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心理：透视现代经济的微观窗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微观论文,透视论文,窗口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95年4月至8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短短五个月时间里连续推出三项重大举措，先是决定自4月1日起中止保值储蓄业务；继而宣布5月1日起全面调低存款利息；接着又发公告从8月23日起储蓄存款利息在已经下调了的基础上再降1.5个百分点，两次降息累计幅度达2.48个百分点，这在我国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事件。储蓄利率历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发展总体态势的重要杠杆，其变动于企业及公众都极为敏感，社会波及面大，影响程度深广。在利率低走的情况下，通常能够牵动资金市场、消费市场以及公众的经济意识、经济行为取向发生一系列变化，如企业增加资金投入，更新设备，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提高生产能力，降低成本；社会消费欲求扩大，市场活跃，供求趋于平衡；社会游资多元性分流，国有银行压力减轻，货币流通量增加；物价平稳，通货膨胀率下降，整个经济按既定目标健康、和谐、快速运行，因此，各国政府都将调整利率作为管理经济的一个有力工具。
然而，尽管变动利率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如此显著的作用，但其功能效应是否能够真正合目的性实现，并非易事。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活动已经从简单、一元走向了复杂、多元，人的主体性日益突出，这不仅表现为人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手段调控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人的主体因素——心理特点、文化特点、历史特点、社会特点、制度特点等已经不再是“陪衬”经济的人文背景，“研究经济问题时只需略加考虑的小玩艺”，而是在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下于经济活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任何经济现象都可能既是经济的，同时又是非经济的——是心理的、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制度的，具有经济与非经济双重品质，例如在利率问题上就表现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心理特点。
据北京零点调查公司调查，对于银行近期一系列降息举措，46.2%的储户表示“对自己的储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在认为“有影响”的53.8%储户中，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这种“影响只是心理层面的，不会改变储蓄行为”；另三分之二储户，35.5%的人“将减少储蓄额，增加消费额”；19.5%的人“将减少储蓄额，增加投资额”；11.4%的人“不改变储蓄额，仅调整储蓄期”；只有4.7%的人因此而“不再储蓄”。这其中，表示自己要减少储蓄额、增加消费额的储户，近半数家庭月收入低于1500元；29.8%的人家庭月收入在1501—2500元之间，2501元以上的仅为四分之一。由此可见，真正“有影响”——即准备将自己手中的资金从银行抽出转向消费市场或投资市场——的储户占储户总数的55%，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消费能力及投资能力有限的低收入群体。那么，为什么部分人面对储蓄利率降低的事实依旧固着于储蓄呢？调查发现，人们储蓄的主要目的：55%的人“为了应付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需要”；50%的人“为孩子教育作准备”；40%的人“为自己老年作准备”；25%的人“为大宗消费积攒”；16%的人“现在还没有别的用途”。可见，储蓄动机由长线因素构成，社会保障、家庭教育、远期消费三者居先。
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提供的一份调查，面对调整后的利率，42.1%储户选择“继续存钱”，这一比例虽然比第二次降息前下降了13.5%，但仍居首位。56.6%的储户存钱的目的在于买高档商品、为结婚作准备、买房或建房、攒孩子教育费、养老金，仅有3.0%的储户储蓄为的是“得利息”。
另据我的一项调查，储蓄作为货币收入的一种运作方式，其吸引力所在：第一位是安全可靠，无风险；第二位是保密性强；第三位是便于积攒，可以满足自己或家庭对高额商品的需要，并且可以随时帮助自己或家庭解除燃眉之急；第四位是操作简单，无需特殊学习或经验积累；第五位是获取利息。重在求保险、求安全、求需要，求增殖滞后。
