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十年代的两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著看早期中国农战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农民战争论文,史论论文,战史论文,两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一直认为，对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全面系统研究，是建国以后的事。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早在1933年，即中国社会史论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国内就有两部很有份量的农民战争史著作问世了。一部是由亚东图书馆发行、蔡雪村著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以下简称“蔡书”），另一部是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薛农山著《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分析》（以下简称“薛书”）。蔡书共9章，近30万字，分三册装订；薛书计12章，字数在30万以上，出版后的两年，即1935年，又重版一次，可见其当时是受欢迎的。对这两部著作，后人虽有所注意，但没有作过比较全面的介绍与评论。笔者拟从总结和继承前人学术成果的角度，对两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作简要述评，供读者参考。
一、建立了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体系
中国古代史书，均系出自封建史家之手，他们从自身的阶级利益出发，对历代农民起义，大都怀有偏见，甚至极尽污蔑、贬低之能事，以“匪”、“寇”、“贼”、“盗”作为对起义农民的代称。近代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虽然高举“史学革命”的大旗，以批判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为己任，但在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上，仍未越出传统观念的樊篱。真正对农民战争作出肯定评价的是20世纪初年的革命派人士。他们最早写的一篇歌颂农民起义的文章，是1901年载于《开智录》上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该文在历数了义和团在反抗外来侵略、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功绩之后说：“有此数功，则不可徒目之为匪矣；有此数功，则我国民精神可以从此振刷矣。”〔1〕1904年，刘成禺（署名汉公）写了《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谓“汉公是编，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2〕可以说，他们为一直被污为“粤匪”的太平天国做了一大篇翻案文章。同年7月，刘师培在《中国白话报》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家陈涉传》，称陈涉是“先时大人物”，“三代以来的革命大家”，其历史地位“共孔子是个一样看重的。”〔3〕1907年，他又在《民报》上写了《悲佃篇》，颂扬历代农民革命，呼唤“陈涉、刘秀、邓茂七其人。”〔4〕这些论著对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评价与旧史书完全不同，开了用新观点研究农民战争的先河。但其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不但叙述不系统，没有对历代农民战争作全面研究，更没有提炼出自己的理论，而且还带有很大的政治功利动机，有着强史就我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如掩盖太平天国运动的阶级内容，片面强调其民族斗争的性质，来为反满革命服务就是例证。刘师培赞扬农民革命，则是与其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综观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可谓政治意义大于学术价值。正因如此，革命派人士的这些思想并未被很好地继承下来，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某些历史著作，甚至又退回到了以前的水平。如1925年出版的孟世杰著《中国最近世史》，号称用新观点写成，却将太平天国视为“内乱”，说其“建国十四载，蹂躏十七省，残破六百余城，近古以来，内乱未有如此之巨者也。”“我既自疲于是役，何暇御外？”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国民党的御用学者，出于害怕苏维埃红军运动的心态，重蹈旧史家的覆辙，极力贬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如1930年发表于《新生命》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历史上的农民暴动，不过是民众势力的“歪泄”，参加暴动的广大农民，“除了送却狗命的不计外，剩下的却仍没有得着什么。”〔5〕作者试图以此暗示，追随中国共产党干革命的农民也不会有好下场。