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新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的执政党，它从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以来至今一直执政。它先是领导新加坡人民开展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最终取得胜利，于1965年独立建国。从此，它又领导新加坡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要研究和了解新加坡经济是怎样起飞的，首先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尤其是要了解这个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民行动党的老一辈的理论家拉贾拉南（曾任政府第一副总理和外交部长）把行动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叫做“新资本主义”。拙文试图对这种“新资本主义”作一些肤浅的分析。
一、政治思想
1.廉能政府
廉能政府的理论基础是精英主义。精英主义，又叫专家治国，或叫技术统治。它的核心是鼓吹为政在人，新加坡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少数精英人物，治国者必须是最优秀的人才。“选择专家治国论者为未来领导，部分地是由政府所面临的任务的性质决定的。它的经济发展政策的成功不仅依靠一般的政治鼓动和竞争来维护，而且还依靠复杂组织的有效作用来维持，这就需要专门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协调。而专家治国论者是完全够资格为此作出贡献的，因为他们具有技术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技能。挑选专家治国论者作为未来的政治领袖，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竞争对手候选人的相对缺乏。”（注：R.S.米尔恩：《东盟国家的专家治国论者和政治》，《东南亚研究资料》，1984年第4期。）
精英主义理论的落脚点，是要建立一个“好政府”。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成功，关键在于有一个好政府，建立一个好政府，是他执政几十年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什么是好政府，李光耀指出，关于好政府这个概念，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下有不同的理解，西方国家比较重视个人的自由，因此往往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而亚洲人的理解则是完全不同，亚洲人比较看重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和纪律。
李光耀认为，亚洲各国人民都在追求建立一个符合上述条件的好政府，曼谷1992年5月间出现的几百万人的街头抗议活动， 其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真正民选的政府，泰国人民并不在乎政府是民选的还是发动政变上台的，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廉洁的政府。“1992年5月， 曼谷的七、八百万人民向军人政权表示愤怒，而在一年前，却对该政府所发动的政变表示赞同。曼谷人民反对泰国前首相苏进达，并不是因为他不是民选，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军人本身不廉洁，而他们所要的正是廉洁的政府。”（注：《联合早报》，1992年11月21日。）
李光耀指出，建立好政府的关键，是这个国家的领袖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和责任感，“身为领袖者，无论是否民选，都必须要有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信托人意识。传统上的族长都是专制的，甚至是独裁的，但他们对于本身的部族都有责任感。”（注：《联合早报》，1992年11月21日。）
2.摒弃西式的民主
李光耀认为，实行民主政治必须结合本国国情，树立与本国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民主观。李光耀坚决反对西方国家向新加坡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做法，他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种东西。好几百年的实践证明，只有欧美几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和国情适合推行欧美式的民主政治，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至于亚洲国家，目前完全没有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条件。李光耀指出，要使民主政治能够正常运作，而不会经常打断，有关国家的人民必须“首先必须培养一种文化习俗”。在这种文化习俗中，互相竞争的集团能够自行通过互相让步、妥协而不是暴力，求同存异，协调彼此的分歧与冲突。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人民必须达到相当高的教育水平与物质生活水平，还要一个人数相当多的中产阶级。
李光耀还把民主政治分为西方民主政治和东方民主政治。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监督与制衡，强调个人自由，其特点是“重权利，轻责任和轻义务”；后者的精髓是强调个人服从社会和国家，强调政府的作用，强调为了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有时候就需要将个人的利益和自由转让出来，甚至作出牺牲。李光耀指出，西方式民主政治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并不一定适合每个国家。新加坡是一个亚洲国家，是典型的东方社会，因此，在实行民主政治时，一定要考虑到两种社会、两种文化的差别。新加坡必须推行符合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惯的民主政治，而决不能照搬欧美式的民主政治。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要的是“带有家长制倾向的东方式民主主义”，“美国不应该把本国的民主主义强加给他国”。
李光耀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领导人尤其强烈反对西方的反对党政治，认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一党执政是由新加坡的国情所决定的，一些青年盲目崇拜欧美国家多党政治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李光耀等人指出，新加坡实行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的模式是有充分理由的：
首先，新加坡没有适合两党制或多党制生存的文化基础。
其次，一党执政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网罗和收集人才，防止人才的浪费。