透过这些调查可以看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谋划自己经济收入的时候，固然要选择最有利的货币分流方式求取收入的最大增殖，但大多数人作为收入渠道极其有限、收入数量基本稳定的职业取酬者，货币分流的重心在于满足生存需要，并确保这种需要能够得到较好地满足。生存需要的满足，不仅表现在需求的类上，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无所不包，而且表现在需求的“社会性”指向上，既有个人的，亦有家庭的；既有对当下的“近虑”，亦有为未来的“远忧”；既有对常规开支的计划，亦有对非常规事件的考虑，覆盖人生存的全部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伴随着人生的全过程。因而，人们在考虑手中货币分流方式的同时必须考虑每种方式的风险程度，追求最大的保险系数，努力避免因资产损失可能带来的生存危机，这就自然使得由国家银行承办的储蓄成为人们有最充分的理由选择的合理的经济行为。很显然，是否放弃储蓄绝非单纯的经济现象，在人们储蓄行为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动机性心理质子——即以追求生存保障、逃避生存风险的“生存—安全”需要为基本构架的经济心理场，它内在地支配着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制约着人们对降息刺激的行为反映，规导着人们借助感知、思维等认知活动进行的（1）对降息信息的个性化分析；（2）对自我先前储蓄行为价值的心理评估；（3）对改变先前储蓄行为转向消费或投资市场的风险的主观预测；（4）对储蓄与消费或投资这两种行为之间的付出与收益的多维比较。由此建构起个性化的经济行为模式，其中包括个体或家庭在货币分流问题上的行为价值取向、行为意向选择、行为固着的程度以及行为转换过程的长短，即：是坚持储蓄还是转向消费或转向投资，是立刻就转还是等一等再转，是全部转还是部分转。可见，人们对降息信息的行为反映并非机械的镜式映射，而是如认识论所说的以主客观相互作用形式表现出来的认知同化或认知再造过程，经济心理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提醒我们，经济研究的立点必须从“经济的社会”转向“社会的经济”，将经济现象视为人的现象进行社会性思考，在社会的人、文化的人、历史的人、制度的人、心理的人的活生生的经济活动中探寻经济现象形成、游走、演变的本质和规律，方才可能获得问题把握的科学性和客观准确性。这一点已经为心理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所越来越多的认识并致力于经济—心理领域的研究开拓，经济心理学便是其中较为成熟完整的一个理论。
二
经济心理学雏发于本世纪50年代初期，因一批“具有良好心理学素养的经济学家”和“具有良好经济学头脑的心理学家”共同倡导而形成。经济心理学理论的核心人物为美国密西根大学具有经济学教授和心理学教授双重学术角色的乔治·卡托纳（1901—1981），他的《经济行为的心理分析》（1951）一书被视为“一部富有开拓价值的重要著作”，“经济心理学的开山经典”。经济心理学的研究者主要分布在西欧和北美地区，较有影响的有凡纳伊、迪希特、塔尔德、弗兰克、艾尔、卢茨、劳埃德、阿尔布、卢克斯、麦克法德恩等人，其中70%为经济学家，10%为经济心理学家，心理学家仅占五分之一。70年代中期，经济心理学第一次以欧洲讨论会（1976年）的形式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展露头角，1981年该会提升为国际性会议，紧接着经济心理学国际研究会宣告成立，并推出自己的刊物《经济心理学学报》，这些事件标志着经济心理学不再是个别人的研究偏好，成为一股颇具声势的学术思潮，“现代经济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另一种声音”。经济心理学的主要思想及其研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心理学的经济观：
什么是现代经济现象？这似乎是经济学教科书都可以省略的问题，但在经济心理学家看来，它却是现代经济研究必须首先读懂的东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恰恰是我们理解现代经济运演脉络、把握其未来走向的最重要的理论及实践基础。卡托纳等人认为，现代经济与古典经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经济活动的立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物的经济为人的经济所替代，人从被收入、价格等经济提线牵动的经济木偶一跃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这就意味着人的经济行为以及其自身内在制约经济行为的经济心理因素如主观期望、个性偏好、选择意向等等在经济活动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它们不仅决定着经济运作的宏观态势和微观态势，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还在客观上直接构成了经济现象本身，也就是说，经济过程中的任何一种现象性浮出都不外乎是社会个体（或群体）的经济行为或聚合或积淀的产物，用卡托纳的话讲，“正是这些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创造了经济”，因而，现代经济现象在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人文现象，“具有十足的心理特性”。
关于这一点迪希特说得最为明了，他指出“各种物品并不是超然于个人之外的、原始的和不带有人的个性的，它们是人的物品”。塔尔德通过举例进一步论证道，比如作为价值标记的货币，“如果它不是各种主观的东西，如信仰、希望、思想、意志等的综合，那它就没有任何意义，绝对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价格的起落，不同于气压计指数的上下波动，如果不考虑心理方面的原因，……就不能作出任何解释”。