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进步的史学家，为了对现实的农民运动之前途作出回答，开始研究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如周谷城在1930年写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一书，就用一定篇幅叙述历代的农民战争.他说：“历来的暴动，可以说毫无结果，也可以说有大结果。”所谓“无结果”，是指农民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所谓“有大结果”是指“旧统治势力消灭”和“新统治势力成立”。他还以“有主义”与“无主义”区别当代农民运动和历史上的农民运动。此外，也有人对历史上朝代之变革与农民运动的关系进行过探讨。但这都说不上是对农民战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更说不上建立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体系、而真正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当推蔡、薛两书。蔡书在《序言》中坦率表示：“本书的责任，是要说明历代农民‘叛乱’问题，也就是要把那些被士大夫所鄙视、被皇帝御用的历史家所隐蔽了的农民为‘饭碗问题’而反抗统治阶级的事变，使其恢复委屈淹没了数百年或数千年前之本来面目。”〔6〕薛书也说，该书的目的是要系统地研究以下问题：“中国的农民战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它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怎样？当中又经过了一些什么阶段？为什么古代的农民战争与近代的农民运动有质量的差异？在农民运动中又有什么急于要解决的问题？农民运动的前途怎样？”〔7〕两书的作者还公开声明要以唯物史观为研究的指导理论，以便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蔡书说：“历史上的唯物论告诉我们，一切社会现象，都要受一定的因果律所支配。我们于研究中国‘古董’的过程中，必须找出推动社会不断演变，不断前进历史的因果律性质。”〔8〕薛农山：前引书，也认为：“我们拿着一个唯物的武器，才能走出这纷乱而复杂的中国历史的‘迷宫’。过去那些建筑‘迷宫’的匠徒，他们把中国历史装制成帝王的家谱和英雄的记录。……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的说，一部中国古代的历史，每一个字都是农民鲜血写成的，也可以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农民暴动的历史。”〔9〕概括地说，两书对建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新体系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首先，系统地研究了从秦末到清末农民起义的全过程。如蔡书就列专章分别论述了秦末农民大起义、西汉赤眉铜马起义、东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大起义、唐代黄巢起义、元末农民暴动、明末农民起义以及清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薛书除论述了上述历次农民起义外，还专门研究了义和团运动和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象这样系统、详细地研究，在过去是少见的。其次，全面地研究了每次农民战争从酝酿、爆发到失败的全过程，找出了每次农民战争的特点，并将其作了比较研究。这较过去只侧重研究农民战争某一侧面、某一环节，也是有明显进步的。最后，提出了一套关于农民战争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例如，关于全国性农民战争形成的历史条件问题，农民战争作用的具体表现形式问题，农民政权能否建立问题，古代农民战争的历史局限性及失败的原因问题等。应该说，两书所建立的这一研究体系及两位作者所提出的某些观点，一直影响到建国后的农民战争史研究。
二、对全国性农民战争形成原因的探讨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在世界历史上是仅见的。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远在二千年前就出现了欧洲直到中世纪末期才出现的全国性农民战争呢？两书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但回答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到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看法。我们知道，在两书出版之时，史学界进行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亦即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已经如火如荼，在讨论中，人们对古代社会性质的看法出现了重大分歧。其中有一种看法迷惑了不少人，即西周是封建社会，到战国时期，封建社会逐渐解体，秦代以后即进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观点无疑对两书的作者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都认为，全国性农民战争出现的社会条件，是中国过早地形成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蔡雪村说。我国从战国末期起，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使土地制度发生极大变化：“即是土地已纯全成为商品性质，可以自由交易，与前阶段中封主农奴关系截然异趣。