再次，反对党政治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现任总理吴作栋也对当前一些年轻人盲目崇拜西方民主制度提出批评，他指出，新加坡国情不同，新加坡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新加坡必须实行符合亚洲价值观的“托管式民主”，而不是西方那种“社会契约式民主”。吴作栋认为，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和政治制度不符合新加坡的国情，在这方面，新加坡可以向日本学习，借鉴它的经验和制度。“在过去十年，我和我的同事观察到西方国家越来越不负责任的新闻媒介、过度的个人自由主义和错误的福利政策对他们带来了伤害。我们因此决定采用比较合适我们的日本制度。日本是一个亚洲社会，具有很多可以与我们沟通的价值观。他们的反对党不会对国家造成破坏，日本的新闻媒介享有自由也负责任。他们懂得维护和促进国家的利益，他们不会为了提高销售量、收视率或广告收入，而不顾国家的利益，不惜对国家造成伤害”。（注：《联合早报》，1995年8月21日。）
二、经济思想
1.主张国家控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既反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也不赞成以前在共产党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而主张两者的统一。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人民行动党追求国家控制与市场调节的比较完美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创造了新加坡的经济奇迹。新加坡学者这样总结道，“事实上，新加坡政府除担负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所指定的政府传统任务外，还担当了规定目标人、生产者、调节者和财政代理人。”（注：[新加坡]欧进福：《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87年第8期。）“新加坡迄今为止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更多的是国家干预的结果，而不是自由市场调节的结果。”（注：[新加坡]欧进福：《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87年第8期。）
2.经济发展是新加坡生存的基石
李光耀认为，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来说，维持生存是最重要的。为了生存，新加坡必须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新加坡学者欧进福说，在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头脑中经常考虑的最根本问题，是新加坡的生存。他们对维护生存的全神贯注，对经济发展是安全的基石的这种信念，激励了政府坚韧不拔地领导人民奋发努力，追求经济的发展。
3.平等和公正
李光耀指出，人民行动党的理想社会是平等和公正的，但是，这种平等和公正不是一些国家所推行的那种平均主义，而是指机会均等。就象运动员百米赛跑一样，每个人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起跑线上每个运动员都是平等的，但是，由于各人的体力和训练程度不同，比赛的结果也是不相同的，这种结果的不相同是必然是、合理的。人民行动党反对前一种不平等，即机会不均等，而主张后一种不平等，即结果的不相同。人民行动党不能把一个穷人变成一个富人，但是，它对穷人却不断地提供机会，使他们保持身体健康，受到较好的教育和训练，为他们创造和提供参与竞争的条件与机会。
4.必须根据国情来建设民主社会主义
李光耀主张在新加坡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反对生搬硬套西欧社会民主党那一套东西。战后，许多亚非拉国家也曾宣布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然而，其经济发展速度往往不如以资本主义为方向的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有的甚至遭到惨败。李光耀认为，这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本身的过错，而是一些亚非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生搬硬套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所致。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功的秘诀，就是它不受干扰地、坚定不移地走自已的路。
5.正确对待资本主义
李光耀认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完全抛弃资本主义，而是要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则。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李光耀认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它们是可以互相补充、相互完善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要通过国家权力来调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之提供日益增多的经济盈利，然后通过各种税收把这些盈利提取出来，再利用社会政策进行重新分配，以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就是在“混合经济”制度下，由政府推行“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社会福利”等社会政策，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常出现的失业、贫困、贫富悬殊等社会弊病。
然而，与西欧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有所不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反对过分地实行“福利主义”。认为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就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从而大大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社会和人民失去竞争心和进取精神。李光耀指出，帮助穷人是行动党的宗旨之一，但是，关键在于怎样帮助穷人。行动党不主张给穷人“送鱼”，而是给他们送“渔具”和“教会他们怎样捕鱼”，这才是既消灭了贫穷，又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竞争心理的最佳途径。“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哲学，而这种哲学是要使每一代都有相等的机会，不会因为上代，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因为不同的天赋和不同的努力而导致不平等现象出现，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就不会失败。即使这样，如果以社会主义为名在重要分配财富方面做得太过分，这将抑制竞争和力争上游的主动性，这样的社会主义将失败。”（注：《联合早报》，1990年2月28日。）