基于这种思想，经济心理学家认为，现代经济研究所面对的不再有单纯的物的经济问题，而是人的经济问题，经济分析所要做的也“不再是研究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之间、储蓄和流通之间抽象的关系，而是发现人的经济行为的特点和规律”，这种转变标志着经济学开始迈向“人道化”，对人的“内在的和精神方面的关注”成为现代经济研究的核心与主题。这一点是现代经济最突出的时代特征，每一位经济学研究者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如果忽略了这种变化就无法理解纷繁复杂的现代经济，也不可能建构起有价值的经济科学。因此，卡托纳指出：“在现代意义上，经济学说到底是一门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科学”。
2.经济心理学的研究逻辑：
显然，所谓经济心理学，就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科学。按照卡托纳等人的思想，“经济行为是人的一种社会行为”，它是社会的人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以客观化形式外在表现出来的对经济刺激的主观反映。经济刺激如人们所熟悉的价格指数、个人或家庭可支配的收入、通货膨胀、利润、税收、以及经济信息媒介等皆为人生存借以依托的经济环境，它仅仅构成经济行为产生的前提或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经济行为不是经济刺激的直接映射，从刺激到行为需要经过一系列中介变量，凡纳伊认为，这些变量主要包括：个人目标、价值观念、期望、认知方式、搜集信息及整合信息的能力、对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兴趣等，经济刺激通过中介变量的加工制作形成经济行为意向：需求、偏好、选择、决策，而意向的外在显现即为经济行为。换句话说，“行为只是一种深层的心理本质的表面表现，而要更好地理解这些行为，就必须了解这种深层的心理本质，因为心理本质是这些行为的必要源泉，“经济现象研究的关键就在于捕捉那只隐藏在经济行为背后的“看不见的手”。
基于这种分析，卡托纳等人认为，对经济现象的思考应该是由深层向浅层、由外在向内在、由心理向行为的逻推演，从经济行为发生、发展、演变的内在心理机制、以及经济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入手，探索一种经济现象与它种经济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寻觅经济过程中由此阶段到彼阶段、此环节到彼环节流变的运动轨迹，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相对于传统经济学，卢茨认为，这是经济研究的一种逆逻辑，前者是首先创造理想然后逐步走向现实，所关心的是社会经济的理想状态，即“应该发生什么”；后者则是以“一种经验的态度关注实际的发展”，以现实为起点最终又回归现实，研究视界始终是社会经济的现实状态，即“实际发生了什么”。理想研究的逻辑功能指向于“是什么”，而现实研究的逻辑功能则“不仅限于描述人在某些情况下干什么，而且还要努力发现人在哪些情况下为什么会那样行事”，所探寻的是经济现象的深层原因。因而，经济心理学的研究逻辑是一种现实的逻辑，或为发现的逻辑。
正是经济心理学的这种研究逻辑使得经济学与心理学这两个原本“彼此分离，彼此疏远”的学科“皆合乎情理地超越了自身专业所严格规定的范围”，二者互为基础，互为借鉴，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既与经济学和心理学密切相关，又有别于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独特的新学科体系。
在这一点上，卡托纳等人十分清楚地知道，经济研究的行为指向并非他们的独创。早在上世纪末，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凡勃伦就明确提出，“经济发展，即人的行为的变化。在经济要素体系中，唯有超越了资本品的物理恒常性的具有流变特征的人的行为，才是经济学领域最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因此，经济心理学立论的关键并不系于经济学是否应该研究人的行为，而在对于行为的研究是否能够以心理学为基础。凡勃伦以及后来的追随者米契尔、米塞斯、罗宾斯等人坚决反对心理学介入经济研究，他们断然指出，以为行为受心理左右，这种看法是绝对错误的。行为的主要决定者不是心理，而是制度。更何况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均为不可争辩的经验事实，既不需要理论支持，也不需要实验证明，若将心理学导入则只能把经济学引向对“最低级本能的关注”，降低经济学的科学性。但在经济心理学家看来，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经济学家的偏见，从人的心理入手探索经济行为并非是某些人的别出新裁，而是经济问题内在逻辑的自然回归，有着天然的合理性。对此，凡纳伊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第一，历史分析。在人类思想上，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并不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矛盾、互斥和对立，二者均脱胎于哲学，有着共同的理论先导，以后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而逐步分化，成为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然而，尽管如此，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仍然缺乏严格的专业界分，更鲜有学科偏见与学科歧视，如最具代表性的门格尔和凯恩斯。19世纪中叶，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明确指出：“要认识经济机制中的需求、价值和判断等，只有通过内省法的心理分析。”