在政治方面，随着此种变革，亦逐渐变成商人、官僚、地主三位一体之统治阶层，而使广大农民群众沦为此种膨胀之箭垛。于是，在土地关系中，兼并、豪夺、高利贤剥削，均无所不臻其极，遂使社会分裂为“富者田连阡陌，而贫无立锥”两种敌对营垒。〔10〕他认为，自秦代开始，直到清代中期，中国都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而“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是商业资本发展下的直接产物”。在封建的自然经济时代，全国性农民暴动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当时的“交换纽带”比较狭小，暴动带有地方的性质，很容易被镇压下去。“然而商业资本主义底发展，替各地方之间造出了广阔坚强的纽带，跟着也就造成了普遍全国的农民暴动的基础，如欧洲的农民战争，意大利发生于13世纪末，英法发生于14世纪之末。”〔11〕薛农山也赞成中国自秦以后即进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说法，他补充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为全国性农民战争爆发的社会原因，第一，是因为它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经济，并取得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第二，“依据于货币经济的形式，在一般社会生活中间发生了人剥削人的高利贷的资本。”第三，“货币经济作用的扩大以及高利贷资本之深入农村，使土地也成了商品，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在这许多复杂的条件下面，反映于一般政治形态的，如奴隶之解放，农奴反地主的斗争，最后便形成农民为要求土地而斗争。”〔12〕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来源于俄国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大纲》一书（该书于1927年被译成中文，由上海大东书铺出版），后来拉狄克根据这一理论研究中国社会，认为“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的封建主完全没有了。”〔13〕由于当时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处于初创阶段，能运用唯物史观准确地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人更属凤毛麟角，所以，当这一理论被介绍到国内时，虽曾受到抵制，却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得以暂时流行。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看，薛书虽列名为《中国社会史论战丛书第七种》，但两位作者都没有直接卷入社会史论战之中，〔14〕他们之所以接受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除了其它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他们把欧洲的历史模式机械地套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上，认为“依据西欧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在封建社会灭亡后，工业资本社会发展以前，商业资本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上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中国历史上由秦始皇时代正式的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期，是非常显明的事实。”〔15〕又认为既然欧洲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于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时期，中国也理应如此。同时，他们还对“封建社会”作了机械理解，以为只有欧洲那样的分封制或采邑制才是封建社会，而佃农制及地主庄园制则不属于封建主义。不管怎样说，这都是理论上的重大失误。不过两书作者在谈到历次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时，更多地强调了土地问题，这倒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薛农山说：“根据农民战争之史的发展的路线观察，我们有权利可以说土地问题是农民斗争的关键，历史上每次的农民暴动，其主要原因厥惟农民失掉了土地。”〔16〕蔡书在分析隋末农民起义的原因时说，是“土地集中与阶级矛盾，使农村中深深的种下了农民反叛的根因，炀帝的大兴土木及东征高丽的失败，只是更加促进了矛盾的破裂，也可以说是骚动爆发的引线而已。”〔17〕于清代的会党与太平天国起义，宗教不过是“政治幌子”，“而广大的被清代土地制度排斥的与不堪压榨的贫苦农民，才是这些运动中之真实的中坚人物。”〔19〕此外，蔡书还批评了瓦尔加关于“中国国家政权完全是带有和平的性质“的说法、陶希圣关于“中国治乱均由士大夫阶级的内哄”的说法，突出强调了农民战争的阶级内容，强调了其反剥削、反压迫、求生存的正义性质。
