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及其价值观前提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前提论文,风险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期以来，核战争潜在的威胁、生态恶化的危险、不可遏止的人口爆炸、恐怖主义的兴起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为我们勾画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景象”。正如贝克所说，“工业社会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工业社会运行机制自20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已经呈现出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迹象。”（注：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一
事实上，一个社会越是迫切地关注未来和积极地塑造未来，风险观念就越普遍化。在现代社会，对未来如何是可能的、可信的和可能得到的说明，变得比对过去的说明更重要。因此，风险格外受世人关注。风险是与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紧密相连的，风险现象是一种属于未来世界的现象。更确切地说，它是面向未来的，是开放性的敞开。在这一点上，它跟命运是相对的。在传统社会，命运的意义通常被看成是预先决定的一种形式，在命运的安排的情形下，无所谓风险而言。“在一个离开过去，离开传统的行为方式，而将其自身面对一个问题式的未来的社会当中，风险的概念便成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8页。）。进而言之，在传统社会（人们觉得自己受自然灾害或“众神”惩罚的时期），风险概念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各种危险。而在现代社会，“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是与文明进程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紧密相连的”。在某种意义上讲，“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可能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有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注：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121页。）。可以说，工业社会的逻辑就是依此而建立的。工业社会的发展初衷是使一切都在控制之中，通过相应的制度、法律或规章使各种风险可以预测，从而使之化险为夷。保险制度的出现和成熟便是工业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
同时，风险本身也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工业社会发展早期，占主导地位的风险主要是“外部风险”，即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随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地增强，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这种风险越来越少。与此相应的是，“人造风险”大量出现。人造风险是由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在科学技术日臻完美的工业社会后期，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已初见端倪，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些风险越来越无法保险。“人造风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扩展，是早期工业社会理论家所无法预料到的。至此，我们由工业社会开始进入风险社会。这个世界看起来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
二
风险社会的来临，使各种“风险”问题日益突出。西方学者在阐述风险社会的根源时，主要是从两条路径进行的：知识论路向和实践论路向。所谓知识论路向是指科学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技术统治危机；实践论路向是指工业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的现代性危机。
1.知识论路向——科学的不确定性。
“人造风险”的大量出现是风险社会的重要标志。“人造风险”从根本上讲是由人类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从知识论上讲，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科学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在哲学史上，从古希腊至今，对确定性的认可和追求一直是西方思想的主脉。然而，在当今，这种确定性正面临着挑战：“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注：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科学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引起的。曾几何时，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和获得导致了较为积极的结果，即认为我们能够通过知识控制和改造世界。可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知识社会学告诉我们：知识是个开放的系统，如果获取的知识越多，那么，未知的和不可把握的领域就越广泛。科学知识在工业社会化解一些风险的同时，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风险，其影响更加无法预测，其后果更具有不确定性。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充满各种风险的社会里。从根本上讲，“不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变得比以前更不可预测，而是不可预测的根源变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许多不确定性正是由人类知识增长创造出来的”（注：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5页。）。
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还导致技术统治或专家系统统治出现了危机。技术统治的出现和鼎盛时期是在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内在发展机制将使人类社会可能行进到一切都必须按照科学技术专家所提出的原则来进行管理的技术统治时代，或者行进到直接由科学技术专家统治一切的专家政治时代”（注：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或者说，科学（知识）的政治化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统治逻辑的内核。进一步说，科学知识和权力成为同构的关系。“知识就是力量”时代进一步行进到“知识就是权力”时代。在这个时代，国家和集团的决策和行动无不以科学的推论为前提，因此，只有科学技术专家（专家系统）才具有对决策和具有风险的行为的解释权，同时拥有对严重危险和灾难存在与否的鉴别权和发言权。非专家系统内部的人只有通过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才能达到整个社会安全的平衡。当然，这种信任是以专家系统使用的专门知识的可靠性为基础的。问题是，在风险社会，科学的不确定性越来越被人们意识到，科学统治的基础——科学能够控制和把握未知事物已开始瓦解。科学怀疑的精神再一次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正是科学的进步为人类播撒了怀疑的种子”（注：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技术统治开始出现危机，甚至在专家系统内部，专家意见也常常出现分歧。对立的专家之间相互拆台或者挖墙角，技术统治危机进一步凸显。人们面对重大的风险时，开始无所适从，任何人都不是专家。尤其在风险社会全球化的形势下，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置身于专家系统之外，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核战争和生态灾难的危险了。
2.实践论路向——现代性危机。
从实践论上讲，风险社会是现代性危机深化的结果，是现代性制度成熟的结果。这里的现代性制度指的是工业现代化模式。工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风险概念本身所表达的企图控制不可预测的未来的努力成为不可能。正是工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使风险社会将逐渐代替工业社会。风险社会是自反性现代化的结果。所谓自反性现代化，是“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注：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10页。）。风险社会格局的产生，是“由于工业社会的自信（众人一心赞同进步或生态影响和危险的抽象化）主导着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和制度的思想和行动。风险社会不是政治争论中的可以选择或拒斥的选项。它出现在对其自身的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自主性现代化过程的延续中。最后暗中累积并产生威胁，对现代社会的根基产生异议并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注：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10页。）。风险社会可以说是现代化发展到其对立面的产物，是一种现代性向另一种现代性过渡的产物。现代性从工业社会时期到风险社会时期的过渡是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强制性的，它紧紧跟随在现代化的自主性动力之后，采用的是潜在副作用的模式。这种模式突出表现为生态危机及其危险性。工业现代化追求的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模式，生态危机的发生正是不受控制的经济增长的结果。工业现代化强调的是对自然的无偿占有和奴役。人类在战胜前工业社会的饥荒和瘟疫等外部风险的同时，各种新的风险（人为的大规模风险）开始出现。