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更为直截了当坦言：“我要十分强调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科学。它与人的内省和价值观相联系。它关心的只是动机、期望和心理不安”。同时不止在一处提出，具有“多血质和要在事业中占一席之地的建设精神”的人是最活跃的经济动力。“喜欢享乐、缺乏远见、慷慨大方、好出风头和挥霍浪费”的心理动机驱使人们倾向消费，不消费行为则是“防备不测、深谋远虑、精打细算、荣华富贵、自立自强、开拓创业、自豪感和贪婪吝啬”八种心理动机作用的结果。他还发现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三大心理规律”。鉴于这些事实，经济心理学家阿尔哈德福不客气地指出，一直被经济学家断然拒绝在前门之外的心理学，其实早就从后门悄悄进入经济学了，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根本不存在无法跨越的历史鸿沟。
第二，现状分析。凡纳伊认为，尽管经济学家始终无视心理学的存在，但遗憾的是“它从来都不得不考虑心理学”，也从未有过完全摆脱心理学基础的经济学，关于这一点，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理论假设。“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全部理论构架的前提性假设，或基础性假设，它将人设定为是受物质利益驱使的经济动物，人的活动具有高度的理性、高度的自我意识以及高度的自控能力，“他不会想入非非和心血来潮，他只想以最小的牺牲来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人的每一次消费或者不消费都有着“纯合理性”。经济学正是基于对人的这种假定，才建立了诸如“支出是收入的函数”、“商业投资是利润的函数”、“需求量随价格下降而增长，随价格上涨而下降”等等一系列经济范畴、经济原则乃至整个经济理论体系。因而，心理学始终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卡托纳认为，如果说经济心理学有什么新意的话，那么，也决非是想为现代经济学构筑一个“全新”的理论基石，它所做的仅仅是替换了原先的旧基础而已，即用“富有自主性、创造性、注重实现自我价值、追求完美人性的自我实现的人”取代经济人，用非理性人取代理性人。经济心理学的贡献就在于第一次展示了经济学理论体系运演的内在逻辑，并恰当地强调了心理学对于经济研究的重要性。
3.经济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综合卡托纳等人的有关论述，经济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大致指向以下八方面：
（1）消费行为。消费行为是经济心理学最古老的研究课题，也是“迄今为止得到最认真探究的领域”。经济心理学对消费行为的研究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解析制约消费行为的经济心理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与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二是建构有效地测评体系，科学地把握消费行为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并据此对经济过程各个环节的变动态势作出准确地预测和评估。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心理学家一致认为，消费既是收入的函数，同时又是消费意愿的函数，“购买不仅取决于经济形势、可使用的资金和购买者的财力，而且取决于他的心理情绪、他对经济形势的心理倾向，即取决于消费者的消费态度、动机、期望，以及对消费对象的渴望程度，总之，取决于他的意向”，主客观因素的双向作用决定了消费者的消费方式、消费内容和消费取向。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后者对个体及社会总体的消费水平及消费走势的影响力往往大于前者，如1970年美国的社会收入总量基本没变，但由于消费者对社会状况及发展前景持消极态度和悲观情绪，因而导致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销量大幅度下降，产品严重积压，进而引起失业人数猛增，社会经济动荡。若干年后，“由于积极乐观社会情绪的重新降临，迅速带来了经济繁荣的恢复”。
（2）储蓄行为。储蓄即不消费。传统经济学倾向认为，经济繁荣时期或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人们通常将更多的钱投入银行，增加储蓄；经济萧条时期或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人们通常将更多的钱用于消费，减少储蓄。卡托纳等人在调查了消费者储蓄偏好后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持币量与储蓄量之间缺乏绝对的正相关联系，并非储蓄能力越强，储蓄数量一定就越多，对储蓄行为起决定作用的除持币量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经济心理因素，其一，储蓄动机。研究发现，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具有更强烈的储蓄动机；老年人比青年人具有更强烈的储蓄动机。尽管前者在储蓄总量上可能远远不及后者，但他们通常是“坚定的储蓄者”，会持续不断地把钱送进银行，储蓄行为的稳定性程度大大高于后者。