三、充分肯定了历代农民战争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两位作者都引用了《共产党宣言》关于“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论点，并将其运用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蔡书指出：“由秦始皇时代以至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前后，农民不断的暴动，成了推动中国历史向前演进的一个主要因素。”“农民虽不能完成划时代之伟大使命，然其生存斗争之为数千年循环发展之主要动力，已属无可置疑。”〔20〕这里所说“循环发展”是指“在农民战争推动之下，不断改朝换代。”〔21〕薛书也认为“每一次的农民暴动，都是历史变动的动力。”〔22〕除了这种理论上和宏观上的肯定之外，两书还对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发展的具体作用提出了以下几点看法：第一，对于畸形发展的土地所有形态及腐朽政权的直接打击，即蔡书所说“在此若干次斗争中，农民曾以伟大之群众力量，踏平土地集中形态，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23〕他认为各朝代的末期，常因土地过分集中，政权过于腐败，使社会陷于停滞状态，而农民战争对它的冲击与破坏，实为土地关系的调整和政权改建的前提。第二，逼迫新的统治者实行“让步政策”。农民战争不仅冲击和破坏了旧的畸形发展的土地占有形态和腐朽的政权，而且还对新政权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蔡雪村指出，他们以其“余威”“胁迫利用战争崛起之新兴政权不得不对农民施以相当让步与改良。”〔24〕例如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的汉朝政权，就曾“鉴于此次农民势力之伟大，乃不得不施行若干改良政策，以敷衍农民。”这些“改良政策”包括减轻赋税劳役，把公田交农民耕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允许选农民代表当官吏等。他同时也指出，这种“改良政策”的实行，是新的统治者慑于农民战争的威力，“恐怕农民揭竿而起”而“不得已对农民让步，而非为农民的阶级利益的。”〔25〕这可以说是在农民战争研究史上最早出现的“让步政策论”。第三，推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改革运动。如何理解那些没有完成改朝换代任务的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呢？薛农山在谈到北宋时期李顺、王小波的起义时说：“群众的鲜血并不是白流的、多少给社会一些影响。……王安石就是受影响最深刻的一个”。王安石变法的目的虽在“消灭农民战争”，但“对于经济系统的改革，在当时的环境当中，是含有进步的意义。”〔26〕由于对农民战争的进步作用作了比较充分地肯定，所以两书对历代农民战争与农民起义的领袖做了热情地赞颂。薛农山称黄巢是“农民革命的火焰燃烧出的一朵奇葩，是农民大起义的环境中锻炼的一位杰出领袖。”〔27〕太平天国革命“更是开中国过去一切革命史上的新纪元”，其精神“一直到现在还是万丈光芒而永垂不朽！”〔28〕同时、也对旧史中对农民战争杀人过多等污蔑进行了辩解。蔡书指出，明末张献中虽然杀了不少人，但被杀者以官吏、富人及对抗他的人为多，当然也殃及良民，但绝不如旧史书说的那么严重。薛农山则指出，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全部真实材料，“在在都显示农民革命的光辉和反驳士大夫诬他为流寇的胡说！”〔29〕
四、对不同时期农民战争特点的比较研究
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农民战争，是两书的又一个特点。薛书指出：“农民革命之继续不断地向前进展，而每一时代都有它的新内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又说：“农民战争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绝不是什么历史上一贯的老把戏。”〔30〕以农民起义的组织性而言，赤眉暴动就与陈涉、吴广不同，陈涉是无组织的揭竿而起，而“赤眉”实是带有组织性的标志。到黄巾起义，组织性就更加严密，“我们从那‘三十六方同日而起’的字句中，就可以想象到他们的组织观念。”从起义的口号和目标方面看，秦末陈涉等人起义的政治口号，除“反抗暴秦”以外，“组织政权这一念头，仿佛在当时农民脑海中并没有发生过若何憧憬，依然还希望‘善良’的大人物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至黄巾起义，已有“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唐代黄巢更有鲜明的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不仅当了皇帝，而且立国建元。宋代的王小波、李顺“已有农业均产主义的宣传”，可谓更进了一步。元代的农民暴动，如朱元璋们有民族革命的大旗，而明末的李自成与张献忠们，不仅有土地革命的宣传，并且还有吊民伐罪的行动。”至于近代的太平天国，“则将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同时并举，甚至在政治上还揭起国际主义的大旗。”而义和团，则是“农民战争中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了。”〔31〕应该说，薛书的上述认识，大体符合历史实际，但由于掺杂了一些主观因素，也难免有故意拔高和将单纯农民战争现代化的倾向，这在下面的叙述中看得更加明显。如说太平天国曾“采取断然手段，无情地没收了豪绅的土地，并把它加以公平的分配，也可以说它是彻底地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当时的经济政策亦是非常的适当，在最初它差不多染遍了共产主义的色彩。”到第二阶段，“这个革命政策——太平天国，便马上回过头来走上国家资本的道路。”又说太平天国的官吏都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没有什么卑鄙的贿赂和阴谋的篡夺，他们的‘德谟克拉西’的精神，一直到现在还是万丈光芒，而永垂不朽！”太平天国的国库制度，“亦是独开生面，与那些借合作主义以欺骗农民的政府，实有霄壤之别呢！”〔32〕所有这些，都使人感到，作者不是在写太平天国，而是在影射现实。