李光耀和行动党的其他领导人认为，在新加坡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和私人企业是必要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调动私人企业的积极性，鼓励资本家尽其所能，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多出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完全可以融通的，私人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原则虽然会产生人剥削人的现象，但是，它的优点是能够激发人们的进取心和竞争精神。追逐利润是人的本性，人民行动党的任务，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的这种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所带来的一些弊病，政府必须建立一些国营企业，与此同时，通过税收等政策来调节分配，从而把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私人企业关心利润，政府则追求社会公正和平等，两者的结合，就是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
三、基本特征
国内有人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老一辈理论家拉贾拉南则把它概括为“新资本主义”。笔者认为，很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给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指导思想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其实，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它广采众家之长，把各种主义的优点都吸纳过来。通过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大杂烩，它既融合了现代资本主义，也包括了西欧的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时也保留了古代中国的一些政治文化，如贤人政治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新资本主义”有如下两个明显的基本特征：
1.实用主义
新加坡小国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其领导人只能奉行实用主义，新加坡是一个连食水都要从邻国进口的岛国，它要生存就必须面对不断变化的局势，并且不断地作出调整。在实用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制度和执行政策以及检验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是“功效至上”。行动党虽然强调它信奉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它却从来不受其信条的约束和限制，而只相信“有用便是真理”的原则，一切为了实用。实用主义的原则使新加坡在冷战的时代却能够有效地排除两种意识形态对立所带来的各种干扰，一心一意地专心于本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在新加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一些西方学者称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结合了“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它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它又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分配财富。英国学者亚历克斯这样形容道：“经济也许是新加坡最显著的矛盾现象。新加坡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公然而且成功地鼓励各种资本主义。……实际上，新加坡的社会主义是植根于党的信念，它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在于使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去生活、学习、接受训练与工作，并能够尽其所能地谋生。”（注：亚历克斯·乔西：《新加坡第一》，台湾金陵图书有限公司编印，第64页。）
2.国家至上和国家崇拜
新加坡的“新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国家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它不仅打上了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烙印，而且也具有很强烈的中国传统的文化色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重视发挥和运用国家调节的功能，可以说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结构中“国家强”而“社会弱”的基本运作特征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结合而产生出来的一种“东方形态”。国家主义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一种重要内容，它强调国家至上，个人必须服从国家，以国家利益为个人的出发点和归宿，个人要为国家作出牺牲，而国家则必须对人民的一切负责。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必须由国家来过问，由国家包下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这种国家至上主义对世世代代的中国家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加坡的华人也没有例外。一位专门研究新加坡和亚洲问题的英国学者这样描述新加坡华人，“对于一个人道的合理的政府，通常都有天生的依赖感”，“都缺乏政治上的兴趣，他们只是默默地接受政府……从孩提时代起，他们就接受了一种观念，认为尽义务才是他们得到安全的唯一方法。不论是信仰、语言、文化或是生活习俗，早就已经编织成一幅完整的模式，而且在那模式上也显示出一个良好政府的雏形。”（注：亚历克斯·乔西：《新加坡第一》，台湾金陵图书有限公司编印，第416页。）。 行动党的主要领导人李光耀的思想深处，他的领导方式，他对人民的态度，更是具有浓厚的国家主义的色彩。因此，华裔新加坡都把他视如族长、父亲般的领导人，只有那些具有现代西方观念的人才把他当作总理。因此，在评价李光耀时，千万不要忘记了他是一个华人，“传统的中国人”，“他认为一个政府必须统治一切，一个内阁总理也必须是在亚洲观念和亚洲立场上的一个领袖。”（注：亚历克斯·乔西：《新加坡第一》，台湾金陵图书有限公司编印，第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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