正因为如此，调整利率对二者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一般情况下，上调利率，能够调动起高收入者强烈的储蓄动机，将更多的钱转移到银行；而下调利率则可能使高收入者失去储蓄兴趣，将原先存在银行里的钱转向其他更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如购买股票、债券等等。但无论利率是升是降，都很少引起低收入者储蓄行为的明显变化，这是因为，一则受到持币量的限制，二则低收入者储蓄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谋求增殖，而是保障日常生活之需的“非生产性攒钱”，且在他们心目中储蓄往往是一种最安全的保障手段。其二，对社会经济状况的理解及其期望。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储蓄动机多高于经济繁荣时期，因为萧条的经济通常带来普遍的社会恐慌，人们感到危机四伏，前途未卜，急切需要有一个能够帮助自己抵御风险、度过难关的经济缓冲器——一笔足够保障当下及今后一段时期基本生活需要的储蓄金，于是“尽可能少花，尽可能多存”。而在经济繁荣时期通常乐观主义情绪占上风，各种欲望喷涌而出乃至极度膨胀，更多的资金被转向用于满足物质消费、文化消费、享乐消费的需要，储蓄量相对减少。
（3）税收行为。税收历来被政府官员称之为“既要拔毛，又不要鸡叫”的艺术，认为税收与消费是一对矛盾，削减税收势必带来消费量的增加，增加税收则必然导致消费量的减少；且二者间呈等量变化，税收增削的量就是消费减增的量。经济心理学家通过研究社会纳税心理发现，这种描述仅仅揭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形，即在增税情况下，人们通过减少储蓄来补充消费，依然维持原生活水平；在减税情况下，人们增加储蓄，节制消费，仍旧保持原消费水准。税收无论是增是减，人们都可以通过自我调节保持生活水平不变。税收变化到底带来的是刺激消费还是遏制消费取决于消费者的经济心理因素，其中核心因素是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和满意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们对政府新税收政策的态度、评价和期望：肯定还是否定、积极还是消极、乐观还是悲观，不同的心理导致对税收变化的不同反映。
（4）投资行为。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冒险行为，按照经济心理学家提供的思想，常规状态下，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都倾向于逃避风险、寻求安全，冒险多发生在三种情况下：其一，企业或个人预计冒险所得能够弥补甚至大大超过冒险付出的物质代价和精神代价；其二，企业或个人身陷困境，非冒险无生存希望；其三，企业或个人遭遇强有力竞争，只有冒险一拼才可能战胜对手，稳住地位。投资既是利润的函数，又是经济心理的函数。
（5）决策行为。经济心理学家以西蒙的“有限合理性”理论为出发点，进一步提出，决策行为细分为获得行为和选择行为两个子行为，前者受信息不完全性制约，决策者无法获得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只能依据所能得到的有限信息寻求价值与耗费的最大距离——价值尽可能的大，耗费尽可能的小，因而如西蒙所说，决策只有“有限合理性”。影响后一个子行为的因素除信息外，更重要的是决策者的人格因素、经验因素及人际因素，受这些因素的牵制决策只具“有限满意性”，特别是在群体决策的情况下，决策常常成为人与人相互磨合的“折衷作品”，只能令一些人满意，另一些人则可能不满，“有限满意性”是决策行为的第二个重要特征。
（6）通货膨胀。经济心理学的思考兴趣在于：A.通货膨胀的社会知觉特点；B.通货膨胀与消费、储蓄、投资等经济行为之间的制动关系。经济心理学对通货膨胀的研究起于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现象，即虽然大多数美国人视通货膨胀为恶魔，但当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通胀降临时，却并不急着购买，而是等待观望。经济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们对通货膨胀的行为反映受心理期望的支配。若价格已经上涨且人们预测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小幅度上涨时，人们往往维持消费，或降低消费，增加储蓄；若价格已经上涨且人们预计今后还将要大幅度上涨、或在通货膨胀初期，人们才可能采用大量囤积的方式保护自己。
（7）失业。经济心理学对失业的研究侧重于个人失业后的心理体验、工作期望、消费行为特点、以及失业与离婚率、失业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失业者的心身健康等问题。在经济心理学家看来，工作的价值不仅实用性的体现在收入上，更为重要的，工作“使人产生一种自信的感情，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实力、有能力、有用处。而一旦这些需要受挫，就会使人产生自卑感、软弱感、无能感”，甚至是“变为废物的恐惧”。因此，失业者较易发生心理失调，悲观失望，沮丧颓废，失去生活勇气，长期失业者尤为明显。研究还发现，失业反映存在着个体差异，内向型个体的人多倾向于自我归因，把失业的原因归结于自己缺乏能力，因而常常具有更强烈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外向型个性的人倾向于把失业的原因归致为社会政治因素或经济因素，故发生心理疾病的概率较小，若在高失业率情况下，则更加容易恢复心理平衡。失业者再寻找工作的特点是饥不择食，荒不择路。失业时间越长，对“找什么工作才适合自己”越不加考虑，唯“有”是从，随之而来的是再就业过程中缺乏工作兴趣，动机水平较低。