薛书还对辛亥革命以来的农民运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时的农民运动已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运动，由于新的阶级力量的出现，农民阶级已不是单独地进行没有前途的斗争了，“它是革命运动中的助力，任何一个阶级如果要取得政治上的胜利，而得不到农民的赞助，那么，他们所宣传的政治歌唱，实等于自己的葬曲。”〔33〕由于作者亲身参加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在北伐战争中，“因农民实行参加国民解放运动，遂成为革命主要势力之一，且农民曾在反对军阀斗争中，屡显其能，且曾屡次为此种斗争而牺牲其性命，此是为真有政治觉悟及愿效忠于国民政府之表示。”〔34〕他还对右派势力强加给农民运动的种种罪名，一一进行了清洗与辩解，不仅批评了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右倾态度，而且还以赞赏的口气多次引用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一文，这说明他对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看法与毛泽东基本是一致的。不过，对于后来的红军运动，作者却视之为“盲动主义”而予否定。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态度限制了对新事物的客观认识。
五、对于农民战争局限性及失败原因的分析
两书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大体是一致的，即历代农民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而农民自身并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蔡雪村说：“属于小有产之农民基于经济基础，天然不能形成一种强有力之阶级，尤其不能产生代表阶级利益集中性之领导组织，故其行动始终为一轰而起，一轰而散，且于每次斗争中，其领导分子之阶级背景又必中途转换，迨至战争终了，农民群众固然能获得暂时或相当之利益，但在他方面，反为新兴统治者所利用，得以乘机勃起。此种新兴政权依然循着前时代之路线迈进，依次恢复旧观。因之，由秦汉以迄清末叶，此一长期历史过程中，中国社会之发展仿佛成为循环式之规律，在农民战争推动之下，不断改朝换代，惟社会基本制度，却未因流血斗争而有所改革，自然其主要原因，乃为生产力未曾彻底演进所致。”〔35〕值得注意的是，两书在分析农民战争的局限性时，都提到了所谓“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政权”这一提法，最早见于拉狄克所著之《中国革命运动史》。该书认为汉初和明初在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政权是“农民政权”。并说：“农民之企图建设政权是中国史上的特点。当商业资本的初期，在欧洲除了古西的农民战争外，再找不出国家中有什么农民继续统治的国家，所以中国的农民运动有特别的原因，必要做极深刻的研究。这种历史问题的观察，对于我们是更有兴趣的，这个观察更能使我们注意到，现时中国重要问题之一，在一般的国家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否可以成为永久统治的政权。”〔36〕蔡雪村对拉狄克的这—观点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说：“这里，我们可以简捷了当地答复拉狄克，从原则（原则自然是历史经验的结晶）上来说，单独的纯粹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不是能否成为永久统治的问题，而是根本不能建立的问题。”又说：“‘农民政权’这件事，古今中外从来未曾出现过，而且根本就是不会出现的。由其经济地位的限制，农民群众本身不能有独立的政治作用，必须依赖另一个阶级，受另一个阶级的领导，才能完成历史进步的任务。”〔37〕汉代政权和明代政权建立的初期，虽都对农民实行了“让步政策”，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是“农民政权”。薛农山则认为，在农民战争进行的过程当中，虽然出现过短暂的政权形式，但“它不是为统治阶级打得个落花流水，而遭受悲惨的失败而外，便是为统治阶级的左翼分子所利用，以达到他们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目的。纵然在某种形势之下，农民们拿着了政权，但在商业资本的影响下，它必然要堕落到腐化的深渊，而与农民分离成为另一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38〕例如，元末农民起义中的朱元璋政权，虽然产生于“农民暴动的浪涛”之中，“但是，他建立政权的第二天，因为阶级利益的冲突，就与被压迫的农民分离了，并且还变成另一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39〕蔡、薛两书的看法虽略有不同，但都认为“农民政权”说不能成立。此外、蔡雪村还分析了导致农民起义失败的一些具体原因。他指出，农民起义失败，一方面固由于敌人强大，另方面，也因“暴动组织内部起了绝大的解体之故。”这表现在：第一，“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的领导权往往操纵之于农村的流氓手里”，他们随时“准备伺机出售暴动的利益”。〔40〕第二，暴动农民中二、三等领袖如朱温等，虽然出身草莽，“然随着地位的增高，财宝利禄的吸引，使他们自然而然地逐渐消失了农民意识。”〔41〕第三，“暴动的群众，本来可以说是乌合之众”，虽有一定组织。但谈不上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更缺乏持久性，所以胜利时容易“一哄而起”，失败时又容易“一哄而散”。〔42〕这些分析，虽然还不够深刻，但切中了农民的弱点，与同时代的那些只讲空洞理论的人相比，是前进了一步。
