者从不对称信息的角度提出了相反意见。Portes等人(2001)提出正是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资产交易与距离存在很强的反向关系。Zhao(2002)将信息分为标准化信息（编码知识）和非标准化信息（默示知识）：要想准确解释非标准化信息的内涵和价值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要准确了解这类信息的广阔背景。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金融部门需要接近于信息源。因此，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地理因素的约束。之所以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还有一点原因在于不同学者对金融地理学所指地理环境的理解不同。从狭义的地域观念来看，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自然地理条件的依较性自然越来越小；但是金融地理学不仅关注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而且强调社会、文化等人文因素，强调事物发展的大生境，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用复杂系统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问题，地理环境的含义更加丰富了。
更多的学者则从实证角度出发，在分析金融现象时强调了地理因素。Doel(2001)分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空间体系结构，指出由这场危机产生了关于全球金融系统的两个主要地理学上的争论。①全球投资银行成为一地区金融系统空间结构的重要角色。投资银行通过分支机构的网络联系、在东亚的金融市场上的相互作用和公共的、私人的客户群网络，在维系一地区金融系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在危机中对地区金融系统的中介作用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在这期间，许多当地的亚洲银行包括日本韩被累积的债务所困扰而不堪重负。②全球投资银行深入其它地理范围内的市场的规模和多样性表明，它们能比东亚当地银行更好的、更有效地处理危机。由于东亚银行与本地区的金融系统紧密相连，因此从危机中损失最大，它们在地理上相对来说最不分散也不多样化。很多学者从危机中得到启示，指出东亚金融危机极好地解释了“货币规则以及多种多样的货币资本和货币集团所施加的管制”的特殊位置(place-specific)地理学(Corbridge et al,1994)。另外，Pagano等人(1999)研究了1986-1997年世界主要交易所股票上市的地理原因，讨论了海外上市的地理变化；Clark(2000)从投资管理业的作用和空间结构出发，论证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Wrigley(1996)从消费角度探讨物资流动过程中，地理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因此金融地理学所指的地理环境并不单纯指事件发生的背景或事件发生的容器，地理环境是多元的、活跃的、跳跃的和多旋律的。因此，对地理因素的关注始终是金融地理学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3.2 金融资源流动与金融中心的研究
David(1998)采用新的方法对14个国家跨境资金流动的数据进行分析。他构建的模型将资产组合、资产交易和国际宏观经济相结合，指出总资本的流动取决于流入国或流出国的市场规模和交易成本，而信息和交易技术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距离代表某些信息成本，其它变量则明确代表了国内外信息的传输和不对称性以及交易的效率。研究的结论对资产交易理论意味久远：即信息的地理分布是国际之间金融交易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的研究中并未有支持交易多样化和追求利润回报的冲动对资金流动起主导作用的数据。
Clark(2003)讨论了全世界时空范围内金融的流动。利用从BIS和世行获得的官方数据绘制金融流动情况的地图，将重要市场的流动联结起来成为24小时交易圈（东京、纽约、伦敦市场）。认为时间和空间、流动和贸易、跨越时空的金融机构的交叉和核算都是理解金融流动的重要要素。
Gehrig(1998)对金融中心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为了评价金融中心的作用而对金融活动的地理学进行了文献回顾。由于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会最终导致金融活动的非地方化(delocalization)。金融中心的作用维系于其是否能够成功地产生地方外部性，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基于世界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的实证数据，可以得出结论，金融中心吸引信息敏感性(information sensitivity)债券的能力影响到其未来的地位。就信息的本地化程度以及代价高昂的市场准入而言，金融中心在聚集本地信息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全球市场准入及信息成本的减少将增加对地方债券的世界需求，甚至于加强某一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之外，信息敏感与不太敏感的金融活动的互补性可能会同时吸引自由化的金融活动到金融中心。Zhao(2002)则认为，信息外部性以及不对称信息不仅是塑造信息腹地和决定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地区等级和全球层次的重要因素，它们导致“路径依赖”优势的改变或削弱。他通过对经济和制度的分析，结合一系列公司总部区位选择的调查资料，揭示了由于加入WTO，中国信息腹地和中心地的变化及其对该地区金融系统的空间重组的影响。揭示了各金融中心如香港、北京、上海以及广州和深圳的重要地位的空间转换。提出了北京将取代上海、与香港共同构筑信息走廊的观点，并指出信息的力量已成为发展金融中心过程中的主要决定因素。
Portes和Rey(2000)则探讨了股权资本跨界流动的决定因素。两人的研究成果表明，交易流动的最主要决定因素为市场规模、交易效率和距离，距离与交易呈负相关关系。这一关系乍看起来令人迷惑。因为资产不像货物，它是“无重量的”，距离不能够代表运输成本。除此之外，如果投资者想要分散投资，他们会愿意购买相距较远的国家的债权，因为这些国家的商业周期与本国的商业周期有着很低或是负的相关关系，这样说来，由于多样化的需要，距离反而对资产的交易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Portes和Rey则从信息地理学的角度解释了这一矛盾：“距离大致上可以代表信息的不对称性……在我们样本里，多样化以及逐利动机都完全处于信息效应的支配之下。国际资本市场并非无摩擦……市场分割主要可以归因于信息不对称，仅有很小的一部分可归因于交易成本。”可见原有的货物模型主要强调资源禀赋、相对优势和自足价格，而现在则多转型为差异化资产、交易成本以及信息不对称模型。
3.3 货币地理学的研究