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工业现代化的发展逻辑遭到质疑。有学者指出，“早期现代化理论把战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视为现代社会演进的普遍有效的目标，颇有问题。‘现代’并不能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在19世纪形成的，工业社会的实际达成，不等于现代化的达成。当今的社会状况表明，19世纪的社会构想已终结，现代与工业社会明显对立”（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5页。）。这便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实质。自反性现代化关心的就是“现代化尚在途中，而且可能报废”。值得一提的是，自反性现代化揭示的不是要终结现代化，而是要标识出社会现代化的新阶段，“我们目睹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始，也就是说，超越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的开始”（注：U.Beck，Risk Socie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2，p.10.）。
三
风险社会的出现的确与这两种路径有关。西方学者以社会学家冷静的眼光看到了风险社会的出现不仅仅是知识增长的问题，还是整个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工业社会的制度体系的问题。我们进一步看到，风险社会的出现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涉及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体系、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的复杂性问题。归根到底，风险社会凸显了当今人类的生存危机，这种危机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它是人们的生产方式以及生产方式背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失误造成的。准确地说，风险社会所凸显的生存危机是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价值观念出了问题。
1.价值观前提批判。
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人类越能理性地理解这个世界和人类自己，就越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未来。在这个逻辑的背后，启蒙思想家大胆地预设了一个前提：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可以把握宇宙间一切奥妙。人类只根据自己说明、理解自然的部分成功和干预、控制自然的部分胜利，就认为随着知识的进步，人类将能够控制整个自然和未来。这种人类认识能力无限性的预设外推就表现为：人之外的自然环境的承受力也是无限的。这种发展模式完全建立在一个不牢靠的、未经反思的前提预设之上。按照这种价值观预设，不但自然界的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是无限的，而且人类生产的发展和增长也是无限的。
“无数事实表明，这种对无限性的显性的或隐性的崇拜，乃是人类处于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幼稚性的确证”（注：俞吾金：《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当人类以工业文明的成果骄傲自居时，这种价值观预设的缺陷暴露无遗，最终显示出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生存危机由此产生。因此，“人类必须正视现实，大量的危机已经构成世界发展中遇到的一种‘危机综合症’，应该把这些危机作为一个整体采取互相协调的多种措施加以解决。这场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指引人类社会进步的若干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些基本观念在过去为人类进步铺平了道路，但也最终导致了目前的这种状况。目前，人类正处在转折点上，必须做出抉择，是沿着老路继续走下去，还是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如果人类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那么必须对若干旧的观念重新进行评价”（注：米萨诺维克、帕斯托尔：《人类处在转折点》，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因此，无限性思维模式需要纠正。我们需要树立极限意识，要知道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都是有限度的。可见，对这种无限性思维的价值观前提批判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必须的。
2.价值观的反思：风险意识的自觉。
发展的极限冲击着人类生存的底线，从而带来生存危机意识，这种意识突出地表现为风险意识。风险意识本质上是人的未来意识的真正觉醒。它使人的此在性不再仅仅取决于由“过去”已经完成了的状态所决定的预成论模式，而且同时取决于由“未来”的可能状态所引导来作出抉择的生成论模式。信息时代人类的存在方式，塑造了面向未来的致思取向和以此为基础的思维模式。“如果说在农业时代，由于生存空间的封闭，人们只能以自身为参照，从而面向过去；在工业时代，由于世界历史转变的实现，横向交往关系的开辟，使人们有可能寻求共时态的外在参照系，从而培养了面向现实的思维方式；那么，到了信息时代，唯有创造才能带来信息的增殖，它使人们必须把握并选择向未来敞开着的可能性”（注：殷庆威：《解析可持续发展观的哲学新思维》，《东方论坛》2001年第2期。）。未来研究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因为在时间的线性序列（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未来之维最重要，未来是对经验世界的否定，是人类生活的理想，又是人类生活不确定性的根源。因此，它赋予了人类新的发展能力的空间，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由此也决定了那种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和预警性反思的必要性。
风险意识的自觉与成熟是风险社会的重要标志。我们正处在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或者说，正处在从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型过程中。而且，这种转型正以全球规模悄悄地进行，因此，风险社会就意味着全球风险社会。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各种新的风险不断涌现，它们影响的范围更大，带有更强的不确定性，甚至直接威胁到人类整体的生存。在全球风险社会，“我们全都不由分说地卷入一场宏大的实验，这场实验是由我们自己进行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我们的控制”（注：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第76页。）。现代性全球化不仅是一个不断制造风险的过程，也是不断改变我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风险意识便是对风险社会的自觉与反思。我们越来越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在风险社会里，我们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具有反思性。全球风险社会自身比过去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具有反思性。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人类面临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从知识论路向上说，风险社会是人类知识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引起的更大不确定性造成的；从实践论路向上说，是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引起的现代性危机的后果。在社会学的视域中，这两种路向都是积极的探索。其实，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危机还是现代性的危机，都深深地刻画出了当今人类的生存危机。我们从哲学的角度看，人类的生存危机是人类生产实践背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出了问题：即表现为无限性的价值观预设。这种价值观预设强调，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扩展的，相应的认识能力的结果（知识）也是不断增长和进步的。因此，人类的认识范围越来越大，对确定性的追求愈来愈强烈。这种价值观预设继续外推就表现为不受限制、不可持续的发展观的出现。事实证明，风险社会不仅仅是技术操作失误的后果，更是人类的价值观念的错位所致。所以，在风险社会，要想规避风险，首先必须进行一场价值观念的意识变革，这种意识的变革突出表现为风险意识的自觉。风险意识的自觉既是对人类自己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反思，更是对人类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深刻检讨。这种反思和检讨是规避风险的第一步，也是关键性的一步。