六、对两书的几点看法
两书不仅是用新观点和新方法写成的全面、系统研究农民战争史的著作，而且还初步建立了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体系，书中的许多重要观点都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所继承。如关于农民战争是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的提法，关于农民战争局限性及其失败原因提法，就为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所肯定。两书所建立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体系，它的某些理论观点，对建国后的史学研究有着明显的影响。例如，两书提出的“让步政策”问题、“农民政权”问题、不同时期农民战争的特点问题，都是建国后研究的热点，甚至它对农民战争的人为拔高以及使之现代化简单化的某些做法，也被50年代的一些人所重复着，至于农民战争是“改朝换代”的工具的看法，与80年代的一些人认为农民战争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修理工”的思想，亦不无相似之处。〔43〕
两书的缺点也是明显的。首先，两位作者都接受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并将其作为重要理论支柱来分析全国性农民战争形成的原因，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也与他们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宣言相矛盾。对于这一理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已经给予纠正。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44〕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将农民战争史研究引向了正确的轨道。其次，从方法上看，两书都带有明显的教条主义气息。这表现在不是从史实出发，而是从理论原则出发，首先在理论上作逻辑的展开论述，然后再寻找资料去证实早已得出的结论。这就使两书的内容显得不够丰满，资料基础薄弱。在分析每次农民战争时，讨论社会背景的部分过多，研究农民战争自身过程的部分较少。如蔡书的秦末农民大起义一章，写背景用去37页，写起义进程仅10页。赤眉铜马起义一章，背景达32页，起义过程只8页。而社会背景部分，概念化的、雷同的叙述较多，有特点的典型的材料极少，这与建国后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是无法相比的。重资料、轻理论，是30年代初期社会史论战各方的共同特点，看来两书的作者也未能摆脱这一时代的局限。
注释：
〔1〕该刊为《清议报》附刊，见《清议报全编》第16册。
〔2〕《孙中山选集》，第71页。
〔3〕《中国白话报》第16期。
〔4〕《民报》，第15期，1907年7月。
〔5〕弧臣：《历史上民众势力的歪泄》，《新生命》第3卷，第1期，1930年1月。
〔6〕蔡雪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第38页。
〔7〕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第1页。
〔8〕蔡雪村：前引书，第4页。
〔9〕薛农山：前引书，第229页。
〔10〕〔11〕蔡雪村：前引书，第1页、第31页。
〔12〕薛农山：前引书，第224页。
〔13〕见1929年出版的《中国革命运动史》，该书原为作者1926至1927年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讲稿。1933年三版时改名《中国历史之理论的分析》。
〔14〕当然，从书的内容上看，有大量的篇幅在谈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并以嘲讽的语气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进行了有意识的过多的指责。因此，蔡、薛两书应属于社会史论战的外围亦自不待言。
〔15〕蔡雪村：前引书，第22页。
〔16〕薛农山：前引书，第15—16页。
〔17〕〔18〕〔19〕〔20〕〔21〕蔡雪村：前引书，第211页、第722页、第3页、第9页。
〔22〕薛农山：前引书。
〔23〕〔24〕〔25〕蔡雪村：前引书，第2页，第2页、第94页。
〔26〕〔27〕〔28〕〔29〕〔30〕薛农山：前引书，第155—156页、第136页、第316页、第213页、第677—678页。
〔31〕〔32〕〔33〕〔34〕薛书第677—678页、第314一319页、第679页、策576页。
〔35〕〔37〕蔡书第2页、第94页。
〔36〕据蔡雪村书第504—505页转引。
〔38〕〔39〕〔40〕〔41〕〔42〕薛农山：前引书，第678—679页、第188页、第320页、第324页、第325页、第236页。
〔43〕薛农山：前引书，第236页。
〔4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586—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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