（8）国际关系行为。不发达问题在当前的重要性，以及为解决这类问题所作努力的屡屡失败，促使经济心理学关注国际关系。他们认为，国际发展政策失败的原因并非是“援助”不充分或国际间资源分配不合理，而在于“援助”概念本身存在着严重错误，援助国自恃优越，以家长式作风对待受援国，指手划脚，盛气凌人，原本平等的国际关系变成主仆关系，从而扭曲了援助的本意。而事实上，不发达国家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或财政帮助，更重要的是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尊敬，缺乏尊重与尊敬的援助只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相互对抗，危害人类和平与进步。所以，援助的前提不是施舍、怜悯、同情，应该是共同发展。
三
应该说，经济心理学是一次求索经济学“人道化”的大胆尝试，它试图把一种新的科学观引入经济学，为现代经济学建构一个“充满人性和人类价值”的理论框架，使经济学成为人的科学，人成为经济学的主体，从而达到科学与人性有机交融整合一体，在经济心理学家看来，亦即经济学的“行为革命”。经济心理学的这种认知意向恰是当时的科学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泛化。19世纪末到本世纪20、30年代，一系列划时代的科学发现与发明使得世界科学图景发生了从牛顿范式向爱因斯坦范式转换的范式革命，奠立于牛顿力学的经典科学观所一直抱定的“科学是客观规律的结构”、“科学真理是对外部世界及其本质的真实描述”等科学理论，被相对论创立者爱因斯坦宣布为仅仅是科学家心目中的“理想”。现实的逻辑中，科学即历史，即人类主体能动活动所创造的认识体系，科学真理的本质在于活生生的人一代一代艰辛探索累积起来的科学认识过程。人不仅面对自然进行科学研究，而且人所关注的科学世界本身就是由人自身的生活、实践所构筑的世界，科学研究或者过程性的指向人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人解析原子结构，或者结果性的指向人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相互关系——如环境保护、自然人的社会化，因而，主体性是科学的内在特征。这意味着爱因斯坦在经典科学观认为是绝对性、客观性、永恒性的地方统统印上了相对性、主体性、历史性的崭新字样，科学与人被紧紧地捆在了一起。基于这种科学观念，化学物理学家波兰尼大胆提出：“向自然科学索要人性”，接着研究中出现了“交叉科学”这一新的探索倾向，经济心理学便是其中之一。
借助于科技与教育两块跳板起飞的现代经济走到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可以说完成了一个发展堆量，经济社会开始脱出单纯崇尚效率的索取型经济模态，转向强调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生存与发展和谐共进的平衡型经济模态，尊重自然、尊重人性、保护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成为经济活动的主题，这标志着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某种质的改变，人从被紧紧锁在经济的必然王国里不得不甘拜在它面前的被经济物牵着鼻子走的虚假的经济主体状态，跃为“真正理解了经济内涵、理解了人和经济之间真实关系”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主体，人的主体性作用在经济活动中第一次有了真实的显现，其理亦如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说，当一个人“要什么”的时候，他是不自由的，是奴隶；而当他知道自己“不要什么”的时候，他是自由的，是主人，因而，现代经济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人是主体。
在这一问题上，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人是主体”有着不同于传统经济学认知的特殊含义，它包括：（1）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人类主体有目的的经济活动构成的；（2）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说到底是人类主体有目的的经济活动的规律；（3）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最终取决于人类主体自身发展的文明程度，以及人类主体对其自身在经济活动中自主作用的自觉意识水平；（4）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人类主体性的社会回归，即人真正获得自我支配权力，成为“人的上帝”，不再是“上帝的人”。该主体含义反映了一种新型的人物关系，也是对被颠倒的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再颠倒。
因此，现代经济学要想真正释解经济现象就必须把研究落点放到对人的关注上来，探究人的经济行为的特点，从而把握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两种倾向，一是经济范畴人格化，即否认经济行为的物质基础，无限度地扩展人主观经济动机的重要性，并唯以此解释经济现象。二是人格范畴经济化，即仅仅把人理解为经济动物，忽略人的社会本质。二者其中的任何一点差误都可能导致科学客观性的扭曲，这是必须要加以防止的。
经济心理学研究虽然已经走过近半世纪的路程，但远非完全成熟，经济心理学家也认为这一理论至今仍处于“发展之中”，尽管如此，它所给我们的启示应该是有思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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