货币地理学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eyshon所著的三篇报告，为我们提供了货币、金融地理学的一个概览。第一份报告致力于研究货币和金融的政治经济学方法(Leyshon,1995)；第二份报告对有关货币、金融的其他可选择的理论的兴起进行评述，这些理论源于对政治经济学和传统社会理论的批判，并且在分析货币和金融系统时，引入了自反性(reflexivity)的意识和文化与人文力量的作用(Leyshon,1997)；第三篇报告探讨了研究货币金融的新方法，要求更加关注性别、主体代表，进行具体化分析，以便了解货币和金融地理学的构成。
Black(2000)追溯历史，研究英国银行部门从1830年到1870年的资金的空间配置，认为在调和货币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对塑造已有环境空间的作用越来越大。Dodd(1994;1995a;1995b;1995c)的理论贡献突出体现在其货币网络的概念。他通过确认货币重要和抽象的特性而试图在货币功能性和物质性理论之间寻找一条中间路径，并且为鉴别不同时空货币系统的变化提供了方法。Dodd(1994)认为，货币具有多方面用途、执行所有可能的货币功能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不存在同时发挥这些功能的货币形式。法定货币只是在实践中被用于价值储藏；钞票和硬币代表价值单位而非其本身；实际上，如果它们这样做了，它们就比其法定货币等价物具有更大的价值。支票、信用卡和银行汇票只是支付手段，认为这些货币形式可以执行多种职能、具有多种用途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Thrift(1994;1996)主要致力于金融网络的研究。他的地理学方法在很多方面都得到Dodd的赞同与支持。Thrift指出Dodd抽象的、唯心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并且认为不仅仅需要把货币看作是理性的设计，而且货币也是具体化的、蕴含了大量的社会和文化变形。有关货币地理学的很多研究都有着浓重的哲学味道和人文色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关历史和社会人类学的，因此往往对实际金融政策的操作影响不大。
另有一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货币和信用必须被生产出来并加以分配，这种产生和配置过程主要发生在一些“世界城市”中，如伦敦、纽约和东京。这里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密集。地理学上的研究工作专注于这些城市的金融经济，但是最近的研究则有所拓展，不但研究较小的城市中心，而且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也强调了世界城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Porta(1997,1998)及其同事研究在分割金融系统时，边界的作用和重要性：独特的法律系统将世界分为不同的规制和金融系统。国家边界对金融系统分割的程度深深根植于资金的全球流动以及在面对一体化和同质化的日益强大的抵消力量时边界的作用还剩下多少。金融危机的起源和传导可能存在于差异很大的金融体制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和制度驱动力共存的世界中。
Miller(1992)则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探讨社会公共联系和集体角色构建。他指出交流的相对重要性与集体行为的策略性，其形式随着历史、地理的演变而变化，人们行为协调的方式往往根植于某地，但是由于资本的高度流动性而变得不稳固，公共联系的纽带不可维系，地区对社区基础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对公司区位和投资决策而言，地区则更加重要。强的基于社区的联系开始流动，由于时空压缩而导致新形式集体角色的产生。
由于金融与保险密不可分，瑞斯托·劳拉詹南认为在金融地理学的研究中，应考虑保险问题：没有预料到的是对保险业兴趣的淡薄，因为许多保险部门与传统的地理问题联系密切。财产所有者买保险以预防地震、台风和洪水(Palm,1971)。船主和厂主担心自然灾害因而购买灾祸保险。农作物通常被保险以抵御天气、灾害和蝗虫风险。机动车必须投保交通事故险，美国所有的城市财产都必须投保火灾险。保险的可得性和保险费率常常有着地理的差异(Leyshon and Thrift,1995)。
3.4 金融地理学的发展前景
金融地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或曰学科联盟，其研究方法同地理学、演化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不仅相通而且互补：金融地理学强调基于过程的方法论，而演化经济学不仅对初始条件，而且对过程条件在演化中的重要性给予极端的、高度的重视。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里高津对演化的分岔点把演化的历史性引入自然科学各个领域所做出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同地理学中强调时空一致性的观点相辅相成。而演化的自组织理论本质上就是重视条件的环境条件方法论，地理环境的作用当然亦不可小觑。钱学森曾经指出，“地理科学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而演化的自组织理论即复杂系统理论。许多具体理论如分形论不仅在演化中应用广泛，而且在地理学和股市理论中也有很广的应用。
金融地理学不仅关注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而且强调社会、文化等人文因素，强调了大生境，主张综合、全面、系统地考虑问题，即用系统的思想来分析问题。系统思想要求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克服单维度看问题的传统思维方式，转而采取多维度、全维度看问题的思维方式，用复杂系统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问题；而自组织为复杂系统理论的核心和关键；演化经济学又是探讨复杂经济系统自组织演化过程规律的，因此金融地理学、自组织、演化经济学在逻辑上是自洽的。虽然金融地理学目前的研究琐碎、繁杂、不系统，但它不断汲取其他学科的最新营养，强调跨学科的研究，必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应用领域。
4 结论
笛卡尔曾经说过，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金融地理学比较前沿，研究还很不系统、不成熟，但是，在方法论上，金融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地理学、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相洽相容的，因此，这一学科的兴起为我们研究金融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同时也反映了地理学科蓬勃的生命力以及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日益融合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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